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教育督导比较研究论文

中西方价值观 教育 的历史和 文化 传统不同,因此内涵和特点亦不同。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中西教育比较论文，供大家参考。

浅析中西教育的文化差异

摘要：当今世界，竞争激烈，教育成了各个国家发展关注的焦点。本文试从教育的三大主体——学生、教师、学校的中西方差异出发，分析产生差异的深层文化原因，并在中西方教育的对比中，为当下中国的教育制度的改革作出 反思 。

关键词：中西教育;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G5[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002-2139(2012)-10-0061-02

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竞争的激烈，教育已经成为了一个全世界发展所关注的问题。全球教育一体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各国的教育都在为应对当下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改革，另一方面中西方教育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行为日益频繁。然而，在这种交流过程中，存在着简单复制、粗暴照搬，注重形式而忽视实际效果等问题。因此，需要我们站在更高高度审视这一问题。对比中西教育的文化差异，寻找中西方教育文化的有利方面和各自弊端，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为推动中国教育实现全面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由于历史起源不同、民族性格不同以及其他诸多因素造成了中西方在许多层面存在着各种差异,如文化差异、思维差异等等，而这种差异越在历史的前期越明显，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日益频仍，在相互借鉴中相互融合，然而这种教育差异依然广泛影响着当前的教育事业。中西教育文化的差异，既表现在教育传统的差异，也表现在教育现实的差异，其具体表现在受教育者、教育者、学校以及教育体制。

一、受教育者

(一)中国学生：被选择

大部分中国人的中国式审美的评价思维——注重外部的评价，“好学生”的三条标准——人品、素质、潜能，这些都是自我是无法界定的，只有社会通过学生一系列的行为来进行判断;这个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且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符合中国社会对于素质人才的界定。至于“潜力强”这个很难以界定，但是中国人独特的成才思维认定，如果这个学生学习很轻松，付出的努力少，但是成绩优秀，就被认定为一个潜力很强的学生。

从文化层面上来看，这种注重外部评价，是中国农耕文化这棵种子所发散出来的一株枝蔓。在古老的农耕社会，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必须依靠团体的合作，才能保证粮食的收成。在长期的劳作过程中，中国人越来越注重群体，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使他们在决定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十分留心他人对于自已行为作出的反应和期待，尽量避免窘迫与冲突，强带哦自我反省、克己、慎独、三省吾身。”

(二)西方的学生：自我选择

大部分西方人的审美的评价思维——注重自我的评价。三条准则——热情、有归属感、有恒心，都是从学生自我内心的情感出发，带有很强的自我意志，即使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面，西方人非常注重个体的独立性，强调的是自己内心的归属感。他们遵循的不是法律亦或是道德，而是内心中的、“约”。这是很典型的海洋文化所孕育的性格。西方的古代文明在人与海的搏斗中展开，所以他们性格中有一种自然界是可以征服的“物我”两分的态度，他们有很强烈的个体本位意识。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生命的价值就体现在自我的选择上。西方的学生很注重选择的权利，他们忠于自已的内心的感受“激情、归属感和恒心”这些社会没有办法界定的品质才是他们自我意志选择的体现。

二、教育者

中国以教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教师是为人师表的，是蜡烛，燃烧自已照亮学生，有着“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而在西方的很多影视作品中，教师是“为师不尊”，虽然也有教师的奉献精神，但是他们更具有体制之外的特色与麻辣。

(一)中国教师：严父慈母

在中国，教师的职业和形象存在很大程度的社会刻板化现象，我们相信教师有教师的样子，即所谓的“师表”。在古代的中国，教师又被称作“师父”，由此可以推断，最初人们心目中的“师表”可以是某种意义上的“严父”的形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师职业的逐渐女性化之后，“师表”又增加了另外一种“慈母”的形象。

而在师生的关系之上，教师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学生是像“儿女”处于服从的地位。在教学评价之中，不管是对学生的学业还是对学生的道德品行都处于疏导的地位，对于学生任何细小的错误都要有错必纠。中国教师的角色设定其实是中国家族本为与伦理至上的文化传统在教学组织中的延续。“家庭及其延伸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地位却是任何一种别的文化都无可比拟的。”

(二)西方的教师：亦师亦友

具体表现在，在课堂的组织中，学生是主体，教师只是一个引导者。正如西方教育的始祖——苏格拉底的教学方式“对话式”。他认为教师是一个“产婆”他只能引导“母亲”生孩子而不能代替“母亲”生孩子。在师生的关系上他们是相对平等和民主的。因为他们都是只通往真理旅途中的“探索者”。在教学评价之中，学生群体的评价和教师的评价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于学生的所犯的错误教师基本上是不会予以否定的，一方面他们认为如果学生的思想是错误的，那么在今后学生的知识体系日益完善的时候就能进行自我的纠正，另一方面他们无法确定学生所谓的错误思想之中是否就有带有真理的苗子，因为即使是他们所使用的教材也不是绝对的真理。

三、学校

(一)中国的学校：求同

中国的学校虽然有着各式各样的校训用以展示其办学思想的不同，但基本上中国的学校也是机器化制造的。有人戏称，你只要进入一所小学中，了解学生的学习的进度，就可以知道全中国学生的学习进度;你只要进入一所大学，了解大学生的生活状态，就可以知道全中国大学生的生活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中国教育的高度一致性，但是它很值得我们的反思。

(二)西方的学校：存异

西方的学校虽然在“自由’”和“真理”大体相同的校训的指导下，但是他们的学校发展却各不相同，每一所学校都有自身鲜明的特色。他们还率先开发了校本课程“校本课程开发是指学校依据自身的办学理念、特点、条件以及可利用和开发的资源，以学校教师为主体，学生、课程专家、家长以及社区人士共同参与的，旨在满足本校学生学习发展需要的一切形式的课程开发活动。”西方这种存异的现象也是西方求变务新的开拓进取精神的传承，个体本位思想的传承。西方文化中有“浮士德精神”，即不断地向上发展。在开拓的过程之中，必然会产生很多的新思想，会出现很多的“异”的局面，西方人尊重个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尊重各种“异”。正如美国的本尼克曾在《文化模式》中 总结 的那样“每一种文化都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的尊严和价值。”

此外，表现在教育体制上，中国更注意家庭伦理的教育，而西方对此则不很重视;中国更注意社会道德约束的教育，而西方则注重法律以及社会责任的教育。中国传统教育强调知识的传授，西方教育强调学生能力的培养，二者需要交流和互补。通过查阅有关书籍，我们也意识到：中西教育在各个教育层次上都存在着差异，并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现出在美国，年轻人大多很有主见，这种独立意识是从小培养出来的。

不同的教育方式背后，都有着不同文化的渊源。所以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单纯地引进，而是要思考西方的教学模式是怎样调动起他们的文化优势的。目前教育改革的制定者，往往是从教学形式方面入手，没有看到或很少看到教育潜在的文化影响;而对于中西方文化有着深厚研究的学者，因不从事教育工作而对教学方式不甚了解，无法将文化这种抽象的东西具体化。笔者认为如果两者能相互结合，这也许将是中国课程改革深入和发展的一大契机。

文化差异背景下的中西教育差异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物质水平日益提高，社会不断进步，但相应的文化教育水平却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或至少发展乏力。从国家层面来说，技术创新和科技发展已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国家在经济软着陆，经济发展模式从粗放型向可持续集约型方向发展的探索缺少文化方面强有力的支持;同时从每个个体来说，如何更好提高自己，成为社会有用之才，用更强大的文化理念武装自己，以适应时代需求也成为当下需要社会迫切解决的问题，而革新文化就是解决以上问题的症结所在，而要革新文化必先从教育开始，教育是文化传承和革新的最重要的途径，唯有教育变革才能从根本上革新文化使之适应时代需求，更好的传承中华文明。教育存在于社会体系的各个方面，本文拟从现代教育体系入手，剖析探索教育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同时借鉴西方的教育理念，寻找其教育文化的根源，有针对性的提出自己对现有教育革新的见解，为我国开展的素质教育改革做抛砖引玉之小见。

关键词：中西文化 教育 差异 改革

乘着我国30余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春风，教育作为改革的重要部分，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贡献了大量人才。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和“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纲领的指引下，通过数十年的积极探索与改革，我国现阶段教育已初具规模。然而随着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科技的发展、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对教育也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国家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新型复合型人才，以适应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所以创建新教育模式已成首要之义。同时相比时下国外的现行教育，不管是教育质量、教育成果均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对比中外教育文化差异，找出我们现阶段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与瓶颈，并积极着手改革，是我们这代教育人的使命。

一.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教育是普及文化，传承文明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繁荣昌盛，民族兴旺的伟大事业，更是开启个人智慧之门，培养健全人格，树立高尚理想和信念，成为有用之才的必经之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社会培养有用之人，通过教育，传递社会文化精髓，培养具有一定理想信念、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人。

从古至今，先哲们对教育都有很深刻的见解，教育是文化精髓得以提升和传递的唯一途径。孔子对教育的概括是：“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近代学者王国维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育、智育、美育和体育多方面发展的“完全之人物”;王国维关于“完全之人物”的教育宗旨，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之先河。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进一步提出“健全的人格”的教育宗旨，将王国维提出的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教育宗旨进一步系统化与理论化，并突出了美育与德育的核心地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教育，教学做合一，他提倡实用教育，其思想精髓是创造教育，目标是民主教育，其红线是：“万年大计，教育为本，德育为先”，教育的主体不是教师而是学生，教育要与时俱进，符合社会需求，符合社会本位思想。

二.中西方教育差异，反映出文化的差异

(一)中国教育现状和出现的问题

从1985年制定《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93年制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再到2010年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我国在教育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和提高，其指导思想、方针遵循教育发展规律，所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符合时代需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阶段的教育却未能与发展纲要相适应，出现了应试教育、教育资源不平衡、功利化教育等诸多弊病，提倡了多年的素质教育也未能真正付诸实施。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而优则仕。目前我国教育有学前教育、中小学义务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等各个阶段，这几乎囊括了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的近20年，然而几乎所有教育的理念依然是学而优则仕，学习的目的不在于“健全人格”的培养和“启疑”的创新型思维培训，而在于考分，为了各种证书和文凭，教育就是为了取得一块更好的“敲门砖”。学校教育的目的在升学率，教师教育目的在考分的高低， 家庭教育 也是以孩子最终高考考分论成败，学生自身学习的好坏也是拿一纸成绩单论英雄。这几年的公务员考试热更能说明这种“学而优则仕”的现象，在这种思想导向的影响下，作为国家教育支柱的高等教育也出现下滑情况，这几年的论文造假、论文抄袭、考试作弊已屡见不鲜，学习的好坏与取得的成就及做出的贡献没有关系，学的东西与社会需求的东西出现明显脱离，学的目的就是取得文凭，大学教育的意义只是为了简单的就业，更没有站到倡导社会文化方向的高度。素质教育所提倡的兴趣、创新、踏实、勤奋等则逐渐被遗忘，在功利和享乐思想的驱使下，教育的目的、意义已经被严重扭曲，从家庭教育到社会倡导的都是趋向于眼前的“利”，而淡化或漠视社会的发展、民族的昌盛、文化的复兴。

2、止于知道的教育模式。施教者和受教者的位置关系仍然有待提高，现代教育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也要启发培养学生自我教育的能力和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树立“学不可以已”的终身教育的理念。而现阶段学校教育的目的依然只在于知识点的知道并牢记于心，学校教育好坏的评判标准不是学生实际能力的高低，而是所传授的内容学生全都知道、没有疑问、记住那唯一而统一的答案，每当课后老师问学生还有没有疑问时，看到下面的学生都默不作声，便认为是对自己教学的肯定，学生认真听，牢记于心，考试成绩就有了保证。这反映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该教育止于知道，重在 学习 经验 ，提倡墨守成规，“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第二，提倡长幼有序、敬畏天命、尊师重道，提问被视为是没有认真听讲的原因，对老师付出的不珍惜，此教育形式的文化内涵是追求统一、服从、同化，其目标是知礼法而不越雷池一步，敬天而畏命，符合中国伦理性政治文化的行为准则，而这恰恰是素质教育的拦路虎，素质教育旨在启疑、求真、重德、正气的宗旨理念，而止于知道的教育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的。

浅析我国英语教学中中西方文化差异教育

摘 要：本文对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教育的 措施 ，以期能够更好地促进英语教学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英语教学;中西方文化差异;教育;措施

中图分类号：G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3)-05-0164-01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分析

为了更好地进行中西方文化差异教育，就需要对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进行必要的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对其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更好地英语教学的发展。具体来说，中西方文化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1.宗教信仰存在的差异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关于信仰、宗教等方面也几经变迁，最后行为了儒家、道家、佛家三足鼎立的局面，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仁爱”、“阴阳”、“神明”、“菩萨”、“如来”等词汇;而在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__在其生活工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这种文化，就使得在其语言中出现和基督__的词汇，诸如我们熟悉的angel(天使)、religion(宗教)等。

2.生活状态、环境存在的差异

在西方的文化中，很多词汇都是和英国的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其很多词汇中都很航行、水、鱼等涉及到大海的词汇有关，诸如我们比较熟悉的a ship in the sea(萍水相逢之人);all at sea(不知所措);to teach a fish to swim(班门弄斧)等;我国主要的还是以陆地环境为主，有关航海、大海等方面的词汇并不是非常多，但是我国生长竹子，所以有相应的势如破竹等相关的词汇，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也使得双方在语言表达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3.历史 典故 存在的差异

双方的典故的来源不一样，西方典故主要来自于《圣经》、喜剧、英美文学、罗马神话等方面，诸如Achilles' hee(l唯一致命弱点)、meet one's waterloo(一败涂地)等;我国的历史典故则包罗甚广，不但包括名著小说，还包括民间 传说 ，一些正史、野史以及传统的体育项目，其中比较经典的“曹冲称象”、“刻舟求剑”、“烽火戏诸侯”等，这些内容都反映了我国深化的历史文化内涵。

4.价值观存在的差异

西方注重自由、民主，自我意识比较强力，这种“自我”(self)的观念已经深入其文化中，具体体现在self-absorption(自我专注)、self-admiration(自我赞赏)等方面。而我国讲究的是先人后我的思想，讲究的是奉献，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非常强烈，诸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充分的体现了这种思想。

5.风俗习惯存在的差异

中西文化的差异还体现在风俗习惯上，诸如我们认为将人家唤作狗是十分不礼貌的用法，但是英国人却将狗作为昵称。诸如此类风俗习惯在中西的文化中体现之处比较多，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6.社会礼仪存在的差异

我在我国的家庭文化中，“谢谢”这个词很少被提到，家长照顾儿女，儿女孝顺父母被当作理所应当的事情，这主要是受到我国深厚的伦理积淀的影响。如果偶然在家庭成员中说出了“谢谢”，反而疏远了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在西方的社会礼仪中，“thank you”被使用的频次非常高，几乎在所有人之间都会遇到。在这里就体现了双方社会礼仪方面存在的差异。

二、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教育的措施

在了解了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之后，就需要为改善这种状况而努力，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英语教学的长远发展，使学生能够在文化背景的支撑下更好地 学习英语 ，激发其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对应于文化内涵的渗透

中西方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有可能产生疑惑，这样就限制了学生的纵向深入和横向发展，对于学生英语的终身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制约。为此，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不但应该注重对学生能力的教育，还应该在教学中渗透相关的文化内涵，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长远发展。语言和社会是分不开的，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时代其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在语言中不但传承着民族的文化、风俗、历史等，还影响到人们的 思维方式 、价值理念，对于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只有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加强对文化内涵的渗透，加强对社会文化的了解，才能更好地加深学生的语言理解能力，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潜能，更好地促进其英语水平的提高。

2.完善相关西方文化方面的素材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想更好地进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教育，就需要拥有足够的素材，只有加强对英语国家相关文化的了解，开展相关的情境对话、实践活动，才能更直观地向学生展示 英语文化 中的人文风俗、地理文化、神话典故等方面的内容，这样就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其更加自觉地加强对西方文化素材的挖掘，加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这样就能使其更好地明白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使其更加分明地利用英语进行交流。

3.挖掘和扩展教材中的相关的文化知识

教材是学生进行学习的基础，如果离开了教材，那么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学生的英语成绩将很难保证。进行中西方文化差异教育要为学生的能力素质的提升服务，因此，教师在进行相关的安排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教材的要求，联系教材输入相关的文化，只有津贴教材，才能使这些西方文化知识能够更好地提高学会僧的英语能力和水平。此外，教师还可以安排相关的活动，来对教材进行相关的扩展，诸如英语角、兴趣小组等，只有尽量创造真实的情境，才能激发学生交流、沟通的兴趣，才能增加其沟通、交流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韩琴.文化差异与英语教学[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

[2]党俊英.英语教学与文化导入[J].科技资讯，20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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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浅析中外基础教育课堂管理方式比较研究

看这篇论文19 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 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四个等级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于日本实行世袭制、门阀制使其他的三个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中去。一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府末期，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日本的门阀制、世袭制阻碍了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下级武士、其他等级的人无缘较高职务，因此产生不满，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该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在该制度下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而非农，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社会地主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紧，农民与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缔结或解除二者之间的租约。由于该制度中的封建关系比较灵活，很难像日本那样分离出异己的力量。日本处于东亚封建农业经济圈的边缘，而日本则与西欧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实行的是领主制。领主对农民实施超经济强制性剥削，使他们的身份“农奴化”。可见在这种极强的封建关系下，反而比较容易分离出异己的力量。三、中日两国的改革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处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输出，占领被侵略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料，从而牟取暴利。这就给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措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戊戌变法(1898年)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搞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家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办银行，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实行领土占领与瓜分。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首先是日本，接着是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矿。外国企业利用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种种特权，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疯狂地占领中国的商品市场。洋务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极其微弱，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戊戌变法的实施也就没有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中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富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五、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日本走上了维新之路，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成为非西方国家中惟一的强国。但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日本终因选错了榜样而走上歧途。明治维新后，手忙脚乱的新政权派出使团赴欧洲考察各国制度，以便为日本规划蓝图。代表团在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效仿德国。原因是德国相对落后，与日本的“国情”比较接近。其结局是日本实行了德式军制，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同时效法德意志宪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帝国宪法，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准现代”社会，明治政权有意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中国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比日本缓慢，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学的传播不如日本广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足以倾覆旧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戊戌变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的。六、中日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过程1895年3月，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益；（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亿两）。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走向了更深重的灾难。1、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2、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台湾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亿两的赔款。赔款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因为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发展，已经确立了吞并朝鲜、中国、东南亚，继而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打胜日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规模最大：甲午战争比1840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法战争的规模大得多。从日本来说是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从中国来说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陆军主力。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历时1年多，从海上打到陆地，从朝鲜打到中国，经过了辽东战役、山东战役、台湾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争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失败最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陆军主力被击溃，海军主力被消灭，旅顺、大连、威海等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战争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影响最深、后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亡国的危险。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甲午战败的当年，康有为就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教训最多：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造成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日本这两个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家，在几十年中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的胜败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等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路线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探究。七、鸦片战争后中国耽误了20年时间日本却抓住了机遇中国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4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做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这就是洋务运动。日本在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情况。日本当时是一个弱小的岛国，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比中国强烈得多。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没能使中国觉悟，但日本却引为教训。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有的认为中国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有的认为中国不知外情、盲目自大。日本还派团来中国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参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晋作说：“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这简直把中国作为反面教员看待。日本在总结中国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和日本的情况，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他们把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荷兰，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强国之一，于是在日本兴起了“兰学”。士族阶层纷纷使用荷兰语来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改革从19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叫做“藩”，所以这时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它为“明治维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日本的忧虑在1853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准将培里的率领下来到日本，由于军舰是黑色舰体，日本称之为“黑船事件”。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和英国在鸦片战争时对中国的要求一样。日本没有抵抗，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国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却引起了高度重视。以上情况说明，中日两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很大差异，逐渐地拉开了距离。这告诉我们，在各种压力的冲击面前，要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危机感，要有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要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果断地推动改革。八、对外考察日本岩仓使团由50多人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个副使一个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个是内阁顾问木户孝允，这是当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还有两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来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使团临行之时，当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首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内政、外交，前途大业，成败在此一举”，可见其重视程度。使团于1871年11月出发，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1年零10个月，访问了欧美12国，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这次考察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收获之丰，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使团的任务是重点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岩仓使团出访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明治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这就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中国的使团竟然聘请一个外国人当团长，可见信心和决心之缺乏。使团的两个副使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成员都是清朝中下级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没有一个朝廷重臣。使团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不要再提新的要求。这样的使团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团成员人微言轻，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岩仓使团，蒲安臣使团这虽是两件具体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九、社会改革日本一是学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着手近代教育改革，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义务教育的实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二是官制改革。为了适应宪政的需要，日本于1885年废除了带有封建体制残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三是军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实行兵制改革。1873年实行征兵制。1875年，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距离。四是政治体制改革。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它的颁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成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中国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力主“另设一科取士”，但并没有动摇与改变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军制方面，洋务运动期间，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建立新式水师外，军制的改革十分有限。在官制方面，虽然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缺乏决心和胆略，也得不到支持，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至于实行宪政就更是清朝统治者当时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十、官办为主和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 影响中日工业化进程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所办企业，军事工业都是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在封建制度下，官办就是把企业衙门化，使企业“百病丛生”。官督商办比官办好一点，在初期也曾起到“以开风气”的带动作用。但时间一长，官督商办也出现了“官有权，商无权”的弊端，使企业笼罩在官场习气之中。封建末世的腐败严重腐蚀着企业，很多企业存在着营私舞弊、管理不善的情况。一些洋务派官员看出问题，提议改官办为商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模式必然派生垄断经营，洋务运动中所办的重要企业，一般都利用行政手段，授予所谓“专利权”，即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限制兴办同类企业。官办加上垄断权，是束缚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绳索。事实证明，在官办的格局下，这种垄断特权是“损华益洋”的。企业官办和变相官办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影响了洋务事业的成效，阻塞了一些民办企业的生长之路，从而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日本日本的情况大为不同，明治维新后急速的资本主义化首先表现在企业制度安排上，及时改变了初期“官营示范”的办法，实行了“厚殖民产”、“民间为主”的政策，采取了“民营官助”的办法。明治政府不但大力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还把初期由官方创办的大型企业分批卖给企业家和商人，有的甚至无偿让渡。明治政府以“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和各项扶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办企业的发展，甚至一部分官员也走上了下海创业之路。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热潮，棉纺织业成为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到1890年日本棉纺织品出口大于进口，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而当时中国纺织品产量只占进口量的八十分之一。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91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而同期中国只有官办和官督商办铁路425公里。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3万吨船舶，而中国只有轮船招商局一家航运企业，有万吨船舶，不及日本船舶吨位的六分之一。这一时期日本的造船工业也迅速发展，当中国经常为要不要自己造船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的私营企业已经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了。1892年，日本的各类企业已达5444家，工人人数达到38万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年，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其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十一、领导集团的态度和见识 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中国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是通过洋务运动凸现的，但洋务运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行为，而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个别朝廷重臣发起和主持的。他们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以开展并持续的条件。但洋务派仅仅是国家政权人格化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奕欣被慈禧太后罢黜后，洋务派中枢乏人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洋务运动每一项改革与建设的举措几乎都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这不但给洋务事业造成重重阻力，也使洋务派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由地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说明，洋务派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推进洋务事业的阻力是很大的。顽固派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关。慈禧太后是这段时间的实际当政者，她热衷个人的权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洋务事业缺乏总体设计，不能排除阻力，很难上升到更高层次，取得更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日本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是以明治天皇为旗帜，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核心，并且通过西南战争排除了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明治维新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总体布局，形成了朝野协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证了改革和近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除了最高统治者的腐朽，顽固派的掣肘，洋务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一个比较。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在大保久利通去世后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历史地位和政治声望上可以说是堪相匹敌的人物。但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异。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相比当然高出一筹，但他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不够直观也比较浮浅。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没有跨出国门一步。甲午战争之后，除了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唯一一次出国是72岁时访问欧洲，但那已经为时太晚了，连欢迎他的德国内务大臣都调侃地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伊藤博文对世界的了解比李鸿章开阔、深切的多。他精通汉语和英语，不断从西学中获得知识。1863年，22岁的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一年，亲眼看到英国的隆盛和进步，使他深感必须学习西方，变革旧的制度。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比李鸿章早33年。离开英国回国后的40多年里，他又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学习考察的时间共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对世界大势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二是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不同，时代意识有差异。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以科举进身，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一贯奉行识时知变的经世之风，但还属于传统文化的范围。如不直接、广泛地吸收西学，很难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不同，他是“求知识于世界”，推动“文明开化”的竭力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伊在德国考察期间，拜德国著名法学家乃斯特为师，几个月里每周听课3次、交谈3次。他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其虚心和专注的态度。在国内，他也从不间断对世界知识的学习，当了总理大臣后还经常驱车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最常看的是各国人物传记和世界新闻杂志，他还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臣阅览。伊藤博文以“喜好洋风”而著称，他主持修建了一个专门接待外国政要和专家的豪华会所，名为“鹿鸣馆”。伊经常参加“鹿鸣馆”的活动，甚至在那里举行化装舞会，他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传为笑谈。伊藤博文并不信奉基督教，但为了表现开化，经常往教堂里跑。他还有意识地带头吃牛肉、穿西服、喝咖啡，为了推动风气的转变，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三是对社会发展方向认识不同，改革态度有差异。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不久写了《李鸿章》一书，书中对李伊进行了比较，认为李在政治识见方面很难与伊相比，梁启超还就李鸿章对近代国家的认识进行评判，说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这一批判虽然尖锐，但确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这正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识见上的根本差别，这个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上。李鸿章是一个变法论者，他所主张的“内须变法”主要表现在改革兵制和科举方面，但这些改革由于缺乏支持和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李鸿章一直坚持的“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观念，束缚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李鸿章看到日本的改革成果，也多次感叹“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其取法，然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矣可以惶然变计矣”，但又认为“中国文守千年，无法骤更”。说明政治远见的缺乏。伊藤博文对社会发展趋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他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立宪思想是时代潮流，所以不断地推动本国改革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拓展。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第一届国会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这说明，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组成结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的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