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教刘病已读论文

亲，你讲的人在乌龙闯情关里被恶搞改编了，下面是历史的刘询（前91年－前49年）即汉宣帝，本名刘病已，字次卿，即位后改名询，西汉第十位皇帝，前74年－前49年在位。他是汉武帝刘彻的曾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幼年时流落民间，于公元前74年被朝臣迎立为帝。去世后庙号为中宗，谥号孝宣皇帝 。

汉宣帝刘询（前91年—前49年），本名刘病已，字次卿，又字谋，即位后改名刘询，西汉第七位皇帝（前73年—前49年在位）。汉武帝曾孙，废太子刘据的孙子。汉孝昭皇帝刘弗陵，汉族，生于公元前94年3月16日，死于公元前74年6月5日，西汉第5代第8任皇帝，刘彻最小的儿子，他的母亲是赵婕妤（即钩弋夫人）。公元前87年即位，初由霍光、金日磾、桑弘羊等共辅国政，继续实行刘彻时期政策，曾多次击败匈奴、乌桓等，加强了北方戍防。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盐铁会议”，因刘彻时期官营盐酒铁及对匈奴长期作战的政策遭到“贤良、文学”的批评，会后罢除榷酒（酒类专卖）。元凤元年（前80年）以谋反罪诛桑弘羊、上官桀等，专任霍光，进一步更改刘彻时制度。罢不急之官，减轻赋税，与民休息。史称刘弗陵自幼聪明多知，又长得身高体壮，很受刘彻宠爱。原太子刘据被杀，太子之位一直空缺。刘彻想立刘弗陵为太子，为免吕氏之乱重演，便于公元前88年将其母赵婕妤赐死。第2年，刘彻临死之前下诏立刘弗陵为太子，任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公元前87年3月30日，刘彻死后第2天，刘弗陵继位称皇帝，第2年改年号为"始元"，后又改用"元凤"、"元平"等年号，前后在位共13年。刘弗陵即位时，年仅7岁，朝政大权由霍光执掌。但据史书记载，少年的刘弗陵也颇具非常之才，熟知军国大事。公元前80年，大臣上官桀和桑弘羊勾结燕王刘旦，诬陷辅政大臣霍光，结果被14岁的刘弗陵识破阴谋。不久，刘旦等阴谋政变，刘弗陵在霍光辅助下，诛杀了桑弘羊、上官桀，逼刘旦自杀，成功地避免了一场政变。史称"汉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书之诈，诛桑弘羊、上官桀，后世称其明"，"高祖、文，景俱不如也。"在霍光辅佐下，刘弗陵继承刘彻末年的富民政策，对内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外则与匈奴和亲。因此，刘弗陵之世，"百姓充实，四夷宾服"。若天假其年，刘弗陵将大有一番作为。可惜，公元前74年6月5日(农历元平元年四月癸未日)，刘弗陵还没来得及尽展其雄才大略，便病逝于长安，年仅20岁，葬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13里处)，尊谥孝昭皇帝。昭帝无子，后以刘贺为嗣。刘弗陵年表公元前94年，刘弗陵14月而生，被汉武帝成为“钩弋子”。公元前87年，刘弗陵即位。公元前81年，霍光主持“盐铁会议”。公元前80年，上官桀、桑弘羊、燕王刘旦等人发动宫廷政变，最后以失败告终。公元前77年，刘弗陵满18岁，开始亲政。公元前74年，刘弗陵暴病而亡。

刘病已的救命恩人叫邴吉，是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都说好人有好报，这句话放在邴吉身上再恰当不过。

纵观西汉一朝的历代帝王，汉宣帝刘询应该是最有作为的那一批，堪与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相比。其在位期间，西汉帝国的国力攀升至顶峰，社会繁荣，四夷宾服。不仅彻底击败了匈奴，让匈奴单于率众来朝，还设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将西域纳入大汉版图，这可是连汉武帝都未曾达到的成就。

当然，相比于他前无古人的帝王政绩，刘询在当皇帝之前的人生，无疑更加传奇。

刘询出身高贵，父亲是史皇孙刘进吗，爷爷是卫太子刘据，曾祖父则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刘彻。作为皇族嫡系血脉，刘询的起点不可谓不高。但刘询是个苦命孩子，刚刚出生便碰上了巫蛊之祸。汉武帝刘彻与太子刘据在奸臣挑拨离间之下，兵戎相见。

最终，太子兵败被杀，而太子一脉则遭到汉武帝的捕杀。最终太子满门被屠，刘询的祖母史良娣、父亲刘进、母亲王翁须无一人幸免。当时刘询仅出生月余，尚在襁褓之中。汉武帝没有杀他，只是将其收押于郡邸狱。由此，刘询也成为了史上唯一一个刚出生就蹲大狱的皇帝。

当然，刘询的危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作为太子一脉的幸存者，自然是面临着被斩草除根的危险。而且刘询作为一个襁褓之中的婴儿，没了父母亲人，又如何能在这监狱中生存下去？

好在有邴吉！

邴吉是西汉廷尉，在“巫蛊之祸”时负责治理郡邸狱，看管巫蛊一案所涉之囚犯。邴吉有感太子一脉的冤屈，更心疼皇曾孙一出生便成为孤儿的悲惨遭遇，对刘据这唯一的血脉，照看有加。

邴吉不仅专门为刘询收拾了一件干燥朝阳的监牢，还为其找来了两个刚生完孩子不久的狱中女囚，负责给婴儿哺乳。由于刘询是囚犯，官府不会专门负责其生活抚养。

《汉书》：时，宣帝生数月，以皇曾孙坐卫太子事系，吉见而怜之。又心知太子无事实，重哀曾孙无辜，吉择谨厚女徒，令保养曾孙，置闲燥处。

为了保证孩子的营养，邴吉只能是自己掏腰包，每天好吃好喝的给两位乳母伺候着。后来其中一位乳母胡氏因为服刑期满，将要出狱，邴吉还专门出钱，将雇她到狱中来照顾刘询。

当然了，毕竟是在狱中，环境不比外界。虽然有着邴吉的照顾，刘询还是因为营养跟不上而导致体弱多病。邴吉心疼他，到处为其寻方问药，还给他取名刘病已，希望这个名字能为孩子祛除厄运，以后不再得病遭灾。

邴吉不止是在生活上照顾刘询，更是一次又一次的拼死保护他。在刘病已五岁的时候，汉武帝因为年老多病，身体不好，便有方士进言称长安监狱有天子气。汉武帝当即下令让侍从郭穣抄录长安城各监狱的犯人，将其全部处决掉。

一天夜晚，郭穣带着汉武帝的命令来到郡邸狱，邴吉为了保护刘病已，带人将郭穣堵在门外，双方一直相持到天亮。要知道这可是在违抗汉武帝，弄不好邴吉自己都会被搭进去。好在汉武帝良心未泯，在了解事情原委之后，对自己这位曾孙生出了怜悯之情，随即大赦天下。

如此一来，邴吉既保住了刘病已的命，也保住了郡邸狱的其他囚犯。

《汉书》：至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吉拒闭，使者不得入，曾孙赖吉得全。

随着汉武帝的大赦天下，刘病已也到了出狱的时候。按照规矩，刘病已作为宗室子弟，应该有朝廷负责抚养。然而因为巫蛊之祸牵连，没有人敢接纳这位皇曾孙。邴吉将其送到京兆尹，京兆尹不收。没有办法，邴吉只能好人做到底，一边抚养刘病已，一边为其寻亲。最终，邴吉寻到刘病已的舅公史恭家里，当时史恭已经去世，不过其母亲史贞君尚在人世。

刘病已是史贞君女儿史良娣唯一的血脉，史贞君虽然年老，但她可怜自己的女儿，更疼惜这个从小就失去父母，在监狱中长大的外曾孙，于是便将其收养了下来。

看到刘病已有家可归，邴吉也算是完成了使命，自此便功成身退，不再与刘病已来往。哪怕是后来汉武帝驾崩，继位的汉昭帝恢复了刘病已宗室子弟的身份，并将其收养于掖庭，邴吉也未曾上前攀附。

当然，邴吉和刘病已的故事还未结束。邴吉后来没有继续当他的廷尉，而是投到了大将军霍光的幕府之中。在霍光麾下，邴吉很受器重，被调任朝中先后担任光禄大夫、给事中等要职。

公元前74年，霍光联合诸位大臣，废掉昌邑王刘贺，准备令立新君。当时邴吉向霍光极力推荐，已经长大成人的汉武帝皇曾孙刘病已。邴吉在霍光面前对刘病已一顿猛夸，说当前的宗室子弟里面，没有谁能比刘病已更优秀了。

后来霍光果真选中了刘病已，将其推上皇位，成为了汉宣帝。虽说霍光挑选刘病已不一定是因为邴吉的建议，但邴吉确实是站在刘病已这一边的。

当然，刘病已在登基之后，也没有忘记邴吉当年的恩情，对其恩宠有加，赏赐不断。即位之初，便封了邴吉关内侯的爵位。不要嫌这个爵位低，当时的刘病已只是霍光的傀儡，根本没什么实权，这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极致了。而且由于邴吉不言当年之事，当初刘病已又多是乳母在照料，而且自己年幼，并不清楚邴吉到底帮了他多少。

《汉书》：吉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孙遭遇，吉绝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

后来霍光去世，汉宣帝真正有了实权，同时也从当年一些人口中大致了解了邴吉的付出，由此对邴吉十分感激。当即要封其为博阳侯，食邑一千三百户。此外，汉宣帝对邴吉一直是重用有加，从太子太傅到御史大夫，最后再到丞相，位极人臣。汉宣帝评麒麟阁功臣时，邴吉也赫然在列。此外，邴吉不仅自己好人有好报，还福泽子孙，其爵位封国一直传到了王莽时期才断绝。

纵观邴吉的一生，绝对算是好人有好报的典范，当初他拼死救下刘病已，肯定不会料到这个孩子日后会成为皇帝，所以谈不上什么奇货可居，有利可图，更多的是因为自己的善良。而正是因为他的善良，为自己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不仅自己封侯拜相，还福泽子孙。这是好人该有的结局。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丙吉就是管理这个监狱的人，他知道太子是被人诬陷的，于是就格外关照和同情这位小曾孙，特地派了一位女兵来照顾，而且还给它取个名字叫病已，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了，丙吉也在外面寻找抚养孩子的人，后来汉武帝大赦天下，病已就被送到了史良娣那里，本以为他的一生就会这样平凡的过去，后来汉武帝驾崩以后汉昭帝即位，意外的是汉昭帝在位没多久就去世了，而且汉昭帝没有后代，继承人的问题就成了一个棘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