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感谢中国医学杂志

中华医学杂志创刊于中华医学会成立的1915年。创刊之初是中、英文双语期刊，英文刊名为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 。1932 年，中华医学杂志的英文部分与中国博医会的英文杂志 China Medical Journal （ 博医会报 ）合并，以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为刊名出版；中文部分仍称 中华医学杂志 继续出版，并继续保留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 的英文刊名，现在 ,在中华医学杂志的论著类文章中依然保留英文的作者姓名、通讯地址和严格的英文摘要。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等国家科技信息情报部门均把中华医学杂志列为核心期刊。

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李文斯敦等在广州、澳门一带向华人行医，将西医传入中国。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此后，教会医疗事业不断拓展。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达到166所和241所。同时，传教士还翻译出版西医书籍，创办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人也开始兴办近代医疗事业，但起步晚、进展慢。晚清时期，也有少数中国人因出国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或因接触通商口岸的外国私人医生而认识和接受了西医。相比之下，教会医疗事业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医事业，它与其他因素一同影响了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

“西学东渐”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医学科学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使中国卫生医疗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还改变了国人的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观念。西方医学科学传入中国以后，由于它与中国传统医学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的医学体系，两者之间不免产生矛盾。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总体进程来看，西方医学，主要是近现代医学科学，在华传播是比较顺利的，最终为中国社会各界所普遍接受，并从20世纪初开始，取代中国本土传统医学，反客为主，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的主体部分。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由来已久。早在唐朝就有景教徒（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在华从事行医活动。1289年，罗马教皇派遣意大利籍传教士孟高维诺（G. de Montecorvino）来华。孟氏在传教同时，也以医术为活动工具。这是欧洲传教士把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开端。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渐多，其中著名者有意大利人利玛窦（M. Ricci）、熊三拔（S. de Ursis），瑞士耶稣会教士邓玉函（J. Terrentius，）等。他们在行医的同时，还翻译了多部西医书籍。其中邓玉函翻译的《泰西人身说概》（解剖学），经过国人毕拱辰润色，于1643年付梓刊印，流传民间。当然，传播医学并不是传教士的目的，而是求得在华立足之地以宣扬教义的手段。这一手段令西来客们获益良多，甚至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中国社会顶端的道路。降至康熙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医学活动达到高峰，他们在派别上属于天主教。当时来华传教士，如意大利教士鲍仲义（J. Baudino）、罗怀忠（J. Casta），法国教士樊继训（P. Frapperie）、安泰（E. Roasset），德国教士罗德先（B. Rhodes）都先后入太医院供职。鲍仲义和安泰充当康熙帝的随身医生，随驾出巡。罗德先曾经用药治疗了康熙的心脏病，还为他做过外科手术，切除了唇上的肿瘤。虽然西方传教士试图利用医学作为传教手段，然而事实上西方医学传播的社会影响远胜于宗教。不过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医学，还是以古代医学为主，无论是在基础理论还是在临床实践方面都没有取得显著成就。康熙末年，由于罗马教廷没有处理好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礼俗之间的矛盾，在华传教士又介入了皇室立储纷争，触怒了后来继位的雍正帝。这使得他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甚至遭到清王朝的驱逐。西方医学在华传播也因此遭遇挫折。19世纪初，一批新教传教士开始来华传播医学。此时，西方医学已经发展到近代阶段，在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步，在全球遥遥领先。正如一位西方医学史家所指出的：“现代医学，我简称为‘我们的医学’，是19世纪社会的产物。”1800年以后来华的英、美传教士医生，把西方医学的最新成果传入中国，对于改善当地人民的医疗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1805年英国医生皮尔逊（）在澳门开展了牛痘接种，并雇佣了中国人邱熺等在广东各地推广，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邱熺后来独立开办了自己的种痘诊所，在当地名望颇著，得到了两广总督阮元的题匾赠诗嘉奖。与此同时，西方先进的现代医事制度也传入中国。教会医生在通商口岸澳门、广州建立起近代化的新式医院。早期在华兴办医院颇富成效的当数美国人伯驾（P. Paker）。1834年，伯驾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医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同年来华从事医药传教事业。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1835年11月，伯驾在广州新豆栏街开办了眼科医局。医局开办后，初期虽求诊者甚少，但是教会医院所具有的福利性质和先进的眼外科技艺，很快就吸引了众多的病人，经常是“每天都有几千名等得不耐烦的中国人叫嚷着要求进入拥挤的病房”。他还曾为来广州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医治过疝气。林则徐对伯驾的治疗深表感谢。英国医学硕士、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合信（B. Hobson）是当时另一位传播西医的杰出人物。1839年，他在广州开设了惠爱医馆，“舍药施医，至者甚众，无不应手奏效，而去求医者几于其门如市，户限为穿，于是合信氏之名遂遍粤东人士之口”。教会医生在建立医院的同时，还积极推进西医教育，为当地培养新式医生。麦高恩（D. Macgowan）提出：“不应该认为教会医务人员工作的重要部分仅仅限于内外科的实施，应该对当地的开业医师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进行讲授，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学习医学和有关科学。”1837年，伯驾招收广州本地学生入眼科医局学习。合信也于1839年在广州惠爱医院传授西方医学。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此时正当西方资本主义资本扩张与商品输出全球化时期，医学又成为传教士服务于本国对华通商利益的辅助工具，也就是美国在华教会协会之主张：“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医药是基督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总体而言，鸦片战争以前，在华传教士虽然为传播西方医学进行了艰苦努力，但是由于清中期以后，清政府一直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外国人在华活动受到诸多限制。传教士医生未能在华自由施展其影响，只能在广州一带活动。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医学对中国的影响也还是很有限的。1840年以后西方医学在华影响的扩大西方近代医学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开始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普遍接受，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先后逼迫清王朝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以此为护符，西方人在华活动获得了诸多便利。根据条约规定，外国人有权在华行医和开设医馆，西方医学在华影响随之得到迅速扩大。一方面，教会在通商口岸设立了医院，给予中国各阶层民众以医疗上的福利；另一方面，传教士医生多方努力，积极推进西方医学理论、医疗技术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850年后，合信翻译出版了《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多部西医著作。美国人嘉约翰（J. Kerr）在1859―1886年间编译出版了以临床医学为主的20余种西医书籍。1866年，由嘉约翰主持，中国第一所正式的西医学校在广州博济医院建立，招收中国男女学生入学医科。该校为广东西医人才培养贡献很大，造就了诸多杰出之士。戊戌六君子之康广仁、民国国父孙中山都曾经在此求学。1886年，由美国教会医生倡议，在上海成立了在华教会医学联合会，命名为“中国博医会”。该会创办了《博医会报》，报道西医在华传播情况和世界医学发展动态，并在上海、东北、武汉、广州、福建等地建立分会。在华传教士还资助一些中国青年赴外国学习。例如广东人黄宽得到了美国教士布朗夫妇的资助，先赴美国留学，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学士学位。1857年，他学成回国后，在香港、广东等地开诊行医，并在诊所内培养中国学徒，是为中国人自行教授西医之始。西方医学的传播得到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有识之士乃至开明派封疆大吏的积极响应。他们出于自强救亡的目的，在察觉到中国传统医学存在诸般弊端的同时，也开始重视西方医学，期望以此作为经世救国的手段。西方医学理论的科学性和治疗方法的有效性，获得了晚清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认可。有士人著文感叹道：“西医之精妙，西药之简便，华人稍知西学者，无不知之。而独斥为不足信，不可用者，则中国之医人药肆居多。然每见上海各处遇有疑难重症，华医为之束手者，一延西医，用西药，即能霍然而愈者，指不胜屈。”晚清学界颇负盛名的桐城派大家吴汝纶，在致友人书信中，对西医理论和诊疗方法深表佩服：“今西医盛行，理精凿而法简捷，自非劳瘵痼疾，决无不瘥之事。而朋友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令弟如系肺疾，应就西医，……此病甚不易治，中医不解，亦无徵效之药；其云可治，乃隔膜之谈。若西医用闻症筒（注：听诊器）细心审听，决为可治，乃足信耳。”晚清思想界著名人物郑观应在其名著《盛世危言·医道》一篇中，较全面地将中西医加以比较。他认为西方医学在关于人体脏腑器官的认识、诊断手法、药物炮制、外科器械等方面都胜于中医。他对于西方的医事制度也非常赞赏：“西国医学设专科……皆由名师教诲……迨至学成，官为考验，必须确有心得，给予文凭方能以医师自命……故学问阅历精益求精，中国之医能如是乎？”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著名地方督抚疆吏，在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认识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作为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新工具。他们在主持洋务自强运动过程中，对于作为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重要组成部分的近代医学科学，也采取了积极的接纳与提倡态度。1865年，北京同文馆设立医学课程，聘请英国医生德贞（J. Dudgeon）为教习，是为中国自设西医教育之始。在洋务派大吏中，以李鸿章为推进西方医学传播出力最多。他聘请西医为自己家庭的私人医生，著文大力宣扬西医：泰西医学有长官、有学堂，又多世业孤学，藏真府俞悉由考验，汤液酒醴更极精翔。且俞跗治疾、割皮解肌、湔浣肠胃，此法久逸。而彼方于肿疡、金疡、折伤、溃疡之石药劀杀尤得其传，且于草木金石之原则化质，一一格致微眇，务尽其实用，非仅以炮制为尽物性，则尤中土医士所未逮者，予久伟其用心之精而立法之善矣。李鸿章提出了汇通中西医的观点，指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他出资赞助英国教会医生马根济（J. Mackenzie）在天津开办了一所英文名为“Viceroy’ Hospital”（总督医院）的新式医院。1893年，他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官办正规近代化西医院校——北洋医学堂。北洋医学堂聘请外国医生主持教学。学校堂规称：“西医学堂原为珍重生命而设，诸生来堂肄业于医学诸书，宜视为利己济人之要务，孜孜不倦，晨夕研求，毋得始勤终怠。将来造诣有成，资送各兵船及各营所当差，不独资给薪资，兼可活人无算，良医良相事异功同。”当时的新闻传媒对西医也进行正面宣传报道。1872年，很具影响力的《申报》刊文评价西医道：今夫治疾之法，至于西医可谓详且备矣。其于人之一身，内而心肝五脏，外而筋骨四肢，上而耳目各孔，下而阴阳等窍，无不详辨其形，细察其隐，以观其受病之处，以究其得病之原。较之中国医书之所载与夫中国医士之所知，奚啻详细千百倍哉。尽管鸦片战争之后各国列强在华的侵略行径引起了国人的敌视与仇恨，西方文化在华传播所受阻力甚大，但是西方医学以其拯救生命、维护健康的崇高宗旨和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治疗技术，逐渐赢得了中国社会各界的认可与接受。当时有人记载道，“自中国通商以来，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富贵贫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者，而就医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西方医学在维新运动中地位的提升19世纪末，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拯救民族危亡的维新运动蓬勃兴起，西方医学在华传播也随之而入新境。维新派思想家认为救国首先必须强民。他们强调要从身心两方面提高国民的素质，提出了医学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指出：“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身躯。”严复也积极提倡医学救国，他在其名著《原强》一文中论道：“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维新志士肯定了西方医学所取得的长足进步，深信引进西医有助于救国保种。康广仁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特辟西医专栏，宣传医学维新论。刘桢麟在该报发表“富强始于卫生论”，称：“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日骎骎乎进于道矣。”梁启超认为发展医学是变革图强、追求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医者，纯乎民事者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求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多寡之率，而讲衣服寒热之法，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生，而讲免疫”。维新派引进西医的救国主张，在社会上反响很大。研究西医者不断增多，各种学习西医的民间组织和报刊杂志，在许多地方纷纷出现。社会各界对于学习西医的热情也显著高涨起来。一次，梁启超在集会宣讲医学救国论时，忽有人当众涕泪长跪而言曰，“此举若昌，某愿粉身碎骨相赞助”；“愿悉所有以其半养母，而散其半以就此事”。这一主张也得到了统治阶级开明派的采纳。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改革教育的上谕中称：“医学一门关系至重，极应另立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即使是维新派的政敌荣禄，在接受了德贞为他施行手术治疗后，重病痊愈，不禁称赞他医术“精妙绝伦”，“不特为华医所未见，亦华人所未闻，藉非目睹，其谁信之”。百日维新虽然因清王朝统治阶级内极端保守势力的反对而失败，但是维新改革势力依然日益强大。学习西医已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势力奋斗之重要方向，西医大潮从此在神州洪波涌现。清末民初西方医学在中国医疗体系中主体地位的形成1903年清末教育改革中，中国传统医学式微、西方医学科学转为主流之局已现端倪。著名开明派重臣张之洞与张百熙在当年制订的“癸卯学制”中，将医科大学作为新学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医学仍列29门医学科目之首，但是其他28门科目皆属西医范畴。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死后，作为旧时代中医政治象征的太医院也岌岌可危。在时代改革大潮中，中西医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需要指出的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医学界的变革深受近代日本医学思潮的影响。自唐以来，日本医学界本来是追随中国传统医学亦步亦趋。然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积极推进近代化进程，力图挤进世界强国阵营，谋求“脱亚入欧”。在医学领域，日本政府奉行所谓“文明开化”施政方针，于日本医界大兴“灭汉兴洋”之风，在医政管理、医学教育、医疗设施、药品生产等方面推行废除汉医、全盘西化。而就中国方面来看，清末自戊戌变法，特别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老牌强国俄罗斯帝国以后，日本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势力最重要的模仿范本。同时由于“路近费省”的缘故，大批中国学子赴日本学习。他们学成归国后，也把日本的医学理念带回中国，成为传播西医，废弃中医的骨干力量。民元以后，民国政府摒弃中国传统医学于新式医疗制度之外，以西方医疗卫生体制为范本，重构国家医疗卫生制度。中医也不再列入国家医学教育内容。1915年，由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伍连德发起的全国性中华医学会建立。该会所有组成人员都是西医背景，并以“促进医学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唤起民众对于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兴趣”为宗旨。中西医主次易位态势，至此昭然。西方医学科学在中国现代医学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基本确立。此后，西方医学科学在全国得到深入推广，中国传统医学则迅速萎缩，被斥为“不科学”，贬为“旧医”。1916年余云岫著《灵素商兑》，以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全面批判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废除中医之论一时甚嚣尘上，并得到了民国政府汪精卫、褚民谊等有留学日本背景高官的支持。1928年，汪企张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废止中医案。1929年，在南京民国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余云岫等人再次提出废止中医案，会议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至此中国传统医学不仅被西医反客为主，更有被赶尽杀绝之势。虽然经中医界极力反对，多方运动，此案未得切实实施。但是，随着西方医学科学在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中主体地位的日渐根深蒂固，中国本土传统医学也日趋边缘化。此局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思想，方才有所改观。综观西方医学在华传播之历史进程，虽有波折，而终于得到国人之广泛接受，取代中国本土传统医学之主体地位，对于推进中国科技现代化，维护中国人民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

针灸技艺在国外盛行，说明外国人已经认可了我们这门古老的医学技术。针灸是我国传统医学的精髓，针灸分为针法和灸法。针法指的是用一种特有的针具刺入到人体的穴位中，通过手指的运动，比如捻针、转针、提针等方式刺激人体穴位的气血运行，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灸法不用针，用的是灸条。把灸条搓成小粒状，然后点燃去明火放在人体疼痛部位，不一会灸条散发出熏烟，熏烟进入人体会缓解疼痛。

其实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针灸技艺就已经流入到国外了，但那个时候国外还坚信西医能治百病，就算他们知道有针灸也不屑于此。但随着这些年中国文化的盛行，很多外国人对针灸是越来越了解了。

后来在国外开针灸馆的中医诊所经常满员，因为外国人试了一两次针灸疗法后，确实感到针灸疗法很有奇效。针灸疗法可以舒筋活络，温通经脉，止痛制痛，还能调养人体气血，集中体现了古老医学的精髓，是我国宝贵的医学遗产。

现在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西方人已经知道了有些病光靠西医是治不了的，如常见的风湿病，关节炎，中风、手脚麻痹、经络不畅等。

但这些病针灸却可以医治，用针灸刺激穴位可以排除体内多余的湿毒、风毒和寒毒。中医讲生病就是因为体内正邪之气不平衡，要把体内的邪气去除就可以匡扶正气获得健康。

针灸正好弥补了西医的不足，西方的医学杂志也介绍了针灸的科学性，认为针灸确实具有活血化瘀、舒经通络的作用，所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接受了针灸疗法。

针灸技艺在国外盛行，除了因为西方世界肯定我们古老的中华医学精髓之外，还跟祖国的强大有关。飞速发展的中国，让外国人刮目相看。

这说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中国的传统技艺在不断得到认可，因为针灸技艺在国外盛行，是该技艺得到认可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