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歌行研究论文

本文中，我整理了惜时议论文素材，可以用在作文里，来看一下吧！

1.钱学森先当院长后当副院长——时间比职务珍贵

在钱学森的履历介绍上常有“任国防部五院副院长、院长”的字样，可实际上钱学森是先当院长，后当副院长。当年45岁的钱院长虽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有时研究院的报告和幼儿园的报告会一同等待他批示。这些行政事务占用了他很多时问，为此他给聂帅写信，要求“退”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

2.巴尔扎克惜时如金——创作要争分夺秒

巴尔扎克是位多产的作家，他的时间是一分一秒也不空过的。一次，巴尔扎克太累了，对一个朋友说：“我睡一会儿，你1小时后叫醒我。”1个小时过去了，朋友实在不忍心叫醒他。巴尔扎克醒来后，发现超过了1小时，几乎是暴跳如雷地对朋友说：“你为什么不叫醒我，耽误了我多少时间啊!”他平时每天写作十六七个小时，把自己关在房里，一日三餐由仆人从特定的窗口放进去。1850年，51岁的巴尔扎克自我感觉心脏病要大发作了。他问医生还能活多久，半年，还是6星期?医生都用摇头来回答。巴尔扎克着急地说：“至少6天总可以了吧?我还可以写个提纲，还可以把已经出版的50卷校订一下。”

3.富兰克林的时间表——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

人们问富兰克林：“你怎么能做那么多的事呢?”“您看看我的时间表就知道了。”他的作息时间表是什么样子呢?5点起床，规划一天事务，并自问：“我这一天要做些什么事?”上午8点至11点，下午2点至5点，工作;中午12点至1点，阅读，吃午饭;晚6点至9点，用晚饭、谈话、娱乐、考查一天的工作，并自问：“我今天做了什么事?”

朋友劝富兰克林说：“天天如此，是不是过于……”“你热爱生命吗?”富兰克林摆摆手，打断朋友的话，“那么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

忘掉今天的人将被明天忘掉。 ——歌德

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 ——莎士比亚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

时间的步伐有三种：未来姗姗来迟，现在像箭一样飞逝，过往永远静立不动。——席勒

谁对时间最吝啬，时间对谁越慷慨。要时间不辜负你，首先你要不辜负时间。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

时间，天天得到的都是二十四小时，可是一天的时间给勤勉的人带来聪明和气力，给懒散的人只留下一片悔恨。——鲁迅

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轻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关于生命的名言警句。——高尔基

时间就是生命，无故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实在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鲁迅

你热爱生命吗？那幺别浪费时间，由于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富兰克林

把活着的每一天看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海伦·凯勒

这是一些资料，虽然不是原创，但还是希望能帮帮你爱迪生的故事 爱迪生 一生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他的学问是靠母亲的教导和自修得来的。他的成功，应该归功于母亲自小对他的谅解与耐心的教导，才使原来被人认为是低能儿的爱迪生，长大后成为举世闻名的“发明大王”。 爱迪生从小就对很多事物感到好奇，而且喜欢亲自去试验一下，直到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为止。长大以后，他就根据自己这方面的兴趣，一心一意做研究和发明的工作。他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个实验室，一生共发明了电灯、电报机、留声机、电影机、磁力析矿机、压碎机等等总计两千余种东西。爱迪生的强烈研究精神，使他对改进人类的生活方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浪费，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了。” 爱迪生常对助手说。“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办更多的事情。” 一天，爱迪生在实验室里工作，他递给助手一个没上灯口的空玻璃灯泡，说:“你量量灯泡的容量。”他又低头工作了。 过了好半天，他问:“容量多少? ”他没听见回答，转头看见助手拿着软尺在测量灯泡的周长、斜度，并拿了测得的数字伏在桌上计算。他说:“时间，时间，怎么费那么多的时间呢?”爱迪生走过来，拿起那个空灯泡，向里面斟满了水，交给助手，说：“里面的水倒在量杯里，马上告诉我它的容量。” 助手立刻读出了数字。 爱迪生 说:“这是多么容易的测量方法啊，它又准确，又节省时间，你怎么想不到呢？还去算，那岂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吗?” 助手的脸红了。 爱迪生喃喃地说:“人生太短暂了，太短暂了，要节省时间，多做事情啊!” 历数古今中外一切有大建树者，无一不惜时如金。古书《淮南子》有云："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汉乐府《长歌行》有这样的诗句："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晋朝陶渊明也有惜时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唐末王贞白《白鹿洞》诗中更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妙喻。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把时间比作资本。德国诗人歌德把时间看成是自己的财产。鲁迅先生对时间的认识更深刻。他说："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法拉第中年以后，为了节省时间，把整个身心都用在科学创造上，严格控制自己，拒绝参加一切与科学无关的活动，甚至辞去皇家学院主席的职务。居里夫人为了不使来访者拖延拜访的时间，会客室里从来不放坐椅。76岁的爱因斯坦病倒了，有位老朋友问他想要什么东西，他说，我只希望还有若干小时的时间，让我把一些稿子整理好。 当代青少年多数都很羡慕美国、日本富裕的生活及其轿车、电器，然而，你知道他们是多么珍惜时间吗？早在200多年前美国还没独立的时候，美国启蒙运动的开创者、科学家、实业家和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富兰克林就在他编撰的《致富之路》一书中收入了两句在美国流传甚广、掷地有声的格言："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辽宁青年参观团在日本出席一个会议，出国前团长准备了厚厚一叠发言稿，可是届时日方官员递上的会序表却写着："中方发言时间：10点17分20秒至18分20秒。"发言时间仅为一分钟。这在那些"一杯茶水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而在日本却是极为平常的。日本从工人到学者，时间观念都非常强。他们考核岗位工人称不称职的基本标准就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单位时间的劳动量，时间一般精确到秒。历数古今中外一切有大建树者，无一不惜时如金。古书《淮南子》有云："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汉乐府《长歌行》有这样的诗句："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晋朝陶渊明也有惜时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唐末王贞白《白鹿洞》诗中更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妙喻。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把时间比作资本。德国诗人歌德把时间看成是自己的财产。鲁迅先生对时间的认识更深刻。他说："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法拉第中年以后，为了节省时间，把整个身心都用在科学创造上，严格控制自己，拒绝参加一切与科学无关的活动，甚至辞去皇家学院主席的职务。居里夫人为了不使来访者拖延拜访的时间，会客室里从来不放坐椅。76岁的爱因斯坦病倒了，有位老朋友问他想要什么东西，他说，我只希望还有若干小时的时间，让我把一些稿子整理好。 当代青少年多数都很羡慕美国、日本富裕的生活及其轿车、电器，然而，你知道他们是多么珍惜时间吗？早在200多年前美国还没独立的时候，美国启蒙运动的开创者、科学家、实业家和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富兰克林就在他编撰的《致富之路》一书中收入了两句在美国流传甚广、掷地有声的格言："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辽宁青年参观团在日本出席一个会议，出国前团长准备了厚厚一叠发言稿，可是届时日方官员递上的会序表却写着："中方发言时间：10点17分20秒至18分20秒。"发言时间仅为一分钟。这在那些"一杯茶水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而在日本却是极为平常的。日本从工人到学者，时间观念都非常强。他们考核岗位工人称不称职的基本标准就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单位时间的劳动量，时间一般精确到秒。 猫头鹰的启示（如何科学地安排好时间）？ 一年春天的某个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喜鹊就来到了猫头鹰先生的家门口，欢快地叫着"猫头鹰先生，快起来，借着早晨明媚的阳光，练习我们的捕食本领，不要再睡懒觉了。"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身体一动不动地蜷屈在窝里，懒懒地说了声："是谁呀？这么早就上这来瞎叫，我还没有睡醒呢，啥时练不行，我还得再睡一会。"喜鹊听了这话只好独自锻炼去了。到中午，喜鹊又来了，一看猫头鹰虽然醒了，但还是在床上躺着，喜鹊刚要说话，猫头鹰抢着说："天还长着呢，练什么呢，赶趟，趁早还是休息的好。"喜鹊说："已经不早了，都到中午了，你该捕食锻炼了。"可是猫头鹰还是不动。太阳落山之前，喜鹊飞到猫头鹰家，看见猫头鹰刚刚起床洗脸。就对他说："天要黑了，我要休息了，你怎么才洗脸啊。"猫头鹰说："我就这习惯，晚上饿了我才开始捕食。"喜鹊说："这么晚了你还能捕到什么食。"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猫头鹰拍打着翅膀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累得筋疲力尽，什么食物也没捕到，肚子饿得咕咕叫，他也哇哇地乱叫，声音非常难听。 当然这是个小小的寓言故事，如果猫头鹰真的夜间去捕食，就要饿得从树上摔下来了。可是这则寓言却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要珍惜时间。古人说过："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昨天和今天没什么大区别，今天和明天也没有不一样，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循环往复，但是我们个子长高了，慢慢又变矮了，头发由黑变白，这时才刚想起，该学的没有学，该会的没有会，该做的没有做，但是过去的时间却再也找不回来了，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青少年朋友一定要从小珍惜时间，努力学习，将来才能成为有用之才，否则就难免要"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了。

参考例文：

《陆机与魏晋文学自觉的演进》

俞灏敏

内容提要 曹丕的时代结束后，中国的文学自觉在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上继续向纵深演进。陆机承上启下，揭橥文学特征，探讨创作规律，建立审美标准，并相应地在创作中开掘个人的情感世界，追求艺术的表现力量，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演进的流程。陆机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趋同性展示了文学自觉的历史走向。

关键词 陆机文学自觉文学理论创作实践

当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摆脱了附庸的地位而获得独立的存在时，它就大步跨入了自觉的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样一个时代肇端于汉末，以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为背景，以比较自由解放的文化思想的冲击为动力，唤醒了人的自身意识，也唤醒了人的文学意识。文学的自觉在无名氏古诗中已孕含量的蕴积，至曹丕的时代腾起质的飞跃，出现了重视文学价值、探讨体制风格、提出审美要求、品评作品优劣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现象。文学创作也扬弃了外在于自身的目的，致力于人的表现，美的创造。这颇象鲁迅说的，近于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1]，当然两者的历史意义是无法比拟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是一个文学冲决传统的功用观念对创作的束缚、寻求按自身规律充分发展的变革历程。它在曹丕的时代迈出了辉煌的第一步后继续向纵深演进，至西晋踏入一个新的阶段，借用鲁迅的表述方式，就是“陆机的时代”。因为无论在理论形态或实践形态上，陆机都能踪继前秀，启范后叶，有力地推动了演进的流程。就其历史贡献而言，实为曹丕之亚匹。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审视陆机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并试图藉以展示文学自觉的历史走向。

承上启下的文学理论

文学是在自身不断得到实践、认识、把握中发展的。对文学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把握的尝试，可以说是它从自在阶段跨入自觉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陆机的《文赋》就是这样一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尝试，首次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创作过程及其规律性与复杂性。其实在曹丕的时代，丰富的创作就已提供了进行这种探讨的可能性。历史之所以选择了陆机，我认为就在于文学自觉的演进的必然性。陆机的探讨是以文学日益清晰地显示出本体形态为契机的。在先秦、西汉，文学被淹没在它的功利性中；两汉之交的文学批评开始注意到文学的主体性，但对屈原、司马迁及辞赋作家的评论仍注重创作主体的思想倾向、品格修养与作品功用的关系。汉、魏之际，抒情文学的兴盛，艺术形式的进步，使人们进而探讨主体的个性气质与作品风貌的关系，并透过作品超现实的审美层面逐渐看到文学本体的存在。在曹丕《典论·论文》中，从文气说到文体论，透露了文学批评由主体论趋向本体论的消息。但风气初开，许多问题未及深入探讨。西晋随着文学再度繁荣，对文体的探讨由抽象概括深入到具体分析，如傅玄《连珠序》之论连珠，皇甫谧《三都赋序》之论赋，到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更趋系统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通各体的限制，进入本体的层次，乃是必然的趋势。《文赋》应运而作，于扼要地论述各种文体的体制风格之外，着重研究创作的产生、构思、布局、修饰等问题，体现了文学自觉在理论形态上的纵深发展。后来刘勰《文心雕龙》的下半部分打通各体而泛论创作，实“本陆机说而昌论文心”[2]，因而其探讨在《文赋》的基础上更全面，更深入。从曹丕到刘勰，文学理论批评由文体进入本体，由粗浅趋向精深，演进轨迹灼然可见，其中陆机正居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观照文学的本体，重视其自身规律的客观存在，也表明对文学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次。当文学被视为一种工具时，一旦它未能实现社会所期待的功用，便会受到轻视。扬雄批评侈丽闳衍的辞赋欲讽反劝，对辞赋本身也一变“少而好赋”的态度，蔑其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3]，典型地体现出传统的文学功用观。曹丕的时代认为文学具有自身的价值，这种观念对于传统是一种突破，一种超越，但在理论上还象个新生儿，尚未发育成熟。如《典论·论文》单列诗赋为一科，突出其独立地位，但又置于四科之末，仍不免留有视其为末技的残痕；又倡言文气说，强调作家禀受于自然的气质与才能在创作中形成作品风格、创造艺术价值的决定作用，视文学为艺术个性的创造，然而“不可力强而致”云云，表明对文学自身规律以及作家对它的能动把握，缺乏一定的认识。陆机在《文赋》中对此作了纠补，以诗、赋居十体之首，并揭橥它们缘情体物的本质特征：在不排除作家的天赋因素对作品成败的影响的同时，又肯定创作自有“辞条与文律”即规律的存在，认为对它们的把握不仅是“知”的理论问题，更是“能”的实践问题，强调作家应提高后天的实践能力，才能在创作中“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实现自己的创造价值，体会到“兹事之可乐”。这意味着随着文学自觉的演进，人们开始朦胧地窥察到，创作的主体力量是在气质个性的发挥与对客观规律的把握的统一中全面展示的，从无到有的文学创造就是这种力量的体现，因而给主体带来愉悦。这些理论洞见对南朝文论具有历史导向的意义。“文笔说”将日益细分的文体概括为大致相当于纯文学与杂文学的两大类，而且对前者本质特征的揭示在陆机“缘情绮靡”的基础上更为明确，如萧绎云：“至如文者，惟须绮豰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4]。值得注意的是，《文赋》论文体，前七种都属有韵之文，后三种均是无韵之笔，参照刘勰论文体先文后笔的体例，可谓已预示文笔之分的趋势，故“缘情绮靡”也成为被南朝人普遍接受的有关纯文学的审美观念，如王筠就称美萧统的作品“吟咏性灵，岂惟薄技，属词婉约，缘情绮靡”[5]。至于《文赋》对创作规律的重视，刘勰将其内蕴发挥得更为透彻，明确提出“执术驭篇”的主张，并进而说明掌握创作的客观规律应与作者主观上的创作情思的勃发结合起来，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所谓“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6]。陆机的探讨也体现出文学审美观念的进步。文学创作是人充满情感的审美创造活动，注定要从童年的“天籁”之美走向情采并茂的“人籁”之美。在实践形态上最先自觉遵循这一历史走向的不是侈丽而寡情的汉大赋，而是被《诗品》誉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汉末古诗。《典论·论文》首次在理论上予以反映，曹丕认为“文以气为主”，在此基础上主张“诗赋欲丽”。但他的表述不够明确，理论也有待完善。尽管“以气质为体”的建安文学是“以情纬文，以文被质”[7]，但曹丕本人未能说明气与情的关系，而且气作为各种文体之本，还不是诗赋的本质特征。再者，他也没有论述文学创作中情感的产生以及如何藻饰情感使作品华丽。陆机《文赋》进一步明确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鉴于魏晋诗赋合流的倾向，这两句可说是互文见义，不仅概括出文学的特征，而且揭示了审美创造的历史走向。陆机还站在理论的高度，着重探讨情采并茂的美学风格的形成机制。他吸收了传统的“物感说”的合理内核，认为作家“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郁结在胸中的块垒受四时物色的触发感召，产生创作激情，然后通过构思想象，使“情瞳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创造出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象。这里将自然景物引进美的创造中，具有重要意义，既表明对审美创造中主客体统一的自觉重视，又为创作实践指出一条通向情采并茂的具体途径，即在体物中缘情，使作家的个人情感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得到更好的表现，同时体物“穷形尽相”也给铺采摛文留下了用武之地。赋予文学意象以美的形式，需要多方面的表现技巧，陆机提出“会意尚巧”，“谴言贵妍”以及“音声迭代”，均指向语言艺术的锻造。其中“会意尚巧”，大多释为构思立意应当巧妙，我认为它既与词采、音律相提并论，在《文赋》的叙述结构中当属于以文“逮意”的写作层次。意与物融为意象，通过穷形尽相的体物完整而形象地传达出意的情蕴，这就是语言表现中所谓的“巧”，故前人有以“肖物情”释之[8]。后来沈约谓司马相如赋“巧为形似之言”，钟嵘评张协诗为“巧构形似之言”，刘勰说“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9]，也都是从语言和体物的关系来论“巧”的，可以参看。陆机关于情采的美学观对南朝文学理论影响很大，刘勰《文心雕龙》专设《情采篇》和《物色篇》来阐述物、情、采的关系。钟嵘《诗品》认为“物之感人，固摇荡性情”，主张文学创作要“穷情写物”，“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均是陆机的嗣响。再从创作实践来看，从刘宋的山水诗到齐梁的咏物诗，通过描写景物表现情意，并追求巧似，辞采，声律，成为风靡南朝的审美取向。这一切都表明陆机对文学美的理性把握在文学独立、艺术进步的历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缘情绮靡的创作

实践文学是人学。人性的觉醒带来了文学的自觉，现实的人生日益成为文学表现的主题，饱含社会生活体验的情感世界在广度与深度上得到不断的开掘。陆机受文学自觉的感召，与其理论相应，在创作上丰富地展现了人的主题：或叹生命之短暂，或伤人生之艰难，或叙羁旅之悲苦，或抒离人之哀怨。古诗写的都是这些在当时令人惊心动魄的情感内容，止乎礼义、风上化下的观念已挡不住它们的喷涌倾泻。其情调激楚悲伤，也冲决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传统防线，它不仅来自当时欣赏感人力度最强的悲情哀感的审美趣尚，更是出于一种认识到个人与社会存在冲突的觉醒意识。在陆机的拟古诗中，可以感到一颗为之震憾的心灵跳动的脉搏，听到用激动的手指在伤感的心弦上弹奏出来的悲的旋律。如《拟迢迢牵牛星》让游子思妇在令人想到天地冷漠、四时迅迈的岁暮中绝望地哀哭，岁暮不得相会是陆机增写的，与传说中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形成鲜明对比，生动地写出短促的人生在忍受社会所造成的遥遥无尽的别离痛苦中流逝，以时空的无情突出人间的悲哀。人的主题，悲的旋律，又浸透着他个人的身世感慨。他的作品写一生之路，抒一己之情，并不象传统批评所指责的那样“敷旨浅庸，性情不出”，“词旨敷浅，但工涂泽”[10]。长期割据造成的地域性历史意识与文化心态、江南望族的门第、东吴名臣的功业，在陆机的内心植下强烈的家国意识和功名理想，时代的变迁使两者在不同境遇的刺激下构成复杂的心理矛盾。陆机一生就在这矛盾的痛苦中挣扎，文学成了人生痛苦的宣寄。吴亡后不久，他作《赠弟士龙》四言诗10章，抒发家邦颠覆、骨肉分离的悲痛，序中明言“故作是诗，以寄其哀苦焉”。重振门楣的渴望驱使他迈着亡吴之士的沉重步伐，辞家踏上一条追求功名的艰难征途，从此陷入不可自拨的矛盾之中。表现在创作中，一面是《赴洛道中》“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的哀思，一面是《长歌行》中“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的焦虑。但仕宦不达，使他在《猛虎行》中借游子行役的艰辛写照自己奔走功名的坎坷，深感“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而发出“人生诚未易”的慨叹，同时流露出“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那种无奈事仇的负疚感。他曾借《招隐诗》、《幽人赋》之类的作品发过归隐之思、超脱之想，期以自慰；但更多的是抒发对家国的怀念，对人生的伤感，宣泄内心的痛苦。如《思归赋序》云“惧兵革未息，宿愿有违，怀归之思，愤而成篇”，赋中以岁暮之景的肃杀状写他羁宦京洛戚戚无欢的孤苦，“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在《叹逝赋》中，“悼堂构之颓瘁，愍城阙之丘荒”，国亡家破的余痛至不惑之年仍撞击着他的心扉，而旧亲凋落又使他产生迟暮之感，不禁“哀缘情而来宅”，想到功名未就，终老为客，深深发出“嗟人生之短期”的悲叹。陆机的作品就这样载着他整个真实、独特的内心世界：失去家国的悲哀，自投世网的痛苦，奔走功名的坎坷，思归故土的忧伤。这些互相交织的感情充实了人的主题，加强了悲的旋律。陆机是背着沉重的悲哀走完短暂人生的，悲哀构成他情感的底色，作品的基音。其诗赋中频频描写的岁暮可以说是悲哀投射最集中的意象，如《感时赋》极度渲染出岁暮的空间阴森感和时间飞逝感，前者在《园葵》诗中又成为时局险恶的象征，“曾云无温液，严霜有凝威”，道出“孤生寄北蕃”的他对京洛政治黑暗的感受；后者在《思亲赋》中则兴起“感瑰姿之晚就”的迟暮之悲，“人道短矣”的慨叹吐出他的人生悲感。陆机的慷慨悲歌由于时代、环境等综合因素固然不如建安文学风骨遒劲，激昂气盛，却唱出自己有血有肉的感情，回响着内心震荡的颤音，是他“缘情”理论的自觉实践，体现了自曹丕的时代以来为人生创作、为自己创作、高扬个体情感的文学发展态势。曹植自云“雅好慷慨”，后期作品又大都“愤而成篇”[11]；阮籍诗歌篇篇抒写自己“忧思独伤心”[12]的情怀。西晋文学更重视开掘个人生活和情感的体验，如左思对门阀社会的愤懑，潘岳对亡妻的深痛悼念，都富有浓厚的个性色彩。陆机因能站在理论自觉的高度，这方面表现更为充分。在以他为代表的太康文学的推动下，人们益将文学当作人生苦闷的宣寄，在作品中缘一己之情。如谢灵运的山水诗大都与魏晋咏怀性的行旅诗相类，所谓“玄言尾巴”往往是作者受到景物的触发、“慷慨促命管”[13]而唱出的胸中块垒。陆机抒写身世之悲的行旅诗在南朝自然很受重视，如江淹《杂体诗》拟陆机一首题为“羁宦”，即拟其《赴洛》诸诗，由此可以想见这类诗对大谢的影响。他的影响至南北朝文学的殿军庾信犹清晰可见，庾信的代表作《哀江南赋》倾泻自己的身世故国之痛，序中多次提到陆机，不惟他俩身世经历相仿佛，更在于创作宗旨及其所体现的文学观念的传承，如序云“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将陆机“悲缘情”“哀缘情”的创作推向极致。文学又是美的创造。从古诗“文温以丽”到曹植诗的“词采华茂”，表明创作主体为了增强抒情效果，开始自觉追求作品的美感力量。陆机创作更是力求达到自己倡言的“绮靡”，现代阐释已廊清了前人对“绮靡”的曲解，认为它是比喻作品总体风貌的精妙美好[14]。陆机在创作中总是调动各种表现技巧和修辞手段来强化自己的感情，取得总体审美效果。如《赠尚书郎顾彦先》就运用描摹、对偶、借代、顶真等手法及赡丽的词采，形象生动地铺写淫雨为患之状，蓄足声势后有力地跌出末句“眷言怀桑梓，无乃将为鱼”，关怀家乡的深厚之情与一组组感觉形象融合为诗的意境，从而给人以总体的美感。钟嵘《诗品》谓陆机五言诗“举体华美”，其它诸体作品也大体如此。陆机还很重视语言的音响效果，在理论上首次明确提出“音声迭代”的审美要求。由于缺乏有关当时声律的参照资料，我们无从把握他在实践中的追求，但是在《泰山吟》“迢迢造天庭”、“曾云郁冥冥”，《苦寒行》“玄猿临岸叹”之类的诗句中，似可看到有意展示同声同韵字复叠连用之意趣的痕迹。陆机的艺术追求是多方面的，对艺术的进步起到了导向和推动的作用，如体物的巧丽，音声的迭代，直启山水诗语言的造型化和永明体对声律的讲究。但过去有些批评家因未能把握到这种追求中内在的文学自觉的脉动，对此颇多指责，如沈德潜就批评陆机“开出排偶一家”，梁、陈诗歌“专工队仗”是其“为之滥觞”[15]。其实曹丕提倡“诗赋欲丽”，丽与偶在古人看来关系很密切[16]，《文心雕龙·丽辞》讨论的就是对偶，而偶句的铺排确能给人以整丽丰赡的美感，用于描摹、宣染有一定的厚度。陆机在《文赋》中要求作品避免“偏弦独张”的短小单调，其体物缘情的创作也就自觉运用排偶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铺叙抒写，力求使作品如繁音会奏那样具有内容充实饱满、形式弘丽华赡的美。以他为代表的西晋文学的“缛旨稠星，繁文绮合”[17]乃是实践“诗赋欲丽”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文学自觉在实践形态中的演进。当然，排偶有时也失之呆板，理想的“迭用奇偶”要到刘勰时才因实践的发展而得到理论上的认识，但它促进了后人对诗歌整齐匀称美的追求，这种追求最终导致近体律诗对仗句的定型。再如摹拟，前人谓陆机“束身奉古，亦步亦趋”[18]，对此有必要稍作辨析。陆机的摹拟以拟古诗为最，实际上它包含着对古诗文学价值的认识及对其所体现的审美意识的接受。由于时代相距太近，建安诗人身处古诗现实意义的激荡中，还无法对它进行超现实的冷静观照。至西晋，它经过半个世纪的考验，初步显现出永恒的艺术魅力，陆机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首先捕捉到了它的文学美而著力摹拟。这意味着古诗开始作为五言诗这一新的抒情文类的典范而受到景仰、研习，陆机试图通过摹拟探索五言诗情感表现与审美创造的律则，折射出对创作的自觉重视，与其理论精神相通。另外，摹拟本身在魏晋间主要是作为一种学习前代范作的方式，严格说来不属于创作，有别于《文赋》批评的创作上“暗合于曩篇”的雷同，因此和作为雷同的对立面而提出的创新的审美要求不构成矛盾。陆机的创作多有独创的构思，新颖的形容，就是在拟作中也不乏推陈出新的奇词妙句，这倒与《文赋》中“袭故而弥新”的主张是一致的。以上我们把陆机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放到文学自觉的历史进程中作了考察，看到两者并不象有的论者认为的那样是互相矛盾的[19]，而是完全可以沟通的。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陆机自己也意识到的“知”与“能”的差距，但它们的趋同性展示了文学自觉的历史走向。有意思的是，陆机本人“服膺儒术”[20]，在文学上却能跳出儒家思想的樊篱，紧跟文学发展的潮流，表现出一种遵循客观规律的自觉性，为文学自觉的演进作出他的时代所需要的贡献。尽管他的贡献早已被历史所超越，但其推动文学发展的功绩仍彪炳在中国文学史上。

注释[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2]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3]扬雄《法言·吾子》。[4]萧绎《金楼子·立言》。[5]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全梁文》卷六十五。[6]刘勰《文心雕龙·总术》。[7][17]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8]方廷《昭明文选大成·文赋》，引自张少康《文赋集释》。[9]分别见《宋书·谢灵运传论》，《诗品》卷上，及《文心雕龙·诠赋》。[10]分别见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沈德潜《古诗源》卷七。[11]见曹植《前录序》与《赠白马王彪诗序》。[12]阮籍《咏怀诗》之一。[13]谢灵运《道路忆山中》，《文选》卷二十六。[14]见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文史哲》1963年第2期。[15]《古诗源》卷七。[16]如《周礼·夏官·校人》注曰：“丽，偶也”。[18]《采菽堂古诗选》卷十。[19]见《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所载《陆机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陆机〈文赋〉二例》。[20]《晋书·陆机传》。

原载：《阴山学刊》1994/04

终生不渝的爱国情怀 入蜀前后的变化 对吕本中、曾几诗风的继承 对陶 渊明、李白、杜甫、岑参的推尊.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生的第二年适逢靖康之乱，随其父陆宰离开中原南归。他幼时常看到父辈“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 （《跋傅给事帖》）他因此很早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壮志。陆游29岁参加进士考试，因名列秦桧的孙子之前而受到秦的忌恨，复试时被黜落，直到秦桧死后才得入仕。他在后来的仕途中又两度因力主抗金而被罢职。但陆游的爱国情怀终生不渝，他一生中时刻盼望着有杀敌报国、收复中原的机会，直到临终前仍在绝笔诗《示儿》中谆谆嘱咐儿孙：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在南渡之初，正直的士大夫大多怀有抗金复国的理想。然而随着绍兴和议的签订，南宋小朝廷的投降路线渐占上风，很多士人渐趋消极。南宋最早在诗歌中高扬爱国主题的吕本中、陈与义等人晚年诗作的题材取向又转回到书斋生活和山水景物，便是这种态势在诗坛上的鲜明反映。陆游则与众不同，即使是在收复中原已毫无希望时，他仍然坚持夙志，大声疾呼抗敌复国，真不愧是南宋爱国诗人最杰出的代表。 陆游的生活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45岁以前，他任镇江通判等职，后因赞助张浚北伐而罢职家居；二、自46岁入蜀从军至65岁被劾罢官；三、66岁以后在山阴农村闲居20年。陆游的诗歌创作过程也可分成与之相应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是陆诗臻于成熟的关键时期。陆游晚年回忆说他在“四十从戎驻南郑”时创作上发生了“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指诗歌题材的转变，因为陆游早期的诗歌内容已相当充实，而且忧国念时的主调已经确立，三十七八岁时就已写下《闻武均州报已复西州》、《送七兄赴扬州帅幕》等名篇。陆游所说的“诗家三昧”，是指他在地处抗金前线的南郑受到紧张、豪宕的军营生活的激发，而领悟到应该改变早年专以“藻绘”为工的诗风，而追求宏肆奔放的风格。由于只有这种风格才与陆游建立奇功的宏伟抱负、爱国忧时的炽烈感情、不拘小节的狂放性格最相适应，也只有这种风格才最符合陆诗所以反映的时代的脉搏，所以陆游一旦找到这种适合于自己的风格之后，他的创作就产生了质的飞跃。正如清人赵翼所说：“放翁诗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瓯北诗话》卷六）最能体现陆诗雄放风格的七古名篇如《金错刀行》、《胡无人》、《长歌行》（人生不作安期生）、《关山月》、《秋兴》（成都城中秋夜长）等都作于入蜀从军以后的十年间，说明陆游诗的主导风格正是在巴山蜀水之间奠定的。正由于这个原因，陆游把自己的诗集题作《剑南诗稿》。 位卑未敢忘忧国：杭州的陆游 说起陆游，一般人都称之为“爱国主义诗人”，然而，这只是从文学角度评价的一个有失简单的结论。其实，陆游不仅仅是文学的，他更是思想的、人文的、政治的，乃至军事的，而这些又都与当时的我国首都——南宋京城杭州密切有关，所以，杭州对陆游来说，有着更特别与重要的意义；同时，对杭州来说，南宋英杰应该是：武有岳飞，文有陆游。然由于种种原因，陆游在今天的杭州并未受到他应该受到的重视，陆游的思想与人文精神也未得到弘扬，因此，提出“杭州的陆游”，是一种以杭州的视角重新考察陆游的新视野，以便用丰富的史料揭示出陆游之于杭州的重要性，让人们更深入地认识陆游，进而让陆游在杭州得到应有的纪念地位，其文化成就与思想精神也能得到更好的研究与弘扬。可以说，研究杭州文史者，以及杭州市民，是不可不知陆游的，他一生跌宕起伏的命运与国家与杭州紧密相连，他有关杭州的诗文，更是杭州历史的重要部分与宝贵的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