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国外研究现状论文

总体看，国外偏重资源、环境保护、人口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题，较宏观。而国内偏重的是理论方法、发展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比较微观。有关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研究的著述相对较少。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提出以人为本的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理论

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问题，众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研究提出了诸如环境决定论、人口中心论、增长方式转变核心论等各种侧重点迥异的理论观点。如1994年开罗会议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引起学术界强烈反响。这个新的发展观逐步演变为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其基本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心理、交往、文化等全面发展的需要；发展途径为实现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尤其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逐步过渡到以人力转变积聚和集中为主要手段的发展；基本模式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由此形成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为全方位适度人口论、资源稀缺论、生态系统论、总体经济效益论、社会协调论等。

（二）提出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各类国际文献以及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如基多的“综合发展观”专家会议和北京的国际社会发展会议等）都在世界范围内深化了社会发展理论，强调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认识到经济发展就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而社会发展就是“更好地生存”。

在20世纪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全球发生了三大影响深远的变化：一是生产力极大提高和经济规模空前扩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物质财富，从而迅猛推进人类文明进程；二是人口爆炸性增长，20世纪人口翻了两番，超过62亿，并仍以每年7800万的速度继续激增；三是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污染物质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性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贫富分化加剧已成为21世纪困扰人类文明进步的桎梏，表明人类社会当今生存方式不可持续，四者的恶性循环为旧工业生产方式掘下坟墓，那种“先污染后治理”，以高消耗刺激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

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类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生态紧密相联，人类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必须纳入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自然系统协同进化、良性循环。1992年18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聚会，其中102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讨论并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发展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一系列文件，对国土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提上了日程，并付诸实践。

（三）社会资源利用与保护发展模式

西方社会也从先前的发展模式中认识到社会发展必须是“整体的”，“综合的”，也是“协调的”。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制定法规、采取措施，对国土资源进行重新的定位和开发利用。从大量的消耗资源聚集财富到降低消耗，遵守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到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提出了“低碳经济”这一新的理论和发展模式，即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总体看，从国外对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的研究成果来看，各国都从自身国情出发，提出的理论和制定的发展模式具有针对性，虽然国外少有直接针对像我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方面的相关研究，但国外发展理论的演变及其规律则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和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常常欠缺对社会背景和社会制度的深入分析，各种发展模式忽略了各国内部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使理论及模式的预期指导意义相对弱化。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对于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认识是在西方发展理论的输入，以及我国社会实践的双层挤压中逐渐领悟到的，并部分在国土规划等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应用。

（一）十八大报告等为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战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从我国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战略规划来看，国内相关的研究在沿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提出我国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同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谐统一，并在有些细节上有所充实、完善和发展。如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在十六大报告中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提出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概念，认为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必须使“社会更加和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进一步树立全面的发展观，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直至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筑“和谐社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的主要目标，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了政策的着力点将转到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这些表述为我国国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区域国土规划发展模式和实践成果

从发展模式和实践成果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国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一般采取“层次推进”的模式。坚持让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这种政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传统的发展观偏重区域发展，却忽视了区域间协调以及可持续发展。

我国“十一五”规划首次把东中西和东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完整地阐明了四大区域的战略布局，即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地区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东北地区振兴。这种全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的调整充分体现了“全国一盘棋”、各地区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一贯思想，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同时，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边境少数民族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开发利用国土资源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和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得到了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相关研究成果。2010年12月21日，国务院下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个关于国土空间开发的规划。樊杰等（2009）对中国主体功能区的科学基础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成果为阿勒泰地区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区划提供参考和借鉴。

（三）相关理论研究

从相关理论研究看，代表的研究成果有：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的《国土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从当前国土资源管理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土地资源、固体矿产资源、能源矿产为研究重点，设计了我国国土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以及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能源安全评价的基本框架；建立了我国耕地粮食生产能力指标、城市用地集约利用指数、矿产品价格指数、矿产资源国际竞争力指数、石油安全度和国土资源管理绩效等6个综合性指标。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从国土资源规划理论与实践出发，主要针对国土资源规划体系、国土资源规划理论基础、国土资源规划编制及国土资源规划实施等专题进行阐述，重点对国土资源五年规划编制、国土资源与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等实例进行了专题研究。李新玉等的《国土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就中国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区域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出这些资源在空间布局、发挥区域资源比较优势、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国土资源调查评价、规划、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协作、法制建设、技术进步等方面相应的对策。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民族语发展》、樊胜岳等的《西北地区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徐建华等的《中国西部地区迟发展效应与后发优势及创新对策研究》、王文学主持的《甘肃民族地区大开发的战略与对策研究》、《西部大开发与甘肃区域经济》，刘敏主编的《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和王永亮主编的《西北回族社会发展机制》等成果，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了研究。

另外，还有很多零散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都有效地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包含了大量的理论见解，丰富和完善了我国民族地区国土资源利用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对本项目研究的顺利开展具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四）阿勒泰地区相关研究成果

近年来，已有一些针对阿勒泰地区土地、矿产、水、草场与畜牧、旅游5种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论文、专著等。这些成果对阿勒泰地区单一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有独到的见解，为本项目研究提供了参考。

有关土地资源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有《阿勒泰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还有地区申报土地整治项目所形成的部分资料，如《新疆天山北麓阿勒泰地区土地开发整理重大工程论证材料》（2010）等。此外，阿勒泰地区也有一些游牧民定居工程方面的实际经验和资料，这些材料主要对阿勒泰地区土地利用现状、存在问题等进行了阐述。上述成果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具有参考借鉴价值。

矿产资源及矿业发展成果。阿勒泰地区此类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新疆阿勒泰矿业特区建设研究与探索》（2010）、《新疆阿勒泰地区矿业经济管理研究》（2012）。主要论文有：《加快新疆阿勒泰市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新疆阿勒泰地区周边国家毗邻地区矿产的可利用性》，研究报告有《阿勒泰地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08～2015年）报告》等。这些成果对阿勒泰地区矿产资源概况、矿业经济发展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为本书的编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针对阿勒泰地区草场与畜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论著有：《阿勒泰草原的无奈和期盼》（2009）、《裂变的阿勒泰草原》（2009），《新疆阿勒泰牧区草地资源分类经营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2008）》（硕士论文）等。这些文献资料为阿勒泰地区草场与畜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提供了研究支撑与参考。

阿勒泰地区为我国重要的旅游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阿勒泰地区先后编制实施了“十一五”和“十二五”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对阿勒泰地区旅游指导思想、原则、目标任务、旅游资源与环境分析、旅游业发展总体目标和保障措施等进行了阐述。2006年国家旅游局、新疆旅游局组织中山大学编制了《大喀纳斯旅游区总体规划（2006～2020年）》等。2009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阿勒泰地区旅游局完成了《阿勒泰地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9～2020年）》（征求意见稿）等。

（五）总体评述

从国内对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的研究成果来看，现有的成果涉及我国某一固定区域单项国土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战略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专注于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方面的研究较少，尤其是针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更少。总体考察与本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不足之处主要在于：

（1）大多数研究是将国土资源分种类，具体细化到每种资源不同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方式，专门研究单个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但并没有同其他相关资源统筹考虑，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与综合性。

（2）对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困境和途径等方面，特别是脱贫、基础教育、转移支付等层面，而涉及该类地区国土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综合性战略研究较少，系统总结研究的更少。事实上，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是自然资源丰富和潜力较大的地区，对国土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研究，将更有利用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缩小地区差距，缩短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同时保护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

（3）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本质是要求用社会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探索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而任何发展都需要现实的物质基础，国土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应对其加以重视。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还较为分散，系统性不强，亟待相对系统完善的成果问世，以期对这类地区的国土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与有效保护，促进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合理开发与保护。

因此，如何把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和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借鉴切实有效的理论成果，提出发展战略、选择适合该类地区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进行综合利用、有效保护，是开展本项目研究的首要问题，也是本书研究的重要内容。

今天，我们纪念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位杰出的总设计师为我们设计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这一设计的主题就是：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目的＋原则＋优越性＋本质 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始以后，一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曾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些谈话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坚持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富裕和贫穷，可以说是当代人类最为感性的一种认识；对此，我们却曾长时间陷入了理性的迷茫。剥削制度被消灭，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我们还形而上学地按照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朴素的思维，把国人统统排列到穷人和富人、好人和坏人的方阵中。穷人者，好人也；富人者，坏人也。于是乎，人人谈“富”色变，发展到后来，好像越穷越革命，越穷越社会主义，贫穷成了正义的化身，富裕成了罪恶的渊薮。而“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更导致了普遍的贫穷和落后。 邓小平针对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得到改善的局面，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理论探索。他第三次出来工作后，便立即在社会主义应该贫穷还是富裕的这个根本性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理论勇气和胆略，进行了划时代的拨乱反正。 首先，他深刻批判了“四人帮”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指出：“‘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力除迷雾，正本清源，还社会主义以本来面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进而，深刻揭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原则、最大优越性和本质。如前所述，对此邓小平曾分别多次作过阐述。譬如：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特别是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中，邓小平既讲到了生产力问题，又讲到了生产关系问题，而最终用“共同富裕”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关系统一了起来，把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和最终目的统一了起来，并且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的构想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而且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制定的“三步走”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战略，即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温饱，摆脱贫困；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走向富裕。正因为共同富裕战略构想对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问题做出了明确回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科学界定，因此它不仅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这一理论体系的主要之点。 先富＋后富＝共同富裕 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讲得最多而又简洁明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发展快的地区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帮助和带动发展慢的地区和个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加上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构想中最具创造性的思想，是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规律性认识。 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作为解放思想，激发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一个大政策提了出来。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和个人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新办法”。这个大政策和新办法是以承认差别、克服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为着眼点，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前提条件，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严谨而完整的体系。 这个大政策和新办法，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战略决策。因为，第一，共同富裕只能随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才能逐步实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决定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二，由于历史、地理、传统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现实生产力存在着多层次、非均质的特点，物质基础、资金积累、生产条件、劳动资源都不一样。无视这些差别，不利于消灭差别；承认差别，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先发展，先走一步，条件差的创造条件，逐步发展，才能缩小差别，最终消除差别。第三，在我国存在的多种经济成分中，由于生产关系不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经营水平和机遇不同，分配方式不同，人们的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自然不会一样。第四，就每一个劳动者来说，人们的智力、体力和技能不同，平均收入和实际富裕程度也不一样。总之，共同富裕决不可能是同时富裕、齐步走。因此，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便成了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和逻辑起点。不仅如此，这还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在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构想中，先富是作为后富和共富的条件提出来的，它一开始就被共富目标所规定，尽管先富是共富目标的一部分，但它毕竟不是目标本身。在先富、后富、共富链条上，部分先富是手段，共同富裕是目的，而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后富追赶和超越先富，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所以，先富只有加上后富，最终才能达到共同富裕。 先富≠两极分化 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不是搞两极分化，这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构想中坚定不移的原则。 对先富和两极分化的关系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邓小平无论是对国内的种种疑虑，还是对国外的种种猜测，都给予了毫不含糊的回答。1986年秋，他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道理很简单，中国有十多亿人口，现在还比较落后，如果走两极分化的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多数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怎样才能保证不走邪路？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坚持两条，就可以保证不会导致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 既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防止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路，“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那么，在什么时间、什么基础上突出地解决这个中心课题呢？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设想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初步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先富帮后富，是先富起来的地区的一种责任和义务，也是先富起来的个人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当然，国家必须在政策和法律上保护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的合法利益，不允许随便向他们搞摊派、捐款、赞助，随便吃大户。这个方面一定要注意。 时下，在一部分地区和个人迅速富起来，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由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越来越靠近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也确实已经出现了必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其主要表现是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必然的，也是允许的，但差距若过分悬殊，长期得不到改变，势必挫伤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当前，在这方面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加快建立全社会保障体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设想的20世纪末本世纪初要把贫富差距作为中心课题来解决，以及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针对勤劳致富和守法致富而言，而对非法致富，一开始就是必须坚决解决的，也就是邓小平一直强调的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绝不能混淆这个政策和法律的界限。 综上所述，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是他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重大发展。采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