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药学与医患关系论文

药学服务是在整个医疗卫生保健过程中,在药物治疗之前和过程中以及愈后恢复等任何时期, 围绕提高生活质量这一既定目标, 直接为公众提供的负责任的，与药物相关的服务。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药学服务论文参考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医院药房药学服务的现状及展望

药房是医院一个重要的服务窗口，是与患者接触最多的一个部门。面对众多病种，药学服务工作要求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药学服务是药师应用药学和临床医学知识向公众以药物治疗的安全性、有效性与经济性，实现改善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为目的。这些工作都是由药师来完成，工作做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医院的医疗质量，因此如何做好医院药学服务工作，提高服务质量，是每个药房工作者需要思考和关心的问题。

1 医院药房药学服务的现状

传统的工作模式

现绝大多数医院药房仍只是保证药品供应及调剂为主的工作模式，药师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审方、调配、核对、发药等常规工作，药师与患者的交流机会甚少，小小的发药窗口和短短的发药时间也难以对患者进行全面、详细的药学服务。患者因药学知识缺乏，又长期得不到良好药学服务，以至于患者常出现误服、滥用药物等，药源性疾病频频发生，严重危害人的健康。

医院对药房药师要求不高

在我国绝大多数医院药房能完成药品供应和调剂等日常工作，把医师的处方调配好，不发生差错， 医院就会认为药房工作基本完成任务。尽管有的医院药房开展用药咨询服务，但只局限于有寻求咨询的患者， 且向患者介绍的只是药物的用法用量和一般注意事项等，对于患者用药史、治疗药物的临床评价等还不够深入探讨，医院也很少有这方面要求。

社会对药师缺乏信任感

社会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大多数患者宁肯相信医生， 也不相信药师。如医生没有按药品说明书的用法用量开具处方，药师在调配处方时予以纠正，患者常常不认可，对药师并不信任。这种传统观念直接影响药师参与疾病治疗和药学服务的转型[1]。

医院对药房执业药师重视不够

在我国有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药厂、药店都要求有执业药师，执业药师是药厂、药店的准入资格。而在医院工作的执业药师不能充分利用和体现，把医院执业药师资源闲置起来，医院药房的执业药师很难得到重视和重用，使得很多药师失去考执业药师的信心和勇气，也失去了提高药师业务水平的机会。

医院对药师的价值认识不足

医院普遍认为药房药师工作简单，重复性强，技术含金量低，只要不发错药品、不写错用法用量就行，而且药学服务不能直接体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难以得到医院的重视，谈不上建立有效的药学服务工作体系，更谈不上有梯队地培养药学服务的专业人才。

药师的临床业务水平有限

由于我国的药学教育体制的原因，在校时主要学习药学理论，临床药学知识匮乏。在医院药学工作中从事单调、重复的药品调剂工作，再加上新药层出不穷，使其所学专业知识趋于老化，让他们参与指导临床合理用药的工作有点勉为其难[2]。往往与临床脱钩。

药师更新药学知识不够

由于药房药师整日忙于调剂工作，与医生相比，外出学习或进修少，作为药师在医院主要每年进行简单的“三基”理论考试。药房药师既缺乏对药学专业知识更新的动力，又得不到医院应有的重视，业务水平难以提高。

2 医院药房药学服务的展望

药房工作的转变

随着社会需求的发展，药房调剂工作要由“具体操作经验服务型” 模式向“药学知识技术服务型”改变，医院药房药学要建立以患者为中心服务的模式，对患者用药追踪， 实行个体化最佳用药，全面提高药学服务质量和艺术作为工作的重点贯穿到日常工作中去。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地做好药学服务。

重视药房药学服务

由于药房面对患者较多，药房药师是正确选用药品者和监督者，同时也是患者安全合理用药的服务者，服务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患者的身心健康， 也关系到整个医院服务质量，因此需要药房工作者“以患者为中心”提供安全的药学服务。这就需要医院认清药房工作的发展趋势和药学服务的重要性，转变以往工作模式，把药房药学服务工作放在首位，建立长效的培养药学人才机制，充分发挥药学服务的作用，为药学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为培养药学人才创造有利条件，才能全面提高药学服务质量[3-4]。

建立和完善医院药房药学服务各项制度

要建立标准的操作规程和流程，要建立质量评定体系， 对每位药师的药学服务能力进行量化考核， 择优选择适合做门诊 工作的药师。建立长效的药学服务工作体系，建立和落实相应的药学服务制度，如治疗药物的 临床评价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建立目的是确保药学服务更加顺利进行，重点是落实处方点评制度，确保质量，以质量 管理为 手段，其他各项制度为辅，才能有效地推动药学服务的健康 发展。

提高医院药房药师的 社会地位

只有发挥新医改的政策导向作用，重视药房药师的作用，加强对药师药学能力的广泛宣传，提高药房药师的社会地位，才能增强药师的信心和勇气，充分发挥药房药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好地开展药房药学服务。药师也应该充分发挥主人翁的作用，为患者提供优质的药学服务，以保证患者用药安全、有效、合理，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自身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

全面提高药房药师综合素质

药学服务质量的优劣决定于服务能力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药师的业务素质，是做好药学服务的根本保证，因此国家应尽快建立一整套符合时代要求与 实践 应用的药学学科体系和 教育体系，扎实地培养好药学人才。药房药师既要完成药品供应、调剂等日常工作，也要加强对基础 医学、临床医学、临床用药等学习，还要经常到临床科室去查房学习，把药学和临床医学有关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提高对临床知识的了解。平时多给药师机会，外出学习或培训，以开阔视野，不断更新知识。

加强药师与患者之间的沟通

改进原有的窗口调剂模式为可供药与患者面对面交流的柜台调剂 环境，加强药师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了解患者疾病情况及用药史，为患者建立药历，提供更合理的用药服务。使患者改变对药师的认识，药师的药学服务价值才得以充分体现。

实行药房药师与临床药师轮换制

现我国绝大多数医院都是药房药师做药房工作，以致药房药师对临床药学知识缺乏了解。只有建立长效的对药师培养制度，实行药房药师与临床药师轮换制，才能全面提高药房药师的药学水平。

营造良好药学的社会氛围

在我国整体 文化素质偏低的情况下，迫切需要药房药师除了做好日常工作外，还需要对患者用药进行广泛宣传。通过到社区、到基层以不同方式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用药知识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如何才算合理用药，用药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等，这样既能充分发挥药学人员的作用，又能增强社会对药学人员的信任感，使患者用药更加安全、有效、合理。

综合上述，以“病人为中心”为患者提供全程药学服务，是医院药房的发展方向，也是医院药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面对医院药房药学服务的现状，只有不断地改变、完善，才能使医院药房药学服务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何展旺，李秀梅. 我院门诊药学服务现状及其对策[J]. 中国医药指南，2009，7(6)：42-43.

[2] 张石革，马国辉. 药师职责转型的时代使命与其必然性[J]. 中国药房，2006，17(2)：84-86.

[3] 石苏英. 提高药师综合素质，做好药学服务[J]. 海峡药学，2011，23(10)：246-248.

[4] 张辉. 浅析药师如何加强药学服务改善医患关系[J]. 中国医药指南，2011，9(30)：395-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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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