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为主题的论文

政治文化作为潜在地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一般来讲，政治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成分，即政治认知性成分、政治情感性成分和政治评价性成分。政治文化是一主观价值范畴，是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政治价值取向模式，政治认知、感情、态度、价值观等政治心理层次诸要素，政治理想、信念、理论、评价标准等政治思想意识是其表现形式，与物质的政治系统是互动平衡的关系。如果我们做一个比喻，把政治体系分为“硬件”（hardware）和“软件”（soft-ware）两个部分，那么，各种制度化和结构化的政治组织、机构和规则，可以说是政治体系的“硬件”部分，而构成“软件“的东西则是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犹如计算机运行需要软件/硬件相互兼容一样，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也需要相互匹配。政治文化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它是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由于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关系密切，政治文化研究也就成为政治体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又由于政治文化反映了政治体系的特点，故而研究政治文化的特征可以作为研究政治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

论析现代社会的参与型政治文化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精神层面，没有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立，就没有民主政治的发展。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论析现代社会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希望大家喜欢。

论文关键词：参与化；公民文化；公民资格；中国参与型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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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伴随着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而逐渐形成的，阿尔蒙德所指出的融合了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公民文化正是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理想土壤。西方公民文化传统中，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基于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呈现出二元对峙，而社群主义和公民资格理论的崛起正是应对了自由主义公民观的现代性危机。虽然论战双方还没有一个输赢结果，但最终受益的是整个政治文化理论界，也为中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构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政治文化指的是政治的心理层面，按照G. A阿尔蒙德的著名定义:“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所谓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从而充分表达自身意愿的过程，它是现代民主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发展，它意味着社会成员在政治参与的心理方面，即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生活的心理层面的各种态度，它们是内化于政治人的能力和属性，亦即人的素质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内容，因此它是一种潜在的、不成文和隐性的文化。

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参与化

政治文化的发展集中表现在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西方著名学者亨廷顿和阿尔蒙德等，将政治文化发展归纳为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而根据马克思主义主体发展理论推导出的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也与所谓世俗化的内容大体一致。政治组织原本是“人类适应外在和内在环境的最重要方式”，是人类所创造的客体之一。古典美德政治赋予政治生活以最高的道德目标，神学政治将之贵族化，政治生活只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而同平民百姓、凡夫俗子毫无关系。当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形态过渡，政治领域的“祛魅”使笼罩其上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人们开始把政治生活看成生活方式的一种，尤其是看成谋取和保护个人利益的工具。“世俗化意味着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角色定位标准的深层变迁，如果说传统社会人们是以笼统的标准观察客观事物，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那么在文化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人们能够以明确的、中立的方式观察事物，在评价和录用社会角色的过程中，现代世俗文化注重的是个人的成就，而非世袭门第。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同时也带来了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参与型政治文化意味着公民开始把自己看作现代政治生活的主体，并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他们相信自己的政治能力。在传统社会中，个人与政治国家密不可分，他们是政治社会中的组成部分，大部分个人都是消极的服从者，而不是独立的个体。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分化，使个人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双重身份，“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现代社会的个人具有很强的独立意识并且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和改变政治生活的运行，以获得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治结果，于是他们逐渐转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这些都源于政治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以及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所指出的“如果说现代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政治革命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把这场革命称作‘参与革命’。在世界上所以的新兴国家中，普通民众与政治有关这一信仰—即他们在政治制度里应该是一名被卷人其中的参与者—流传甚广。那些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广大民众集团正在要求参与政治制度。因此，如今不承认对这一目标承担义务的政治精英已寥寥无几了。”正是鉴于这种趋势的普遍性，德将这一参与型政治文化称为“世界的政治文化”。

但是这种参与占主导的政治生活形象的变化只是在整体趋势上参与的加强，当这种政治文化的演进落实到某个政治个体时，则并不必然造成参与的结果。政治生活大体上依然存在三种不同层次的参与者，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各不相同，与政治的距离也有远有近，大体而言，他们是远离政治的个体，顺从政治的个体和积极参与政治的个体。这种多元混合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真实地存在于每个国家。

公民文化的类型

阿尔蒙德和伏巴在《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中，以“政治参与”为观察和比较的重点，分析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参与者文化: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和公民政治文化。村民政治文化所描述的是传统社会中，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的重叠，村民对政治体系没有明确的意识，但对共同体具有强烈的感情，但是没有形成调节他们与政治体系关系的规范和标准;臣民政治文化则是指对政治体系采取一种被动关系，只与政治体系的输出有密切关系，而没有积极的参与进去;公民政治文化存在于较为发达的社会，公民积极的参与政治生活，视自己为政治生活的积极成员，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有明确的意识，在任何层次上都存在对政治体系的评价和批评。

公民文化既不是传统的文化，也不是纯理性的现代工业文化，而是一种将传统和现代完全融合的文化。它是“以沟通和说服为基础的多元主义文化，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文化，是允许变革但要渐进性变革的文化”。传统成分与现代成分在政治文化中的有机结合和平衡协调，将促进政治制度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但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一样，既可能导致政治参与，也可能导致政治不参与，例如，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公民，对政治象征具有强烈的情感，他们不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是出于这种情感的驱使而投身政治;现代文化使公民将参与政治与其他活动作理性的利益比较，也同样有可能做出不参与的抉择。因此传统与现代，参与和疏远，积极与消极同时存在于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它们之间的平衡协调，有利于政治体制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以上三种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划分只是理论上的理想模式，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文化中，都能发现至少三种参与者的存在，他们构成了政治参与的基本状态，并且任何一种参与者都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因此，任何一种政治体系的文化都是混合体，“公民文化是一种公民、臣民和村民的混合”。

西方公民文化的演进，经历了从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的共和主义公民文化，到中世纪的贵族共和主义公民文化，最后发展成为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过程。古典城邦共和国的积极公民(“天生的政治动物”)最终被市民社会的消极公民所取代，贡斯当(B. Constant)把古代希腊罗马公民的“政治自由”与现代公民的“个人自由”区分为“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从而揭示了共和主义公民文化与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基本歧异。他指出，在古代人那里，作为公民的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其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而在现代人中，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是独立的，但其在公共事务中则仅仅是表面的和有限的主权者。因此，古代人的自由，旨在于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而现代人的自由，则旨在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二与此类似的区分，还有伯林(I. berlin )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哈贝马斯(( J. Habermas)所谓的“公域自主”与“私域自主”等等。

每一种历史形态的公民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色，他们各自与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因素的发展状况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共和主义的公民文化与自由主义的公民文化在政治参与这个问题上，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前者建基于集体主义，强调城邦公民或者贵族精英阶层在政治生活中平等而积极地参与，而后者则更多的崇尚私人领域免于强制的自由权利，注重多元价值和制度规范。因此，二者的确具有不同的特殊困境，一是把“自由”主要理解为“政治自由”即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从而忽视了私人生活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其危险就在于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没了个人生活的空间，即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 overpoliticization;另一个困境在于个人主义带来的社会生活的“过度私人化” overprivatization，由于社会国家的巨型化，导致了人们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政治，在政治行为上表现为疏远和漠不关心，由于商业的发达，人们更多地忙碌于物质追求，醉心于丰富绚烂的私人生活，从而社会团结也遭受相当的危机。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有的个体天生就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选择远离，选择将全部生命投入到丰富多彩的私人生活当中，哈贝马斯称这种现象为“公民的私人化症状”。由于个人获得了决定对政治生活采取何种态度的自由权利，“他们都不必然是政治动物，纵然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他们也不需要关心这个社会的政治，不需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也不需要珍重社会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

社群主义与公民资格理论的挑战

当代社群主义的兴起正是回应了自由主义的公共性危机，它常常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其中心论断是:共同体的价值在各种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中，或者在自由主义社会的公共文化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他们认为就算不把对共同体的考虑置于自由和平等之前，也有必要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自由主义也对此作出了两种回应:一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这本身是一种对自主的信奉的撤退;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希望通过构建共同的民族身份、民族语言来形成维系公民的参与和国家的团结。参与型民主正是致力于通过对差异性的商议(即积极的政治参与形式之一)来建构社会团结的新纽带，重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可见，当代社会的参与危机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也是所有政治理论都必须正视的一个挑战。

社群主义实际上是共和主义的积极公民传统在当代世界的回响。在政治参与问题上，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依然徘徊在共和主义的公民文化观与自由主义的公民文化观的二元框架之内，一个强调积极的政治参与，一个则保护私人生活的自由。社群主义一直试图论证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已经不能解释或维系共同情感、共同身份以及任何可行的政治共同体都需要的边界，不过这不但没有走出反而强化了消极公民与积极公民的二元对峙，它只是试图解释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公民观无法维系共同情感、共同身份以及任何可行的政治共同体所需要的边界。那么，两种自由是否非此即彼的.关系呢?

关于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贡斯当对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由最初公民政治参与激情高涨到后来人人厌恶政治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强调:第一，私人生活的自由须以政治自由为保障，如果公民们都不参与政治从而放弃有效制约公共权力，那么归根结底私人生活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第二，一个民族的伟大素质只有其公民充分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才能发展起来，因为政治自由扩大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思想层次，并塑造该国公民的一种群体性知性素质而奠定该民族的光荣和昌盛。因此，所谓私人生活的自由与政治参与的自由，在贡斯当看来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重要的是要学会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

晚近公民资格理论的出现，就是立足于超越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集体主义之间的对立，试图把自由主义的正义要求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要求整合在一起亡为了克服‘、公民的私人化症状”，公民共和主义内部的两大阵营:“亚里士多德式的共和主义”者坚信政治参与本身就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因而贬低私人生活的价值，但是这种观点难以被大多数人接受;另外一个阵营则承认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对政治天生就缺乏兴趣，所以要对积极公民资格的要求予以限制以便容纳那些不同的优良生活观，他们把政治参与所需要的各种基本品德看作是维系正义制度的工具性手段。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公共生活以及对公民社会中对平等规范的支持都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并致力于寻求培养公民品德的苗床，比如市场、公民社会的自发机构、家庭、学校等。

公民共和主义通过、公民资格”的理念试图把自由主义的正义要求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要求整合在一起，这也是对两种公民观的一种综合与超越。他们看到，现代民主制的健康和稳定不仅依赖于基本制度和正义.而且依赖于民主制下的公民的素质和态度—譬如:他们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以及为了使政治权威承担责任而参加政治活动的愿望等等。如果没有这些素质的公民的支撑，民主制将步履维艰甚至趋于动摇。如哈贝马斯所言，一只有在人民尽力支持的前提下，这样的宪政制度才有价值。

建构中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演进，人们的政治观念和行为产生了深刻变化。公民自我意识在不断增强，自我价值实现意识同传统的民族整体自下而上发展的意识相结合，逐步增强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主人翁意识，更加关注国家、人民利益，也更关心政治，积极投身改革，形成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的全新格局。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基本上也体现了世界政治文化发展的参与化趋势。

现代公民的基本政治人格特征表现为:认同并效忠于狭小社区或政治共同体，个人作为国家或其他较大的政治共同体的一分子，具有归属感和责任感;对于政治系统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充分的感知，有较强的政治效力感。相信自己有改造或影响政治环境的能力，主动参与政治过程或介人政治活动:树立起以理性和绩能为基础的新的政治合法性观点，期望以个人的后天能力和贡献为准则而非以个人先天的背景和属性来评价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具有较强的政治行为能力，了解政治理论且有政治实践经验，富有理性和怀疑和批判精神，对公共目标以及个人利益要求合理期望、相信他人、宽容歧异、与人合作、愿意妥协，重视公共利益、遵守法律规范、不盲目猜疑、不独断专行等政治道德修养。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化世俗化是一个持久的过程，一旦在这一过程中堵养出具有上述人格特征的现代公民，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将由此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大体上存在“公民文化”所包含三种层次的参与者:第一，狭隘观念者:对政治体系所知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公民;第二，顺从参与者，也称被动型参与者:“‘已成为政治体系组成部分的，并对政治体系施加于他们生活的影响或潜在影响有所认识的公民。”第三，积极参与者:.‘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对社会的输入过程，也就是对那些促使他们介入政治的过程有一定的认识，并形成了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也就是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够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

对此有学者提出中国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培养的途径之一就是要逐渐消除狭隘观念者，积极培养顺从参与者，重视和正确引导积极参与者。存在一种否定、‘狭隘观念者”在政治参与中合法地位的倾向，并急切的希望能消除“狭隘观念者”。持此观点者认为，我们发展中国家急切地需要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因而必然产生与这种急切相对应的担忧—恐怕公民参与性的减低，恐怕冷漠情绪的蔓延会阻碍民主的发展:但是‘这不仅与.‘公民文化”本身应有之意相悖，而且从现实性上看也是比较理想化的。或许我们只能通过某些途径调整三者的比例，至于消除某一层次，可能会破坏“公民文化”的平衡性—非参与型政治取向与参与型政治取向构成一种“平衡的政治文化”，因为其中既有“政治的积极性、参与性和理性，但他们又因为消极性、传统性和对狭隘的地方性价值的献身而得到了平衡”。另外，全民的政治参与也很难总是以制度化形式出现，因此更难控制和引导，会给政府工作带来新的难题。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与西方国家参与型政治文化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公民参与危机源自于个人主义传统，是一种因社会生活的过度私人化而导致的低参与现象;那么，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问题，则是由前现代‘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在具有深厚专制主义和宗法主义传统的中国社会，有“族民”、“子民”、“黎民”和“村民”而没有“公民”。建构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是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步骤。由于中西政治文化的历史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和直接套用西方政治理论。

张明澎在《中国“政治人”》一书中，对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进行调查报告，调查内容包括政治观念(或曰政治参与态度)、政治知识和政治技术、以及政治参与经历。结果显示，中国政治人的基本政治态度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敬而远之。也就是尊重政治，崇尚政治，对政治给予积极的价值评价，但同时又回避政治，不愿意参与政治，或者在不得已参与时采取不认真、敷衍的态度。“敬”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向来相信“性善”，对政治的“原始信念”就是把它看作是管理国家、为人民服务的高尚事业，不过在具体问题上，又倾向于将政治参与跟切身的物质利益相分离，因而往往采取“远之”的行为方式，体现出一种伦理型的政治参与观，而区别于西方的功利型政治参与观:虽然西方政治文化出于对人性的“幽暗意识”，进而把政治也看成是罪恶的、肮脏的，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又往往积极地投身其中，甚至会采取种种措施防止统治者将不正当的企图付诸实践。中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态度，造成了政治参与行为的两极化基本特征:一极是在非常时期的参与狂热，另一极是正常时期的参与冷漠。

现代政治学理论表明，稳定的民主制度的运作，需要的既不是狂热的参与，也不是参与的冷漠:它需要的是一种冷静的、有节制的、制度化的参与态度。这种理想的参与态度既不是来自以“扬善”为内核的传统的中国文化，它对人性的估计过于乐观和理想，对政府信任有余而监督不足;也不是来自典型的以’“抑恶”为内核的西方文化，它对人性的认识充满了“幽暗意识”，对政府怀疑有余而信任不足。培养公民参与的理想土壤应该是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结合—公民文化，同时政治参与还与公民的政治素质密切相关，这也是晚近公民资格理论所强调的内容。《中国“政治人”》对我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的平均得分为3. 3分(满分10分)，大大低于民主国家公民素质标准5. 5分，而且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受教育水平等原因导致了公民政治素质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更增加了情况的复杂性，可见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还很艰难。

另外，参与型政治文化还主要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媒体状况相关，与社会转型、教育水平、西方思想的传入、地理条件以及个人个性气质等相关。比如我们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且相当不平衡，政治制度缺乏实施性的具体项目等等。因此，要排除政治参与型文化塑造的不良制约因素还需要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配合发展，重视政治社会化对参与型政治文化的配合作用，培养具有理性、参与、开放等基本属性的现代公民和现代人。

拓展：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弗巴于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概念，随后成为政治学的重要概念而被广泛使用。

在市场经济和利益多样化的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到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并列的突出位置，号召全党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性、战略性的重大决策。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时期的实际出发，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确处理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些重大关系。我们参加这次研讨班的各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成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集中精力，认真研读，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理清了思路。下面谈谈这次学习的体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期性和必要性中国改革开放26年以来来,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发生巨大的变化，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但伴随着快速的发展，出现了诸如面临的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形势困难、反腐败任务艰巨、价值观差异增加、城乡和区域发展失衡、环境污染严重等各种社会问题。所以，要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出一条不仅能够快速增长，而且能够和谐发展的路子。我们党所提出的和谐社会，是一个现实的社会，一个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的社会，它不是一个空想的“乌托邦”。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消除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但它有一种能够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一种在矛盾中仍能保持和谐和快速发展的机制。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和伟大的历史过程。这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篇大文章。从现实的针对性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世界的发展理论做出贡献。在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能否建设一个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需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很长历史过程，需要全党全社会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深入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研究，切实加强和改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的领导。构建和谐社会需消除目前所存的不和谐因素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全新的理念和机制,但最核心的就是“以民为本”,要在具体工作中体现我们国家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制度工程,更是一个感情工程。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要体现为了群众、服务群众、依靠群众的宗旨,一句话,就是要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不难看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以民为本”,就是要时时处处对人民群众满怀深情,在情感上尊重理解体谅人民群众,在行动上为人民群众谋利、谋富、谋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对人民群众的感情要通过身边事、手头事、眼前事体现出来,要让老百姓从自身生活中听得见,摸得着,看得到。 分析中国社会目前所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增长了10倍，平均发展速度为，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却在扩大，分配不公矛盾凸显。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约为3～6倍以上。从地区差距来看，尽管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但是东中西部的相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目前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关键在于分配不公，这是前进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不能够予以正确解决，也会危及稳定。目前我国存在一些非法致富现象，一些人靠钻政策和体制漏洞而暴得大利，一些部门和单位靠垄断而获取超额利润，这对群众的情绪是一种严重的挫伤。对国民经济作出战略性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国企改制、搞活，致使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产业工人和无地农民、失地农民获得的补偿显然是不对等的。利益失衡导致心理失衡，是当前社会情绪一个重要诱发因素。最近“两会”召开以来，几乎全国人民群众的目光，都在关注社会公平，关注贫富差距，关注反腐倡廉，关注三农问题，关注农民工待遇，关注教育乱收费，关注困难群体，关注物价上扬，人人都说这些问题非常严重，都说这些问题必须解决。但这些问题，到底具体地存在和分布于哪些地方、哪些部门和哪些单位呢？只有把这些问题一件一件地摆到桌面上，才能一件一件地分析，一件一件地解决。怕只怕你等，我也等；你看，我也看；你推，我也推。那样一来，“构建和谐社会”，就真的会成为一句空话。我市个别部门，都有这样一种倾向，无论是执法部门还是非执法部门，都在想方设法地争权、揽权、要权、保权。事不怕多，权不怕大，可批可不批的批，可管可不管的管，可收费可不收费的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权力抬高自己的地位和待遇。但“和谐社会”是用嘴说出来的吗？ “和谐社会”是一个综合指标，核心是指每个百姓的满意程度，尤其是困难群体的满意度。一些地方政府机关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与居民低矮破旧的住房形成巨大反差，怎么和谐？还有，高速公路的四通八达，而农村贫困地区的“毛细血管”乡间小道却经常断头；城镇居民收入大幅增长，而拖欠农民工工资时常发生；市区夜晚灯火辉煌，而不少乡村漆黑一团，这一切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的问题，那就是怎样尽快地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变成构建和谐社会的行动。民主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与保障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元互动、合作互助、理性人本的社会，而这一切美好社会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完善的法律对社会关系的全面有效的调整。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切实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把和谐的社会关系牢固地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之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需要完善的法律，而且法律的制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遵循客观规律、符合理性精神。理性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而法律应当成为理性的最权威的载体。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需要完善的法律，而且必须增强全社会的守法意识与法制观念，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尤其重要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需要完善的法律，而且法律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相联，因为社会主义民主不但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和政治保障。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事业中，应当通过制定与完善法律法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制定与完善法律法规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通过制定与完善法律法规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多党合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中共中央2005年3月20日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特别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中的一件大事。意见指出，确立和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智慧的结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些重要政治准则，必须认真坚持和遵循；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而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5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强调，“团结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是集中各方智慧，形成伟大力量的源泉”。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内涵深刻，为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9年1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下发以及2000年12月召开了第19次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以后，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建国以来又一个繁荣的时期，局面大好，催人奋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认识不断得到提高，重视程度不断得到加强，各民主党派也通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领域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能否充分发挥多党合作的作用，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实践证明，什么时候重视发挥多党合作的作用，我国社会就更加和谐、稳定；什么时候忽视多党合作的作用，我国社会就会缺乏活力，矛盾加剧，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妥善协调和解决了民族资产阶级、党派、民族、宗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不仅很快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社会面貌和社会风尚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空前团结、和谐。1957年后，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统一战线被摧残得七零八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实行拨乱反正，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形成了政通人和、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同心同德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最怕的就是嘴上热，身上冷；会上热，会下冷；上边热，下边冷；代表委员热，有关部门冷；人民群众热，领导干部冷。去年以来，呈现了许多新的提法和名词：“加强党的执行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等，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注重民主政治，注重自身建设的决心。相应的，民主党派也存在着如何加强参政能力建设，如何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如何保持民主党派成员先进性等等问题。建议在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加强对中共党员多党合作理论、知识方面的教育，并通过适当方式举行中共党员和民主党员共同回顾，建国初期多党合作大好形势，党的事业生机勃勃等项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