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医学杂志撤稿率高一些

2020 年是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一年，这一主题也同样体现在撤稿事件中。根据截至 12 月初的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数据库统计数据，已有 39 篇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文章从预印本服务器或同行评审期刊中被撤回，我们相信这一数字还将会继续增长。该数字不包括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学生报刊上的一篇被撤回的文章，该文章称新冠肺炎“对美国的死亡率没有影响”。迄今为止，2020 年已被记录的撤稿文章超过 1650 篇。以下是我们所挑选出的与新冠肺炎相关的重大撤稿事件。最受瞩目的“翻车”涉及发表在世界最负盛誉的两本医学期刊上的两篇文章。由于文章数据来源于医药公司 Surgisphere，它拒绝与合著者及编辑分享其原始数据，《柳叶刀》（the Lancet）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NEJM）只好撤回相关论文。《柳叶刀》还因此撤回并替换了此前发布的一篇社论，因为它引用了这篇命运多舛的论文。而在《柳叶刀》这篇论文遭到质疑之前，它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了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临床试验的暂停。应合著者的要求，Surgisphere 的第三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也从 SSRN 服务器中撤下。这项预印本研究的内容是抗寄生虫药物伊维菌素（ivermectin）的潜在益处，它的撤回几乎没有引起讨论，更别提撤稿通

2015年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先后两次大规模撤回论文，第一次是3月底该集团旗下的BMC出版公司，撤回43篇学术文章。第二次8月18日，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旗下10本学术周刊上发表的64篇科研论文，涉事论文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两次共撤回论文数量为107篇。两年后的今天，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一本杂志Tumor Biology《肿瘤生物学》一次性撤稿107篇，从斯普林格提供的名单看，涉及的作者全部来自中国，不乏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名校，可谓成群结队。两个107篇显然是巧合，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所有这些被撤销的来自中国论文中，医学论文占大多数。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医学，或中国的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最大，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能清楚解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反映出我国当今学术评价方面的一个特殊矛盾，集中反映到医生这个群体。

这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医生晋升需要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普通医院需要国内期刊，比较大的医院需要核心期刊，一些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则要求必须是SCI收录。可以到到，哪些被撤稿的杂志，都是SCI收录的，作者基本都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或三甲医院的医生。难道中文期刊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肯定不是，有人说问题更严重，只是因为很少有人去追究。

根子是在学术评价方法的粗暴简单，只考虑杂志影响因子，不考虑论文的具体内容，导致许多跨专业，跨领域的论文出现，因为只要是SCI，只要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就符合晋升条件，根本不看论文具体内容，这岂不是怪事。一些脑子灵活的人，利用这个评价缺陷，花钱购买论文。有更灵活的人，通过研究杂志审稿过程，利用某些杂志审稿要求作者推荐审稿人的漏洞，大肆伪造假审稿人，自己审自己的文章，但审稿过程都有记录，积累多了，如果进行调查，就很容易被鉴别出来。

所有医生都被逼迫发表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要求中文杂志的因为没有被核查，只能算侥幸。而SCI杂志相对要求高许多，尤其是出现系统性事件，更容易被识别和暴露。

SCI杂志有档次高低的区分，低档次SCI杂志一般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比较高，整个学术社会的关注度也比较低，即使有一些问题，大部分也不会追究。整个国际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可能非常大，真正被暴露和识别的比例肯定比较小。如果在非常有名的杂志上，存在问题的文章往往会引起更多人关注，被要求调查和撤回的几率就会增大，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小保方被撤稿论文。每年《自然》和《科学》这类级别的杂志都会有一些文章被撤稿，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科研评价体系的主要问题是三个，一是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没有发自内心爱护科学研究，二是过分看重量化指标，忽视主观或同行评价，三是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太高。

中国的科研人员规模很大，但真正热爱科研，全身心投入科研的科研人员比例不高，许多科研人员都是用科研作为养家糊口的工作，没有真正的喜欢，被动科研的情况比较多。这方面尤其突出的是许多医院医生，本来他们真的职业是临床医生，做科研完全是为晋升职称，缺乏真正从事科研的内在动力，当然也缺乏从事科研的时间和平台条件，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一些打擦边球的论文，实在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现象，许多医生发表的论文都是基础研究，都纯粹是用动物模型，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问题相距甚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文章不需要太多条件，一个人都可以完成，许多临床研究则难以单兵作战。

量化评价指标对学术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是量化评价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评价学术质量，对少数高质量研究，量化甚至会出现笑话。因为真正特别创新的研究，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明白。只有哪些比较热门时髦的研究，才能容易获得比较好的量化评价。因此国际一般是把量化指标和主观指标结合起来使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同行评价的重要地位。同行评价虽然带有非常大的个人和主观因素，如果使用公平合理，能更准确地获得某个研究和某个学者在该学术领域的相对地位。

国际学术界对学术不端基本上都是零容忍，只要出现了学术不端问题，这个学者基本上失去在学术上的生命。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许多学者带病任职的情况非常普遍。导致这样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不重视学术品行的学术文化，二是学术不端有普遍性和多发性问题，有罚不责众的情况。中国的学术发展速度非常快，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双双提高，但是中国的学术内涵的提高速度相对不够，这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学术不端的态度过于温和。

注明本文来自孙学军科学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