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康有为论文参考文献

人物生平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慈禧太后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其具体细节目前尚有较大争议。 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被杀，康有为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 1923年，康有为迁居青岛汇泉湾畔，购宅居住，题其宅为“天游园”。后其几个子女在青岛读书时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岛时，有意兴建大学，并拟好大学章程，后因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罢。晚年，为青岛的优美风光写下了不少诗作，其若干诗词刻石已成为崂山景点的组成部分． 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做毕70大寿，于21日抵青岛。30日晚，一位广东同乡请他吃饭，未终席而腹痛，翌日身死异乡。 康有为以其所处的时代，先行看到了国家的危机，并进行了大胆尝试，为孙文领导的辛亥革命做了实践上的指导。编辑本段人物思想康有为的理想和政治主张主要在他撰写的《大同书》中得到体现。 近年对于康有为的历史地位存在着较大争议。由于维新变法后各派人士的自述常常出于政治宣传目的而颇多不实，使得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存在很大困难。

北京有一个不起眼的胡同叫达智桥胡同,清代时这里叫炸子桥。明清两朝,这里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地方,因为著名的松筠庵和嵩云草堂都坐落在这条小小的胡同内，松筠庵本是明朝嘉靖年间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的宅院。此人可是大名鼎鼎。他曾经因为上疏反对仇鸾而被罢官,之后又因为弹劾内阁大学士严嵩被皇帝关进监狱,最终被斩杀在西市。他死后,他的夫人也自缢而死。后来,杨氏夫妻的故居改名为松筠庵。

清朝乾隆年间,松筠庵被用作祭祀杨继盛的祠堂。杨继盛生前所住的房星被题名为景贤堂;他当年书写弹劾奏疏的书房被扩建为谏草堂;他上疏弹劾仇鹜和严嵩的秦骸被镌刻成八幅石刻,连同后人纪念墓志等一同镶嵌在景贤堂的东西墙上。房屋四周筑起了回廊,堆砌了假山,景色雅致,使得这里成为宣南一带士大夫聚会的重要场所。

光绪年间,清流党人经常在此议论时政,更是让松筠庵受到万众瞩目，我们再说康有为。此公自说自话,后世的各类书籍也沿袭他的说法,于是我们就在各类 历史 书籍上看到这样的记载:康有为获悉《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后,邀请一千二百多名举人在松筠庵集会,联名上书。与会者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了名。五月二日,各省举人排着长达一里的队伍,向都察院呈万言书、都察院以皇帝已经在和约上盖了玉玺为由,拒绝接受。但是这一次上书打破了清王朝规定的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纲领,因此在全国迅速流传开来。

其实,康有为的说法十分有问题。按照档案,最早反对签约的不是各省举人,而是大批官员。早在四月十四日,台湾巡抚唐景崧就给消政府发电说给予土地不可行。对于割地赔款，以两江总督张之洞为首的各封疆大吏相继上奏，反对签约，京城中反对签约的宗室和二品以上的官员有二十多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权的官员有五十多。人,翰林院、总理衙门、内阁、六部等官员都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签名的有600多人次。由此可见,各级官员才是反对《马关条约》的主体，在官员们上奏的影响下,刚参加过北京的科举会试,正在等候发榜消息的各地举人,也上书反对签约。按照清朝制度,举人不能直接上奏朝廷,必须写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

从四月三十日起,都察院每天都能收到各省举人的上书并为之代。与康有为宣称的都察院拒绝收入举人上书的五月二日那天为例,都察院实际转递了湖北等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多达三百二十四人。这样的转奏,到了五月日才结束。上书总量达到了三十一件,签名的举人多达一千五百五十五人次。另外有公车一百三十五人次参加了京官们领衔的七件上书。四月三十日,梁启超领衔的八十名广东举人上书,只是众多上书中的一件。

根据档案记载,所有的上书都送到了光绪帝案头,所谓的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存在的。事实是康有为并没有递交“万言书”。康有为确实打算发动上书,但是这个计划在五月二日那天胎死腹中。原因是举人们认为大局已定,无法挽救,地点也是在松筠庵而不是都察院。康有为在1895年的5月下句也承认,所谓的公车上书事件并不存在,,只是打算上书,顶多可以称作公集会而已。 翁同龢的日记中也有记载,五月二日这天早上,光绪帝召见了军机大臣一个半小时,已经有批准和约的意思。此时的最高决策层即使看到了官员士大夫联名的反对上书,也不会因此成为决策的依据。而且光绪帝在《马关条约》上盖印的具体时间是五月三日,而不是康有为所谓都察院五月二日宣称皇帝已经用宝,无可挽回。

如果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举人们究竟是哪天在松筠庵聚会?小小的松筠庵能挤下上千人吗?现存的所有关于公车上书的材料都是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撰写的,说法不一,而其他同时代在京的官员士大夫和进京考试的举人,在他们留存的书信日记笔记中都没有提到这一次重大的公车上书事件,这确实让人十分疑惑，对于参与此事的人数,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说法也大相径庭,康有为说有一千二百人,又说三千人。而梁启超有时候说一千三百人,又说一千多人,有时候还说三千或者数千人。《公车上书记》的题名为六百零二人,人数如此悬殊,其实也说明了此事的扑朔迷离,甚至让人怀疑是否存在这个事件。

康有为借助这一次莫须有的公车上书事件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扩大影响。那么康有为为什么要炮制一个公车上书的谎言呢?康有为是一个天才的鼓动家,他未曾上书,但是他所写的那篇文字,确实是当时所有反对和约文件中最为精彩而且最令人深思的。他借助松筠庵作为自己政治上崛起的第一个舞台,取得了十分好的宣传效果。三年之后,富有想象力的他还曾经策划并鼓动言官到乾清门痛哭,请求变法。尽管没有实现,却同样显示出他富有煽动力的表演天赋。

当然,康有为毕竟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和他不成熟的变法主张加上一个不能左右政权的不成熟皇帝,不成熟的戊戌变法胎死腹中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参考文献：《康有为的几个》

《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说伪辩》

境界，亦不患无立锥地也。”（3）关于康有为的帖学、碑学修养，我们从《广艺舟双楫·述学》中可见一般：十一岁临池便以《乐毅论》及欧赵书为范本，后又涉猎小欧《道因碑》，并取《圭峰》、《虞恭公》、《元秘塔》、《颜家庙》临之。行草则取法孙过庭《书谱》及《阁帖》，兼取法张芝、索靖、皇象章草，又临苏米，攻太傅《宣示》、《戎辂》、《荐季直》诸帖。三十八岁时的小楷《殿试状》，可以代表这方面的成绩，亦可以算作二十余年来“帖派”楷书学习的总结。二十五岁时入京应试不第，而购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下笔才颇远于俗。至三十三岁著成《广艺舟双楫》，提出一整套“尊碑”的书法理论。至此，为其“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的书学理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政治理想与社会实践所占用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使他真正纳碑于贴、入碑化贴并兼淘古今的实践，还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岁月里进行的。从流传下来书法作品看，这种“欲兼诸美”的理想书风应是在他流亡生涯结束后才得以形成，时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康有为按照自己“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以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备其法，流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酿而酝之，神而明之，”（4）的理想，几十年如一日地实践磨砺，完成了“有个性地兼众美”的书风。他创造出来的这种书法风格，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又一奇特的景观。对于这一创新，康有为自己的评价是：“鄙人创此千年未有之新体，沈布政子培望而识之，郑叔同识而夺之，移赠翰臣得入哉！”(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康有为《天青室白联》跋语)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人们审美习惯的新型风格，被书法界称为“康体”。

马宗霍先生认为：“南海书法想在六朝脱化成一面目，大抵主于《石门铭》，而以《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石刻》诸种参之。”（《霎岳楼笔谈》）

祝嘉先生认为康氏“书其母墓碑，固尝极力摹仿《爨龙颜》，然则体态则以《六十人造像》为近，岂亦三折肱于此耶？”（《愚庵书话》）

商承柞先生认为：“其‘尊魏卑唐’，并非实情与偏见，而是以此掩其虚伪。知其然，须从其历史谈起。其童年曾写过欧、颜等碑，还写过赵孟頫，在魏碑也下过功夫。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的《千秋亭记》，刻在四川省巴县某江岸的岩石上，知道的人不多。康氏得此拓本后，视为至宝。刻意摹写，并在该刻笔势的基础上，予以进一步的夸张，遂成‘康体’。我将此拓与康字对照，立即剥去他的伪装。”（5）

沙孟海先生认为：“他对于《石门铭》得力最深，其次是《经石峪》，《六十人造像》及云峰山各种。他喜作‘擘窠大字’，固然由于他的意量宽博，但其姿态，则纯从王远得来（也有几层颜字），众目可共看也。邓石如、张裕钊是他所最倾倒的，作书时，常常参入他们的笔意，但还有一家是他写大字写小字以及点画使转种种方法之所出，而他自己不曾明白说过的，就是伊秉绶。试看他两人的随便写作，画出平长，转折多圆，何等之似。潇洒自然，不夹入几许人间烟火气，这种神情，又何其仿佛。”（6）

康有为虽然遍写各种碑帖，但确有偏重处，到底哪些碑帖对其书法风格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人们从“康体”书法形式美角度分析其渊源，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综观康有为书法成熟期可以称作“康体”的作品，我们认为马、沙二位先生把其形式美最根本的渊源归结为《石门铭》的观点，是最有洞察力的。

“康体”在体势上深受北魏《石门铭》的影响，结体于庄严之外透露出纵横开张的气势。康有为于书法极重视体势。他说：“学书有序，必先能执笔，固也。至于作书，先从结构入，画平竖直，先求体方，次讲向背、往来、伸缩之势。字妥贴矣，次讲分行、布白之章。求之古碑，得各家结体章法，通其疏密、远近之故。求之书法，得各家秘藏验方，知提顿、方圆之用。浸淫久之，习作熟之，骨血气肉精神皆备，然后成体。体既成，然后可言意态也。《记》曰:‘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体不备，亦谓之不成书也。”（7）他认为“骨血气肉精神皆备，然后成体。体既成，然后可言意态也。”并强调“体不备，亦谓之不成书也。”王田葵先生在分析“康体”书法艺术特征时说：“在‘孳乳浸多’的‘康体’里，流贯着一脉‘雄强茂密’的神采，在它的笔画里，结构里，章法里显示着形象的骨、筋、肉、血以及动态线条的关联。康氏喜欢用逆峰入笔以蓄势，涩笔迟进以藏刀，饶有邓石如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张裕钊恢弘宽博，峻拔奇逸的气势。康氏晚年创作的《佛语轴》(天津博物馆收藏)，整幅字贯注着一脉魏碑风格。笔法多以尖峰起笔，收处无挫锋，折处提笔圆转，少方棱折角；横画多有隶意，行笔逆入藏出；点画中似乎有一种‘张力’，笔势纵横排荡，潜藏着书家无法遏止的情感力量。

确有一种超凡大度之态。”又说：“康有为写的‘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五言联，将魏碑的圆笔体势揉进行草，似不经意，又绝不乖张，工拙互见，欹正相生。康氏在尽可能地减少运笔动作，线条写得自然舒展，长短府仰，各随其体，取百物之状，依势成形，用一种生涩的笔势来促成隽雅雄健的气势。这是‘康体’典型的创造浑朴、奇宕书风的范例。而刊于《民国时期书法》的《行书轴》，则是另一类清峻瘦健一格的‘康体’字。没有常见的跳越、恣肆的笔法和洞达、奇逸的结体，似乎将痛快淋漓的心态收敛在平整的章法之中。然细细观察，便会发现这是以茂朴、雅拙的体势，峻厚的点画来造成浑穆气象的又一成功尝试。书家面对琼林瑶岛的自然景观，那江千远树，那岿然金山，一派浑穆宁静的气息溢于心中，这种心境化作手中的线条形象，便形成了浑穆的写意图境。整幅字气韵贯通，充分展示了“康体”的风貌神韵。正如丁文隽《书法精论》所说：‘康书纯以神行，不斤斤计较点画笔墨，乃其独到之处，一般书家难以语此。’”（8）文中提到的康有为书“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五言联，实是受宋初陈抟影响。前文中提到，康有为曾获观宋代陈抟书写的“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楹联，该联全法《石门铭》，这也成为康有为深入理解《石门铭》书法的一个途径，使他所书的这幅对联之神采意蕴更接近《石门铭》书法，气势开张、书风浑厚雄放，有纵横奇宕之气和阳刚之美。

康有为对《石门铭》书法形式美的继承与陈抟有所不同，在康有为的书法体系中，《石门铭》是一个核心，围绕这一核心有着多方面的内容：秦篆、汉隶、北碑、南帖熔于一炉，创造了“千年未有之新体”——即“康体”。由于康体务求直率自然，故其字放纵随意，粗服乱头，以简驭繁，除尽小巧。点画线条直中见曲，富含张力，势如奔雷，力能扛鼎；间架结构纵横取势，横势为主，洞达疏阔，恢弘宽博；字与字之间多断而不连，纵横开阖，浑然一体；内心情感抒发任情恣性，畅通无阻，挥洒自如。以其大气、厚重、苍茫的高古气息，神妙境界卓然立于书坛。

“康体”的代表性作品如《飞白书势铭屏》，笔笔沉着，字字飞动，力韵兼盛，酣畅淋漓；《游华山登千尺峡诗轴》方圆绞转，贴势碑法，隶篆草情浑然一体；《追忆戊戌变法经过并向溥仪谢恩折》已是碑帖泯迹，疾涩不拘，拗拔天成了。另外如《雄奇文章联》、《游存庐落成诗卷》、《广武将军碑跋文》等作品都充分体现着“康体”的艺术成就。从这些作品中随处可以感受到《石门铭》书法的笔法、体势、神彩、意蕴或隐或显的体现，《石门铭》书法已潜移默化融入到了“康体”之中，成为其书法形式美的核心因素。

张金梁先生把康有为书法的特点概括为雄、博、古、逸四个字，是非常恰当的，他说：“在对康有为众多的书法作品读过之后，我倒觉得用雄、博、古、逸四字概括更恰当一些。雄是说，康氏的书法雄伟雄健、刚劲豪放，一派阳刚之气，其用笔淡化技法，标榜气格，大有横扫千里之势，这是其他书家所不能比拟的；博是说，康字结体宽博，取法广博，知识渊博，康氏结字大都横向取势，体阔势足，稳如泰山，愈大愈妙。其学书的胸怀也够宽广的，欲‘集北碑南帖’、‘兼汉分秦篆而陶冶之’，没有过人的学识和高超的眼力是提不出这惊世骇俗之论来的，在熔古铸今方面，古今罕有书家与之匹敌；古是说，其书气象高古浑穆，用笔古拙，结体古朴，寓意古雅。‘康体’书法无唐后人意态，是难能可贵的，古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若入古出新、食古能化、古而不旧才是高手，康有为恰恰具备了这些素质；逸是说，康书大都逸笔草草，全以神行，无拘无束，飘逸潇洒，意态自然。在‘康体’书法中，罕见严谨刻板之作，手中之笔如一匹天马，不受任何羁绊约束而又不粗野。”（9）其中论及的“雄”、“逸”当与《石门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雄健豪放”、“飘逸潇洒”、“ 意态自然”构成了“康体”与《石门铭》书法共同的形式美特征，辉映古今。

参考文献

［1］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757页。

［2］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790页。

［3］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790页。

［4］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850页。

［5］商承祚著《我在学习书法过程中的一点体会》，见：《现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版，71页。

［6］沙孟海著《近三百年的书学》，见：《沙孟海论艺》，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22页。

［7］清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848-849页。

［8］王田葵著《康有为的书法艺术》，见：金开成，王岳川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621-622页。

［9］张金梁著《六朝神韵在斯翁—浅论康有为的书法艺术》，见《书法之友》1997年第4期，2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