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树上结樱桃主题论文

一、棉被下的草尖        最近人文社新出版了两部反映乡土中国的小说，一部是邵丽的《金枝》，一部是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这两部小说都以女性为主角，一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争家庭地位；一部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争社会地位。前一部在鼓角峥嵘中互虐互杀，最终释然放下。后一部表面波澜不惊，水底暗潮汹涌，最后以猝不及防的信任瓦解画上休止符。         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我把他们形象的比成一个具体可感的喇叭。如果说《金枝》是从喇叭口逆流而上潮源寻根，那么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则是滑向敞开的喇叭口方向找出路，这个出路就是当代农村的形势，这个形势带来的变速，也是当代乡土中国的复杂现实。         这部16万字的小说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写了20世纪90年代中原地区的一次村级选举。官庄村村委会主任孔繁花富有政治智慧，泼辣能干，一心为民。按理说她是连任的最佳人选。她积极筹备竞选，利用一切民主与非民主的策略，游刃有余地周旋于村里各派涌动的力量。但关键时候节外生枝，关乎她连任的计划生育工作出了乱子，怀孕的李雪娥突然失踪，这使村里原有的政治格局失去平衡。一场追逐与逃避，控制与反控制的大戏，在暗流涌动中悄然展开。最后真相大白，原来村委会成员阳奉阴违，连她最信任的、最得力的、视为接班人的孟小红竟然不动声色的在背后捅了她致命的一刀，取代她成功当选。         情节戛然而止，这个结尾仿佛当头一棒瞬间清醒，也犹如各路游神瞬间归位。小说千里埋线。处处设伏。以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细细碎碎的输入大量农村现实与风土人情。全书时间跨度几个月，作品中夹杂了城市务工返乡、计划生育、农村土地承包、乡村教育、环境污染、外商投资、乡村两极政治结构等话题。可以说是芜杂庞大，为中国当代农村拉开了一个长轴画卷。         但阅读的过程中总有跳戏的感觉，仿佛不在农村也不在城市。有人把它称作百科全书式的乡村中国全书，面对这样的盛誉，我个人认为不免夸大其辞。这部小说，写家族制度、宗法制度及儒家伦理，没有《白鹿原》的磅礴厚重；写当代人的生存困惑、文化困惑及社会分化等问题，没有贾平凹《高老庄》的深度与前瞻性，更有逊于《秦腔》；写农村家庭的沧桑与灵魂的困顿挣扎，没有张炜《古船》和路遥《平凡的世界》的细腻和深情。         当然，每个作家都试图找寻一种区别于其他人的标识，以确定个性的自我。在动物界，适者生存，无论彪悍的狮王还是弱小的水獭，它们在自己的领地都用独特气味的释放来宣誓主权，捍卫势力范围。青海湖的破冰，回归的斑头雁绝对是醒目的春天代言。在文学文艺领域，从创作的初始就打上了作者鲜明的个性，在写作上作者都力图占据一个”商标"，以醒目而独立特行之处，在喧嚣的经济文化市场上推销自己。         李洱的作品，除了布局的杂花生树，最有特色的，在于他诙谐戏虐活泼的语言营造的黑色幽默。他自己冷眼旁观，却让雅俚互渗的革命语句、颠倒黑白的戏虐，看似一本正经的叙事，不着边际又浮现画面的语言生发寓言式的冷幽默意趣，令人忍俊不禁，带给读者魔幻式的冲击。         写一个乡土中国的小说一直是李洱的梦想，这乡土没有沈从文的浅伤梦幻，没有陈忠实的沉思与叩问，也不似《红旗谱》《金光大道》里描述的乡土中国。他没有严格鉴定乡土中国的界限，而是在力图真实的叙事中，发掘出更为喧嚣的，更多的不可琢磨的不确定性，以展示一个当代中国乡土小说的新生境界。从这种意义上，李洱的这部作品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农村人。         李洱试图多角度的去占领写作领域，至今创作了300多万字的小说，主要是写知识分子的生活，把知识分子放到历史中去考察命运，比如《应物兄》《花腔》，并译成了英德法等多种译本。同时他也开始关注中国农村的变化，就像卡夫卡说的：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儿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这样他"双管齐下"，左手写农村，右手写知识分子。这是他唯一的一部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         为什么他写这样一部小说？每个作家都有力求突破自我的行动，莫言写完最受争议的《丰乳肥臀》，不愿接受记者频繁采访。他说采访一次就得回到那个里面一次，他想早点脱身，彻底离开那个思维，进行到下一步的创作中。李洱曾在不同场合接受受访时，几次提到 “棉被下的草尖"，这句话不也是作者内心期望的一种突破吗？这也成了他作品先锋性的一次体验。         繁花自信十足，巧舌如簧，办事会把握分寸，随机应变，但在暗流涌动的权力诱惑争执中，她摔的极其惨痛，权利对人心的侵蚀到了防不胜防的境地，人与人之间信任一地鸡毛。中国是个10亿农业大国，在农村有没有一股真正的精神力量去左右人的价值观和是非观，作者显然也在试探。他理解“那种因为内在的失衡而导致的普遍的怨恨”，然而怎么让“生活在谎言的掩饰下进行真实的变革”，不那么有普遍的怨恨，又不那么复杂暧昧。李洱找不到权衡之计，所以他的高明之处就是过滤和还原，呈现荒诞不经的现实，让读者和他一起去反思。这个村委选举，看起来是一场闹剧，实际上是作者对当代转型与发展中的中国新农村政治文化的深层思虑。         石榴产自西域，樱桃产自东洋。石榴树上结红樱桃，这枝干之间的博弈和纠葛到底是合理，还是荒谬？繁花的故事是悲剧还是喜剧？是她一个人的独角戏还是精彩的群演？石榴树上的樱桃结的真是令人意外，但细细想想，农民在时代经济浪潮冲击下，他们的智慧已经不容小觑。         小说中有个不起眼的细节，前支书要的字幅是“一岁一枯荣”，繁花要的是“一花一世界”，“一岁一枯荣”是写实的智慧，“一花一世界”是禅宗的世界，包含浓厚的哲学意味，是凡人俗世中所悟出的最高境界。智利诗人聂鲁达也写过这样的诗“整个大地是一朵花"，那么这就意味深长了，作者诗里的“一花”是指繁花个人还是指那代表一切亲力亲为，为百姓谋事的繁花似的传统干部？那是个人的小世界，还是一个世界就是一朵花的大世界呢？那个取代她的，能干的八面玲珑的孟小红，是当代新农村理想的新型干部吗？         情节反转起伏，更需要读者在戏虐反讽中，仔细体会复杂的语境和复杂的现实。    二、性格中庸化，幸耶？哀耶？        小说人物的塑造上，李洱曾说：“我关心人物的性格，要多于关心人物的道德”，纵观他的作品，人物既不表现大恶，也不表现大善，这是不是一种中庸？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整个民族文化心理构建，是很多作家在作品中无意识的渗透，代表有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2018年，84万字的李洱长篇小说《应物兄》横空出世，纵横捭阖、收敛自如，既严肃又八卦，既得体又放松，情节没有大波大澜，人物没有大悲大喜，冲突没有鱼死网破。但读者在情节中读出了孔子的外儒内道，读出了一进一出的精进与遗憾。可见，传统的儒家观念对其创作影响是非常深的。         用表现人性善恶的文学手法触动心灵体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有相似的体现。像西方经典作品，在塑造人物上爱憎美丑分明，《悲惨世界》中冉阿让与沙威的对立，《人间喜剧》中老葛朗台与女儿的对立，《简爱》中简与舅母的对立，《巴黎圣母院》中加西莫多与阿斯美拉达的对立，随时代发展，善恶二元对立的主题渐渐变成形与体之间逆向转向和融合的关系。中国传统儒学的中庸之道，是一种发展至今的道德观。“执其两端，过犹不及“，在传统文化认知中，两个极端都是不可取的，在两个极端的中间找到一个最为协调的点，这就是“中"，这个“中"包含了很多的因素：果敢、坚持、恭敬、直率、大义、仁爱。《应物兄》磅礴恢宏，但整部书还是以儒学为纲，多角度细节化叠加，《论语》《易经》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凌立于文学之空的人物群像，似乎自语又听不到呐喊，生如夏花，死如秋叶。这些人物在作者笔下，没有面目狰狞也没有完美无瑕。他们带着活跃与凝滞，在时空中并列前行。与《石榴树上结樱桃》中呈现的一样，有取巧钻营的，有潦倒失意的，有胆小懦弱的，也有追求理想的。但这些人物身上，你看不到大喜大悲，大恶大奸，这种写作正如作者自己认为的：“绝对虚假的写作和最本真的写作都有可能导致写作的无法持续“。这种人物塑造的中庸化，是写作的一种趋势吗？         曾经的乡土中国传递着微微的暖意，沈从文笔下乌托邦式的描绘，令人憧憬难忘。那偏远贫瘠的山沟里，林黎胜《消失的山庄》仍然充满如诗如画的原生态，《石榴树上结樱桃》中，农民的智慧与日俱增，他们不再与世隔绝，但暗涌的矛盾充满硝烟味，令人充满压力与不适。村子里的两大姓氏，一姓孔一姓孟。显然是作家有意为之，照理说孔孟之道是儒家的一脉传承，孔繁花被孟小红取代顺理成章，但取代的手段却是黑料理。这是作者的一种质疑吗？还是想重塑一种新的价值观，看来，儒家礼学的继承与创新的探讨，是作者带给读者的课后反思。         据说这本书德译本当年被德国总统默克尔送给温家宝总理。默克尔是对李洱笔下的中国乡村感兴趣呢，还是以此提示中国总理注重乡村建设？但是，不争的事实是，单一的从这本书去了解中国的农村，未免有点盲人摸象。         著名评论家韩石山说：“长篇小说，从本质上说是作家与读者之间智力的较量。作家在一步一步设圈套，读者在一步一步解圈套，在解的过程中，消磨了时间，愉悦了性情，同时增加了智力……”         洞悉一个社会，最好是研究一个具体的人物，孔繁花的形象标签很多：女性、村长、脱贫环保，计划生育，所以一系列标签让他成为一个时代的显微镜，它聚焦了一个时代。但李洱在他理解的中庸支持下，把文化传统的多元复杂、敏感困惑、隐忍与冲突，时而开放到令读者感受文字万马齐喑的力量，时而又收敛的让读者回归儒学反省的特殊层面。这就像和他同样毕业于华东师大的格非一样，他们都是用传统文化来进行现代的智慧表达。这同门的师兄弟作品放在一起，除却语言特色的迥然不同，我们仅仅从格非"江南三部"中是不是发现那里面的人物也是带着面纱呢？据说有以他们二人为话题，进行了一场题为《高校如何培养创作人才》的讨论。这种中庸人物的运用是写作者该效仿的吗？这种中庸力量是不是我们现实的需要？其中是否有我们需要的精神力量？         由此我想到了另一个乡土作家阎连科，他以超凡奇诡的想象，无与伦比的冷俊，纵横古今，以惊人的写实盘点整个民族的苦难历程，批判人性贪婪残忍，赞扬人性美好高贵，对现实农民的命运，乡村的政治，帮他们“寻找人生最初的意义”。可以说，他以“苦”的农村故事写了民族的一部神话。这神话一直昭示人们跳出去跳出去，去拼去拼，向前向前！余华的《活着》，福贵在历经大悲大喜之后不也大彻大悟了吗？《石榴树上结樱桃》繁花在既无大喜又无大悲中登场又谢幕，还赔上了丈夫的疯疯癫癫。这想告诉人们什么呢？         所以，小说人物构建，不能“只见高原，不见高峰"。

先读贾平凹的《秦腔》，今天读完了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两者比较，让人感慨颇多。 在角逐矛盾文学奖的过程中，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败给了贾平凹的《秦腔》，本来也不是出人意料的事——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一直为人诟病，问题的确不少。从以上两书看，对当前农村题材的把握上来说，平凹已经显示出明显的隔膜感，比如《石榴树上结樱桃》中关于计划生育、村级选举，这些鲜活的题材，长期泡在城市里，没有体验是写不好的。这一点上，贾平凹已经老了，不管是《高老庄》也好，还是《秦腔》也好，感觉和乡村的脱节非常严重，这些作品表明《废都》之后，贾平凹已经完全脱离了一流小说家的行列。 如果说平凹还是那些陈谷子、烂芝麻，李洱的作品中散发着新鲜的味道，好像秋天新收获的粮食，《石榴树上结樱桃》非常巧妙地截取了农村在当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断面，对于乡土语言的把握也是及其熟练的。这本书以村长选举和雪娥怀孕为线索展开，故事展开的节奏非常好，紧凑而从容，在不到16万字的时空中，各色人等一个个出场，特点非常鲜明，比如繁花——新时期女村长的形象跃然纸上，还有小红，人物形象也很新鲜。几乎一口气就可以读下来。 读这本小说是受一个USP（所谓独特的销售主张）诱惑，某人推荐该书的话说，德国总理访华时赠送给温总理的就是这本书（可能是德文版）。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石榴树上是结不出樱桃的——除非嫁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沉潜到乡村基层，扎根在沃土，恐怕是结不出石榴、也结不出樱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