瘦小的土拨鼠
写作思路:真情实感的表达,结合实际情况描写,正文: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往往是形容我国古代艺术文化、悠久历史的最佳词汇。一个线条,一个轮廓,一抹色彩,看似简简单单的几笔,画家却能够用远近呼应、以动衬静等手法将人物、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唯妙唯俏,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绘画的精髓所在!
从远古的陶瓷绘画,到魏晋的墓室彩绘砖,再到隋唐的壁画,个人感觉,相比较于西方油画的死板,我们中国美术讲究的是形散神聚,画家们举手投足之间一挥笔墨,就能表达自己对人物、事物的态度与看法——不论是一种巫术,还是讽刺官僚、表现民生疾苦,抑或是细致刻画某种动物等等。
通过这几次选修课,我觉得古代的画家不仅仅是画家,他们往往能够用笔墨批判现实或者是表达某种愿望或抱负,总之,绘画的目的已经远远超越了欣赏,我们能够从众多的绘画之中感受到它们所带来的内涵美、意境美,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欣赏、去研究的地方!
在美术鉴赏这门课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顾恺之大师。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顾恺之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精于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时人称之为三绝:画绝、文绝和痴绝。谢安深重之,以为苍生以来未之有。顾恺之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
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 “以形写神”等论点,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老师上课细心地讲述了洛神赋的故事,《洛神赋》是古代有名的诗人曹植用神话隐喻着失落了爱情的感伤的诗篇《洛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篇重要作品。
曹植所爱的女子甄氏,在他的父亲曹操的决定下,为他的哥哥曹丕夺去。甄氏在曹丕那里,没有得到稳固的爱情死得很惨,她死后,曹丕把甄氏遗留的玉镂金带枕给了曹植。
曹植在回归他自己的封地的路上经过洛水,夜晚梦见了甄氏来会他,悲痛之余作了一篇《感甄赋》,塑造了洛神的动人形象,也就是被他美化了情人的形象,甄氏的儿子曹睿将它改名为《洛神赋》。
恺之知识渊博而有才气,擅长诗赋、书法,尤其精通绘画。工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当时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他的画师法卫协而又有所变化,他的画有敷染容貌,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晕饰;
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的特点。史有以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精通画论,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对我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影响很大。
而在我国古代鼎盛的唐朝唐太宗时期,也不乏优秀的作品出现。比如在《步辇图》中,唐太宗被一群宫女所环绕、包围起来,并且就连座椅都是宫女们抬起来的,这些许表现了阎立本对当时唐太宗、当时整个唐朝的不满与讽刺;
但同时,从来使的衣着与恭敬地神情以及唐太宗面庞的丰润、目光深邃、神态威仪而不失和蔼也能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所在。可谓是既表现了对吐蕃的蔑视,又在表现唐太宗风貌的同时表达了自己对唐朝不敢与吐蕃对抗的看法和讽刺。
古代绘画给我留下无穷的回味,而当代大师的作品亦能展现出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
“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由,略通古今之变。”一代书画名家范曾用这二十四个字评价自己。
《鬼才范曾》封底上的那幅《钟馗雅趣图》,正是范老“鬼才”的一个集中表现。范老擅作写意人物泼墨人物,力追古代梁楷、法常诸人,笔墨浑厚,造型生动。
他继承了南宋梁楷以来简笔泼墨的手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人物作品之传神,固出于其才气之敏悟与博学好思之修养,至于其笔墨之能得其神,则应出于其锲而不舍的勤奋和努力。这幅《钟馗雅趣图》
笔法洗练、形象生动豪放。简单几笔构型有状,神采豪放,线条有样,生动鲜活。钟馗的坦胸开衫的简洁笔法将健硕洒脱的形象描绘得入木三分。卧蚕双眉,红脸多髯,使钟馗的戾气渐隐,英气伶伶俐俐的流露出一点点,不可谓不惟妙惟肖。颈肩与手部的'洗练线条使人物更具质感,跃然纸上。
用墨有方,浓淡变化得体,则墨色活泼精神,有光彩,妙趣横生。前人论画谓“气韵生动”,常以用墨佳劣为主要衡量标准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一幅画是否达到“气韵生动”,还包括画体的内在精神刻画,作者情感的传递,以及用笔能否恰如其分地再现主客体的谐调一致。所有这些最终还是要靠墨色的变幻来体现的。
这幅《钟馗雅趣图》用墨也是十分精巧。墨色丰富,“墨分五色”既有变化又有统一。钟馗的衣衫以浅淡与中度墨色为主,将白衫的褶皱与光影差别以不同于西方素描的写意手法行云流水般的表现出来。
而浓密的髯发更是展现出范老用墨的不俗功底,纠结浓密却不凌乱,恣意张扬却不繁杂,渐变与层次感以一种特有的手法显露,下笔犹如闲庭信步一气呵成。最可赏的便是范老整个人物的笔触与构图,人物有骨有肉,多利丰筋,形象饱满。
构思精巧,构图简洁爽利,人物神态传神,别有妙趣。范老多画钟馗,这幅却备受瞩目,这和此幅钟馗的“与众不同”大有干系,是范老的“鬼气”赋予了此画别样的感受。范老打破传统,一改钟馗凶神恶煞的民间形象,以雅趣为旨,将钟馗塑造成一位气质介于文人与武将之间的另类,使人顿感新意。
而右肩上的小鬼不再抱头鼠窜而是站在肩头搔弄。旧往打鬼擒妖的鬼判官钟馗,在画中以这些情态出现,诧异者有之,不解者有之,无奈者有之,最终却化作一笑,独品出另一味道。这种超脱出传统拘泥的作品,不愧为鬼才的画作。
其实,个人认为,我觉得中国绘画是最能彰显我国文化特色的历史产物,我国拥有着五千年的深厚底蕴,这不仅仅包括历史,更囊括着我国五千年来的文化积淀。
面对文化,我们要有一种使命感,维护我国文化积淀、传承我国文化瑰宝;面对艺术,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发现生活之美、感受来自于艺术的强大力量;面对美术,我们要有一个欣赏的思想,发现生活的不同、感受来自美术的无限魅力。
fionazhang77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关键还是自己的感觉……好鞋靠走,好马靠溜还是自己写来的实在……千回路转,柳暗花明不妨在思考之前多放松放松……抽只520你说你不好好写让大家情何以堪……以后怎么收作业啊!!真是的
沉默的苏克
内容提要:本文从敦煌民间词所包纳的宽阔纷繁的现实场面,各不同社会阶层人士的生活境遇、行为方式、大量的爱情描写以及及时记事等四个方面,论述其有关题材范围和主要表现内容。并分析由其混沌多元状态的美学理想导致的主体自觉意识的缺乏,处于不成熟低级层面上的多样化面貌,与缘调切题、铺叙排比的制作方法等三点上显示出的艺术特征。据以总结这种新兴音乐文学样式——曲子词萌生初发阶段的文化功用多元取向与实验、创新性质。《论敦煌词的创作特征与艺术本质》考察曲子词这种新兴音乐文学样式的发展历程,如果认为以晚唐温庭筠、韦庄为鼻祖的花间词标志着它的臻达成熟,那么,自隋唐之际的六世纪末叶、七世纪初而直到中唐文宗开成末(840)的约250年间,便属于其始生萌芽阶段。这里主要由民间词与文士词两部分组成,无论质朴率拙、散透出真实生活气息,或清便宛转、多存声诗情韵,都共同显露了奇葩才芳的异常丰采,尽管还轻浅,但是已征兆着那未来的无限辉煌。关于文士词因另有专文论述,[①]故此处只涉及民间词。一所谓民间词,系指敦煌写本曲子词,卷中标明的具体抄录时间,最早在北魏太安四年(458),下则于宋至道元年(995);而大体可以考定的制作年代,以后晋开运朝(944—946)的三首〔望江南〕“敦煌郡”、“龙沙塞”、“边塞苦”为最晚出,不过,基于它们绝大多数作成在盛唐时期,其次是中唐(参见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所以并不违背前面的界划。另一方面,抄卷署词作者姓名的仅有温庭筠、欧阳炯等四家六首,其余皆无题名,作者来源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行业:“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和希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而主要属于下层人士,也契合广泛的民间性。当然,上述两端只是外在表象问题,那根本的,在于敦煌词文化功用的多元取向和不规范化的原生态形式,正典型体现着曲子词初生萌发阶段特见的新创、实验、探索性质。下面将就其题材范围、表现内容与艺术手法等进行论析。顺便说明的是,这里所依据的敦煌词集,为最早,也最重要的抄卷《云谣集杂曲子》(伯2838、斯1441),以及周永先《敦煌词缀》、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和任二北《敦煌曲校录》;至于任二北后再汇辑《敦煌歌辞总编》,洋洋一千二百余首,举凡写本曲子,乃至属托于曲调、能发声歌唱的写本歌辞,诸如大曲、俗曲、佛曲、小调等等,莫不兼收并蓄、包罗无遗,但由于它们过为泛滥,已超轶狭义写本曲子词的范畴,故置而不从。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敦煌词所包纳的宽阔纷繁的现实场面,与后来成熟期的花间、南唐词传统相较,王重民称“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更将之条分娄析,归纳为疾苦、怨思、别离、旅客、感慨、隐逸、爱情等二十种,诚堪谓大观。但是,考虑到文学作品自身内涵的多元指向与复杂性,有些词实际上备载多方面包容,并非仅只单纯的一端,如果过分琐细地区划域轸,难免滋生削足适履、顾此失彼之弊,故而此文参照相关词作的主体取向,大略分类以统括概言之。对边塞生活的广泛描写,是敦煌曲子词的一大特色。由于迫近玉门关,唐代敦煌向为西北边防重镇,大批驻守军队,常与西域诸族发生战事;另一方面,这儿又是沟连中西亚的交通要冲,胡汉商贾云集,中西文化共存交融:以上诸般一并反射到曲子词创作中,自然会形成特定的地域风貌。如《云谣集杂曲子》的开篇之作〔风归云〕《闺怨》二首,所写相思离情是产生在那种具体背景上,有着不同于后来花间传统的意义,因闺中思妇而及长年塞上远征的戍卒,即便待得他荣耀归来,恐怕也是韶华老去、相顾憔悴不堪了。它们反复缠绵,切挚悲苦,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当时战伐频仍不休,乃至严重影响人民正常生活的沉重社会问题,其包容范围自然超迈泛泛习见的男女怨别伤离了。而〔生查子〕“三尺龙泉剑”、〔定风波〕“攻书学剑能几何”、“征战偻啰未足多”等篇着重抒写驰逐疆场以建树功业的热情与信心,气概豪迈宏阔,充溢着强烈的尚武精神,与盛唐边塞诗虽有文野精陋之异,然同样体达出大唐帝国蓬勃飞扬、四海一家的辉煌时代消息,制作年代似应相去不远。若考察词中主人公身份,则前篇是位挟怀利器、武艺高强而威猛善战的将军;后者设为问答,显然是联章体,“儒士”凭智谋策计来安邦平定天下,那斩将夺关的勇力便输一筹了——这正反映出一般文人渴望功名富贵的普遍心态。又如〔赞普子〕“本是蕃家将”,记叙吐蕃将领归降李唐王朝的历史事件,虽本意在炫耀中原天国之强盛威赫,但客观上也可见各民族的和解睦融;且主要篇幅是刻画西北游牧民族的独特习俗与生活场景,颇具异域色彩。《旧唐书•吐蕃传》云:“强雄曰选,丈夫曰普,号君长曰赞普”,当知是吐蕃语了。其次,是关于爱情的描写,这本属曲子词的传统本色题材,故在此际的敦煌词里也占有相当份量,而且它突破单纯闺怨离别的狭隘范围,表现了多方面的生活内容,显示出其丰富性及作者对这份人类特定情感的深刻理解。如〔拜新月〕“荡子他州去”,除去娓娓描述思妇对远行丈夫的绵绵眷念外,还有对他在外迷花恋柳不忠实行为的怨恨,但是女子只能“自嗟薄命”,最终还期待再相聚而“誓不辜伊”。全词细腻委曲,毕见她的坚贞和软弱,却正缘因没有社会地位、一切都取决于男方喜怒的不幸命运。所以〔抛球乐〕就直面写出被负心抛弃的一位痴情女子的怨悔,相对而言,她比较清醒冷静: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姊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与他。□□仔细思量著,淡簿知闻解好么?结句“淡薄知闻”语该包纳了多少惨痛教训与人生遗憾!或说这是一倡女,不过丝毫未影响词的实质——对真正爱情的渴望追求。那么,〔望江南〕“莫攀我”便代表着这些苦难女性的呼喊,从激愤的反问迸发的心声,一种肯定获取幸福生活权利和恢复自我价值的强烈意愿。上举诸作多角度地揭示封建时代男女不平等的现实,以及社会给女子造成的伤害。后来《花间集》里亦偶存相类之制,如牛峤〔望江怨〕“东风急”、尹鹗〔菩萨蛮〕“陇云暗合秋天白”等,却是借把玩遣兴眼光发为悬想,缺乏痛切地同情怜惜心,那原来的严肃含义便淡化、消释了。其他再如〔菩萨蛮〕“清明节近千山绿”,却又充溢着轻快明媚气氛,是青年男女爱情生活中的喜剧小镜头,折射出唐代社会风习的开放性,容许异性间比较自由地交往,不像宋以后的礼法束缚日趋严苛。而〔别仙子〕“此时模样”通过男子口吻抒写秋天夜月对远方恋人的怀想,这在同类题材敦煌词中是不多见的,它绵挚深沉,曲曲倾诉衷肠,特见真诚。与之形成艺术对比巨大反差的是〔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它率直奔放,通体燃烧着火样的热烈激情,一如千仞高巅泻落的滔滔大河,往而不复,毫无顾忌,“之死靡矢它”!说词者每将其共汉乐府《上邪》、明俗曲《挂枝儿》“要分离”并论,认为充分展现民间作品的当行本色。至若俞平伯称:“这篇叠用许多人世断不可能的事作为比喻”,但山盟海誓皆属“反说,虽发尽千般愿,毕竟负了心,却是不曾说破”(《唐宋词选释》上卷),可备一家言。然而倘如无其他佐证,仅从词作自身考察,似难品出最终“负了心”,故作顿挫之笔的言外意旨。再者,敦煌词还有许多篇什以各种不同阶层人士的各种不同生活内容、行为方式为表现题材,显示出广阔的现实人生视野,由之拥载着丰富深沉的社会意义。如古代交通不便、关山阻隔,无论外出谋生求学归来不易,即或通达平安信息也很困难,所以游子们羁旅天涯的乡思客愁便积郁得格外浓挚,而〔西江月〕“浩渺天涯无际”与〔鹊踏枝〕“独坐更深人寂寂”,或就物景描摹牵引出心思,情景交融互会到以情结景;或是往复呜咽,通篇直抒情愫竟不作一景语,其间的真实感受却并无二致,至若〔临江仙〕“岸阔临江底见沙”,在“莺啼燕语撩乱,争忍不思家”的同样叹喟里,又特地注入“如今时世已参差”的现实因素,最后则归宿为退遁林泉“沉醉卧烟霞”;那么,推想其身份当属失意宦游的士人,而非一般下层民众了。有关这层意思,〔浣溪沙〕“卷却诗书上钓船”表述得更加直白坦露,它斥责朝政腐败,“时世掩良贤”,只得采取与专制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并于另外三首同调之作“浪打轻船雨打蓬”、“云掩茅亭书满床”、“山后开园种药葵”中,模写高隐之士超脱世俗名利羁绊的淡泊襟怀和随缘自适的田园江湖乐趣,凡此与士大夫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究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出处进退观念都是一脉相承。又如〔杨柳枝〕由时光流逝而体达到人生倏忽的哲理,浸透着悲凉的生命意识:春去春来春复春,寒暑来频。月生月尽月还新,又被老催人。只见庭前千岁月,长在长存,不见堂上百年人,尽总化徽尘。它实质上类同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述而》)正是人类缘因社会文明进展到一定高度、自我存在有自觉觉醒时的必然发现;那“只见庭前”云云,更深深契合“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与“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把酒问月》)的感悟、思考。可以说,对人生本体意义的探索,隋唐一代的诗、词,其旨趣原是相通的。联章组词〔长相思〕以“作客在江西”领起,分述不同阶层人士“富不归”、“贫不归”、“死不归”的各种境遇,作者似乎已饱阅沧桑,老于世故,故能保持一份冷静客观的笔调,其实细味字里行间,仍不失悲天悯人的底蕴,尤其是他关注在人间群体的百态,不再凭以个体的自我作表现中心,应给予特别注意。最后,是敦煌曲子词的即时、记实性质,直接以时事入调,强调现实功用。这种精神在文人词里一度中断,待到了苏轼,特别是北南宋之交的大变乱时代才又有所恢复,及至南宋而继续强化,形成为一种传统,反过来并影响、改变着词为艳科小道,归旨于遣兴娱宾的另一种主导性传统,推原究始,则是敦煌词已作滥觞了。如〔菩萨蛮〕“千年风争雄异”和〔酒泉子〕“每见惶惶”,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引《晚唐书•昭宗纪》,说是为“乾宁四年(897)春正月丁丑朔,车驾在华州”避难外逃之事制作,另据尉迟屋《中朝故事》云:“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与朝臣有隙,将欲构难,干犯神京,上(昭宗)乃倾动,欲幸太原,行止渭北华州,韩建迎归郡中。”可知二词以叙述笔法表现了晚唐藩镇的又一次祸乱,唯质拙直率,其史料文献价值要高于文学的审美价值。又如颂扬敦煌地方首领抵御异族侵掠、安抚各族民众而尽忠唐王室、建立功业的〔望江南〕“曹公德”、“敦煌郡”,一般认为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时代事,造语亦不求华藻,然意真字实。像这类性质的词篇还有不少,都并不局囿在个人的得失悲欢,而紧密结合重大社会事件,充满着强烈的现实干预意识,成为敦煌民间词的一种突出创作特色,与《诗•国风》、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可谓息息相通。二以上注目于大略要端,分从四个方面概述了敦煌写本曲子词所涉及的题材范围、表达内容,其余琐屑者便不必一一胪列。下面再进而论析敦煌词呈现的形式特点、审美取向,就其纷繁的创作现象中归纳、总结它含蕴的艺术实质。首先明显感觉到的,是诗歌传统的重大影响与自我美学理想的混沌多元状态,或者说是缺乏自觉的主体意识,这些正缘由曲子词萌生初发期的不成熟特殊历史阶段和它的民间文学性质所决定。因为作为一种刚刚出现的新兴音乐文学样式,还不可能即刻找寻到一套适应自己需要的表现类型、方法,在其不断探索改进、以期逐渐走向完善的漫长历程中,固然会总结新的经验、发现并发展新的规范,但时时回顾传统,主动或被动地借鉴、汲取它的营养,特别是相近艺术种类、而又渊源悠远的诗歌,便成为必然的举措。敦煌词主要属于民间制作,作者成员来自社会各个不同阶层、行业,当更易于就一己的耳闻目睹身历事即兴发作咏唱,借助此等流行载体以抒写、传现心声,记叙生活的情貌形态,也契合一般的诗化本质。所以,它的题材内容载具了颇为广泛的人生意义和丰厚的现实性,殊异于后来的文士词——自花间派开启的专力在男女恋情别思的个体心态描摹、指往狭深精细的新的艳科娱人传统,因为敦煌词基本上依然接受着诗的娱己传统。当然,内容与形式原来就是一对互为表里、相互依存而双向制约并进的有机存在物,具体的题材内容必然会选择而且反作用于最适宜其表达的艺术手法;正如上所言,处于原生的不稳定态势中的敦煌词,也很自然地要接受其他文学样式。首先是诗歌传统创作经验和审美情趣的影响。不过,这个传统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即如民间作品而论,缪远古老的十五国风与汉乐府姑置而不言,便是年代距之较为晚近的南北朝民歌也是春华秋月,风貌迥然各异的;另一方面,词作者社会身份的不同,决定了其生存环境、经历、文化素养及艺术偏嗜、水准的差别,当亦不言自明。凡此之类,折射、体达到词上,或趋向雅致清丽,或流于鄙俗不文,恰如王国维评〔天仙子〕诸篇所说:“情词宛转深刻,不让温飞卿、韦端己,当是文人之笔;其余诸章,语颇质里,殆皆当时歌唱脚本也”(《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二者,是敦煌曲子词原生混沌态的美学理想使其多样化的艺术风格面貌,处在不成熟期的低级层面上,这与后来自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前期和南宋后期鼎盛、深化阶段,词家们自觉地求新创变,打破传统模式而致力于审美的多元取向,显然是有着本质性区分;然而从另一种角度审视,这种低级状态却又拥具了整体上的一致,是为主体风貌、主导倾向的统一化下所包纳的多样,诚如清朱孝臧所概括的:“其为词朴拙可喜,洵倚声椎轮大辂”(《疆村丛书:云谣集杂曲子跋》)。当然,相当数量的敦煌词,限于民间作者的文化素养,艺术水准低下,显得鄙俗粗陋,读来几不终篇,实无可取;但其中的精萃之制,确是质重简咸,明快清新,充溢着特别的初发生命力和天然浑成之致,其境界为文士词藉功力取胜者所不能到。如〔望江南〕: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如〔浣溪沙〕:一阵风来吹黑云,船中撩乱满江津。浩瀚洪波长水面,浪如银。即问长江来往客,东西南北几时分?一过教人肠欲断,况行人。前者模写女子深夜不得成寐、对月怀想恋人的情景,通体纯出以口语,袒露衷曲无遗;虽不做一毫修饰、不假一丝喻托,却自真挚切实。尤其是结拍两句祝愿,新颖奇妙,而又入情入理,将她那怨、恩、怜、憾的诸般纷乱心绪生动描画出来——实际上一切归源于爱!故于率直发透间,复饶深蕴缠绵情味。后者则写大江上风劲云走、波起浪涌而津头乱舟浮摇之状,运用上下黑白色泽的对映比衬,去突出特定物象“船”的动荡感,由之制造某种惶急不安的气氛,引牵出下阕的问语,最终方才结尾处点明风涛险恶,教“行人”恐惧忧虑的题旨。它先景而后事、情,通篇贯注连接以因果推比,承转自然,似乎毫不费力,其清浅流畅、随口吟出,极具民谣船歌风味,并让人联想到李白《横江词》:“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扬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的意象境界,浓重感受到相互间的类通处。三者,是缘调切题的制作方式和铺叙排比的表现手法,因为敦煌曲子词属于这种音乐文学样式初创阶段的产物,民间作者探索、尝试着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结合,还是比较拘谨的,难以完全放手,随心适意地处理两者间的协调关系。所以,一般而言,值创调之后,其曲调名便当然地具备对内容的规定、指向作用,使词中描写、反映的情景事物契合调名的本来意义——在这里,调名兼有乐曲与题目的双重性,如同诗歌的题目一样。如〔别仙子〕咏离别愁怨、〔赞浦子〕咏蕃将、〔天仙子〕咏女子憎爱分明思、〔破阵子〕咏从军壮志、〔内空娇〕咏美女形态容貌、〔献忠(表)心〕咏翊载皇室、〔酒泉子〕咏边塞战事、〔谒金门〕咏隐士出山朝帝、〔定风波〕咏平息战乱安定天下,等等不一而足,正显示了词调初行时的特别普遍现象。类似风气延续及晚唐西蜀的《花间集》,缘由年代相距未远,故而仍得流传维持,虽然势头已曾次减弱;待到了宋,古风顿失,曲调名与词中所叙写者大率无涉,它除却标志声律音乐的固有规范外,不再拥具其他意义,而词家往往于调名下另出题目,来说明此篇的旨趣内容。这种演变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曲子词的发展、丰富而趋于成熟的历程。另一方面,则是和后来文士词专注在心绪意态的抒发、偏重内向深层的创作主流不同,敦煌词多为缘事生发,故每假以情因事出或情隐事间的结构命思,又由其事常属为现实生活、社会人生的习经历见者,一旦通过铺叙排比的手法表现出来,也就觉得亲切生动,别显新鲜活泼。如〔南歌子〕二首:斜倚朱帘立,情事共谁亲?分明面上指痕新!罗带同心谁绾?甚人踏破裙?蝉鬓因何乱?金钗为甚分?红妆垂泪忆何君?分明殿前实说,莫沉吟!自从君去后,无心恋别人,梦中面上指痕新。罗带同心自绾,被狲儿踏破裙。蝉鬓朱帘乱,金钗旧殿分。红妆垂泪哭郎君。信是南山松柏,无心恋别人!这是联章体,特用对话的形式出之,配合紧密而一一仔细铺陈,推究其原来或许存在着某种故事背景,是以词中明显表示出具体的情节性内容,只不过现在已经无从考察指明了。倘若仅就眼前的词句看,上一首男方咄咄气势逼人,必欲盘根察底;后一首女子委宛诉述,言挚情切,二人的神态举止皆历历可以揣摩见,极像一幅形象逼真的画卷、一场活动紧凑的独幕剧,“设为男女两方相互问答,这是民歌的一种形式,源流都很长远。词的初起,有多样不同的风格”[②]。有人据〔南歌子〕的形式特征推测说:“此二词当时可能入歌舞戏,入陆参军,入俗讲,佐以说白,或其他辞体,以供讲唱”[③],实在很有见地,又如〔鹊踏枝〕:叵耐灵鹊多瞒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愿他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此篇主旨在描叙闺中思妇怨别念远的情怀,但却不作一正面摹写抒发语,也不去刻画其心境形态,而别从灵鹊报喜的古老民间传说立意,通过上下阕的女主角与鹊儿话语间接展示出来,构想、手法新颖奇特,妙趣忽生天外。它已不再只限于简单的拟人化,而颇见故事意味,即景促发,笔致流动,用了质实朴直的口语俗语,洋溢着浓郁真切的日常生活气息。至于〔鱼歌子〕《月》:“绣帘前,美人睡,庭前子频频吠。雅奴白:玉郎至,扶下骅骝沉醉。帏出屏韩,整云髻,莺啼湿尽相思泪共别人,好说我不是,你莫辜天负地”,写男子的浮薄轻狂和女子的抱怨责备,言外以见她的真挚情意,却是借助一个细节式生活小场面体现,这种模式对后来的文士词有所影响,如花间派的张泼、欧阳炯都有类近的仿效之制,只不过更为精整绮华罢了。另外,本篇的语言风格颇不一致,结拍是民间作品的当行本色,但“莺啼湿尽相思泪”却十分风雅,真可置之花间、南唐词语里,并无愧色,就总体言,它在敦煌词中显得较工丽,或许是经过了文士的润饰。最后,还必须顺便说明的,是唐圭璋曾归纳敦煌词的写作特点为七条:“一、有衬字,二、有和声,三、有双调,四、字数不定,五、平仄不拘,六、叶韵不定,七“咏题名”(《敦煌词校释》),后来吴熊和在此基础上更为参酌取舍,重又提出六条之说:“一、有衬字,二、字数不定,三、平仄不拘,四、叶韵不定,五、咏调名本意者多,六、曲体曲式丰富多样”,并且总结说:“敦煌词所表现的初期词体的特点,从上述六个方面大体可以看出。唐时词体初兴,为了寻求声辞相配合的合适方式与建立词体的格律,不可或缺地有个试验和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为时且并不短暂。初期词在字数、句法、叶韵这些方面还相当自由,甚至显得粗糙,不如后来的精密和整齐,但这却是词体发展的必经之途”[④]所论颇为详明精当,若与晚唐五代以后进展到成熟阶段的规范化了的曲子词相参较比照,便能够认识得更加清晰。不过,这里所论列的,除却“咏题名”、“咏调名本意者多”一条以外,大都偏重于从体式、格律、韵调等纯形式角度着眼,似当属外在的量化把握方式了,容易作出较精确切凿的“实性”判断;若结合前文所论述的有关表现内容,题材范围,以及艺术手法、审美意趣等内在质类的观照途径,尝试为趋向宽泛灵活的“虚性”感受,那么,最后的总体结论,就有可能更为深刻全面。注释:①乔力《诗之余:论中唐文士词的文化品位与审美特征》,见《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②俞平伯《唐宋词选释》,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版。③张璋、黄番《全唐五代词》,卷七《敦煌词》第8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④《唐宋词通论》,参见第169—17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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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民间音乐的特点 1.乡土性 所谓乡土性,也叫地方性或地区性。中国地区广阔,面积靠近于整个欧洲(中国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欧洲面积为1016万平方公里)。在地形上,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和盆地;在气侯上,有四序明显的温带,终年常绿的****带,最南部尚有热带;在经济生产体例上,有工、农、林、牧、渔平分歧种 类。因此,在大民族、大文化的协同性之下,各地域的地理天气、自然生产条件、社会变迁、文化古代、方言语音等等,都有分歧的特色。人们的生存体例、习性风俗、性格气质以及审美情趣也各有分别。并且,这种特色和分别的水平、与交通发达的状况、对外调换的频率成反比:交通越发达,对外调换越多,地区性特性每每 越隐约;反之,交通越阻塞,与外界的往来越少,地区性特性每每越明晰。因此,那些处在穷乡僻壤、交通麻烦的山村里的民间音乐,其地区性特性的突出,每每足以使初来乍到的外乡人无法接纳、无法明白。而这一点,正是在过于关闭的处境下所发生的音乐难以向外宣扬的因为地址。 2.即兴性 我公民间音乐的基础宣扬体例是口授心授。老歌手、老艺人或师傅在传艺时依靠演唱演奏,新歌手、年青艺人或徒弟在学艺时依靠听觉和印象,基础上不 采取书面曲谱的传承体例。这一方面使我国的民间音乐至今没有美满的记谱要领,另一方面,又使总共优异的歌手、艺人偶然机在连续下来的民间音乐中发挥本领,对民间音乐实行加工改编。民间音乐的成就是千百年来人民团体聪明的结晶。口耳相传的传承体例,造成了民间音乐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为团体加工提供了条件; 而继续的团体加工,又使世代散布的民间音乐日臻完好。如斯成长下来,民间音乐在演唱、演奏中的即兴发挥,就成了验证歌手、艺人工诣的准绳。在各民族、各地域村庄的对歌运动中,得胜者是那些善于将学来的曲调和唱词作临场发挥的歌手。在江南丝竹的合奏中,稳固的乐谱只是基础框架,每遍演奏各不相似,要靠乐手们 在永久实践中所练就的即兴发挥才能来实行现场加工。为了协作理解,乐手们总结出诸如你繁我简、你动我静、你断我连、你高我低等一套合营要领。昔时老戏迷或票友(业余戏曲演员)进戏园子,时常不是去“看”戏,而是去“听”戏。他们在台下闭着眼睛也能听得兴致勃勃,摇头晃脑。戏台上搬演的故事他们很熟识,唱段的词、曲他们也实在能背诵。他们是来听名角儿的即兴转变的。当演员在某一处没有根据老例演唱,而是做了现场发挥,而且这发挥更有利于体现剧中人物的性格和 故事宜节的起色时,他们就会喝采。 3.散布变异性 民间音乐口授心授式的宣扬体例,以及乡土性、即兴性的特点,导致了它在散布经过中的变异性。这变异大概有以下几类: ① 地区性变异 一支民间曲调在异地散布时,会因唱词方音的转变而导致旋律的转变。也会因各地人民性格特性的分歧而产生曲调心理上的转变。前文所例举的江南与河北两地的《孟姜女》(例1),现实了包括了这两方面的转变。再请看统一首《绣腰包》在山西中部和陕西北部的流变: 这两首《绣腰包》从歌词到曲调基础一概,只是是几处细小的差异,却体现出了二者心理上的分歧:山西的《绣腰包》明朗、俊俏,带有高兴之情;陕北 的《绣腰包》淳朴、抑塞,表露出凄惨之感。再加上山西《绣腰包》的演唱者运用的是通亮甜蜜的音色,陕北《绣腰包》的演唱者运用的是沙哑、涩滞的音色,更凸现了二者的比拟。在唱到陕北《绣腰包》的第2、4、6、8末节时,沙哑的音色与下行旋律的连合,造成了如泣如诉的成就。 ② 心情渲染性变异 一些对照简略的、平铺直叙式的、在心情表达上属于中性的曲调(如例6),在散布经过中经加工改编后,具有了明晰而精致的心情偏向(例7)。前者曲调质朴、平直,后者曲调火爆、热情,把一个密斯去看戏前的振奋感表达得维妙维肖: ③ 体现成效拓宽性变异 民间音乐有一曲多用的古代。体现某种题材内容的曲调,换上其他内容的唱词,并在曲调上加以修改以合适新的内容,这是民间音乐惯用的创作体例。比 如民歌中有些曲调原是叙述民间传说中的愁苦内容的(如例1《孟姜女》),自后用作体现恋爱(《送情郎》)或演义小说中的英豪人物(《三国叹十声》);统一 首时调小曲,《叠断桥》既可体现女子相思与哀怨的缱绻(《穿心调》),又可体现新娘上花轿时的高兴(《花轿到门前》),或歌颂四序生产劳动的繁忙(《四序歌》);等等。戏曲、曲艺音乐中的一些曲牌或音调,中速时安稳流利,慢速时徐缓抒怀,快速时天真热情或紧急猛烈。固然,这些曲调除了作速率上的转变外,旋 律的繁简也有所增删,曲调的线条也要作相应改动。 ④ 文体间相互交织、渗入的变异 有些民间小调接收了曲艺音乐的体现手腕,增强了叙述故事、展开情节的体现成效;有些曲艺音乐接收了戏曲音乐的体现手腕,扩大了体现戏剧性争辩和 紧急猛烈心理的才能;有些民间器乐,从曲方针情节到乐曲的机关,都受到戏曲的剧烈影响;有些器乐或声乐,在演奏、演唱时相互接收润腔体例,拓宽了体现手腕和体现范畴。如斯等等。 总之,民间音乐在散布经过中的变异,是其成长、丰裕的办法,这特点使民间音乐生息不断,布满活力。 4.人民性 从《诗经》的《国风》开始,民间音乐就体现出了与统治阶层分歧的、平凡老公民的喜怒哀乐,如对劳动的颂扬,对为富不仁者的怨恨和讥笑,对官府黑 暗统治的担心宁反抗,对困苦人厄运遭遇的怜悯,对单纯恋爱的赞美,以及对美丽生存的向往,等等。由于民间音乐的内容时常与封建统治的要求分歧拍,史册上不少天子曾下令不准。比方元代武宗至大年间禁唱《货郎》,明太祖禁过歌舞,清代康熙、同治、道光禁唱秧歌、莲花落,等等。在天子的禁令眼前,老公民并不示 弱。一首陕北民歌颂道:“天上大星管小星,地上抚台管军门,只有知府管知县,哪个管得唱歌人。”(何其芳编《陕北民歌选》)另一首福建民歌颂道:“新官上 办事头多,不管赋税管山歌,若使山歌禁得了,文武秀才会断科。”此中体现出的对官府、对文人的的轻视,以及对劳感人民本领的自信和高慢,给人以极大的震撼。 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以及统治者继续的禁令和改革,民间音乐中的反抗性和其他主动因素在分歧地域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分别。平常来说,这种主动因素村庄大于城镇,边远地域大于腹地,很少在多数市演出的文体、品种大于时常在多数市演出的文体、品种。 5.多成效性 专业音乐的成效是他娱的,在舞台上为听众演出。民间音乐则具有多成效性。它可以是自娱的,在愁苦之至或高兴之极时,唱上一曲以宣泄剧烈的情感; 它也大概是他娱的,在众人眼前炫耀自己控制音乐的才能,得到他人的赞赏和恋慕;它可以作为传送青年男女间情感的前言,也可以用于红白喜讯的仪式;它可以是团体劳动时的组织、指挥者,也可以是教授生产、生存知识的办法;它可以在不识字的劳感人民中间充任纪录年华变迁的史书,又可以作为宣扬民族英豪光泽业绩的 教本;它可以是儿童的游戏,也但是尊长或首领对大家煽惑、招呼;等等。民间音乐的多成效性,使之与人民生存的各个侧面息息关系,密弗成分,成为民间的百科全书。 民歌的代价 一、民歌具有人文切磋代价 民歌是民族音乐的重要文体之一,它直接反应一个民族的史册、社会、劳动、风土情面、恋爱婚姻、平常生存;是人民生存的热心同伙,劳动中的助手,社会斗争中的武器,调换心情、宣扬知识、娱乐游玩的用具。也是理解一个民族的史册、社会、俗例习惯的名贵资料,具有人文切磋代价。 二、民歌是民族音乐根基 在我国音乐文化成长的史册上,古代音乐的五大类是相互影响、相互丰裕的。此中民歌最早形成,在其他古代音乐文体的形成和成长上,民歌起着主动作用,很多歌舞、曲艺、戏曲和民族器乐的品种是直接或间接在民歌根基上发 展起来的。如各地的“花灯”歌舞、“花灯戏”、“花鼓戏”;牌子曲类、琴书类、杂曲类中的大局部品种;“河北吹歌”等乐种以及很多民族器乐曲牌,如《打扮台》、《剪剪花》等均由民间歌曲成长移植或改编而来。民歌对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也有主动影响。 三、民歌对专业音乐的影响 史册上,民歌曾教导过文人、音乐家和职业艺人,本日还是作曲家弗成缺少的养料。“五四”以来优异音乐家的很多经典作品都曾从民歌中吸收了营养;聂耳的《塞外村女》、《船埠工人歌》、《大路歌》,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舵手曲》、《河滨对口曲》、《黄水谣》等。中国的具有民族品格的歌剧更和民歌有不解之缘:白毛女的主题取材自河北民歌《小白菜》、《青阳传》、山西民歌《捡麦根》;《洪湖赤卫队》采取了湖北省洪湖地域的民歌《襄河谣》等。影戏音乐作曲家雷振邦的《冰山上的来客》胜利地运用了塔吉克族民族的民间曲调《古丽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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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赏析课程的教学,是在学生得到艺术基本知识的同时使生命情感得到丰富和充实,与专业技术知识的学习形成交叉,使情和智渗透结合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下文是我为大家蒐集整理的关于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十四行诗《死神,你莫骄傲》的艺术创新
约翰?邓恩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作品主要包括诗歌、书简和布道文等。其中,诗歌主要以爱情、讽刺、宗教等为题材,在语言、情景、想象等方面独具特色。《死神,你莫骄傲》是邓恩诗集《神圣十四行》中的第10首,该诗“清楚地表达了诗人看淡死亡,认为死后人类的身体可以得到休息,灵魂可以得到解脱的宗教思想。”细读《死神,你莫骄傲》,读者不难发现,该诗是一首较为典型的十四行诗,诗歌行文基本按照彼特拉克式十四行诗写成,完美地继承了义大利式十四行诗的部分特点,同时也凸显其革新之处。本文旨在通过细读《死神,你莫骄傲》,从音韵、结构、语言修辞及主题等方面探索并阐释邓恩在该诗中对十四行诗诗歌艺术的创新,以期更好地理解邓恩的诗歌艺术。
一、音韵
“十四行诗起源于义大利中世纪的宫廷,是一种显得很不自然的诗体形式,其最直观的特点是不对称。”文艺复兴时期,十四行诗发展成熟,由义大利传入了欧洲其他国家,进入了繁荣阶段。其中,在义大利,皮特拉克是这种诗体的主要代表,而在英国,莎士比亚则是重要的十四行诗代表人物。皮特拉克开创的皮特拉克体和莎士比亚发展形成的莎士比亚体是十四行诗中较为突出的两类诗体。通过文字细读,读者不难发现,邓恩的《死神,你莫骄傲》是基本按照皮特拉克体十四行诗形式写成,继承了皮特拉克体十四行诗的基本音韵特征,同时又展现他独特的创新之处。
首先,该诗在音步方面有所创新。传统十四行诗一般采取的韵步格式是五步抑扬格,而邓恩的《死神,你莫骄傲》总体采用了五步抑扬格,但其中又有所变化,在诗的第九行表现得尤为突出。诗歌第九行“Thou art slave / to fate, / chance, kings / and des / perate / men” 共可划为六个音步,其中有三个扬抑格,一个抑扬格,一个抑抑格,一个扬扬格,整行诗节奏抑扬顿挫,强烈地表达了主人公蔑视死亡的心理。
其次,该诗的韵律创新十分突出。彼特拉克断承“西西里诗派”、“温柔的新体诗派”的传统,以浪漫的 *** ,优美的音韵,丰富多彩的色调,来表现人物变化而曲折的感情,给诗歌注入了一股新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其押韵格式通常为ABBA,ABBA,CDE,CDE或ABBA,ABBA,CDC,DCD以及ABBA,ABBA,CDC,CDC等格式。在《死神,你莫骄傲》中,邓恩并没有照搬彼特拉克体的押韵格式,而是大胆创新,使诗歌的韵律有所变化,从而形成自己独到的特色。
诗中韵脚为:thee,so,overthrow,me,be,flow,go,delivery,men,dwell,well,then,eternally,die,大致构成了ABBA,ABBA,CDDC,EE押韵格式,其中,前八行构成的韵律与彼特拉克体前八行韵律一致,可称之为包韵或吻韵。邓恩对音韵的创新在于后六行的韵脚,既不是彼特拉克体的CDE,CDE格式,也不是CDC,DCD格式,更不是CDC,CDC格式,而是采用了CDDC,EE格式。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一行韵脚eternally和第十二行韵脚die构成的是近韵,即不完全押韵。邓恩在十四行诗中韵律的创新,既不落入俗套,又使诗的韵律更加完美 ,让读者耳目一新。
二、结构
《死神,你莫骄傲》在结构方面的创新尤为微妙。“最早的十四行诗由每行是一个音节、共十四行的诗行组成,分成前八行***octave***和后六行***sestet***。”彼特拉克体十四行诗也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共八行,由两段四行诗组成,后一部分六行,由两段三行诗组成,即按四、四、三、三编排。整体而言,《死神,你莫骄傲》承袭了“前八后六”的结构,但具有细微变化,表现为四、四、四、二的诗节编排结构。义大利诗歌理论家曾试图解释十四行诗为什么是十四行,以及“前八后六”结构的魅力何在:“如说第一个四行诗节提出命题,第二个四行诗节给出证明,后六行的前三行进一步确定,最后三行得出结论。”邓恩在《死神,你莫骄傲》中对十四行诗“前八后六”结构的内容安排进行了细微的革新。邓恩在诗的第一、第二行提出了“死神并不强大可怕”的论点;而第三行到第八行都是在举例支撑前面提出的论点,力图证明死神不能打到任何人,死对人而言只是休憩,是灵魂的解脱;第九,第十行从死神本身出发,将死神比喻为与灾难为伍的奴隶,表达了诗人对死神的蔑视;第十一、十二行则说明死神并没有什么厉害之处;第十三、十四行得出结论,死神也将死去。邓恩在诗中这样安排内容,使得整首诗的结构更加紧凑,节奏更加紧迫,让读者产生共鸣,有着强烈的情感效果。
三、语言修辞
“多恩的诗歌意蕴深沉,才思峻刻,风格清旷雄奇,意象突兀奇特,语言新瘦硬,扫尽纤艳。”的确如此,邓恩作为玄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他打破了传统诗歌所采用的彼特拉克式的甜美、娇柔的诗风,对诗歌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诗歌艺术特色。
在语言方面,传统十四行诗的语言用词特别考究华丽,颇有娇柔之姿,而邓恩的十四行诗用词朴素,语言生新瘦硬,兼具口语化特征。《死神,你莫骄傲》开篇即以“戏剧独白”的方式,喊出:“死神,你莫骄傲,尽管有人说你……”,之后又以对话的形式展开叙述,口语化特征明显,描述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就语言风格而言,可谓意蕴深沉,才思峻刻,风格清旷雄奇,具有浓厚的思辨特征。
在修辞方面,传统十四行诗中常见的修辞手法主要有明喻、暗喻、提喻、象征、拟人、反讽、夸张、双关、移就等等,邓恩对诗歌比喻修辞进行了大胆的变革。邓恩将两个毫不相关的主题以一种奇妙的、匪夷所思的方式联络在一起,进行比喻,这种比喻的方法被后人称之为“奇思妙喻”。
《死神,你莫骄傲》是一首典型的玄学派诗歌,奇思妙喻是它在修辞上的一大特色。诗中,邓恩将死亡比作休憩,比作睡眠,表达他对死亡的蔑视;诗歌第九行,邓恩将死神比作命运、机会、君主、亡命之徒的奴隶,表明死亡并不强大,并不可怕;该诗最后两句“睡了一小觉之后,我们便永远觉醒了,再也不会有死亡,你死神也将死去”,直接表达了“死神终究死去”的观点,说明死亡只是瞬间的,而死后的快乐却是永恒的。邓恩的这些比喻看似不合常理,但发人深思,意蕴深厚。邓恩首创奇喻,给十四行诗的修辞手法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增添了诗歌的趣味性。
四、主题
传统十四行诗大都以爱情、时间、友谊、伦理等为主题,表达人文主义的思想。“邓恩十四行诗的体裁宗教神学为主,其主题主要是忏悔和恐惧死亡。”邓恩拓展了十四行诗的题材范围,将传统十四行诗爱情等主题扩充套件到宗教神学和死亡的主题上来,促进了十四行诗的进一步发展。毋庸置疑,十四行诗《死神,你莫骄傲》就是邓恩打破传统、创作革新的一个典例。《死神,你莫骄傲》是邓恩诗集《神圣十四行诗》中的第10首,而《神圣十四行诗》正是以宗教神学为大主题,《死神,你莫骄傲》则是一首在宗教神学主题的背景下以死亡为主题的十四行诗,打破了传统十四行诗爱情主题为尊的局面,对十四行诗的主题进行了革新和改进。诗中邓恩将死神称之为 “可怜的死神”,不但毫不畏惧死神的强大,反而将死亡比作休憩,是灵魂的解脱,强烈地表达了他对死亡的蔑视。
结语:
《死神,你莫骄傲》是邓恩诗集《神圣十四行》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充分体现了邓恩对传统十四行诗在音韵、结构、语言修辞及主题等方面的大胆革新,也正是因为邓恩大胆奇特的艺术创新,使得他的诗歌在英国诗坛上独树一帜,别具特色,对后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同时,作为玄学派诗歌的创始人,邓恩引领了现代派诗歌的发展,他在诗歌方面的改革与创新以及他对诗歌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使他成为了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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