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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引用过福楼拜的名言“人是藐小的——他所完成的著作才代表一切。”这句话很适用于他的老朋友华生。华生作为作家写下了数十篇福尔摩斯小说，可以堪称侦探小说史上的伟业，华生的功绩无可抹杀。但是评论家们却对个别篇目的作者身份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们并非出自华生之手，例如《血字的研究》与《恐怖谷》的第二部分、《新探案》、《王冠宝石案》等等。《血字的研究》中的第二部分叙述了美国犹他州发生的故事。而根据华生与杰弗森·霍普的叙述，这一段故事不可能是罪犯霍普本人叙述的。D.马丁·达金指出，这几章文字出自第三人之手，而能获得这些信息的只有作为华生文学代理人的柯南·道尔了。杰克·翠西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圣徒的国度》这部分出自柯南·道尔之手。查尔斯·A.梅耶在《对于<血字的研究>作者身份的电脑分析》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如果将劳瑞斯顿花园街的惨案看做真实案件，《圣徒的国度》这部分确实有相当多的虚构成分在其中。《第二块血迹》这一案件在正典中被提到过两次，分别是在《黄面人》与《海军协定》中。但是提到的这两个“第二块血迹”与《第二块血迹》中的事件有出入，因此是否指同一个案件存在争议。阿纳托尔·丘乔伊在《唯一的<第二块血迹>》中指出，在《第二块血迹》发表之前，福尔摩斯对文章进行了修改，删去了部分内容，因此和《海军协定》中的说法不一致。但是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后来发表的《第二块血迹》发生在秋天，而不是《海军协定》中提到的七月。盖文·布里德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黄面人》与《海军协定》中华生使用了一种暗号。因为这两篇小说都发表于一九八三年，当时除了迈克罗夫特之外其他人都认为福尔摩斯已经死去了。为了给福尔摩斯传递某种讯息，迈克罗夫特写下了这些段落，并让华生将其插入他的小说，福尔摩斯读到这两篇文章便会知道某些事情的发展。威廉·S.巴林-古尔德认为，华生记录过三篇有关“第二块血迹”的案子，第一篇即后来发表的《第二块血迹》，第二篇是《黄面人》中提到的失败案例，第三篇就是《海军协定》中所提到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