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莓天天见
近年来，日本已开始实施由以引进和消化欧美技术为主的模仿型"技术立国"到注重基础研究和独创性自主技术开发的"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的战略转变。本文就日本实施此一战略转变的社会原因作了深入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科技创新问题谈了若干认识。 关键词∶日本；创新；科学；技术；战略。 一、引言 1995年已作为日本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载入史册。这一年的11月，日本国会罕见地一致通过了一个效力"介于宪法和专门法之间"[1]的重要法律----《科学技术基本法》，并在《科学技术基本法》提案理由说明书等文件中明确提出日本将以"科技创新立国"作为基本国策。 为落实〈《科学技术基本法》的理念和要求，1996年7月，日本内阁史无前例地制定了一个为期五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在这份基本计划中，日本政府决定∶持续加大科学技术研究投入，逐渐提高基础研究投入的比重，努力改善研究开发的软硬环境，切实提升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创造性的基础研究能力。该计划还明确了这样几项数字目标∶1、在今后的五年里，政府将把科学技术研究投入总额扩大至17万亿日元规模；2、至2000年底为止，政府将完成资助1万名博士后的人才培养计划；3、将在计划期间内尽早实现为每名国立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每2名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配备1名研究辅助人员的目标等。 第一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期满后，日本内阁又于2001年3月制定、通过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在这份新的五年计划中，日本政府确立了新世纪初推进科技发展的三大方向，即以"科技创新立国"的实现作为基本国策，努力将日本建设成为"能够以知识的创新和活用为世界做贡献的国家"、"具有国际竞争力并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能让国民安心、安全地过上高质量生活的国家"。据此，新基本计划突出了这样的思路∶在重视推进基础研究的同时，对生命科学、信息通讯、环境、纳米技术和材料等四大与经济发展、国民福祉密切相关的领域进行重点投资；在将今后五年的科学技术研究投入总额扩大至24万亿日元规模的同时，对日本的科技创新体制，例如研究开发系统、人才培养方式、产官学间的联系机制等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耐人寻味的是该计划还明确了这样一项数字目标∶今后日本应在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国际级科学奖获奖数量上与欧洲主要国家保持同等水平，力争在未来的50年里使本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达到30人程度[5]。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坚持走"技术立国"之路。为什么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要改弦更张、采用"科技创新立国"这一新提法，并积极行动、贯彻实行"科技创新立国"这一新战略呢？日本这一战略转变，对正在大力倡导科技创新的我国来讲，有何借鉴意义？ 二、"科技创新立国"战略的提出 日本之所以于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矢志走"科技创新立国"之路，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人口的老龄化、产业的空洞化、赶超战略效力的衰弱以及改善国家形象的需要等。 1 人口的老龄化 如众所知，日本很早就跨入了老龄化社会。由于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人口自1981年起持续负增长，致使15至64岁的适龄劳动人口自9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之后开始逐渐减少。这期间，虽然在提高社会劳动参加率、特别是女性劳动参加率方面，日本政府和企业作了不少努力，但是日本的实际劳动人口、或曰劳动力人口自1995年增至6666万后，仍不可避免地开始下滑。据日本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测算，到2010年，日本的劳动力人口将降至6188万，即减少近500万；2020年时，劳动力人口将大幅下降至5668万，即比1995年减少1000万。 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将使日本很难依靠增加劳动量的投入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事实上，90年代，劳动量对日本经济的贡献度已经变成负数。这一点，在占据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四分之一以上的制造业表现得尤为明显。 与劳动力人口逐渐减少相呼应，日本社会中的65以上的老龄人口比例正在不断增加。2010年，日本的老龄人口比例将会突破20％；2020年时，这一比例有可能攀升至25%以上。 主要发达国家65岁以上人口比例的推移 老龄人口增加的结果是社会医疗养老支出日益膨胀，居民的储蓄率越来越低。据日本经济计划厅统计，1975年，日本的居民储蓄率超过了20%；但至1990年，居民储蓄率却降到了15%以下。由于日本的市场保护过严、生产流通成本过高，导致外国资本很难、也很不愿意进入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居民储蓄率持续下滑，那么日本政府想依靠加大资金的投入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总之，对日本政府来说，可用做推动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已经非常有限。由于加大劳动量和资本的投入难度越来越大，因此日本政府只得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上多下工夫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有效手段有两个∶一是优化资源配置，即进行结构改革，将资源由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二是强化科技创新，即加大研究开发的投入，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进而使等量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得以创造出更高的价值。既然科技创新是推动日本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一个主要引擎，那么日本社会各界对其投以关爱的眼神、寄予特别的希望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2 产业的空洞化 近年来，随着以国际互联网为先导的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普及以及空运、海运等运输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经济正在迅速走向一体化。受这股潮流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组织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抢占新兴市场，纷纷将自己的生产据点、乃至研究开发机构转移到海外，从而使本国的产业空洞化问题浮出台面。 显示了主要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近年来的海外生产比率推移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日本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率仍低于美国和德国，但是日本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的步伐已明显加快。这一点，在那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据日本电子与信息科技产业协会统计，1991年时，在海外设有分支机构的日本企业只有840家，但至2000年，则迅速增加至1263家，其中在亚洲地区由492家急增到871家。 日本失业率的推移企业在将部分生产据点转移到生产成本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之后，当然会将一些先进生产技术也转移到海外，当然会对国内的生产过剩人员进行精简。特别是那些大型企业在海外设置分支机构之后，往往还会削减在国内采购的零部件的数量及种类，从而导致国内中小企业的生产萎缩与人员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小企业为了生存最终不得不紧随大企业之后移师海外。中小企业追随大企业纷纷出走，无疑将会进一步加剧国内的产业空洞化。 产业空洞化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国内的失业率不断上扬。日本92年的失业率仅有，但是96年的失业率便急速攀升至。短短四年，失业率便增加了倍以上。糟糕的是此后四年日本的失业率又增加了将近倍。 产业空洞化还将引发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即使卯足劲扩大内需，因许多生产据点设置在海外之故，未必能有效地促进国内的生产。可以说，只要日本的大型企业仍在不断的减少国内的采购定单，日本中小企业接受定货不足的问题就难以解决。如果日本中小企业无法恢复生产活力，那么日本的经济就很难实现高速增长。 简而言之，日本的一些大型企业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众多中小企业和多数国民并未从中获取太多的实惠。相反，由于产业的空洞化，企业和个人还不得不承受由此造成的国内生产需求下降、失业率上升的冲击。然而，经济全球化毕竟是大势所趋，日本政府和国民无法逆向操作，很难对企业为了生存发展而将生产据点转移到海外的行为加以指责。他们能做的只是在承认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同时，努力遏止产业空洞化的发展势头。怎样才能实现这两个看上去互相矛盾的目标呢？答案是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不断开发新产品、孵化新产业。唯有此，日本才能在企业纷纷将落后产品、夕阳产业，甚至将部分先进技术转移到海外时，仍能依靠新兴的高技术产业来维持住国内的经济活力和雇佣需求。 3 赶超战略效力的衰弱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崛起，与其注意发挥技术后进国的优势，积极采取模仿欧美、追赶欧美的科技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为迅速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这一时期日本企业采用多种不同方式，引进、消化、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先进生产技术。 引进的技术虽然不能象自主创造的技术那样为日本企业带来高额垄断利润，但是它可以降低企业的研究开发成本，而且只要企业能够运用这些海外技术生产出比欧美更便宜、质量更高、功能更多的产品，那么企业照样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战后、特别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前，日本企业在引进欧美工业生产技术方面一直乐此不疲。 盖尔蒙（Gellman）公司曾应全美科学基金会（NSF）的请求举行过一项调查，其结论是∶西方发达国家1953至1973年的20年间形成的最有影响的500项技术创新中，由美国完成的占63%，由英国完成的占17%，由西德和日本完成的各占7%。这500项技术创新中，属于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有100项，属于改良性技术创新的有121项。100项突破性技术创新中的65件是由美国完成的，25件是由英国完成的，3件是由西德完成的，由日本完成的只有2件。在121件改良性技术创新中，由日本完成的也只有10件，其余的则是∶美国98件、西德8件、英国2件。尽管这一时期，日本并没有取得多少令人注目的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成就，甚至也没有取得多少改良性技术创新成就，但日本通过大量引进、消化、吸收欧美的科学技术成果，仍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于60年代后期超过了西德，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强国。 然而，进入90年代后，过去那种利用后发达国家的优势、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节约研究开发成本、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做法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其主要原因是∶ 1、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已经大幅缩小，甚至在不少技术领域已经超过了欧美。由于在众多技术领域，日本已不再是追随者，而是一个领先者，因此可供日本引进、模仿的外国先进技术比重越来越低，需要日本自行开发以确保领先地位的技术比重越来越高。 2、世界已进入了以速度取胜、而不是单纯以规模取胜的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当某种高新技术产品被投放到市场之后，别人再以其同类型产品、或其改良性产品同其竞争将会变得非常困难。这一点，在信息技术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微软公司的视窗系列产品可以说是其典型的例证。当改良性技术创新很难象过去那样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时，那么人们的视野便会自然而然地转移到突破性技术创新上来。 3、技术大国美国加大了专利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冷战打得难分难解之时，出于一致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美国对资本主义经济圈内的企业间的技术转移基本上持肯定、支持的态度。但是，进入冷战末期之后，由于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强大到足以对美国企业构成严重威胁的地步，因此美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例如加大侵权惩罚力度、扩大专利受理范围等来增强本国产业的竞争力。这样，日本企业引进美国技术的成本和难度便随之增大。 要而言之，对日本来说，依靠大量地廉价引进欧美的先进技术来促进本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知识经济时代，如果日本不及时地实施科技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转变，不彻底改变忽视基础科学研究和独创性自主技术开发的做法，那么日本的经济就不可能再次恢复高速增长。 4 改善国家形象的需要 1980年以来，日本每年的研究费投入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从来没有低于过2%。岂止如此，进入90年代后，日本每年的研究费投入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还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水平。因此，单就研究费投入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这项指标而言，日本并不逊色于欧美等国。但是，若对日本的研究费来源渠道和组成结构作一深入分析，人们便会发现日本在研究费的投入问题上与美欧等国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很明显，90年代前，日本政府投入的研究费占总研究费的比重远不及欧美等国。尽管冷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研究费投入比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但是它们的政府研究费投入比例仍然高于日本。 政府研究费投入比例越低，则民间投入的研究费占总研究费的比例就相对越高。一般来讲，民间研究费大多用于支援短期内能为企业组织带来高额利润的技术开发、或应用研究，政府研究费多用于支援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学研究人员从事基础理论研究。是故，一国的政府研究费占总研究费的比例过低，则意味着该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偏少。很明显，日本的基础研究费占总研究费的比重低于法国、德国和美国。 基础研究同注重投资回报、短期效益的技术开发不同，其成果往往都是以论文报告的形式予以公开发表，从而变成全人类都可分享的精神财富。由于长期以来日本不肯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不愿意为增加人类共有的知识财富承担更多的义务，只在使用欧美的基础研究成果从事商品开发上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因而自冷战末期开始不断遭到欧美等国的指责，并被戴上了"技术上的巨人科学上的矮子"、"搭便车者"、"创造力贫乏的国度"等帽子。显然，欲摘掉这些不名誉的帽子，日本不加强基础研究不行。 再者，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大国意识有所抬头。为了赢得各国人民的尊敬和信赖、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日本渴望能象欧美等国一样为人类贡献出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和科研成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要在《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明确宣示在未来的50年里应力争使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数达到30人程度这一数字目标了；而且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要强调加强地球环境问题、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的预防问题、能源和粮食危机等问题的研究和国际间的合作了。显然，无论是从事地球规模的科研课题研究，还是培养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式的科学巨匠，日本都有必要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 总而言之，对日本来说，加强基础研究，促进科学技术创新，既是国际社会的要求，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日本才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加强调提升科学技术创新的能力、特别是创造性的基础研究的能力。 三、日本的启示 通过上述考察，结合思考我国的科技创新问题，我们形成了如下几点认识∶ 1，虽然中日两国都强调要重视科技创新问题，但是两国在提出这一口号时所处的经济环境是不同的。由于日本已很难依靠加大劳动量和资本的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它不得不集中主要精力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点上大作文章。换言之，对日本来说，强化科技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已与改善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一起成了推动经济再次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引擎。与日本相比，我国的情况存在明显的差异。当前，我国的人力资源供应充沛、居民储蓄存款总量持续走高、外国投资大量涌入。因此，我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依靠加大劳动量和资本的供给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还很大。 还有，尽管我国的失业率情况也相当严重，但是我国不存在产业的空洞化问题。相反，跨国企业正在争先恐后地纷纷进驻我国。因此，我国解决失业率问题的途径还很多，既可以利用孵化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方式来增加雇佣，又可以利用国际分工、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方式来提高就业率。 总之，虽然我国同样需要依靠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其紧迫程度与日本不同。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追随别人。 2，虽然日本很难再继续享受技术后进国的利益、但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仍有一段技术距离，因此我国完成可以象日本过去那样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实现技术跨越。日本今天之所以强调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致力由"模仿和追随的文明开化时代"迈向"注重创新和领先的文明开拓时代"，是因为日本的整体技术水准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是因为技术引进完全失效之故。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我国，如果能有效利用技术后进国的优势，积极引进、消化、吸收、改良西方的生产技术，在短期内迅速缩短同西方的技术差距是完全可能的。的确，在大竞争的时代，任何一个居于优势的国家都不会将真正的先进技术拿出来转让，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片面地认为只有不断加大技术创新、特别是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力度，才能摆脱西方的羁绊、迎头赶上西方。石油危机前的日本的历史表明∶对于后发达国家来讲，技术引进、技术模仿有时比技术创新更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3，虽然基础研究的成果能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进步，并能促进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但是基础研究的突破并不一定能导致技术开发的成功，因此基础研究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很有限的。如众所知，技术创新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线形模式（LinearModel），另一种是链形模式（Chain LinkedModel）。线形模式给人的印象是技术创新起始于科学发现，然后经过应用研究、产品开发等阶段，最终得以实现。也就是说整个创新过程是单向直线型的。对此，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罗森伯格（）教授等人提出了异议。非线形模式的主张者们认为技术创新肇始于市场需求，有了市场需求才有开发，开发过程包含着产品设计、工艺设计等若干阶段，为了解决各个阶段的技术问题，人们才求助于科学研究。显然，如根据线形模式，则基础研究才是最为根本的；若根据链形模式则基础研究远不如产品开发、工艺开发来得迫切。前已述及，日本战后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然而日本的经济却获得了高速增长。如就此而言，链形科技创新模式更符合实际。
迷茫老男人
日本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在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在小型战斗还是在规模较大的战役中，无论是对待平民还是战俘的态度中，无论是处理内部士兵关系还是外部敌方关系的过程中，日本人的残忍行为随处可见，这种残忍有时甚至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然而，正是这些行为被贴上“残忍”标签的日本人，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十年里，却一直没有中断到遥远的中国战场遗址拜祭。随后，在二战的废墟上，他们20世纪60年代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7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这似乎是一个充满了矛盾性的民族。
在古代，由于日本人对中华文明的仰慕和吸纳，中华民族充盈着自豪的感情；在近代，由于战争，仇恨的感情占据了上风；在现代，由于杀戮，愤怒的感情弥漫开来。
在当代，由于历史进程的延续，仇恨与愤怒的感情也在继续；由于日本技术的领先，亲睐有加的情绪并不缺乏市场。
这一切，究竟是自己民族的感情在产生着变化？还是客观事实也即对方民族的本质属性在发生着改变？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变化，以对事物客观、全面的了解作为前提而得到的认知或评价都应该会更为切中肯定一些。
在古代的历史进程中，事实上作为文化中心的中国形成了万方来朝的天国心态，认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在中国的历史记载和历史记忆中，除了“唐僧取经”到天竺学习佛学的故事，到外国学习的并不多见，倒是多少有些外来的学习者。虽然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不乏关于日本的记载，但专门关注和研究日本或者日本民族的资料则付阙如。
日本研究中国的主体包括了官、学、研三个体系。官是指政府投资的研究机构。日本政府中的外务省、防卫省、国土交通省、经济产业省、警察厅警备局和公安调查厅等都从各自的领域、职责对中国进行研究，外务省和防卫省几乎每年都会拨出大量资金委托民间研究机构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对华专题研究。
学是指大学，也是日本研究中国的基地。著名的大学有许多终身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教授，也有专门研究中国各方面问题的专家。
研是指独立法人研究机关。民间除了有诸如日本中国学会、现代中国学会等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一些大企业中都设有中国部。这种官学研相结合的体制效率高、成果多。
在这三个体系所构成的研究主体关注之下，日本对中国进行研究的内容极其广泛。仅仅在大学里，研究中国的内容涵盖了从先秦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朝廷制度到客家语言等诸多方面；专家研究的问题则覆盖了政治问题、宗教问题、妇女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粮食问题等方面。
调皮捣蛋妈
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核心能力研究
护理专业的态度、是否参加护理报告会和研讨、导师的指导时间和力度、婚姻状况、入学成绩和学校性质以及医院与学校培养脱节、专科方向不明确和交叉学科边缘不明确是影响护理专业研究生核心能力的因素。以下是我为大家分享的关于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核心能力之论文范文。
摘要：总结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核心能力的相关知识，重点阐述国内外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核心能力的研究现状，为我国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核心能力的培养与评价提供参考。
关键词：护理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核心能力;评价
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护理功能的拓展以及素质教育的推广，核心能力在护理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而提高护士的核心能力必须从护理专业学生着手[1]。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了护理硕士专业学位，随着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普及，如何对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核心能力进行有效培养和评价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对国内外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核心能力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为我国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核心能力的培养以及评价体系的建立提供依据。
1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核心能力的相关知识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
(masterofnursingspecial-ist，MNS)硕士研究生教育分为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科学学位侧重于理论和学术研究;专业学位是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的需要，为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而设置的一种学位类型[2]。1924年美国设置护理硕士研究生，包括护理科学硕士(masterofscienceinnursing，MSN)和护理硕士(masterofnursing，MN);1992年我国开始了护理科学学位研究生教育;2008年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复旦大学护理学院率先开始了临床型护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3];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护理硕士专业学位;2011年我国护理学升级为一级学科。MNS作为专业学位的一种，以强调实践能力为主，注重临床思维和技能的训练，具有实践性、职业性和综合性3个基本属性[4-5]。
核心能力
能力又称为胜任力，分为基本能力和核心能力[6]。核心能力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Pra-halad和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中首先提出并应用于企业管理，指一个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的学识，它来自多种知识和技能的综合[7]，本身具有综合性、独特性、价值性、可评价性、动态性、长期性等特征[8]。核心能力在不同专业领域有不同的诠释。核心能力于2000年在我国护理领域首次提出，2003年在教育部颁发的相关指南中正式提出[9]。綦盛楠等[10]将护理学硕士研究生核心能力定义为护理硕士研究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态度、知识、技能以及人际交往等的能力综合。谭静等[11]将MNS的核心能力定义为在护理研究生教育教学过程中逐渐积累并形成的知识、技能和个人特质的综合体，是护理教育者应着重培养的、学生将来从事高级护理实践活动、提供高质量护理服务所必须拥有的最基本、最主要的能力。
2国外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核心能力研究现状
培养目标
在美国，学生本科毕业后一般工作约2年～3年后，根据临床发展和爱好选择专业化硕士课程，课程内容与本科课程不重复[12]。其专业型研究生旨在培养具有各专科临床护理实践专长的高级实践护士(advancedpracticenurse，APN)[13]，毕业后可成为护理专家、担任临床护理指导，保证和监督临床护理质量、评价护理措施、担任护理教师[12]。APN包括高级全科护士(nursepractitioners，NP)、临床护理专家(clinicalnursespecialist，CNS)、高级助产护士(certi-fiednursemidwives，CNM)、高级麻醉护士(certifiednurseanesthetist，CNA)、高级个案管理护士(ad-vancedpracticenursecasemanager，APNCM)等专门人才[14]，其中CNS是发展最快、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类[15]。
课程设置
美国护理研究生根据不同的专业方向，其课程设置的范畴和主要内容有所不同，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发展方向上紧密结合，形成概念化模型，课程分为硕士学位核心课程、高级护理实践核心课程、专科课程3大模块，学制一般年～2年[16]。英国与澳大利亚的课程设置相似，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研修科目，主要包括核心课程、专业课程、选修课程，涉及循证医学和健康照护研究等[3，17]。日本的护理硕士教育以研究能力培养为主，课程属于学年学分制，学制2年，课程包括专业课程、共同科目以及其他专业研究领域课程[18]。总的来说，国外护理硕士教育方式灵活、实用，课程设置强调护理专业特色。
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
1999年，美国护理学院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CollegesofNursing，AACN)就已经提出APN必须具备6种核心能力：满足临床护理实践所需要的能力、建立和维护专业关系的能力、承担教育/辅导任务所需能力、促进专业发展的能力、管理与协调医疗健康服务机构的能力、监督及保证专业服务质量的能力[19]。Hamric等[20]于2005年提出APN应具备直接提供临床护理能力、领导与管理能力、伦理决策能力、专家指导能力、临床科研能力、提供咨询能力以及与他人合作能力7种核心能力。英国护理硕士教育重点培养学生的专科护理能力、科研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领导管理和团队合作能力[21]。加拿大主要培养学生的高级实践技能、分析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领导与管理能力[22]。
3国内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核心能力研究现状
培养目标
2010年国务院明确MNS的总体培养目标为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具有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较强的临床分析和思维能力，能独立解决本学科领域内的常见护理问题，并具有较强的研究和教学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科型护理专门人才[2]。
课程设置
现试行的MNS指导性培养方案中提出了MNS的课程设置，包括：①公共课(政治、外语等);②专业基础课(病理生理学、医学统计学等);③专业课(高级护理实践能力培养);④学术活动[23]。而我国部分院校的课程直接套用临床医学专业课程，护理专业课程开设过少或者基本没有，难以体现与培养目标的一致性[24]。与国外课程相比，我国课程设置专业性不强、尚未形成自身特色。阮小丽等[25]针对护理研究生的各个核心能力提出了提高核心能力所需要开设的课程。综上所述，护理研究生教育应该增设相关的临床护理专科课程[13];课程设置应体现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核心能力为指引的教育原则[26]。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我国学者大多是在文献回顾和专家讨论基础上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对各指标进行筛选，经过两轮咨询后建立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核心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谭静等[11]建立了6项一级维度23项二级条目;陈语等[27]建立了8个一级指标，24个二级指标。孙宁等[28]建立了7个一级指标、26个二级指标的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能力指标体系，所含的能力维度基本一致。另外，刘冬玲等[29]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构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应具备的核心能力。
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
综合国内学者研究[1，11，28，30]，护理临床实践能力所占权重较高，是研究生必须具备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核心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所占权重仅次于临床实践能力，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临床护理服务的质量，并与沟通协作、专业发展能力被视为研究生应具备的能力;而护理教育、护理科研、护理管理能力所占权重较低，是应努力去培养的核心能力。
影响因素
综合国内报道，对护理专业的态度、是否参加护理报告会和研讨、导师的指导时间和力度、婚姻状况、入学成绩和学校性质[31]以及医院与学校培养脱节、专科方向不明确和交叉学科边缘不明确[3]是影响护理专业研究生核心能力的因素。
4启示
“培养什么样的护理人才”以及“如何培养护理人才”已经成为当前必须研究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一方面，借鉴国外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核心能力的培养模式，开展我国研究生核心能力培训课程并规范教材;另一方面，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确立核心能力标准的量化评价指标以及评价体系等，建立科学规范的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核心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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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袁长蓉，王志红，陈国良.美国护理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现状与发展[J].解放军护理杂志，2003，20(5)：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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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合作领域日益扩大，彼此的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但挑战与机遇并存，两国也经历了诸多曲折与摩擦。理性分析并全力推动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必将给中日两国带来“双赢”局面，对整个亚洲的经济腾飞同样意义深远。本文对现阶段中日贸易状况及相关要素进行全面考察与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日经贸，贸易摩擦，直接投资，贸易收支 一、中日经贸关系的总体状况及主要特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按中国海关统计，1972年恢复邦交时双边贸易额仅有亿美元，2005年达到亿美元，34年中增长倍，占中国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3%，而2006年第一季度达到亿美元，同比增长，其增长之迅速可见一斑。随着中日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国已相互成为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1993~2003年的连续11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受欧盟东扩等因素的影响，日本下降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两年以来双边贸易额仍继续着快速增长的势头。另一方面，2001年以来，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02年起，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总体上作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不可动摇。通过对最近几年中日贸易发展状况及相关要素的全面考察与分析，中日经贸关系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由“垂直互补型”向“水平竞争型”方向发展 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是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基本特征的,这是由两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产生不同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这一特征反映在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上,就是日本对华出口以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为主,而中国对日出口则以技术和附加值含量较低的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为主。这也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以垂直互补型为主、水平竞争型为辅。 从动态变化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逐渐向水平型国际分工转化,在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中,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提高,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越来越显现出“水平竞争型”特点。中国从日本进口最大的变化是钢铁比重逐渐下降，同时一般机械和电器机械迅速上升；中国向日本出口最显著的变化是原料性产品和纺织品比重下降，同时机电产品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当然，目前在中国对日出口的高端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提供的。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增长带来的产业内、企业内贸易迅速扩大，直接推动了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向“水平竞争型”转化。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剧烈波动后稳步增长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当时投资额仅为1400万美元，一直呈增长趋势,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于1997年达到最高点，此后开始出现剧烈波动,项目数到1999年减少至1167件,合同金额减少至亿美元,而实际使用金额到2000年减少至29. 2亿美元。最近几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又开始显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按照中方统计,项目数在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分别增长、和,实际使用金额分别达到亿美元、亿美元和亿美元。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日本企业不断将主要的生产和经营基地向中国转移，带动其生产和经营活动所需机器设备和主要零部件大规模向中国出口，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诱发出口效果”；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不断将主要的生产和经营基地向中国转移，导致日本国内市场所需的大量产品要通过从中国进口来满足，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逆进口效果”。中日双边贸易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形成了中日贸易与投资的良性互动。 (三)中日贸易依赖关系发生变化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本经济停滞的背景下，中日贸易的依赖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表现为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和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扩大到2005年，而同期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下降为。还可以从贸易密集度角度分析，贸易密集度是反映两国贸易依赖关系强弱的一个最重要指标。贸易密集度又可以分为出口密集度与进口密集度。其公式为： 出口密集度=(A国对B国的出口额/A国的出口总额)/(B国进口总额/世界贸易中进口总额) 进口密集度=(A国从B国的进口额/A国的进口总额)/(B国出口总额/世界贸易中出口总额) 如果贸易密集度大于1，则表明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比较紧密，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贸易密集度小于1，则表明两国的贸易关系还比较弱。贸易 密集度的绝对数值表明，中日双边的贸易关系一直处于极为密切的状态，两国的贸易依存关系非常强。表1贸易密集度的数值变化则表明，中日两国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加强，特别是近些年日本对中国出口贸易密集度和中国对日本进口贸易密集度一直呈上升的态势。这实质上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发生着明显变化,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相对提高,而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相对下降，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增长已经成为其恢复经济景气的重要引擎之一。 (四)中日贸易收支向中方逆差型转变 按照中方统计口径,在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中早已呈现出双方在不同年份交互出现逆差的特点,而近年则形成中方逆差(日方顺差)不断扩大的特征。在2001年的中日贸易中，中方尚有顺差亿美元,2002年则转为逆差亿美元，2003、2004和2005年逆差扩大，分别为亿美元、亿美元及亿美元。据中国海关最新统计,2006年1—2月中国对日出口亿美元,由日进口亿美元,逆差已达亿美元，同比增长。步入新阶段的中日贸易在收支关系上之所以朝着中方逆差型发展,主要是基于两大背景:一是中国加入WTO后,正在逐步履行市场开放承诺,而日本早已按照WTO的要求达到了较高的市场开放度,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潜力明显小于中国；二是中日双方经济增长差异导致了明显的进口扩张能力差异。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中国进口增长率也大大高于日本，这势必导致双方在吸纳对方进口商品的能力上也存有很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态势差别导致的进口扩张能力的差异在未来还会持续下去,由此势必导致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继续朝着“中方逆差,日方顺差”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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