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毕业论文梁启超

《大连理工大学619新闻传播史论冲刺讲义》百度网盘免费资源下载

链接:

浅析新闻报道的从众心理与逆向思维一、 新闻报道的从众心理与逆向思维的产生背景与意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们已经悄然来到了信息时代，随着新闻媒介的广泛发展与推广，新闻报道对于人民生活的作用也是越来越重要，同时，对整体社会的发展也起着辅助作用，然而，从事新闻报道的媒体人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都在不断的探索提高工作效率和提高工作质量的方法，争取在工作中不断的创新和努力，为广大新闻受众提供线索清晰，题目新颖，角度明确的新闻报道，近些年来，很多新闻工作者都容易受道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使得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在表面上符合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也就是拥有所谓的”从众心理”，也有很多新闻工作者改变了以往的正向思维而运用逆向思维模式进行新闻报道，从众心理也好，逆向思维也罢，都能够对新闻报道有着积极或者消极的作用， 探讨从众心理与逆向思维对新闻报道的影响有助于新闻工作的快速推进。 明确从众心理对新闻报道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发扬有利因素，克制不利因素产生的消极影响，才能使从众心理得到应有的运用。同时，逆向思维也是做好新闻报道的相关办法，分析逆向思维在新闻报道中的地位和作用能促进开辟新闻报道的创新性发展。二、研究的方法与主要内容 从众心理是这些年来很多人群普遍拥有的心里现象，在一个群体中，每个人都不希望被孤立，为了表示和别人是一个群体或者更好的融入团体，人们常常表现出和别人一样的行为方式，在新闻媒体人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针对这种问题，我们可以选择调查的方式，最好采用随机调查的方法调查从众心理在新闻媒体人中的所占比例，从而探讨从众心理对新闻报道的影响力度。然而，逆向思维的研究和探讨比从众心理的调查要简单的多，我们只需要搜集足够数量的新闻报道，从其报道中分析逆向思维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比例和应用效果。三、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凡是具有两面性，新闻报道者的从众心理可能会使新闻报道拥有更多的受众，但是，这样的新闻报道便缺少了独特的视角，无法给读者焕然一新的感觉，也无法帮助读者更加全面和客观的对待新闻事件。然而，逆向思维是好的新闻报道的诀窍。逆向思维对新闻报道具有着独特的地位。四、 预期结果合理的运用逆向思维是做好新闻报道的关键步骤，逆向思维可以为新闻受众提供多方位、多角度的视野，帮助受众客观理智的认识新闻事件本身，避免以讹传讹现象的发生。适当的受众心理也能够帮助受众快速进入新闻报道的阅读和理解。

梁启超通国学、识新学,民族情怀深厚,救世之心亦切,这就决定了梁启超以办报作为救国救民的手段时,报刊必定被赋予中国特色。也正是梁启超深广的报刊活动,使中国特色报刊雏形初具,呈现出独立、完整、鲜明的风貌。 梁启超和中国特色报刊形成分析摘 要:梁启超的报刊活动范围广泛,参与深刻,影响深远,使中国特色报刊雏形初具,呈现出独立、完整、鲜明的风貌。关键词:梁启超;中国特色;新闻事业中国特色即民族特色、民族气派,中国特色报刊是指具有中国民族形式和特点,站在中国立场、立足中国实践、传播关乎中国变动的信息,以服务中国大众和推动中国发展进步为目的的报刊。自近代报刊传入汉文化地区,报刊中国化的步伐便告启动。经过宗教报刊的发端、《循环日报》等报刊的推进,至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时,中国特色报刊基本形成。其中,梁启超对报刊中国化的贡献最大。梁启超通国学、识新学,民族情怀深厚,救世之心亦切,这就决定了梁启超以办报作为救国救民的手段时,报刊必定被赋予中国特色。也正是梁启超深广的报刊活动,使中国特色报刊雏形初具,呈现出独立、完整、鲜明的风貌。1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维新运动中,梁启超参与编辑《万国公报》,又任《中外纪闻》主笔。1896年,梁启超参与创办《时务报》,在《时务报》的第一册,梁启超写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和《变法通议》两篇文章。前者鲜明地提出了“去塞求通”的思想,视该报为“耳目喉舌”;后者在七万言的篇幅里,论述了不变法的危险、变的必要、如何变等问题,明快犀利,气势如虹。《时务报》以其新思想、新文风“风靡海内”,知识界争趋之状,“如饮狂泉”。1897年《知新报》创办后,梁启超又为该报撰稿。1898年,《湘报》创刊,梁启超任董事、撰述。在创办报纸、撰写评论的同时,梁启超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新闻思想,对新闻学的几个主要问题都有所论及。在评论写作实践中,梁启超创造了“新文体”,并被新闻界长期使用。总之,梁启超的报刊活动涉及报刊的创办与编辑、评论写作、文体创新、新闻思想的提炼总结等方面,范围广泛,参与深刻,影响深远。2 梁启超对中国特色报刊形成的贡献 《时务报》的报名具有汉语言的构词特点汉语翻译外语词汇,方法之一是音译加注释,比如Car、Beer、Aids、Pizza,翻译为卡车、啤酒、艾滋病、比萨饼,后面多了“车”、“酒”、“病”、“饼”的注释,同样,英国大报《The Times》,其汉译为“泰晤士报”而不是“泰晤士”。这一思维反映在国人所办报刊的名称上,就是报名加“报”字。就报名的意思来说,“The Times”和“时务报”是相近的,前者想做“时代的记录”,后者则要宣传时代的要务,梁启超等人给《时务报》取名《时务报》而不是《时务》,其中可见汉语言文化的影响。当然,报名带“报”字不自《时务报》始,但是,《时务报》作为早期有影响的大报无疑可作为体现该特点的典型。梁启超创办、编辑的报纸都采用书册式装订、竖排的形式,具有中国古代图书的传统样式特征,尽管以后很快有所革新、但仍是以传统为起点的。在中国近代报刊事业初具规模、大众传播初步形成时期,媒介形式包括报名、装订和排版形式的中国传统特点、中国文化特色,无疑是增强亲和力、使受众认可和接受的必要办法。 在内容上则确立了近代报刊评论本位的趋向和特征梁启超为维新报刊写了很多高质量的评论。他作为当时的有识之士,洞悉列强环伺的险恶国际形势,觉察到了中国被瓜分以致亡国灭种的危险,同时他也看到了国人的暮气沉沉和麻木不仁。强烈的爱国情、沉重的危机感、急切的拯救心,使他笔下呈现的不是报道事物变动的“寓理于事”的新闻,而是大声疾呼、耳提面命的评论。这些评论宣扬变法,鼓吹君主立宪、兴民权、设议院倡西学,启蒙了民众、警醒了国人,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推崇。同时也使中国报刊也呈现出评论本位的特点。在此之前,王韬也写过很多评论,惜乎《循环日报》形单影只,影响不广。梁启超则挟国人办报潮起之势,巨笔如椽,指点时政,所作评论见于几乎所有维新报刊,声势影响巨大。如果说王韬是评论的开山祖,具体而微地体现着评论本位,那么梁启超则以汪洋恣肆的气势和规模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打上了评论本位的烙印。评论本位历经百年,至今余绪不绝。2008年4月,北京、合肥、大连、武汉、昆明等城市发生民众大规模抵制家乐福事件,但《人民日报》对此并没有设置议程,没有报道相关新闻,而是连发《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爱国热情与国家利益》两篇评论,籍以引导舆论。评论本位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梁启超提出了卓异的新闻思想梁启超强调信息的传递性。《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提出“去塞求通”,“去塞求通”其主语实指为报馆、传播渠道,虚指则为信息的流动。“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故……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讲的既是渠道缺失的弊端,更是信息不畅的窘境。至“朝登一报,夕布万邦”、“文甫脱稿,电已飞驰”之处,信息传递性的思想则更为明显,简直呼之欲出了。“没有传递就没有信息,更谈不上信息的效用”,上下通达,内外相闻、开民智、造舆论,都以信息的流动性为前提和基础。实现信息流动性,对于改变闭关锁国的国情、改变国人闭目塞听的状态,无疑至为重要。梁启超强调新闻的“新”和“真”。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梁启超提出了“报事速而确”的主张,虽然它针对的是办好报章的条件,但其中体现了对新闻的认识。报纸“惠人者”以“知今为最要”,报馆要搜求“新事”,也就是说要报告外界的最新变动,使读者受益。这就比较明显地说明了新闻的“新鲜”和“真实”的要求。此外,梁启超还论述了报刊的性质、任务等其他问题。其中他提出的“耳目喉舌”、“党报”等概念至今仍在使用。总之,梁启超的新闻思想较为全面,涉及了新闻的主要问题,虽然他是以“宣传”为论述角度的,这使对一些问题的论述不够明确和专门化,但这并不能否定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系统性和深刻性。 梁启超创造了新的评论文体和风格王韬的评论,从文体和风格上来说仍不脱古代议论文的藩篱。梁启超则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评论文体的脱胎换骨,创造了新文体“报章体”,风格鲜明,耳目一新。梁启超曾阐述了“报章体”的特征:“平易畅达”、“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皆用、“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他还特别指出了晚汉魏晋文风对自己的影响,报章体有晚汉魏晋文风的影子。可见,报章具有民族文化的“血统”,是中国特色的文体。报章体实际上清除了大众传播的文本障碍,使信息载体呈现简明的形式,便于受众解码和接受信息,从而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3 中国特色报刊形成的意义中国特色报刊的形成,表明报纸这种传播形式和中国国情的成功结合。维新报刊吸收传统文化的养分,呈现出民族气派,在内容形式方面具有自己的特点。报纸这种舶来品植入了中国“基因”,这使它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报刊的形成,表明报纸这种大众传播形式在中国基本确立。维新时期,传播者和传播机构的职业特色和中国特色更加鲜明,受众的范围也扩大了。报刊能够更好地履行传布信息、传承文化、整合社会的功能,成为中国变革和进步的推动力。参考文献[1]张国梁.传播学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85. （责任编辑：shurenadmin）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在维新派新闻中最具典型，是维新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新闻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大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戊戌变法时期，其思想主要集中在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国事》一文中。在文中，他把报考比作耳目喉舌，指出其功能是“去塞求通”。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的强与弱，取决于国情的通与塞。所谓“通”包括通上下和通中外两个方面。对怎样发挥“去塞求通”的作用，他提出四条要求，即：“广译五洲近事”、“祥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下政治学艺要书”。梁启超早期的办报主张，表达了维新派要求学习借鉴西方、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爱过热情。第二个时期为1899到1911年。变法运动失败后，康、梁等流亡海外，接触了更多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新闻理论，梁启超在总结前人和自己的办报经验的基础上，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形成以下比较系统的新闻思想。 一是报纸的功能，提出报纸有“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两大天职。他认为政府没有权利办不成事，但权利过大又不受监督，就会滥用职权，所以需要作为“国民公意的代表者”的报纸，像父兄对待子弟那样去监督政府，才不至于走向腐败。他还认为，“中国之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需要报纸“若孝子之事父母，若良师之诱蒙童”那样去向导他们。并提出为何、如何、由谁来两监督和向导的问题。 二是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即：(1)宗旨定而高(2)思想新而正(3)材料富而当(4)报事确而速。 三是健全舆论的主张。他认为舆论是一种天地间最大的“社会制裁之力”，报馆则是体现舆论最有力的机关。报刊要造成健全舆论必须具备“五本”，一是常识，二是真诚，三是直道，四是公心，五是节制。 四是她根据自己的办报经验，提出办刊宣传有两种方法，即浸润和煽动的方法。浸润的方法主要指使读者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逐渐接受论者的观点，煽动的方法就是要“故作惊人之语，造极端之词”，使读者猛醒。同时，对新闻业务提出建议，如在论说的写作上提出“公、要、周、适”四点原则，在新闻的采集和写作上要做到“博、速、确、直、正”。第三个时期应属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政治上更为成熟，新闻思想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但相比较前期，缺乏系统性。他不再提倡作为反清斗士所推崇的“言论自由”，转而提倡“言论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