戆戆的囡囡
社会医学是医学 教育 的重要学科,加强社会医学教学是健康观念与医学模式转变的必然结果,并且在医学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社会医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 医学
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其载体是人的生命，其目的是无限地接近人类生命过程的真理。医学应满足社会的医学需求，在社会中实现其维护人类生命的作用，因此医学又具有社会性。医学的社会性体现在医学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社会的发展，更体现在医学社会工作中。
1 医学的发达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事实上也坚持了“客观性的原则，坚持可检验性、可证实性、可重复性的原则”[1];医学的研究对象本质上是人类的生命过程;并且医生依靠自己掌握的知识与 经验 来保护人们的健康，消除他们的疾苦。医生赖以进行工作的基础是医学科学技术，但由于他的工作对象是人，因而医学不是一种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高科技与人文科学的高度结合体。
医学的发达与社会的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1)我国在上古时代医生就已经是专门的职业，如周礼天官就有正式文献提到医师的职责。然而，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比较落后，并非每个医生都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而一般人中只要略有学问且自己对医事有所把握者，都可为人切脉开药，直到如今仍有其余迹。(2)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了中国，从而丰富了人们的药材知识。《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 总结 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还有一本传世巨著，那就是《黄帝内经》，她博大精深的科学阐述，不仅涉及医学，而且包罗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所获的科学成就。(3)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 文化 繁荣，内外交通发达，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对药物学成就进一步总结已成为当时客观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洲纽伦堡政府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4)到了金元时代，中国医学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写成了《本草纲目》，该书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到了现代，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医学在各方面都取得好成绩。2003年抗非典的胜利，就是最好的例子。
医学的发展对人类有积极的教育作用 (1)中国古代医学发展较早，与传统儒学联系紧密，历代许多医学伟人都是由儒入医，积极用世的思想比较突出。儒家思想中的核心问题“仁”与“礼”同时也指导了医学的从业思想。孙思邈在《千金方》中的“序”非常明确指出“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教含灵之苦，”清代袁枚评薛雪从医一语中的“圣学莫好仁，先生能以术全其民，使无夭礼，是即孔子老安少怀之学也。”从《周礼医师章》到《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一部中国医学院史，“仁”的思想贯穿始终，可以说，中国医学史是一部闪耀着耀眼光芒的人文主义的历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不少人为攫取财富，践踏人性，毁灭人伦，无所不用其极。即使在医学界，草菅人命，乘人之危，坑蒙，已不是什么稀奇事。以中国医史作为当今医学界澄澈的参照，作为对当今唯利是图的人的棒呵，积极意义是明显的[2]。(2)中国古代的医学伟人。常带着实事求是勇敢探索的精神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从事医疗活动。因而他们在当时以致对后世都具有模范作用。从张机到后来的金元四大家，温病学说大家，他们无不是科学地牢记前人，批判地吸收前人经验，大胆提出自己见解，创立自己学说，推动中国医学事业不断发展，从而不断地促进人类的进步。
2 不同的社会时代有不同的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科学发展水平条件下，人类为保护健康与疾病作斗争时观察、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标准形式和 方法 。历史上曾有过多种医学模式。(1)西周时已确定了一整套医政组织和医疗考核制度：置医师，掌医之政令;又分医学为疾医、疡医、食医、兽医等，为医学分科之始。当时政府机关已设官员掌管藏冰，变火，以救时疾。公元前五世纪，医学家秦越人(扁鹊)诊病已用望、问、闻、切的诊断法，尤长切脉诊断。(2)现在正面临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3]。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人的属性的认识，包括了人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对疾病的发生和变化，由生物层次探究到社会层次，医学模式增加了心理与社会的因素。心理―社会因素在旧的模式下，不会因不被认识而不发生作用，也不会因被认识而替代生物因素。心理―社会因素因其影响生物因素成为医学模式的内容，但医学的载体仍然是人体生命，医学所研究的本质上依然是人体生命过程。因而新医学模式并未使医学超出自然科学的范畴，而成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科学―实质上就是社会医学[4]。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仅重视生物因素，也同样高度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对疾病与健康的影响，甚至在此认识上形成了社会医学、心身医学、临床心理学等一系列新兴学科。它认为人类健康的维护取决于医疗技术、生态环境、文化心理、生活方式、卫生保健政策、经济发展等因素，也起着某种程度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医学模式不仅从观念上对健康与生命作出了这些理解，而且开始从医学角度对之进行论证，如不同文化心理的人群对于疼痛的忍受力、心理因素对糖尿病治疗的影响、医患关系对老年患者康复的影响、严重自然灾害对 儿童 精神健康的影响等等研究。这些研究不断地从实践上证明了这种医学观符合于人类健康维护的需要。也正因如此，它才在医学领域实现了还原论与整体论、医学技术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统一[5]。
3 医学的社会性对医务人员的要求
如今医学社会工作者的足迹已遍布世界许多国家的医院和社区。医学社会工作者的任务是关注患者的社会属性，把握患者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担医护技术之外的社会工作，扩展有利于患者和家属应对疾病、死亡等方面的社会心理调适工作，提高患者的适应能力，调动患者机体内在的自愈力，构建医疗技术之外的另一条途径，促进患者尽快康复;目的是强化医疗服务的人文关怀与照顾;与医护人员一起努力实现医疗的“全人”服务目标。目前应把化解医患矛盾、降低医疗纠纷作为工作重点。通过医学社会工作可以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树立良好的医院形象，提高医院声誉，增强医院竞争力，最终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1)医学服务于社会，仅有医学是不够的。若说医学的社会实现“是一门社会科学”可谓恰当，甚而可言为“一门大范围的政治学”。在使用医学过程中进行的卫生服务机构研究、卫生经济学研究、技术及标准评估、决策分析等已不可能是医生所能完成的任务，需要有统计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加入。医学必须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一起，共同实现社会赋予的使命。基于这一点，医学应该超越狭窄的视野，在 社会实践 中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密切结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促进医学在社会实践中也不能只专注于医学，社会同样也需要战略的眼光，主动运用经济的、社会的手段，促进以医学为基石的公共卫生体系在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医学的社会实践既要落脚于医学，又不能孤立地依赖医学，既要充分地利用医学，又不能将医学的范畴扩大化。(2)医学社会工作关注的重点是患者的社会属性，弥补单纯生物医学的缺陷，强化人文关怀照顾，实现健康服务模式的完善，为此有很多与医护人员密切合作，需要与医院其他部门协调关系[6]。例如，患者对诊断治疗中的情况提出问题和意见，我们可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给予正确的解释，但有些问题必须由医护人员向患者和家属说明。尤其当前医学社会工作要特别协助医患双方的沟通和理解，了解患者和家属的希望、要求和意见，及时反馈给医院的管理者和医护人员，改进医院的工作。(3)社会工作具有国际公认的涵义，即以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念主导帮助他人。虽然社会工作的具体专业领域有所不同，但社会工作要充分考虑到受助人的需要及其主体性，人道主义是最基本的职业伦理原则[7]。维护生命，关爱健康是医学社会工作的第一价值原则，医学社会工作者必须尊重患者，关心患者，一切从患者的健康利益出发，热情、理解和真诚是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医学社会工作者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社会职业角色，要以科学的助人技巧为手段，达到助人活动的有效性。他们要用广博的知识、技能和价值为社会提供安全、有效和建设性的社会服务。我国现在不能要求过高，但经过一定培训还是必要的[8]。价值理论是社会工作的灵魂，价值观和伦理观方面的培训必不可少;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是基础。社会工作方法和技巧的学习讨论也很重要;医学 健康知识 的具备有利于医学社会工作的专业需要[9]。
医学既是一门自然科学，同时又具有社会性。我们所作的医学社会工作还是初步的探索，还需要继续努力，我们相信随着社会转型，医学的发展，健康观念的转变，具有我国特色的医学社会工作一定会发展、成熟起来。
【参考文献】
1 蔡子微,胡怀明,侯维志.生物心理社会生态医学模式初探.牡丹江医学院学报，2004，5:23-242.
2 梁浩材.社会医学的历史使命.医学与社会，1998,11(2):1-3.
3 袁震.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临床应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5-6.
【摘要】人文素质是医学人才素质的核心，然而我国现行的医学教育，更多的注重专才教育，而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从而造成医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要转变医学教育理念，改革传统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营造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努力构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医学生 人文素质 重要性 方法与途径
中国医科院院长刘德培院士提出：人文精神是医学的核心，医学的使命就是对人从生到死的全过程的关爱和尊重。 反思 我国现行的医学教育，更多的注重专才教育，而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从而造成医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 这不仅偏离了医学的本质要求和医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也与时代越来越重视“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因此，要转变医学教育理念，改革传统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营造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努力构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1 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现状
我国医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欠缺。
教育教学方式落后。
人文类教育课程设置不够合理。
2 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性
人文素质是医学人才必备的素质
医学人文精神是人类热爱生命、“以人为本”的精神，是医学的灵魂。医学生在治病救人，揭示生命、健康和疾病奥秘的同时，必然包含着对生命的认识，对患者的情感，对人类命运的责任等至关重要的人文使命。医学与人文的不解之缘，势必形成对医学人才的特殊要求，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本身的发展，医学人才的人文素质在医学人才成长过程中成为越来越不可或缺的内容。高等医学教育培养医学人才，人文素质教育在当今应该摆在首要的位置。
对医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
人文素质包括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以提高综合素质为目的，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教育内在的必然要求。未来社会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基本素质主要是由自然科学技术素质和人文社会科学素质构成,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因此，医学教育只有在重视医学理论知识传授的同时也注重对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才能培养出关注现实、关爱生命、关怀平民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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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
医学的人文属性必定使医学突破以往生物、生命科学的框架,朝着整体化、综合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医学涉及到了社会、心理、伦理、哲学、环境、经济以及法律等人文社会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社会对医学发展要求的变化和医学内涵的不断拓展，必然提高对医学人才培养的要求，引起医学教育目标的调整。 3 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方法与途径
更新教学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有了全新的教学理念才能真正领悟教育的真谛。今天的医学生就是明天救死扶伤的医生，面对病人，医务工作者既需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更需要有一颗慈善的爱心，只有与病人充分地交流合作，才能真正了解病人的痛苦，真正知晓疾病的根源，更好地治疗疾病。 因此做到文理渗透、情理交融、身心统一，用自己的博学与专长去治愈病人是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也是医生素质的最好体现。
因此，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一样都是医学生从事医学事业的必修内容，要把医学生的人文教育与科学专业知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转变传统教学理念，使施教者明白医学教育不仅仅是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同时也是“通才教育”，使受教者明白人文精神是医学教育的精神支持、动力源泉。
构建合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医学院校应根据社会与医学发展的要求，遵循教育的内在规律，优化和重组医学课程结构，建立一套合理的人文课程体系。不仅要开设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等必修的传统医学生人文课程，而且要根据实际需求有选择的开设人文科学课程。
人文社会医学课程的 教学方法 应积极尝试多种形式。如指导性自学、实践性学习等。必须讲求实效性，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在人文社会医学课程的学习成绩评价方法方面，应逐步推广以撰写论文、讨论、社会调查等方式进行考核，侧重培养医学生综合、分析及处理问题的能力。
营造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
在加强人文教育上，我们不仅要让学生直接通过课堂内容学习，还要让学生间接的学,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身人文修养。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人文教育环境。
学校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其职能，加强学生社团的建设和引导，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充分发挥医学生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再者，要有计划地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学术活动不仅能够净化学生的心灵、陶冶学生的情操，而且有利于学生文化品位的提升和创新潜能的积淀。?
良好人文环境的营造还包括引导学生积极投身于社会服务中，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人文关怀。“社会实践活动不仅是培养医学生专业技能的机会,而且是培养医学生具有良好的人文精神的重要环节”。因此，学校应把握好这个环节，协同社会和家庭正确引导学生，提高学生的责任感，建立起回报社会的理念和奉献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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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学学年论文 范文 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 文化 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 传统文化 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 方法 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 教育 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 渠道 。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 春节 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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