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病论文

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写了《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作品。我们从这些作品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显著现象：这三篇小说都描写了旧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麻木。 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第一篇伟大的作品――《狂人日记》。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心灵在冷库和黑暗的压力下面，充满着忧悒、郁闷和仇恨的狂人形象。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他周围的人对他的迫害：赵贵翁和青面獠牙的一伙人都充满恶意地注视他，向他投以铁青的脸色和阴冷的狞笑，对他进行阴谋暗算。即使那些与狂人毫不相干的普通人也都对他交头接耳地议论，把他视为“异类”，并不理解他，不同情他。这篇小说的主题是揭露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提示了当时劳动人民的不觉悟：不仅冷漠、麻木，而且直接参与了“人肉宴席”――吃人或被人吃。 小说《孔乙己》塑造了孔乙己的形象，他是一个封建科举制度奴役下的牺牲者，贫富悬殊的黑暗的社会里的被侮辱与被践踏的卑微人物。孔乙己平凡而又悲惨的遭遇，虽说是封建科举制度造成的，但与他周围的人们的冷漠、麻木――对别人的命运漠不关心的生活态度――不无关系。在读者的眼里，孔乙己虽然不是十分可憎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但是他在那个社会里得不到丝毫的同情。我们来看看小说关于孔乙己被打折腿后与酒家老板的对话描写：“……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么？”孔乙己因得罪了威严的举人老爷而遭到毒打，不仅没有引起周围的人的同情，反而使他在旁人的眼中的地位更加低贱，处境更加艰难。他被打折了腿，“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着”，面对如此的孔乙己，酒店掌柜照样像以前一样嘲笑他：“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甚至孔乙己不知所踪时，还念念不忘他欠下的九文钱。孔乙己周围的那些和他一样受压迫的人们，他们明明知道孔乙己的耻辱和痛苦是“捞不到半个秀才”，是因为窃书而被吊打，却偏偏要把他的痛苦和耻辱当成取笑的材料，欣赏他那因为痛苦而感到羞愧的窘态，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是多么的冷漠和麻木。 《药》这篇作品写于1919年4月，“五四”运动的高潮就在眼前。这篇作品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残酷紧张的社会斗争的真实情景，塑造了那时起忠诚于祖国和人民的、为着反抗民族压迫和封建统治的共同事业而不惜慷慨牺牲的民族革命之师的英雄形象；同时作品也反映了一般人民群众的冷漠、麻木及不觉悟的社会现实。作者通过茶馆中的一个场面的描写，深刻反映了广大人民的不觉悟的精神现状。茶馆的场面人物以刽子手康大叔为主，环绕他的是一些市侩的、愚蠢的、眼光短浅的茶客。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抱着对夏瑜的敌视。他们的麻木、不觉悟还表现在对话中，他们在话语中或故意显示对“犯人”夏瑜的轻视，或对刽子手的奉承谄媚。夏瑜在世俗的人们的眼光中，只不过是一个贫贱的孤寡老妇人的儿子，一个不安分的“小东西”。即使是夏瑜的母亲，对夏瑜的革命行动也不理解，因此给儿子上坟时还感到十分羞愧。华老栓以他平时的辛苦积蓄去换取革命者的“血馒头”医治儿子的病，从这里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革命者的命运是非常淡漠、非常不明了。像夏三爷、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等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都是肮脏的小市民，真正的卑鄙之徒和懦夫，对别人的命运自然是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而对统治势力则表示谄媚妥协。 在这些早期小说中，鲁迅为什么要反映当时中国人民群众的冷漠和麻木呢？ 从主观上讲，这与作者的写作目的有很大关系，也是作者内心孤独的反映。众所周知，鲁迅先生投身文艺活动，不是为了做文学家和思想家，而是为了献身于民族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诞生，是因为鲁迅开始文学创作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改良社会、改良人生。 鲁迅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就认为“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是“我们的第一要着”，而“善于改变精神的”，“然要推文艺”，也就是说，那时他就认为文学是教育人民的武器。在鲁迅从事小说的过程中，既没有在这条道上出世，也没有将小说抬进文苑的意思。他只有一个目的，即“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为此他的小说题材多采自病态的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他的意思就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 从客观上讲，这与鲁迅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做过很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并不以为可惜。”鲁迅年轻的时候做过什么“梦”呢？首先是父亲的病以及“从小康家庭坠入困顿”的家庭变故，他感到了世态的炎凉和“被侮辱”，敏感的鲁迅由此而“看到世人的真面目”，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封建大家庭子弟代代相传的“读书应试”的古老的“梦”从此破灭，于“绝望”中只能“走异路，逃异地，去寻别样的人们”。直到接触到了与传统文化异质的西方文化，才形成一个“美满的梦”，燃起了新的“希望”：“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就只像我的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痛苦，战争的时候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但在异国所感受到的落后民族的屈辱，特别是“幻灯”事件，再一次将他推进绝望的深渊，麻木地鉴赏他人痛苦的场面，给鲁迅的心灵造成如此巨大的不可弥合的伤害，使他无法摆脱。正是从这痛苦的记忆中挣扎出来，鲁迅又做起了以“文艺改变精神”的文学启蒙“梦”。所以，鲁迅先生从切身经历中感受到的人们的冷漠和麻木，就不能不在其小说中有所反映。 当然，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对其作品中人物的精神描写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以他在“五四”前期创作的这三篇小说来考察，则使我们看出，虽然鲁迅这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和一个现实主义革命者，他在创作上必然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创作中，他真实地反映了残酷的统治和剥削下生活的人们的苦难、贫困、灾荒、疾病，也深刻反映了被压迫者精神的痛苦，特别是对长期的封建压迫下所造成的小生产者――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麻木、冷酷的精神状况。 描写旧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麻木，也是现实生活暗示给鲁迅的。十七世纪中叶，清王朝建立起封建专制的统治秩序。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制，千方百计地麻痹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意识；但到了乾隆、嘉庆年间，土地高度集中，工商业有了新的发展，清朝贵族生活更加腐化，政治吏治一片混乱，这些都极大地加深了农民的负担和痛苦，造成了封建社会新的危机。从十八世纪以来，高度发展的欧洲资本主义这时已在扩大它的市场。而海盗似的英国资产阶级，也开始向中国伸展势力，进行种种欺的贸易和掠夺。起初，清王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清王朝统治集团中那些最腐败的统治者，抱着守旧的昏庸思想，在内外重重危机下，仍然自尊自大，仇视、排斥一切新生事物。经过1840年――1842年的鸦片战争，向来自尊自大的清朝统治者，却在外国侵略者的武力胁迫下，一变为卑怯、胆小，媚外投降的奴才了。长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也造成了人们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也由于小生产者生活地位的限制，造成了人们精神的冷漠和麻木。中国的近代史又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屈辱史，人们的精神变得更加冷漠和麻木，甚至是走向冷漠和麻木的另一面：对人们的不幸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对痛苦的敏感，“自身以外的任何痛苦和灾难都能成为一种赏心悦目的对象和体验”。一方面是把他人的痛苦与不幸审美化，另一方面又通过“鉴赏”别人的痛苦，来使自身的痛苦得到排泄、转移，以致最后遗忘，甚至于从这种“鉴赏”中达到自我的满足。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鉴赏殆尽”，成为“渣滓”之后，就立即“烦厌和唾弃”，施以“又尖又冷”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现实生活如此，鲁迅先生又是主张文学是“为人生的”，主张“改良社会、改良人生的”，因此，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冷漠、麻木状况必然要从他的小说中表现出来，引起全社会的疗救，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 张莉莉，教师，现居广州。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鲁迅正值生病期间，咳嗽的十分厉害，可他还坚持每天熬夜写作，可鲁迅对自己的病情一点都不在乎，倒天天关心女佣阿三，不让她干重活，由此可见鲁迅的心地是多么善良。 有一次鲁迅在路上碰到一个受伤的车夫，那个车夫因为在拉车时不慎把玻璃刺进了自己的脚里，正在痛苦的呻吟并打算这如何回家。鲁迅出于怜悯之心不求回报的拿了膏药和绷带为这个车夫包扎伤口。过后，这个车夫对鲁迅感激不已，然而，鲁迅又十分朴素，没有炫耀自己的才华，只是默默的，对这个社会奉献。纪念刘和珍君鲁迅一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刘和珍像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d?d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二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三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四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五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六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七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