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的认识论文

教育 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教育学百年进程中，教育学中国化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教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教育学的论文篇一：《试谈学前教育学课程教学实践》 摘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教师专业化运动的兴起，世界各国对教师教育研究的中心逐渐从注重教师教育的外部因素如教学环境、政策因素等转移到教师教育的内部因素，即教师本人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如何发展上，即自我专业成长上。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师范教学模式由于能够“通过集中精力对教学过程进行思考、分析、评估、或者改变教育意义、教育目的、教育信仰、教育决策、教育行动或者教育产品而提升教师课堂教学实践的合理性”，“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充分利用教学的内部知识，提升 反思 能力，因而日益成为教师教学专业化运动中的一项基本教育原则。 关键词:反思能力;实践;参与式学习;建构主义 有关教师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当前研究者的分析主要从两个视角展开。一是教师教育机构转型视角，分析我国自中等师范院校升格后，在新的两级师范教育体系内教师培养的不足与缺陷;二是师范生职业生涯发展视角，将师范生培养与教育培养模式联系起来，探讨制约师范生胜任教学岗位的因素。 (一)教师教育机构的人才培养质量的研究 从教师教育机构转型视角出发，研究者认为当前教师培养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生源素质下滑严重; 2.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陈旧、封闭(李尚卫等，2009)，没有地方特色，偏重学术性，实践环节偏弱(苏春景等，2010)。从教师培养的学段来看，小学与幼儿教师培养中出现的问题更为严峻。有研究者认为(彭小奇等2011)，除生源质量下降之外，小学与幼儿教师培养还遇到了学生可塑性和培养潜质不足，培养模式不适应小学教育要求的突出问题，甚至于出现“高师 毕业 生站不稳三尺讲台”的情况。就其原因的分析而言，研究者认为(李尚卫，2009;阮成武，2008)，随着我国传统的三级师范教育体系向现代教师教育体系的转型，原有的教师教育、特别是面向农村培养教师的职能被削弱的“去师范化”演进。并且，随着教师教育体系的升格，中等师范学校相对于普通高中教育的政策性优势并未转化到高等教育层次的教师培养当中，再加上教师职业的社会声望、福利收入等方面差强人意，部分地方师范院校或师范专业生源质量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次，在转型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教师培养机构盲目追求综合化、研究型，缺乏服务于基础教育需求的意识，没有投入精力和资源去了解幼儿园教育需求，探索培养教师的有效模式和路径，导致课程陈旧，教学模式单一，毕业生不适应现代教育的要求。因此，面对此现状，笔者尝试在教学中采取了一些尝试来改进学前教育学课程教学模式。 (二)学前教育学教学模式改革尝试 1.突出实践性，实行模块化教学针对实践环节薄弱的状况，结合本课程的学习内容和大专生的知识结构特点，《学前教育学》课程构建了理论性与实践性并重的教学内容体系。教学内容体现为“正式学习+非正式学习”两大模块。两大部分指在每一个模块中均分为理论教学部分和实践教学部分内容。第一大模块指:专业理论学科教学模块。如理论学习内容包含学前教育历史、目标、任务、等内容，与其相对应的实践学习内容则为与之理论相对应的实践技能。模块二的内容主要指通过课外社团活动进行的非正式学习，如:通过组织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实践活动评比，真正调动起学社国内参与学习的积极与主动性。 2.突出参与性，项目化教学教材部分共有十二章，由学生自己来确定将其分为六大主题13个项目，尤其强调合作学习的重要性与有效性。以项目为导向，以任务驱动的方式结合项目研讨，开展研究性学习，凸显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教学模式.非正式学习以小组 报告 、小型研究的形式，重在提升合作能力和反思意识。探索实践———讨论———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学前教育学》基本理论为依托，将周教育见习活动与课堂教学活动结合，将课外活动与学校教学技能大赛相结合，同时结合本专业周见习活动(20学时)或者隔周半天下园开展专题性研究，使学生对学前教育理论的学习更为扎实。另外学生思维模式僵化不具备一定的反思能力仍是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教学反思是形成实践性知识的过程。舍恩主张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系列的问题解决过程(赵明仁，2009)。教学反思以发现问题为起点，在分析解决问题过程中不断调试，不断交流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实践性知识(陈向明，2010)。站在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 方法 的角度来讲，师范生通过教学反思将已有的理论运用于具体的实践，不断积累实践 经验 并在此基础上更新其思想观念、丰富其知识结构，从经验型教师转变为研究型教师，从而有助于其专业能力的提升(陈薇，2012)。因此，从实践与参与的角度去对教学模式进行重新组合，将有利于培养出具有一定反思意识和参与合作学习能力的师范生，这也就立于将实践性知识与显性知识融合，真正提高理论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陈向明.范式探索-实践———反思的教育质性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04):41-53. [2]陈薇.幼儿教师教学反思个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 [3]李尚卫.袁桂林.我国农村教师教育制度反思.教师教育研究，2009，21(3):34–38. [4]苏春景.张济洲.从农村教师教育现状调查看地方高师课程改革.课程•教材•教法，2010，30(8):84–87. [5]彭小奇.刘志敏.陈梦稀.蒋蓉.李茂平.创新师范教育培养模式，培育农村优秀小学教师.中国高等教育，2011(8):29-31. 教育学的论文篇二：《浅谈高等教育学专业认同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本文通过对近12年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认同研究进行综述，了解当前现状、分析影响专业认同因素，为完善该专业培养模式、提高该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使得该专业学生有效服务社会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专业认同;影响因素 1.概念的界定 在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通过搜索关键词“我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可搜索到1678篇，然而以“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为研究对象的 文章 只有3篇，时间是从2011年到2014年，其中两篇是同一人所写。最早学者开始发表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文章是在1993年，总体来讲从1993年到2014年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认同”的关注持上升趋势。关于“专业认同”的概念至今未有统一的定义，我个人更倾向王顶明的说法，将专业认同分为认知、情感和持续三个维度。首先是认知性专业认同，即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了解，是产生其专业认同的基础。其次是情感性专业认同，指个人与专业的情感连结程度。再次，对所学专业的情感认同使个体获得心理上的安全与情感愉悦满足会直接导致积极的行为动机和外显的行为效果，从而形成可持续性的专业认同。 2.影响因素 找出专业认同的影响因素是提升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水平关键。通过搜索的文献可以看出影响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水平主要受学校、社会、个人三个大方面因素的影响，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认同影响因素也是如此。一是学校方面，比如导师、专业认识、专业课程、人才培养模式等等。(1)学者袁长林通过个案访谈的方法得出，导师具有比较丰富的研究经历与比较高的专业水平，经常指导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开展研究工作，学生对导师的喜好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专业认同水平。(2)刘旭指出因缺乏对该专业的专业属性的清晰认识导致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出现理论性与实践性并未相统一的问题，从而影响学生对该专业的认同。(3)学者萧琳指出现行的高等教育研究生培养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本科化”培养模式，专业课程设置不够合理，教学形式与本科雷同，科研训练不足和考核流于形式，阻碍着该专业教育质量的提高。(4)学者王艳表明“应试教育”在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教育中依然存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纯理论的教授、就业竞争的加剧造成很多学生不愿意投入到专业课的学习中降低了其对专业认同度的水平。二是社会方面，主要社会人才需求的狭隘观念。当今社会需要全方位的创新型人才，然而高等教育学的专业课程培养注重理论忽略了实践能力培养，再加上高等教育学的就业方向与其他专业相比更为单一、社会上对此专业的认识较少，使得高等教育学这种看似“没有专业”的专业失去了与其他专业公正的就业竞争机会。此外，社会人才选拔机制存在缺陷。 比如看重学历而忽视能力，看重工作经验而忽视潜力，看重考试成绩而忽视素质，看重人才的录用而忽视人才的培养等等。高等教育学专业刚刚毕业的学生不是因为学历层次低而无法从事高校教育工作，就是因为经验缺乏而影响就业，还有的学生希望 考公务员 来改变命运，放弃专业课程的学习、以拿到学历为目的，专攻公务员考试等等，这些都使得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学生降低了对其专业的认同度。三是学生个人方面，比如学生对专业的兴趣、专业了解、 自我评价 、 职业规划 等等。(1)学者袁长林通过访谈的方式了解到，一些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之所以对自己的专业不感兴趣或者学习热情不高在于他们认为自己专业的价值不高，学习到的专业知识对自己将来的工作帮助不大，更愿意把精力花在其他方面。(2)学者王艳表明，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学生自身对所学专业的相关知识掌握匿乏，该专业成为了很多仅仅想要获得硕士学位又想短时间内投机取巧的学生的“避风港”，缺乏对专业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入校后也不积极去增加对专业的认识，这种不积极的态度让部分学生的专业认同度普遍低。(3)李俊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并没有对自己职业进行规划的习惯，因此多数该专业学生并没有较强的增强专业能力的倾向，而是以获得学历为目的，从而降低了该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度。综上，学校、社会、个人三个方面在不同的具体方面、不同的程度上影响着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认同。相比较于 其它 两方面因素，个人认为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个人方面的因素对该专业的认同度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自我评价、职业生涯的规划。较低的自我评价不仅会影响专业认同度，还会造成个人自卑心理，最终导致自己一事无成;过高的自我评价可以提高专业认同，但是会形成自负心理，影响成败。合理的自我评价不仅可以提升专业兴趣，还可增强对专业的了解，从而自信满满处理相关专业问题，拥有较高的专业认同。再者，完整、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是提升专业认同的关键。 学生做出一个符合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它将是一切前进的动力，不仅可以提高专业兴趣、提升专业能力，提高专业认同，明确合理的职业规划还可以丰富学习生活、获得较高的幸福感。 参考文献: [1]王顶明，刘永存.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调查[J].中国高教研究，2007(8). [2]李俊.N大学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现状的调查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3. [3]萧琳.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究[D].湖南农业大学，2006. [4]王艳.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生专业认同度调查研究———以庆西省为例[D].西北大学，2011. [5]刘旭.高等教育学的专业属性及其对人才培养的规定性[J].高等教育研究，2009(30). [6]袁长林.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与社会支持、自我意识的关系研究[D].云南大学，2012. 教育学的论文篇三：《试谈教育会计集中核算制度若干问题》 前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一些地区已经全面实行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制度改革，且对于改革工作来说，就是要将各级的责任落实到实际中，并由中央地方来共同承担，做好省级的统筹管理。 一、目前教育会计集中核算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农村中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中的一条，从制定到实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它不仅可以提高会计监督效果，还能够有效提高共工作的效果，促进了财务上的监督。但是对于这一项监督管理制度来说，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一)增加了会计监督中的难度。就其实际来讲，由于会计人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只能从财务制度的角度上出发，对凭证与手续等方面的合法性与完整性等进行审核，这样也就不能掌握好业务的实际情况，只是采用了相关的规定与办法来进行判断，并进行机械式的财会核算，这样也就对一些被精心包装后的“支出”难以识别。 (二)收入不报账与体外循环。对于学校来说，所进行的财政拨款已经由财政部门直接划入到了教育会计核算中心中了。虽然控制好了这一源头，但是对于一些预算外的收入等却并没有纳入到会计核算中心核算中，出现了体外循环的现象。 (三)会计信息质量不高。就目前的会计中心来说，只能够进行核算、管理及对校产明细账的登记等方面，但是在实际中，一些单位中的固定资产明细账却存在存在着众多的问题，如账实不符以及资产流失等现象。对于经费的使用部门来说，过于重视财政资金的运作，这样也就没有进行科学的管理。尤其是对于资产的后期控制来说，也没有有效的进行，这样也就出现了只核算不清查的现象，最终也就出现了信息失真的现象[2]。 二、提高教育会计集中核算制度的 措施 (一)加大审查的力度。针对体外循环与虚假发票来说，核算人员要对所要进行的核算业务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同时还要参与到核算单位的管理工作中去，明确各项收支项目等。且在进行审计的过程中，还要对收入的来源进行重点审查，明确是否全部入账，避免发生不报账或是漏账等现象的发生。此外还要加强与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以此来形成有效的管理方法，全面落实管理制度。 (二)做好内外中的监控工作。要做好对固定资产进行的管理，制定出严格的资产范围，同时还要制定出有效的固定资产入账标准，以此来完善资产的审批制度。对于预算单位来说，还应当要最好固定资产的管理工作，健全资产的保管制度，坚持做好固定资产的清查工作，以此来保证账面与实物上的一致性。此外还要制定出全面的资产清查制度，以此来及时对资产的变动情况进行跟踪与掌握。 (三)做好自身的管理工作，避免出现形式化的管理。首先对于核算中心来说，要做好定期岗位的轮换。对于核算中心会计人员来说，如果处于固定的工作状态，那么就很容易与单位中的报账人员产生出工作之间的感情，这样在进行报账审核时，也就不可避免会出现情面上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一现象，就可以采用岗位的轮换制度，以此来避免出现人情关系。且对于核算中心的人员来说，在面对全新的核算单位时，就可以严格按照相关的规范要求来进行报账，这样也就增大了会计上的监督管理效果。其次，是要做好内部中的审计工作。在实际中可以将学校与核算中心共同纳入到检查的范围中去，同时还里可以对会计资料进行定期或是不定期的审计，这样也就规范了财务上的管理工作，对收支的行为也起到了约束的作用。此外在进行内部审计工作的过程中，还要不断适应好会计核算形式的相关要求，在此基础上来对方式方法等进行调整，这样也就可以有效降低教育内部中的审计风险。最后，是要不断完善内部控制的制度。对于核算中心来说，在进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守相关的管理制度与要求，以此来保障会计核算的质量。此外还要不断健全相关的管理措施，对于出现错账等现象要严格追究其责任，通过以制度来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可以有效保证资金的运转。 结语

关于教育学论文800字

当今社会，教育究竟是什么以及该如何定义，这一问题已引起人们广泛思考，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关于教育学论文800字，欢迎阅读。

《试谈汉代家庭教育特点及启发》

[摘要] 千百年来，家庭教育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在不同的时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就汉代家庭教育而言，侧重强调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家庭成员均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以及相互间的积极影响，与后世“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家庭教育理念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也反映出汉代家庭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 汉代；家庭教育；品德修养

自古以来，家庭是社会构成的最基本单位，它既是个人生存的重要依托，也是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元素。所以，无数健康和谐的家庭就会构成和谐的社会，而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和谐家庭的重要保证。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是一贯的。但是，过去许多人认为，家庭教育是指家长对儿女的教育，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虽然不同时代的家庭教育存在不同的特点和侧重，但家庭教育的共性则是，不仅父母教育子女，夫妻之间还存在期待和劝勉，兄弟姐妹之间存在表率和示范，晚辈对长辈的规谏和交流等均属于家庭教育的内容。[1]也就是说，家庭教育不仅包括家长对孩子学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更包括道德层面的修养教育，以及相互间的影响等。在以两汉时期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家庭教育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通过对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特点进行一番梳理和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两汉时期的家庭教育内容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扑责不是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特权

所谓扑责，是指杖责或鞭笞。千百年来，“棍棒之下出孝子”是众多家长教育孩子时最直接有效的理念和方式，甚至被奉为家庭教育中的真理。正如《史记律书》所云：“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其实，整个两汉时代，家长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很少采取杖责或鞭笞的方式。据我们统计，整个前四史中，“杖”字仅仅出现308次，与之搭配成的名词或术语只有“授几杖”“衰杖”“法杖”或“鼓杖”等，而且这些词汇或术语大多不属于家长教育范畴，其中家长用杖责方式对儿女进行教育的方式仅有3例。一是《汉书陈万年子咸列传》载，陈万年因儿子陈咸不听话而举杖责打，“万年大怒，欲杖之”。二是《后汉书刘平传》所载，薛包的后母厌恶自己，责其分家独自生活，薛包不愿意。“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欧杖”。三是《汉书崔烈传》所载，崔烈花钱买官后，因儿子抨击其行为属铜臭之举故而恼之，而“举杖击之”。上述仅有的三例属于家庭教育中的特殊情况，并不是家长对儿女的常态教育行为。不仅如此，有时候儿女犯了错，家长恼怒自己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反而要杖责自己。据《后汉书淳于恭传》载，“后崇卒，恭养孤幼，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棰，以感悟之，儿惭而改过。”该句话的意思是：叔父淳于恭在教育不听话的侄子时，不但没有杖责侄子，反而要杖责自己的失职，结果使侄子大为感动，使其羞愧而自觉改过自新。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家长以杖责方式教育儿女的方式比较少见。相反，我们发现，杖责行为出现比较频繁的记载多见于皇帝、官员对臣子或下属的责打。从心理惯性的角度来说，这些情况体现了皇权的优越性，而家长很少扑责儿女则体现了家长爱护儿女的天性。同时说明，在家庭教育中也基本上不存在后世所谓的“家庭暴力”。

二、家庭成员注重品德教育和相互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家风”或“门风”是家庭成员在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良好的“家风”或“门风”是所有家长的共同心愿。但良好“家风”和“门风”的形成取决于所有家庭成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而且要通过所有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所谓的好家风或好门风。两汉时期的个体家庭教育已经开始注意家庭成员的道德修养，强调相互影响的重要性。首先，家长自觉注意道德修养，并影响儿女。在汉代个体家庭教育中，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子女进行说教，而是注重自身修养对儿女起到的表率作用。正所谓，“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凌，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2]具体来说，两汉时期，家长的品德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刘邦临终写《手敕太子》，反省自己年青时认为读书无益的错误，告诫太子刘盈要勤奋学习，对开国元勋“萧、曹、张、陈诸公侯”要以礼相待。据《后汉书郑玄传》载，东汉郑玄以书信的方式教诫儿子郑益恩时，要求他“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蔡邕作《女诫》篇教育女儿：“……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蔡邕要求她不仅要注意日常的梳理打扮，更不可忽视心灵道德的修饰。第二，父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作表率。据《后汉书张湛传》载，张湛“矜严好礼，动止有则”。张湛严于律己，不但做好妻子儿女的表率，即使对待乡党，也是“详言正色”。被周边地区的士大夫奉为楷模，“三辅以为仪表”。《汉书王陵传》亦载，王陵与刘邦有故交，秦末分别起兵，后王陵归顺刘邦，项羽为了逼迫王陵投降于己，于是把王陵的母亲抓住作为人质，“欲以招陵”，但王陵的母亲悄悄对汉使说：“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勿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上述事例中的父母均身体力行，以“好礼”“忠”“义”等良好的道德准则，在精神上给予儿女们极大的教育和表率。其次，儿女以良好的品德影响父母。与父母重视儿女品德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行来感化或影响父母。

据《后汉书乐羊子妻》载，有一天，别人家的鸡跑到乐羊子家，婆婆据为己有，并“盗杀而食之”，乐羊子妻载饭桌上“对鸡不餐而泣”，且曰“自伤居贫，使食有它肉”。意思就是说，都怨自己不能干，让家里这么穷，否则，就不会让餐桌上出现别人家的鸡了。婆婆听后甚为惭愧，“竟弃之”。《三国志吴书全琮传》亦载，父亲全柔“尝使琮賫米数千斛到吴，有所交易。”儿子全琮竟然“皆散用，空船而还”。父亲大怒，全琮解释说：“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悬之患，故便赈赡。不及启报。”意思是说，我们要买的东西并不是很着急，而如今连士大夫们都没米吃了，救人性命乃头等大事，所以，我就把米救济给缺米的人了。最终全柔对儿子的行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全琮很有出息。上引事例中的乐羊子妻和全琮，分别以高尚的品行和急人所难的大义之举，分别影响了自己的婆婆和父亲。这种事例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其意义尤为突出。第三，晚辈对长辈可以规谏。两汉时期，晚辈对长辈的规谏也应该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而且这种规谏文献中是经常见到的。据《后汉书杨厚传》载，“厚母初与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岁，思令和亲，乃托言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惧然改意，恩养加笃。博后至光禄大夫。”杨厚对母亲不能善待异母兄长杨博的行为不以为然，用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终使母亲幡然改悟。同时代的典籍中也对晚辈的规谏持赞同，甚至鼓励的态度。《孝经》云：“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所以，有人认为，谏诤是善意的，作为臣属、子女，能够在君主、父母有不义行为时，不是听之任之，而能够以谏诤的形式加以劝阻，使他们往好的父母发展，这就维护了个人、家庭的利益。而且，谏诤对愚忠、愚孝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民主性[3]。所以，谏诤不仅在国家治理中，而且在家庭事务和家庭教育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品德修养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如果父母能够严于律己，就可以为儿女做好表率，就可以树立良好的家风和门风，反过来，儿女们具有良好的品德也可以给父母带来积极的影响。上升到国家、社会的高度，德政和德教是汉代士人的理想追求，也是他们对统治者斗争的武器[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代的家庭教育对推动社会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

三、家长重视子女的学业教育，家学盛行

两汉时期，修习经学的风气较为流行，尤其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被统治者认可之后，很多儒生通过修习经学得到察举、征辟，一跃成为公卿，从而提高了家庭声誉和门庭地位。正如《汉书儒林传》所载，“自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并封侯，天下学士糜然乡风矣”。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兴家”的理念迅速流行起来。而且，专门从事教授的人也迅速增多，其中有一部分教授之人侧重于对子女或族人的传道授业。我们这里所说的授业角色，主要是指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在封建时代，父辈是家庭或家族之长，他们担任着家庭教育的主要角色[5]。汉代典籍中，有关家传学业的记载比较多。如《汉书刘向子刘歆传》载，“刘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少子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汉书王吉子骏传》载，王吉与儿子王骏，“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后汉书耿弇传》载，耿弇父耿况“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弇少好学，习父业。”从上引事例和文献所载我们发现，两汉时代，很多家庭中的授业学习大多是儿女受长辈的.影响而自觉学习，并不是因家长的强迫而学习。同时，到东汉时期，很多家庭的儿女自觉继承并发扬了父辈的学业，也就是所谓的子传父业。据统计，《后汉书》中有关子传父业且影响较大的记录就达近二十条。正如吕思勉先生所云：“谓汉世百家之学皆衰非。”[6]这应该是对汉代家学教育发展情况最中肯的评价。汉代教育执行的是“通经致用”的原则，昭帝、宣帝时期，治经儒生更多地以经术参与到政治活动和政权建设之中，经学在施政过程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家长鼓励子女研习经典与汉代的选官制度存在很大关系。客观来说，家长鼓励子女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走上仕途，进而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在任何时代均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在汉代家庭教育中，单纯就学业教育而言，家长对对子女的规划和管理是得当的，对后世的家庭教育也产生巨大影响。

四、汉代家庭教育的特点对当前家庭教育的启示

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产物。这一产物虽然产生在两千多年以前，但其本身所具有的积极因素，对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积极因素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

首先，就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权力而言。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父母（尤其是父亲）是家庭的主宰，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儿女必须无条件执行父母的决定，否则就是家法伺候，“棍棒之下出孝子”就是最好的诠释，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或多或少地存在。其实，汉代家庭教育中，强调更多的是父母的义务和责任，而权力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对儿女的品德修养、学业，乃至择业、择偶等方面，父母均有权参与，但都不是强行做主。相对而言，在各方面高度发展的今天，很多家庭中父母的“霸权”仍然顽固存在着，他们肆意干涉着孩子的方方面面，从小学择校，到读大学专业的选取，甚至在配偶的选择等，时时处处闪现着父母的干涉和权力，从而引起儿女的逆反和反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家庭教育与管理中，有些父母的思想和认识远远落后于汉代的家长，这也是现代家庭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在儿女的教育与择业方面。两千多年以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随着汉代“经学”兴盛，尤其在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家庭生活中，父母非常希望儿女“通经致仕”，但父母更多地是为儿女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教育环境。他们虽然很希望自己的儿女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但一般不会强迫。也就是说，年轻人是否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往往取决于自己的爱好或志愿，而不是父母的决策，更不是迫于父母的高压。即使在一些经学大师的家庭教育中，父母也是对儿女进行引导，而不是强迫。汉代个体家庭中，父亲是儒生或官员，而儿女从事其他职业的情况是常见的。这种家庭教育中的“民主”不但保证了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也可以让年轻人更容易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爱好。所以，这种情况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应该更具有实际意义。

第三，在儿女的品德修养与熏陶方面。汉代家庭教育中，在品德修养方面最明显的特点是父母的表率作用与相互影响。汉代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儿女进行说教，而是更强调家长自身品德修养的表率作用。也就是说，家长一方面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同时，父母的言行非常注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树立好榜样。与父母重视对儿女进行品德修养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德或行为来感化或影响父母的不当之处。有时，儿女还可以用劝谏或交流的方式来影响父母。上述这种情况则是现代家庭教育理念中“言教不如身教”的最好证据。现代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的品德修养教育方面，很多家长停留在“言教”层面，而且不少父母没有起到表率作用，其教育效果可想而知。虽然我们不能强调每个家长都要去读一下汉代典籍，但其中的一些典型事例，其借鉴价值是很高的。从总体上来说，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的特点虽然有时代的因素，但其普遍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两汉时期，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对中下层个体家庭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在家庭教育事务中，家长虽然具有较高的权威，但在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十分强调家长的表率和示范作用。同时，所有家庭成员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并相互产生积极影响是当时家庭教育方式的主流。过去，有学者认为，“家长握有儿女的教育权、择业权。家长不但有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主观意向教育子女的权力，还有权为子女选择教师，为子女择业定向，而不考虑子女个人的需要和意愿。”[7]这种观点应该是针对后世的家庭教育而言的，套用到汉代是不恰当的。因为，两汉时期，在家庭事务中，家长的绝对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更多强调的是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加之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当时的家庭教育中还存在不少“民主”的成分。这些“民主”的成分，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范喜茹.两汉家庭教育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5-13.

[2]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第一.治家[M].北京:中华书局,2010:40.

[3]梅良勇,张方玉.《孝经》的家庭伦理思想研究[J].学海,2000(5):116-120.

[4]王洲明.汉代散文风格与汉代经学的关系[J].泰安师专学报,1999(5):28-29.

[5]曹建平.魏晋南北朝家庭教育钩稽[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2):104-106.

[6]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86.

[7]王玉波.中国古代的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