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毕业论文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其疆域最广阔之时曾占有长江中下游数省。因此它有着当时时代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洪秀全在这次起义假借了当时从西方宗教传入的新兴宗教基督教，亦使一般老百姓感到新鲜。这可能与当时老百姓希望求变的思想有关。 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之内。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声称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和华夷之辨。不过，太平天国排斥儒家，称儒家经书为“妖书”。他们接受基督教上帝，教名为“拜上帝教”，但其实对基督教一知半解。他们的宗教思想，可能全部源于当时的中国籍基督教传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后来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不过，洪秀全从基督教得到启发的这些思想，对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地社会的群众有着很大的号召力。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解决生产资料与产品分配的政治纲领，要求废除旧有土地所有制。但是这部纲领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根本无法实现。 《资政新篇》是干王洪仁玕在后期提出的中国第一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由于客观上周边环境的恶劣与主观上农民阶级的漠视，最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另有意见认为，太平天国存在本质上的缺陷，进步的表征底下存在理性的倒退。政治上，太平天国由神权与王权结合，朝中不但阶级森严，为王为官者的为所欲为，更甚于儒家思想约束下的朝廷。文化上，太平天国对固有传统文化完全推倒，对传统知识分子仇视。洪秀全诸王定都天京后，生活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制度上，天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至于所谓“开放科举考试予女子应考”，仅有一次。 这个政权在历史上存在非常大的非议，他的“先进性”并没有得到所有历史学家的赞同；有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是建立在欺压人性基础上的另一个残暴的政权，更加倾向于一个封建社会暴力政权。洪秀全本人也并不被认为是理解基督教教义，他的政策大都未能成功实施或取得成效。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史学界近年来也有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重新评价的声音。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超过了以前任何一次农民运动。而从整个运动过程看，太平天国政权的兴亡与农民的支持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太平天国的兴起离不开农民的支持，而要获得农民支持，就必须重视和照顾农民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土地问题。早在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根据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摆脱贫穷苦难的愿望，表示了对土地问题的极大关注和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强烈不满。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对私有制作了深刻批判，认为“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定都天京不久，太平天国颁布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改革方案以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要求按照平均主义原则重新分配土地，即土地归天父公有，将田地划分九等，由农民平均分耕，所谓“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产品也平均分配，余物归公，以便“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无疑，这种土地改革方案，表达了千百年来生活在苦难之中的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大胆否定。虽然这个方案不可能真正实行，但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这种平分土地的主张对许多农民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太平军虽然没有完全按照平均主义的土地方案去实行，但许多实际行动还是打击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促进了农民土地问题的部分解决。在有些地区，太平军直接没收地主土地，田尽入公。有时，太平军还同广大贫苦农民一道，剥夺地主的钱粮，勒令富户进贡。在太平军的支持下，许多地区的农民展开抗租、减租的斗争。更重要的是，太平军所到之处，地主因争相逃亡而留下了大片土地。这些土地经当地太平军的许可而由农民占有耕种。在太平军的打击之下，不少地区原有的土地关系发生了改变，“富室多中落，田易佃而主，自有而自耕之者什且七八”（民国《汤溪县志》，卷三）。这样，不少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太平军的支持下，从地主手中夺回了土地，从而也就极大调动了农民支持太平天国运动的积极性。除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外，太平天国还从政治上广泛动员和依靠农民。1851年起义之前，洪秀全就明确表示要打破封建礼教，代之以“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原道醒世训》），试图把农民从政治压迫之下解放出来。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天国广泛动员农民和依靠农民，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首先是重视对农民的思想动员。太平军所到之处，即对农民广泛宣传太平军的宗旨，揭露清王朝的腐败与罪恶。为此，太平军曾大量印行许多宣传革命的通俗小册子，诸如《太平诏书》、《天条书》、《待百姓条例》等等；同时还注意随时随地对当地农民进行口头宣传，当时人称之为“讲道理”。其次，太平天国还依靠农民，建立地方政权。《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制定了土地改革方案，还规定了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形式与职能。为了便于动员农民和保证正常的军需供应，太平天国推行乡官制，设总制与监军两级，多由太平军文官担任，监军以下乡官分设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全由当地人担任。这些乡官带领乡兵，或维持地方秩序，或配合太平军参加战斗。乡官制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人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承认：“到处遍立乡官，是我民尽为贼助。”这表明乡官制在初期不仅保证了太平天国军需粮饷的正常供应，而且对保护农民利益、动员农民参加地方政权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使太平天国政权有了稳固的社会基础。二如果说农民的支持是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初期取得成功的关键，那么，太平天国政权后来的衰亡则与失去农民的支持有关。在土地政策方面，《天朝田亩制度》的改革方案，虽然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后来对于农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因为从分配形式看，以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则来分配土地，完全是不现实的空想，无法具体实行。从所有制结构看，太平天国虽然主张有田同耕，但农民仅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太平天国强调所有土地归天父公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实际上，这不仅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否定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此外，太平天国还推行“圣库”制度，将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所有权统统废除。这样做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违背了他们的愿望。据载，当时反映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诚然，大平天国在政权建立初期为了动员需要而宣传平均主义和实行“圣库”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问题在于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仍然将这些主张作为新政权的经济纲领，就难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也根本行不通了。更有甚者，后来迫于形势，太平天国要求农民“照旧交粮纳税”。这一措施虽然暂时缓解了太平军的供给困难，但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无助，反而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承认。在一些地区，太平军规定“富户贫民宜一体完纳”，“示谕佃农照常输租”（《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18页、第134页）。太平军还在江浙等地发给地主田凭，设立收租局，公然保护地主利益，强迫农民交租，规定“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沈梓《避寇日记》）。不仅如此，在太平天国统治的许多地区，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不断加重。有些附加税，如田捐由太平军直接向佃农征收，就更加引起广大佃农的不满。对于近代中国的农民来说，没有土地就失去了一切，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政治热情。太平天国既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那么也就不能指望农民对它继续支持。事实上，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迅速异化，其领导人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规定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特权，从反皇权到迷恋皇权。天王洪秀全成了“独一真神”，为了神化自己，自称“天生真主，命作君主”。整个领导层为“繁华迷惑”，穷奢极欲，愈来愈腐化，完全脱离了广大农民。随着太平天国上层的皇权化，其乡村的基层组织也逐步异化。乡官制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的基层组织，可是后来逐渐为地主和地痞无赖所把持，“军帅请当地有身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太平天国》，第五册，第370页）。这些人利用职权，在乡间横行霸道，对农民“敲诈逼勒，无所不至”（《太平天国》，第六册，第649页）。乡官和乡官制愈来愈不能维护农民的利益，甚至走向农民的对立面，这就极大地动摇了太平天国的政权基础。最后，当面临中外敌人的联合进攻时，太平天国由于再也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只能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 三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王朝的更替，但透过历史表象，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王朝的兴与衰都和农民有关，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周期定律”，从本质上看就是由农民问题而引发的，太平天国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运动初期，其领导人以拜上帝教为中心，把耶稣上帝的启示和中国农民的现实需要相结合，以政治上的平等与经济上的平均作为政治动员的口号，将斗争矛头直指腐败的清王朝。这不仅激发了太平军将士的斗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从而使太平天国的队伍日益壮大，农民运动势如破竹。然而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没有根据巩固和扩大政权的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以进一步调动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太平天国制定的绝对平均主义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实施，而且也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愿望。事实上，太平天国从来就没有实施过《天朝田亩制度》，相反，出于一时需要下令农民要“照旧缴粮纳税”，承认乡村旧秩序，甚至纵容无赖乡官姿意勒索，为非作歹，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使许许多多农民对太平天国感到失望。太平天国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其政权在下层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不仅如此，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将农民置于新的等级统治之下，其上层领导开始全面腐化，甚至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严重内讧。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一切财产公有等主张，本来是太平天国动员农民起义的激动人心的口号，现在却成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利用农民、谋取私利、享受特权的幌子。这样，太平天国以一种落后的东西去否定另一种落后的东西；靠农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最终自身也被农民抛弃。这就是太平天国的悲剧所在，也是所有农民政权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