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创作》杂志

编辑词条张钰哲 张钰哲——“中华星”的发现者 1928年11月22日夜，美国叶凯士天文台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一个高挑儿身材，面庞清秀的中国小伙子一边摘下眼镜揩去激动的泪花，一边不禁地高喊着：“捉住了，捉住了！我终于把它捉住了……”他就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两年中，他一直在苦苦地追索，在茫茫地星海当中找寻一颗人类从未发现过的行星。这颗星溜得太快了，当它刚一进入张钰哲的眼帘时，又在转瞬之间躲进了茫茫的星海之中。 为了它，两年时间张钰哲从未睡过一个好觉，吃过一顿安静饭，伴随他的只有伸向星空的天文望远镜。多少个不眠之夜过去了，张钰哲熬红了双眼，深陷的面颊显露出苍白的容色，但他依然如故，仍在星海中搜寻。他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更相信自己的中国心。这是一颗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和力量的心。有了这颗心，他虽然身在异国，却能创造出散发着老祖宗气息的奇迹。 经过连续的观测和精密的轨道计算，张钰哲确信两年前他发现的一颗星是从未有过纪录的新行星。今天，当这颗星再次进入他的观测网时，他轻按相机快门，终于将这颗新星留在了底片上。张钰哲的发现，很快就得到了“国际行星中心”的承认。依照国际惯例，发现者有权为它命名了。身处异国他乡的张钰哲，此时心潮澎湃：天文学乃是我国古学，其成就早就领先于世界各国。只是到了近代，我国才落后于西方，就天上闪烁的行星来说吧，没有一颗是中国人发现的。多少年来的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中国人发现了行星，中国的名字也将在太空遨游。“就叫它‘中华星’吧！”张钰哲坚定地说。 从此，一颗新发现的“中华星”带着海外游子的拳拳报国心闪烁在无垠的宇宙之中。 1902年，张钰哲出生在福建闽侯县城一个职员的家庭。他两岁丧父，家境贫寒。艰难的世道，磨练出他坚毅顽强的性格。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成为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学生，无论在小学还是中学毕业的考试中，他都取得了全校第一名的成绩。1919年他又以优异的分数考取了清华的留美预备班。 张钰哲多才多艺，他热爱文学，擅长美术。但他更希望发展祖国的工业。在清华园里，他攻读机械工程，准备有朝一日，使祖国的经济腾飞而起，不再受洋人的欺辱。 一天晚上，在同学的宿舍里，他偶然发现了一本小册子，而这本小册子却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中国天文事业的命运。这是一本普通的天文科普读物，作者在卷首写了这样一段令人心泣的言语： “天文学乃中国古学，在我国启昌独早，其研究规模，千年前即已灿然大备，惜后中落……近百年复受晚清腐败政治之影响和军阀的摧残，天文古学更日就消亡，几成绝响。诸君关心国粹，扶翼文明，想亦深同愤惜也。” 读到这里，张钰哲的心微微颤抖了一下，难道中国真的要沉沦下去？天文古国的雄风难道真的再也树不起来了？ 1923年，张钰哲来到美国求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毅然放弃了追求已久的机械工程专业，转而投考了芝加哥大学天文系。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发现了“中华星”，为中国的天文事业争得了荣誉，他的名字如同一颗升起的新星传遍了整个世界。 1929年夏，张钰哲获芝加哥大学天文博士学位。他放弃了美方提供的优厚报酬，轻装返回祖国。从此在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上，与中国的天文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冒险抢国宝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并继续西犯，不久又占领了热河地区，矛头直指华北，直指平津。 1932年9月10日，正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服务的张钰哲，受台长余青松的派遣，到北平将安放在古观象台上的四架古天文仪器抢运至南京，以免落入日本之手。 安放在北平古观象台上的四架古仪器，是我国的传世之宝，也是世界上罕见的古雕铸珍品。其中的两件——天象仪和圭表，曾遭八国联军的劫难，落入德、法侵略军之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我方是战胜国，才几经周折将宝物要回。难道让它们再次落入侵略者的手中？想到这里，张钰哲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无论如何也要把国宝抢回来。人在国宝在，宝亡人也亡。张钰哲下定了决心，只身奔赴北平。 到了北平，他顾不得喘一口气，直奔古观象台。张钰哲令人将天象仪和圭表装入木箱内，然后运送到火车站，通过铁路运往南京。剩下的浑天仪和简仪竟是庞然大物。这两件铜铸仪器分别重8吨和7吨，像两座小山一样稳坐在古观象台上，难怪八国联军对它们都奈何不得！ 张钰哲八方求援，跑遍了整个北平城，都找不到一辆可以运载它们的车辆。根据南京政府的密令，一旦北平危急，即将这两座古宝炸毁，决不落入日本人手。奔波了一天的张钰哲回到古观象台时，看到全副武装的士兵散站在两架仪器的旁边，正在筹划着炸毁仪器。 张钰哲一个箭步冲上去，又手抱住了浑天仪，热泪夺眶而出，口里重复着一句话：“等等，等等，你们要相信我……”此时，他的心像撕裂了一样疼痛。急切之中，他猛然想起了光绪年间浑天仪自钦天监紫微殿移到观象台，两地相距3公里之遥，这个庞然大物是如何过来的呢？经过了解，答案找到了，原来是在严冬季节，沿途百姓泼水成冰，100多个壮汉将仪器前呼后拥着自冰道上推过来的。 张钰哲茅塞顿开。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学过摩擦力的原理。早秋的季节自然是制不得冰道，但滚动的圆木却可以将摩擦力降低到最小限度。 第二天清晨，张钰哲叫来几十名工人。在两座古仪的底座下垫起了一排整齐的圆木杠，在一声声的吆喝中，两架古仪一寸一寸地移向大门口，穿过裱褙胡同，经西观音寺由东单移到前门车站。12华里的路程，竟用了整整3天的时间。 5天以后，4架国宝安全抵达南京。直到此时，张钰哲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在日军轰炸下观测天象 1937年8月11日，张钰哲测得一项重要的太阳活动预报：1941年9月21日将有日全食带进入我国新疆。据张钰哲的测算，日食带将经甘肃、陕西、湖北、江西，最后从福建北部入海。后来，经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证实，张钰哲率先测报的1941年9月21日在我国出现的日全食，是全球400年来罕见的天文奇观，其观赏价值和学术价值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 为了观测这次奇观，我国有关部门积极行动起来，进行了周密的部署。1940年1月，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宣告成立，并购买仪器，绘制地图，安排交通给养，确保观测的顺利进行。 1941年4月，中国日食观测队成立，张钰哲任队长，亲自带队到昆明集训。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夜，日军加紧了对香港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轰炸。观测队自德国购进的观测镜被日军炸毁，由于时间急迫，再次从国外进口仪器设备已经没有可能。张钰哲急中生智，将一架6寸口径摄影望远镜头取下，配上自制的木架，外蒙黑布以代镜筒，另以24寸反光望远镜底片匣附于其后，用以摄取日冕图像。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测量总局的大力协助下，总算配齐了必需的设备。这时，张钰哲才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根据预测的情况，1941年在我国出现的日食带，其覆盖地区大部分已沦为敌占区，所剩可观测的地区寥寥无几。这些地方离占区近，随时都会遇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张钰哲深知这次观测意义的重大，这是我国进行的第一次有组织的现代日食观测，其记录将对世界天文科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使中国的天文事业跨入世界强手的行列，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 张钰哲选定甘肃临洮县为观测地。他认为临洮县秋季晴天多，而且相距我国西北第一大城市兰州只有100公里，可以为观测队提供更多的方便。 1941年6月29日，张钰哲率领观测队全体成员携带仪器设备，乘坐吨的一辆军用卡车从昆明取道去临洮，开始了3000公里的行程。汽车行至重庆附近，遇到27架日机的轰炸。张钰哲和他的队员们跳下汽车，钻进农田，趴伏在地，头上飞机盘旋，周围烟火弥漫。所庆幸的是，观测队的成员无一伤亡。空袭过后，公路上弹痕累累，尸骨遍地。张钰哲目睹这一切，毅然驱车继续行驶。 经过6个星期的颠簸行程，观测队于8月13日抵达临洮。在当地军民的大力支持下，观测队在泰山庙戏台前的广场上建起了临时观测点。在安装调试仪器的日子里，观测队经常遇到日军的空袭。据《中央日报》统计，观测队抵达临洮以后，共遇日机空袭25次。有次日机空袭，正值张钰哲调试仪器，他立即跑到了旁边的树丛中躲藏起来，周围的群众都为他捏了一把汗。空袭过后，他又埋头紧张地工作起来。 9月21日9时30分，全球瞩目的日全食初亏终于出现了。当时晴空万里，但见月亮的黑影从西侧开始侵入太阳。40分钟后，太阳被“吃掉”了1/3，天空也逐渐昏暗，气温下降。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太阳整个被“吃掉”了，月球遮住了整个日轮。又过了一会，全食的四周辐射出万道金光，“日冕出现了！”在场群众欢声雷动。10时59分，太阳开始生光，万物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张钰哲和他的队友们观测和捕捉到珍贵的天文资料170多项，共摄得照片200余张，“五彩”影片20卷，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将实况通过无线电波转播到世界各地。 这次日食现象，历时3分钟，与张钰哲所预测的情况完全吻合。在中华民族遭受外国侵略之时，在中国本土上进行的这次成功的有组织的日食观测，其意义早已超出了“天文”的范畴。 心中只有中国 抗战胜利后，身为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的张钰哲怀着无比的喜悦，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将天文台迁回南京。 为了更多地了解世界天文发展的动向，发展中国的天文科学，1946年，张钰哲前往美国、加拿大等国考察。凭藉他在世界天文学领域中的影响，在国内外朋友的帮助下，他先后访问和考察了美国帕洛马山天文台、基特峰天文台、阿雷西博天文台、橡树岭天文台等以及加拿大维多利亚天文台。 在出国访问的过程中，张钰哲一方面注意考察美、加等国使用的遥遥领先的仪器设备和尖端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天文事业的发展状况及中国人对天文科学的贡献。他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天文学界证明：别人家做的事，中国人也能做到；别人不能做到的事，中国人一定也能做到！他在美访问期间，以唯一的外籍代表身份被邀请参加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天文学会年会。在会上他发表了“变星的速度曲线”和“大熊星座的光谱观测”两篇论文。他那严密的论证，透彻的分析获得了同行们的一致好评。论文很快地发表在美国《天体物理学》杂志上，那是美国很有权威性的一份刊物。当他再次来到使他发现“中华星”的叶凯士天文台时，张钰哲的名字又一次升上天空——他在变星照相观测中发现了一颗新的变星！张钰哲对天文学的贡献令外国人刮目相看，中国人的智慧令外国人惊叹。“张钰哲真了不起！中国人真了不起！”此时此刻，“张钰哲”与“中国人”联在一起。张钰哲是中国人，而中国人就是张钰哲。 正当外国朋友庆贺张钰哲的考察取得丰硕成果之际，国内传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国民党外交部突然中断对他回国路费的承担。这消息如同当头一棒落在了正准备归国的张钰哲身上。此时此刻，他感到浑身冰凉，甜酸苦辣五味俱全，他的心在哭泣…… 恰恰相反，美国及加拿大的同行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异常高兴，他们奔走相告，觉得再也找不到像这样一个说服张钰哲留美的好机会了。美国各大天文台向他发来了聘请书，加州大学立克天文台破例以优厚的待遇聘他去当台长，并答应安排好他夫人的工作。金钱、待遇，对他来讲，从来是不屑一顾的，唯一使他感兴趣的是美国天文学界那高精尖的仪器设备。但是这些，和祖国的需要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这一夜，张钰哲辗转反侧，他想起了18年前，当他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当时的生叶凯士天文台台长樊比博教授向他提出在该台任职的挽留，遭到了他的婉言拒绝。也是这样一个夜晚，他睡不着，披上衣服奋笔疾书，写下了这样两句诗言：“楚材岂能为晋用，相期神州建灵台！”此时，这两句话又在耳边作响。祖国毕竟是我的母亲呀，我的一切都是母亲给的。我虽不材，但岂肯为晋用？ 主意已定，他婉言回绝了美国朋友和同行们的邀请，利用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派队到我国浙江武康地区观测日食的机会，1948年初回到了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张钰哲一直担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几十年来，他一直耕耘在祖国天文科学的园地上。 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富于才华的领导者。有人形象地比喻说，他的一只眼睛盯着星空，而另一只眼睛始终看着紫金山。这话一点也不过分，他在勤奋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一直关心着对紫金山天文台的建设。 1949年10月，在张钰哲的努力下，紫金山天文台的观测仪器得到了修复。他又倾注心血，花去4年的时间建成了我国最先进的天文仪器厂——南京天文仪器设备制造厂。以后，他又亲率同行自制和引进了国际一流水平的科学仪器，使紫金山天文台，名享四海，它不仅恒星、行星进行观测，同时对空间天文学、射电天文学、实用天文学、历算和天文仪器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这一切包含着张钰哲一生的心血。 从1928年张钰哲发现“中华星”起，到1986年张钰哲病逝，在半个多世纪中，他又陆续发现了“中国星”、“紫金山一号”、“紫金山二号”等400多颗在星历表上没有记载的新星，在它们当中，有81颗得到了国际行星中心的编号命名。张钰哲一生著作甚多，发表论文101篇，出版专著、译作10本。国际天文学界为了纪念他，将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1976年10月23日发现的一颗新星命名为“张钰哲星”。 1986年5月5日，《人民日报》为张钰哲发表了专题短评，称他是一颗 “永不熄灭的星”。 张钰哲（1902—1986），福建闽侯人，天文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192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天文学系，次年获硕士学位，1929年获美国叶凯士天文台天文学博士学位。历任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台长、名誉台长。 张钰哲在国际天文界享有盛名，更在中国天文史上留下许多 “第一”： 1928年，中国人自己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第1125号小行星是他发现并命名为“中华”；1941年，中国境内的第一张日全食照片是他组织拍摄；他第一次提出从研究哈雷彗星的回归，来解决“武王伐纣” 究竟发生在哪一年的历史悬案。新中国成立后，张钰哲一直担任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直到1986年去世为止。30多年间，他拍摄和领导拍摄到7000多次小行星和彗星的精确位置，发现800多颗小行星和3颗命名为“紫金山”的新彗星，他开创并领导了多个领域天文学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世界同行对他的成就极为重视和尊崇。为了表彰他在天文学上的贡献，1978年8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宣布，将第2051号小行星定名为“张”(zhang）。 张先生精通天体力学，同时在创建我国小行星、彗星的探索和研究上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作为我国的首席天文学家，对当代天文学主流的天体物理学的建设，始终备极关注。开创并领导了天文学多个领域研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在天文学史研究、天文仪器研制、天文科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张钰哲编著成果颇丰。早在30年代初，即担任中国天文学会《宇宙》杂志主编，出版了19卷；1954年《天文学报》创刊，他首任主编，1962年-1982年再任主编。1979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编委会主任。他在国内外发表过六十多篇论文和八部译著，并主编《天问》等书，一生论著颇丰。 我们以《天文爱好者》2002年第6期上李元先生的文章，来了解张钰哲先生为我国天文科普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 张钰哲--天文科普的引路人——纪念张钰哲诞生100周年 张钰哲是中国现代天文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在天文教育，天文科研上都有很多贡献，同时他还是一位热心科普的天文学家，他是我国天文科普事业的引路人。 从《宇宙》到《宇宙丛谈》 1929年张钰哲从美国学成归来，他在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讲授天文学等课程之余，也经常写科普文章发表。由于他的文学修养深厚，他的文章十分优美，立刻名传天下。1930年中国天文学会的《宇宙》月刊创刊，发刊辞就是请他写的。后来他为《宇宙》写过很多科普文章。在科普写作方面他出过两部著名文集：《天文学论丛》（商务印书馆1934年）和《宇宙丛谈》（正中书局1945年）。其中有些文章流传海内外，成为经典之作。 破除迷信 声讨伪科学 过去，由于科学知识的馈乏，长期以来流传于民间的天象迷信，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例如日食、月食、彗星、流星等等。张钰哲每逢遇有罕见天象发生时总要进行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的工作。例如1936年6月19日的日食；1941年9月21日的日全食；1953年春节（2月14日）的日偏食；1980年春节（2月16日）的日全食发生前后张钰哲都做了不少科普工作。特别是1941年的日全食，他不但带队在抗战艰苦情况下，到甘肃临洮进行了我国境内第一次日全食的科学观测，并且多次举办了日食图片展览和科普演讲。1953年春节的日偏食，张钰哲也带头进行了全国性的广播演讲，是新中国第一次的全国性科普活动。1980年春节日全食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日食的观测与科普活动，张钰哲虽已高龄，但也积极参加。至于多次的彗星出现，张钰哲也参加科普宣传。他编著的《哈雷彗星今昔》（1982，知识出版）一书既是科学著作也起到科普作用，驰名中外，在国外也常见到这本书的书影。 在捍卫科学尊严，声讨伪科学方面，张钰哲总是挺身而出，口株笔伐不遗余力。1946年一位留学法国的博士刘某，居然声称用八卦发现了第十大行星--木王星。当时由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出面为此大为吹捧，在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鼓吹宣传，弄得一片乌烟瘴气。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首先发表短文予以批评。不久，张钰哲就在当时最有权威的重庆《大公报》上发表著名的长篇星期论文《你知道行星是怎样发现的吗？》，对这种伪科学予以有力的抨击，这是普及科学，发扬科学精神的著名事例。1980年前后，这一伪科学活动又在卷土重来之势，科普界重温了张钰哲先生的著名论文并且在《科普创作》杂志上将它重新发表，使许多人澄清了头脑中的模糊认识。 开放天文台 推动天文馆 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务院任命张钰哲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他除了积极修复仪器开展天文观测和研究之外，还积极支持天文台的科普工作。当时刚成立的大众天文社就挂靠紫台，得到他的大力扶持，因而也使紫台建立了每逢周末日正式向广大群众开放的制度。这可能是建国以来最早向群众开放的科研机构。此外紫台对科普展览，科普电影的拍摄（如《日食和月食》）和译校（如苏联彩色影片《宇宙》）都给予很多便利，还支持了《大众天文》科普期刊，组织翻译了苏联《天文爱好者手册》等。 在筹建北京天文馆中，张钰哲可以说是推动我国天文馆事业的先锋。1929年张钰哲回国不久，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长文介绍蔡斯天象仪和天文馆（那时叫假天），还在文末有："在国都听在地建立一所假天（天文馆）亦孰曰不宜"之句。该文又收入他的名著《天文学论丛》（1934）中。因此张钰哲在筹建北京天文馆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从紫金山天文台调出陈遵妫和李元支援北馆工作就是实例。 在后来天文馆的许多工作及《天文爱好者》杂志的诞生和发展，都有张钰哲的影响和关怀。 在纪念张钰哲院士百年诞辰之际，谨以此言语追述他做为我国天文科普事业引路人的部分事迹，并愿与同志们共勉，献身天文科普事业。 张钰哲先生科普创作介绍： 《小行星漫谈》 这本197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科普小书，系统地介绍在太阳系里，除了九大行星外，还有许多体积较小的小行星也绕太阳运行，用浅显的语言，通俗地介绍小行星的发现、观测、特性、用途及其演化等，供广大天文爱好者欣赏。书中的内容包括：小行星的发现、小行星的观测、小行星的运动和轨道、小行星分布和总质量、不平常的小行星、小行星的用途、小行星的诞生和演化。 《哈雷彗星今昔》 1982年由知识出版社出版，完整介绍了哈雷彗星的运动规律，以及哈雷彗星现象的科学历史，对传统的迷信说法予以批驳，澄清了广大百姓的头脑中的一些糊涂思想，引导大家用科学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这一天文现象。此书的内容有： 年回归的哈雷彗星； 2.我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彗星； 3.关于彗星的迷信和传说； 4.哈雷彗星的弟兄们； 5.秦代前后的哈雷彗星观测记录； 6.认识同期彗星的过程； 7.哈雷彗星1910年回归的经过和1986年回归预报； 8.研究哈雷彗星的意义。 张钰哲的著述甚多，主要有《变化小行星的光电测光》、《造父变星仙后座CZ的研究》、《哈雷彗星轨道的演化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等学术论文二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