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毛毛豆豆
1910年12月,肺鼠疫在东北大流行。疫情蔓延迅速,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的1.7%,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当时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沙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迫于形势,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31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伍连德以其丰富的学识,严格按科学办事的精神与卓越的组织才能,受到政府的信赖和国际医学界的赞赏。在当时疫情严重的局势下,不到4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清政府为表彰其功绩,授予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伍连德一时被国内外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1911年4月,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有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和中国11个国家医学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主席。会上,他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这次防治鼠疫的经验,与会的各国专家交流了各国的研究成果。会后,伍连德被中国政府委任为外交部医官,同时仍保留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职位。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该处隶属外交部,伍连德任处长兼总医官。他奔走海关、游说当局,筹集资金充实设备,敦聘专家,锐意经营,使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成为当时颇具规模与实力的研究机构。该处主要技术人员多为早年留学国外的南方人,并聘有德国、奥地利、俄国医学专家参与工作。伍连德在哈尔滨、满洲里、齐齐哈尔、拉哈苏苏设立了四所直辖医院,平时应诊,疫时防治。1918年北洋政府在北京设中央防疫处,伍连德任处长。一向被忽略的防疫工作,至此被作为国家的一项事业而重视起来。1919年,哈尔滨流行霍乱,当时有13.5万人口的城市,死亡4808人。伍连德利用直辖医院收治了近2000名霍乱病人。1920年,东北再次鼠疫大流行,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使疫情得到控制,但仍死亡万人左右。1926年,全国霍乱大流行时,伍连德领导东北的防疫机构人员再次投入各地防治工作。 中国海港检疫始于1873年,但半个世纪中海港检疫权与海关主权一并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由外籍医生担任检疫医官,为外国人服务。辛亥革命后在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伍连德多次呼吁“自己办检疫”,并以其领导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属下陆路与海港检疫所的技术业务为基础,向有关当局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事宜的主张。1923年前后,伍连德派邓松年、史纬华医师赴安东(今丹东)检疫所,派李大白医师赴满洲里检疫所,主持陆路检疫工作,这些均为中国收回检疫主权之前奏。 1924年,泛太平洋保存食品会议在檀香山举行时,伍连德力陈海港检疫改革之必要。1926年,伍连德再次倡导检疫主权应归属中国政府卫生署,由中国人担任检疫医官的主张。1929年12月,国际联盟卫生处派调查团来华调查检疫,中国伍连德、金宝善、蔡鸿三位博士参加该团。伍连德等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交收回检疫主权的书面报告,经交涉与该团达成协议。随后,国民政府卫生署派伍连德负责收回检疫主权事宜。1930年7月1日,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直属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管辖,伍连德任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监督,接管了外国控制的海港检疫机构,为中国卫生事业开拓了新的境界。上海为中国对外贸易枢纽与首要通商口岸,为此,成立了上海海港检疫所,并由伍连德兼任所长。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成立之后,陆续接收了各沿海、沿江口岸的检疫机构。中国海港检疫事业能够收回主权、统一号令、开展业务,与伍连德坚持不懈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早在1910年,伍连德即曾在报上登启事倡导组织医会1914年4月,颜福庆、凤*宾、伍连德等7人联名发起组织医学会1915年2月,伍连德、颜福庆等21人在上海集会宣告中华医学会成立,并选举颜福庆为首届会长,伍连德为记。伍连德还受命负责创刊《中华医学杂志》,并任总编辑1916助年2月在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大会上,伍连德建议会议用国语。此次大会他被选为会长,并连任了两届。在此期间他尽力发展会员并促进医学学术活动。1937年,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成立,伍连德任首届会长,该会成为中华医学会最早成立的12个分科学会之一。1933年,他还与颜福庆等发起建立了中国防痨协会,伍连德任常务理事。 1916年,伍连德被委任为北洋政府黎元洪总统的特医及京汉、京张、京奉、津浦四条铁路总医官。鉴于北京较完善的医院皆为外国人所设,伍连德倡议自行建设中央医院,获得政府同意,除财政部拨款外,大部经费由募集得来。院址选在阜成市场(位于白塔寺东侧)于1916年奠基,1918年1月27日开院,命名为北京中央医院。伍连德为第一任院长,工作了四年。该院院址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人民医院分院。伍连德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共20处,共计床位2387张。除上述北京中央医院外,主要的还有:1912年在东北各地建立的防疫医院;1922年受奉天督军张作霖委托建立的东北陆军医院;1930年以后在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下设的各口岸建立的检疫医院等。20世纪初的东北,由于各种传染病的威胁,迫切需要大量的西医师。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医官林家瑞提出办医学校的建议。伍连德接受这一建议遂利用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所属滨江医院的临床设备和技术力量,邀聘了在哈尔滨的名医,并获得东三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及哈尔滨海关等的资助,于1926年9月8日创建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伍连德为第一任校长。这是中国东北边陲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医学校,以后发展为哈尔滨医科大学。 伍连德出生在国外,接受的是外国的教育,但他有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思想。 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在哈尔滨一次群众抗议集会上,工人张泰沉痛讲演,刺腹血书“誓死报国”。伍连德深受感动,当即将其收容在他领导的滨江医院亲自救治。1919年,他代表外交部到上海监督焚烧鸦片1200箱。1925年,哈尔滨市群众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受难同胞,组织募捐义演,伍连德作为社会名流应邀登台表演赞助,获得盛誉。在爱国民主运动推动下,伍连德力争收回海港检疫主权并促其实现。1916年前后,伍连德读到美国医史学家加里森所著《医学史》,全书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介绍尚不足一页,且有谬误。他致函作者质询,复函说,既然中国医学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为何中国人自己不向人们宣传介绍?伍连德震动很大,深感必须研究中国医学史,并将中国在医学方面历代的发明创造向中外广为介绍。于是他与王吉民合作以英文写成《中国医史》。该书于1932年出版,并再版多次,成为早期介绍中国传统医学的英文著作,受到国外医学家的重视。1923年,伍连德作为第一次中日交换教授到日本九州、京都、东京各帝国大学讲学。他还曾任东方事业上海委员会委员、禁烟委员会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技监、军政部陆军署军医司长、编辑馆细菌免疫学名词审查委员等职务。1931年九一八事变,伍连德不与日本合作,愤然出走,由哈尔滨赴大连途中被日军诬为间谍在沈阳拘留,后经英国领事斡旋保释南下赴沪。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践踏我大片国土,伍连德被迫离开上海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举家返回马来亚,定居怡保市,并开设私人诊所。当地显贵多次劝说他出任政府职务,他都以年迈为由谢绝。伍连德是中国防疫、检疫事业的先驱,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由于他知识广博、敏于观察,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组织才能,因而在防疫、检疫、兴办医院和医学教育,创建中华医学会,促进对外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的各项业绩中都闪耀着炎黄子孙的赤诚。他大半生的活动丰富多彩,在国内和国际医学界都享有盛名。他晚年虽远居海外,但仍眷念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他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序言中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亚的槟榔屿逝世,享年82岁。
米儿土土
吴绍青,1895年10月21日出生于安徽巢县农村一个清贫的家庭里。其父在乡间开私塾,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他3岁时丧父,寡母携他回到芜湖外祖父家生活。在舅父资助下,他上了私塾,老师管教极为严格,同时本人又聪颖好学,因而打下极好的汉文基础。10岁时他进了芜湖教会办的小学。该校有多名美国教师,他开始学习英语,且极为勤奋。小学毕业后他升入芜湖萃文中学,到高中三年级时,由于美国校长限制中国学生的活动而发生了学潮。吴绍青是学生代表之一,被迫停止了学籍,于是在家自学不息。1915年,在上海面粉厂担任技师的舅父邀他去当助手,他因已立志学医而婉言谢辞。这时他看到报上登载汉口一英籍医师招收医学生的启事,立即赴汉口应试,不料到汉口后发现并非正规学校而大失所望。适时他得知由颜福庆等创办刚一年的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前身)正在招生,随即前去报考,因考试成绩优异被招收为该校第一班插班生。该校系七年制,前二年为预科,后五年为医学本科。1921年第一班10名学生毕业,均获医学博士学位。这10名毕业生中有吴绍青、张孝骞、应元岳、汤飞凡、姚克方和周诚浒等。后来他们都成为中国医学界的重要领导骨干,对中国医学教育和医学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吴绍青从湘雅毕业以后,先到上海工部局传染病院任住院医师,后到芜湖医院任内、外科住院医师数年,而后又转到南昌医院任内科医师。1929年他赴美国到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在斯科特和福伊克纳教授的指导下研究血液病,并共同发表了一篇题为《白血病的治疗》的论文。随后,该文被西塞尔《内科学》第3版列为参考文献。这时,吴绍青患了轻度肺结核,住进纽约多都疗养院休养,并得以医师身份参加该院胸腔会议。从此,他开始对肺病学发生了浓厚兴趣,阅读了大量有关书籍和文献,深感肺结核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需大力防治。当他的病情静止后,他回到波士顿,改攻肺科,立志救治众多的肺结核病人。1932年,他婉言谢绝了师友的挽留,毅然偕在美国刚结为伉俪的夫人、前在中国南昌医院共事的美籍护士长埃尔玛克女士回到哺育他成长的祖国。仍在南昌医院工作,任肺科主任兼代院长,并在南昌西郊创办肺结核疗养院,还定期到郊外麻风院巡诊。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中国。北平、天津、上海、太原、南京、武汉相继失守。在日军迫近江西时,吴夫人得美国朋友的帮助带领一子一女从九江搭外国海轮回到美国。吴绍青只身辗转到上海时,其肺结核复发,休养一年后,受聘任上海医学院肺科教授。此时上海已变成“孤岛”。上海医学院派朱恒壁、应元岳分赴内地勘察院址,筹划内迁。随后该院师生分批经安南(今越南)海防到昆明。吴绍青带领几名学生驻在河内,负责接应师生和搬运工作。他调度有方,给许多师生留下深刻印象。上海医学院先在昆明龙潭开课,后迁到重庆歌乐山。吴绍青除继续担任肺科教授外,还兼任重庆中央医院副院长二年。1944年,他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再度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任研究员,并兼任波士顿麻省纪念医院及帝屈德肺病医院肺科主治医师。他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周密考察了美国的防痨机构和设施,深入了解肺结核的预防和治疗新进展。这时他与阔别了6年之久的夫人和子女团聚。1946年,他携眷回国,继续在上海医学院任肺科教授,担任医疗教学工作,并以极大的热情推动上海和全国的防痨事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重视防痨事业,吴绍青异常振奋,更加积极地参与各项防痨事务。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控制结核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历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结核病科学会委员、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顾问,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结核病科学会主任委员、顾问, 《中华结核病科杂志》和《中华结核和呼吸系疾病杂志》的副总编辑、顾问,中国防痨协会理事、总干事、副理事长,中国防痨协会上海分会副理事长,上海市肺结核病防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等职务。吴绍青于1980年3月16日逝世,终年85岁。 结核病俗称痨病。在未发现抗结核的特效药物以前,结核病流行猖镢,结核病死亡占人口死亡原因的第一位。那时人得了结核病较今日患癌症还要害怕,得病的人很多,成为当时一大社会问题。吴绍青自30年代初专攻肺科以后,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肺结核方面。1932年,他回国到南昌医院后,除在该院加强肺结核医疗工作外,在南昌西郊创办了西山肺结核疗养院,并经常呼吁防痨。1937年,中华医学会结核病科学会在上海成立,吴绍青被选为委员。该会1943年改称中华医学会防痨委员会,他被选为主任委员。1944年,吴绍青出国考察防痨工作,1946年回国,除继续担任上海医学院肺科教授外,大部分精力投于防痨工作。他首先在上海医学院的支持下,在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前身)内拨出数间房屋,并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获得X线机和其它仪器,创建了上海肺病中心诊所,开展防痨工作。他从实践经验体会到,仅靠少数单位少数人是不能搞好防痨工作的。于是他积极活动,恢复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断了的中国防痨协会,他被选为总干事,与副总干事陈湘泉一道大力推动全国及上海的群众防痨工作。他还发动、协助其他省市及一些地区恢复和建立防痨协会。他在上海,团结上海市原有的两个结核病医院和两个肺病诊所的约200名专业医师,为本市及全国举办各种训练班,培训专业医护人员,扩大防痨队伍。根据吴绍青提出的“重点检查,查出必治,治必彻底”的方针,他们采用装有缩影X线机的流动车对部分大学、工厂、企业和一些行业的从业人员进行集体肺部健康检查,以期达到早期发现病例,早期治疗的目的。他们协助许多工厂和企业举办自办疗养所(室),并派专业医师和护士定期查房、访视,给予必要的指导,收到既少花钱,病人又得到合理治疗的效果。卡介苗接种对预防儿童结核病,尤其儿童粟粒型肺结核和结核性脑膜炎有良好效果,已为国际所公认。中国防痨协会大力培训一批接种人员后,立即推行这项工作。当时人们对卡介苗接种尚缺乏认识。吴绍青与刘永纯医师撰写了一篇《卡介苗无害论》的文章,提高了许多家长的认识,使他们放心让儿女接受接种。为了提高群众对结核病的认识,1947年2月中国防痨协会联合上海市各界知名人士及有关单位组成委员会,开展防痨宣传教育和劝止随地吐痰运动。宣传教育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包括在路旁电线杆上漆刷标语;在火车、轮船、飞机、公共电车汽车上张贴宣传画;在中外报纸上刊登劝止随地吐痰运动的文章,在公共电车、汽车上进行劝止随地吐痰的广播;在广播电台的防痨讲座节目中由专家轮流讲授;在电影院放映正片前,先放映防痨幻灯片;发动全市30多万小学生在马路上劝诫行人不要随地吐痰等。上述活动的规模和声势均十分浩大,并历时5个多月。这些工作不仅在上海收到了良好效果,且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从1946―1949年,吴绍青的工作极为繁忙,几乎将全部时间与精力放在防痨事业上。他直接领导上海肺病中心诊所的日常工作,和医师们共同察看X线集体肺部健康检查的缩影照片,每周亲自看一次门诊,并参加上海防痨协会各项防痨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加强中国防痨协会与中央卫生部的联系,1951年1月,中国防痨协会由上海迁到北京,由裘祖源接替吴绍青的总干事职务。人民政府十分重视防痨工作,吴绍青感到十分振奋,更加积极地工作以推动上海和全国的防痨工作。1951年国外报告异烟肼对医治结核病有效。1952年,吴绍青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协作,研制国产异烟肼取得了成功。该药物经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教研组分析,证明毒性很低,然后在中山医院、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一医院对收治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进行治疗研究,证实国产异烟肼疗效高、副作用少、价格低廉。随后,吴绍青在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结核病科学会大会上宣读了该研究成果,并写成论文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上,使国产异烟肼迅速向全国推广,众多肺结核患者获得了及时的治疗。接着他与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教研组和微生物教研组协作,进行结核菌对异烟肼的耐药性与致病力的关系的研究。他们选择经胸部X线证实,痰涂片结核菌阳性并过去从未用过任何抗结核药物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服用异烟肼后,对其痰培养作耐药性测定,然后再接种在小白鼠和豚鼠身上,分别在1个月或2个月时用乙醚将它们杀死,取其脾、肝、肺和淋巴结作巨体观察和显微镜检查。将经异烟肼治疗平均7个月、资料完整的25例加以分析,证实全部痰菌阳性者均产生耐药性,临床症状仍有不等程度的进步。同时,证实耐药的结核菌对动物体的致病力也同样有所降低。但少数患者有差异。吴绍青认为这一差异是由于宿主和细菌在某一标本中的不均一性造成的。他主张只要临床上需要,可不必因结核菌产生耐药性而在给药方面受到限制。这一研究为当时认为应对结核病人给以长期合理地应用抗结核药物进行治疗的主张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1957年,吴绍青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防痨会议。在大会上他宣读了这一研究结果,受到与会代表们的一致好评。为了进一步发展上海市的防痨工作,1956年在上海市卫生局领导下,成立了上海市肺结核病防治委员会。上海市卫生局王聿先局长任主任委员,吴绍青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吴绍青负责拟订全市统一的防痨工作计划,指导全市防痨工作的开展,把上海市结核病院、中国防痨协会上海分会所属各院、所和上海第一医学院肺科三支主要防痨力量从业务和技术上统一起来,进行防痨工作。同时,他还组织每周举行一次病案讨论会,讨论疑难病例的诊断和治疗。参加的人员有各单位肺科医师、放射科医师等。这对提高全市有关医师的业务水平有极大的帮助。吴绍青对于其他单位建立肺科的工作,无不热心帮助,如上海市胸科医院和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都得到过他的指导。在浙江嘉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一医院,收容了不少患肺结核的解放军战士。他连续3年组织一些结核病科和呼吸系内外科专家、医师利用星期日前去讲课、读片、示教、处理病例以及开展手术治疗,提高了该院的业务水平。随着人民卫生事业的发展,上海市组成全市性的结核病防治网的条件已经成熟。1956年,在市卫生局的领导下,成立了上海市结核病中心防治所,相继在1957―1958年全市各区县先后成立了结核病防治所,负责本区县的结核病防治工作。从此,全市结核病的防治工作在中心防治所的全面规划下走向一个新的阶段。根据有计划的抽样检查,上海市结核病患病率自1957年的400/10万下降至1990年的64/10万;市区结核病死亡率自1951年的208/10万,下降至1990年的4.3/10万。新生儿卡介苗接种覆盖率不断提高。儿童结核性脑膜炎和粟粒型肺结核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明显减少。1955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183.3/10万,1980年已无死亡。世界卫生组织亚太地区结核病组、美国、英国和罗马尼亚防痨专家到上海参观后,对上海防痨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无不赞叹。这些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全市防痨工作者通力合作所取得的,当然也与吴绍青的长期辛勤劳动和献计献策分不开的。吴绍青在1979年全国结核病防治学术会议上指出:结核病仍是中国当前肺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在一定时期内解决它,必须把好“治必彻底”这一关,治一个好一个,治寓于防,治愈率愈高,预防的负担愈轻。今后随着防治规划严格贯彻执行,真正做到“防治结合”,那么疫情的控制应该是完全有把握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呼吸生理研究的飞跃发展,推动了肺功能测验在内科、外科、呼吸科和职业病领域的广泛应用。过去,肺功能测验在中国只有最简单的肺活量测验和测验常数。1956年起吴绍青等开展肺功能测验,利用新陈代谢仪改为肺量计,开展肺功能测验,以后陆续进口了新仪器,对中国正常人进行肺容量、通气功能和换气功能等一系列测验。吴绍青等在1956―1961年间陆续发表有关肺功能测验的论文24篇。他们在1961年编写出版了《肺功能测验在临床的应用》一书。这是中国第一本有关肺功能的专著。该书对呼吸生理、肺功能测验的价值、测验方法、肺功能正常常数和各类肺疾病肺功能的改变,均作了重点阐述。同时对测验方法和步骤的描述极为详尽,基层单位医师手此一册,即可开展测验。这本书在全国各地备受欢迎。50年代,中国有关肺病学的书籍屈指可数,许多医师大多阅读国外出版的专著,而国外的肺疾病的患病率及临床情况与中国实际情况有时大相径庭。吴绍青认为中国应有自己编写的专著,否则对肺科的发展极为不利。1959年,他与其他有关专家编写了《结核病学》 、 《实用肺结核病治疗学》等书。他还是上海第一医学院主编的《实用内科学》一书1952年、1958年、1972年和1980年版的编委,并是呼吸系统疾病部分的主编。这些专著对于肺病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起到很大的作用。60年代初期,中山医院肺科即对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患者进行肺功能研究,积累了不少资料,为呼吸衰竭的诊断和治疗奠定了基础。70年代,吴绍青根据他半个世纪的临床经验和渊博的医学知识,高瞻远瞩地指出:在抗生素和抗结核药物问世后,全世界肺疾病的流行病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肺结核和肺部急性炎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一部分病例则必演变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而吸烟、大气污染和各种过敏原的长期作用,助长了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肺癌的患病率的上升。他认为结核病医师应扩大眼界,不宜囿于过去的狭隘的范围,只局限于肺结核病的研究。他大力提倡戒烟。在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结核病科学会召开全市性肺气肿综合讨论会上,他提醒上海市肺科医生应重视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的防治。1971年,周总理指示卫生部成立防治慢性支气管炎办公室,统一领导全国防治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肺原性心脏病的研究工作。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宣传戒烟的机构。这些事实与吴绍青的远见是不谋而合的,说明吸烟对慢性支气管炎的危害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吴绍青一生著述甚多,先后发表了80多篇论文,写过近10本肺科教科书和参考书。他丰富的肺科学识与经验,充实了中国近代的医学宝库,为中国肺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50年代中期,与肺科同事研究当时国内尚属空白的肺功能测验技术,获得成功,编印出版《肺功能测验在临床应用》一书。60年代,对慢性支气管炎与肺气肿患者进行肺功能测验,积累不少成果和资料,为呼吸衰竭的诊断和治疗奠定了基础。吴氏治学严谨,教学认真,讲课生动,表述精确,逻辑性强,对基础理论和各种疑难杂症讲得深入浅出,融会贯通,取得极好的教学效果。并以满腔热忱帮助兄弟医院建立肺科,培训人员,传授医术,临床会诊,指导示教。先后发表论文80余篇,著有《实用内科学》呼吸系统疾病部分、《实用肺结核治疗学》等。1956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 吴绍青在培育人才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他长期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肺科教授和中山医院肺科教研组主任。他的教学方法具有独创性。他采取启迪的方法,用简练的语言,将肺部疾病从病理、病理生理和临床特点,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逻辑性强,因而效果极好,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他对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和进修人员都有明确要求和一套培养方法。他通过查房、病例讨论、教学讨论和胸腔会议等各种形式进行教学,循循善诱、反复启迪。他指导住院医师阅读国外文献并要求作笔记,鼓励写病例报告、病例分析和文献综述等,亲自为他们修改文章。他还鼓励主治医师、研究生和进修人员从事研究工作,撰写论文。在他的教导下,中山医院肺科医师每年在国内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质量较好的论文。上海第一医学院每年接受全国各地派来的肺科进修人员5―6名,20多年从未间断。医学院还举办了肺功能进修班多期。这些进修人员遍布全国各地,已成为骨干力量。据统计,全国有11所医学院校的肺科主任为吴绍青的学生。至于他的学生在全国结核病防治院所和综合性医院任肺科领导和医师者则更多。他的学生王鸣岐、王德理、诸荣恩等都是全国知名的肺科专家。60年代,中国《国外医学·呼吸系疾病文摘》月刊由中山医院肺科教研组担任主编。吴绍青发动主治医师以上的医生每月写一二篇文摘,他亲自对照原文仔细校正,藉以提高他们阅读英文杂志和编写的能力。他曾长期担任《中华结核病科杂志》和《中华结核和呼吸系疾病杂志》的副总编辑、顾问,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编委。他十分重视杂志的质量,经常为杂志审改稿件,撰写专著。他规定自己每年至少写一篇科研论文,每篇论文,最少修改三遍,多至五六遍。论文质量要达到要求后,他才向外投稿。中华医学会编辑出版部中处理过吴绍青稿件的老编辑无不赞赏他严于律己的作风,不论中文稿、英文稿几乎不需改动一个字,一个标点。1979年11月全国结核病防治学术会议在杭州召开,吴绍青抱病前去参加,并作了报告。报告阐明了中国控制和消灭结核病的关键性问题,指出肺科工作者科学研究的方向。该报告后来发表在《中华结核和呼吸系疾病杂志》上,影响很大。在临终前的二三个月,吴绍青心绞痛发作频繁,虽在医师劝告下作了些休息,但只要身体稍有好转,就执笔撰文。直至逝世前两天他还为南京军区后勤卫生部办的《内科主任、主治医师呼吸系疾病进修班讲义集》完成了前言和一篇讲话稿。1980年3月16日上午,他还在指导年轻医师翻译《呼吸系统疾病的基础理论》 (英文)专著,并邀上海市结核病中心防治所陈恒医师汇报上海市结核病防治工作情况。16日下午,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噩耗传到全国各地,各地受他教益的朋友和学生们,无不哀痛不已。他为中国防痨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生前还留下遗言,将自己的遗体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个人物简历1895年10月21日出生于安徽巢县。1921年毕业于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前身),获医学博士学位。1921―1929年先后任上海工部局传染病院、安徽省芜湖医院和江西省南昌医院住院医师、医师。1929年赴美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1932―1937年任南昌医院肺科主任、兼代院长。19371944年先后在上海、昆明、重庆任上海医学院肺科教授,兼任重庆中央医院副院长。1937―1980年任中华医学会结核病科学会委员、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顾问。1944―1946年赴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任肺科研究员,兼波士顿麻省纪念医院及帝屈德肺病医院肺科主治医师。1946―1980年任上海医学院(1952年改称上海第一医学院)肺科教授、顾问,创建上海肺病中心诊所,任主任,到上海澄衷肺病疗养院(上海市第一肺病医院前身)指导工作。1980年3月16日在上海逝世。
赵西法119
1、伍连德:中国现代医学第一人
伍连德,公共卫生学家,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他受任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防治。1911年,他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在他竭力提倡和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他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共20所,还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他与颜福庆等发起建立中华医学会,并创刊《中华医学杂志》。
2、刘瑞恒: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创建者
刘瑞恒(1890~1961):字月如,直隶南宫人。他于1903年考入北洋大学堂,1906年未毕业即送美留学,入哈佛大学读书。他是我国著名医学专家,中国创伤医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创建者,首批哈佛大学留学生之一。
3、高士其:中国近代和现代化学,细菌和病毒学的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高士其(1905年11月—1988年12月19日,原名高仕錤,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鳌峰坊人,改名高士其,弃仕途旁和金钱旁不要,立志不做官,不爱钱,以科学家造福中国。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学士学位。1930年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中国为记念他的贡献,把国际的一颗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科学家,化学家。细菌和病毒学家的中国化学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4、王世真:中国近代和现代核医学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王世真(1916年3月7日一2016年5月27日):福建福州人,生物化学家、核医学家,中国核医学事业的创始人。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历任美国爱荷华大学放射性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首都核医学中心主任,放射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名誉所长,核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从1940年代开始,王世真对甲状腺素做了大量系统性的研究工作。
5、吴孟超:中国肝胆外科之父, 中国的第一个肝脏模型
吴孟超,男,1922年8月31日生,生于福建省闽清县,马来西亚归侨,1949年毕 业于同济大学,获学士学位;肝胆外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师从中国著名外科学家裘法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名誉院长),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陳奕婷3144
有很多,比如吴尚先,凌奂,陈莲舫,刘瑞恒。吴尚先(1806—1886),清代医学家。名樽,原名安业,字尚先,又字师机,晚号潜玉居士、潜玉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所著《理瀹骈文》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外治专著,对中医外治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理论探索,提出了外治法可以“统治百病”的论断,被后世誉为“外治之宗”。凌奂(1822-1893年)清代医家。原名维正,字晓五,一字晓邬,晚号折肱老人。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凌云十一代孙。师从吴古年。撰有《饲鹤亭藏书志》三卷。通晓男妇、大小方脉等诸科,求诊者盈门,太平天国期间授天医医院仙官,曾为李秀成等治病。陈莲舫(1837~1914) 清末医家。名秉钧,又号乐余老人,青浦陈氏十九世医。早年随祖父陈涛侍诊,得其传而过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悬壶上海北海路,求治者门庭若市。翌年应聘赴湖北为两广总督张之洞治病,逢张之幕僚李平书,与之结为莫逆交。光绪二十九年两人与中医朱紫衡等创立医学会,光绪三十二年又相与创办上海医务总会,以研究中西医术为宗旨。刘瑞恒(1890~1961),我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创建者。字月如,直隶南宫人。他于1903年考入北洋大学堂,1906年未毕业即送美留学,入哈佛大学读书。他是我国著名医学专家,中国创伤医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创建者,首批哈佛大学留学生之一。
郑二头头
其代表性论文: 1 秦万章,75例播散型红斑狼疮辨证论治的探讨. 上海中医药杂志,1965,1:18 2 秦万章,活血化瘀疗法在皮肤疾病中的临床应用及其原理的初步探讨. 上海第一医学院学报,1976,1:64 3 秦万章,等. 血瘀症的本质及活血化瘀原理的初步探讨. 自然杂志,1979,2(2):115 4 秦万章,等. 雷公藤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103例报告.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1981,94(12):827 5 秦万章,等. 胶原病及其重叠胶原病活血化瘀治疗与免疫实验研究. 中西医结合杂志,1983,3(4):210 6秦万章,等. 银屑病的血清唾液酸及环核苷酸的含量与评价. 中华皮肤科杂志,1984,17(3):167 7秦万章,等. 29例皮肌炎或多发性肌炎有关的重叠综合征的探讨. 中华医学杂志,1985,65(3):175 8秦万章,等. 胶原病血瘀证的天然杀伤细胞、β2-微球蛋白及纤维蛋白结合素免疫实验的联合研究. 中西医结合杂志,1986,11(6):665 其代表性著作: 1 《中西医结合研究丛书、皮肤病研究》上海科技出版社 1990. 2 《中国中医秘方大全、外科分册》文汇出版社 1995. 3 《活血化瘀研究》科技出版社 1984. 4 《雷公藤治病顾问》文汇出版社 1995. 5 《现代中医药应用与研究大系·皮肤病》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1997. 6 《银屑病防治》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1997. 7 《红斑狼疮防治》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1999. 8 《脱发》上海科技出版社 2000. 以上成果受到国际科技界的重视,其突出的成就被收入英国剑桥、美国北卡国际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录》,列入世界有杰出贡献的人物之列。
医学界的“四大灌水神刊”— 《Oncotarget》、《Medcine》、《Scientific Reports》、《Plos One》。在医学界一直流传着“四
何菁 医学博士,主治医师,祖籍香港。《APLAR Journal Rheumatology》、《中华内科杂志》及《中华医学杂志》审稿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干燥综合
1910年12月,肺鼠疫在东北大流行。疫情蔓延迅速,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的1.7%,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当时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
1910年12月,肺鼠疫在东北大流行。疫情蔓延迅速,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的1.7%,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当时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
请查国家级医学杂志可以查出来无数,查核心期刊的方法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