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代哲学家儿童观论文

这种东西还是自己写为好 柏拉图美学思想： 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最早建构了二元论哲学体系。 理念论：把世界分为两个。现实的世界是个别的、不可靠的世界，是短暂的、变动的、不纯粹的、混杂的、不完满的，因此是不真实的；“理念”的世界是永恒的世界，是静止的、纯粹的、完满的，因此真实的，具有一般性。由此延伸出一般与个别、共相与殊相、本质与现象、概念与具体等相关问题，成为几千年西方哲学讨论的一个中心。所以尼采认为：整个几千年的西方哲学，实质上就是柏拉图的思维方式，即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伸展。 哲学史家梯利认为：“柏拉图是一个诗人和神秘主义者，也是哲学家和论辩学家。他以罕见的程度把逻辑分析和抽象思维的巨大力量，同令人惊奇的诗意的想象和深邃的神秘感情结合起来。” 柏拉图的美学是他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和艺术的概念第一次被纳入一个伟大的哲学体系。”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与他的哲学中神秘的和诗意的东西，并不是一回事。其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的本体论——“理念”（Idea）的理论 柏拉图赞同苏格拉底的观念，坚信理性能够获得真知，把追求“真”、“善”、“美”当作是哲学探索的目的。 真知：必须是关于真实的、永恒存在的事物的知识，而非关于流动的、变化的、朝生暮死的事物的知识。像物理学这样的学问所研讨的就是现实世界的知识，因此它不能把握永恒的、不变的事物和存在。真知是关于“理念”的知识。 永恒的是“理念”的世界，现实世界是对“理念”的世界的模仿或“分有”。 柏拉图认为，存在的事物分为四个层次：最高级的是“理念”的世界，拥有绝对的静止性、纯粹性、永恒性，最真实；其次是数学对象，即数字和几何图形等；再次是个体事物，即个体的“活物”，也就是自然中不断流变的动物、植物、人工制品等；最次的是肖像，“指的首先是影子，其次是水面和光滑体表面上的映像，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理念”是一切事物的蓝本。个体事物是同名的“理念”的摹本或影子。肖像又是个体事物的摹本或影子。具体事物“分有”（particiate）了“理念”。分有就是“具有一部分”之义。 与认识对象相对应，认识能力也分为两个部分、四个等级。 第一部分为“可以理解的”“知识世界”。分为两等：①理解，与理性（noēsis 原意为“智性”、“智析”、“思”）相关，对象是“理念”。理解不用任何感性事物，单凭概念本身，就可以把握“理念”。理解属于哲学的活动；②了解，与知性（dianoia 原意为“思考”、“分析”）相关，对象是数学对象和几何图形。数量和形状往往借助于图形和事物来说明其不可感的数的规定性，仍然具有具体事物的感性色彩。此外，数学方法是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前提具有假设的性质。例如：“一切数非奇即偶”，“一切数都可通约”等。 第二部分为“可见的”“意见世界”（判断力）。也分为两等：①相信（信念），即日常经验和常识，但缺乏确定性；②猜测，对象是肖像，得出的幻想是个人的想象和印象，诗和艺术作品都属于这一阶段。 柏拉图认为，凡是由人的理性推理认识的东西总是真实的，永远不变的，而凡是意见和非理性的感觉的对象总是变动不居的、不真实的。 同时，关于“理念”的知识是先验的。他说：“如果我们出世以前就获得了这种知识，并且带着它生下来，那我们在出世以前和出世的时刻就不仅知道‘一样’、‘大些’、‘小些’，而且知道一切‘本身’。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论证既适用于‘一样’，也同样适用于‘美’、‘善’、‘公正’、‘神圣’，总之，适用于我们在问答辩证过程中标上‘本身’印记的一切；所以我们必定是在出世以前已经获得了关于这一切的知识。” 对个体事物的感官知觉不是知识。如果把知觉作为知识和真理，就会导致像智者学派那样的主观主义。 柏拉图认为理性的先验性质与必然性是两个概念。必然性是创世纪以前就有的盲目的力量，无秩序，无价值；理性代表神的力量，它把善放入宇宙，使之具有了秩序和价值。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飞跃，它第一次明确、深刻地提出了哲学认识论中最根本的问题，即如何在流动的、变化的、短暂的现象世界中把握到事物的真正的本质，因而达到对于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 但是，“理念”的世界是一般人认识不到的。一般认识只能停留在日常的、现实的世界上，经常被现实的世界迷惑，不能获得真知。只有有理性的人能够通过回忆看到“理念”，即事物的本体。哲学家就是属于“那些一心一意思考事物本质的人”，“就是那些喜欢知道真理的人。” 在“可见世界”里生活的人，就像在洞穴里生活一样，在“知识世界”里生活的人，就像生活在阳光下一样。这就是他所论述的“洞穴比喻”。所谓“洞穴比喻”，柏拉图是这样认为的：有一群人世代居住在洞穴里，并被铁链锁在固定的地点，连脖子也被锁住，只能面壁直视眼前的场景。在他们身后有一堆火，在火与囚徒之间有一堵矮墙，墙后有人举着各种各样的雕像走过。火光将这些雕像投影在囚徒面对的洞壁上，形成多样的、变动的影像。囚徒们的一生都犹如在看皮影戏。他们以为眼前晃动的影像就是真实的事物，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他们。于是，有些人则走出洞穴，经过晕眩之后，终于见到太阳下的事物。 与“理念”论相一致，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柏拉图反复辩论“美是什么”与“什么东西是美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美不是美的事物，美就是“美本身”。同时，柏拉图不同意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的观点，认为这种“美本身”不是恰当、有益和快感，也不是善，善也不就是美。美的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美本身给与它以美，是因为它“分有”了“美本身”——美的“理念” 。 这种美本身是什么呢？ 柏拉图说：“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它不是在此点美，在另一点丑；在此时美，在另一时不美。在此一方面美，在另一方面丑；它也不是随人而异，对某些人美，对另一些人就丑。还不仅如此，这种美并不表现于某一个面孔，某一双手，或是身体的某一其他部分；它也不是存在于某一篇文章，某一种学问，或是任何某一个别物体，例如动物、大地、或天空之类；它只是永恒地自存自在，以形式的整一永与它自身同一；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泉源，有了它那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 而要认识这种“美本身”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阶段： 他第一步应从只爱某一个美形体开始，凭这一个美形体孕育美妙的道理。第二步他就应学会了解此一形体或彼一形体的美与一切其他形体的美是贯通的。这就是要在许多个别美形体中见出形体美的形式。假定是这样，那就只有大愚不解的人才能不明白一切形体的美都只是同一个美了。想通了这个道理，他就应该把他的爱推广到一切美的形体，而不再把过烈的热情专注于某一个美的形体……再进一步，他应该学会见到行为和制度的美，看出这种美也是到处贯通的，……从此再进一步，他应该受向导的指引，进到各种学问知识，看出它们的美。于是放眼一看这已经走过的广大的美的领域，他从此就不再象一个卑微的奴隶，把爱情专注于某一个个别的美的对象上，某一个孩子，某一个成年人，或是某一种行为上。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满之后，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彻悟美的本体。 这种美本身是与哲学知识以及真理，属于同一类的东西。认识美本身的道路，实质上也是一条探索真理的道路。 二、美与爱、善以及生活本身的关系 柏拉图认为，人们追求的最高目的是不朽：“我相信人们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都是为了获得不朽的声望，赢得后人的爱戴；他们的品德越高，就越要这样做。他们所爱的是不朽的事物。” 而追求不朽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生育，把自己的精血传给子孙万代，让自己的生命在后代身上得到延续；二是生产精神作品，把自己的思想传给当代和后世，青史留名。这种方式与智和德相关。比如，像梭伦生育了城邦的法律，哲学家们生育了各种德性。比较起来，人们更愿意生产出精神产品。“只要看一看荷马、赫西俄德和其他大诗人，羡慕他们留在身后的为他们在人世间获得千古芳名的美好子女，那么人们就会愿意选择生殖心灵子女而不愿意要肉体子女。” 追求这种不朽与智慧和善相关。而智慧与美是相关的：“因为智慧属于最美的事物，而爱是对美的爱，所以爱必然是爱智者”。“爱就是希望善永远为自己所有。”因此，这也是一种爱。生育与世俗的爱与性相关。“一切生物之所以具有这种狂热和爱情，都是为了追求不朽。”“美是主宰生育的命运神或生殖女神。”爱美也是与不朽相关。由于追求不朽，人就要爱，爱美或爱智慧、爱善。爱与真、善、美被内在地连接在一起。 著名美学史家塔塔凯维奇：“著名的‘美、智、善’三位一体说正是起源于柏拉图，它体现着人类的最高价值。柏拉图把美置于其他最高（supreme）价值同等的地位，但不在它们之上。” 真、善与美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美与善本身都是一种“理念”，都是本体，都是真。然而，美与善本身之间是同一的，还是异质的？在“理念”的世界中是并列的还是从属的？ 美不是善，善也不是美。在《会饮》篇中，柏拉图认为通过对美的观照，可以达到对于真理的把握，并把关于美的学问看作是“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那么，美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的“理念”？是一种最高的真？在知识世界中最后看到的、也是最难看到的，即是善的理念。要认识到它，就必须说明它确实是各种美和正义事物的原因，是可见事物中的光明之父，是可知世界中理智和真理的最高源泉。任何一个要合理地处理公务和私人生活的人必须注视到它。这里明确地把善看作是最高的“理念”。善是包括美、正义在内的各种事物的原因和根据。 对于这一问题，柏拉图又提出了他的“太阳比喻”：他认为，在可感世界中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是太阳。仅有视力和可视对象还不足以使肉眼看见对象。善在可知领域中也占有与太阳同样的位置。太阳不仅是所有可见事物可见性的创造者，同时也使得它们得以生成、生长和哺育；虽然它自己不是生成的。知识的对象不仅从“善”得到它们的可知性，并且从善得到它们自己的存在和本质，而善自己却不是本质，而是超越本质的东西，比本质更尊严、更强大。给认识的对象以真理，给认识者以知识的能力，即是善的理念。太阳是认识可感事物的源泉，使可感事物对象显现出来，同样，善决定可知对象所是，使之向心灵显示出来。因此，善不仅是一种最高的“相”，而且还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相”，因为所有其他的事物只是由于跟善相关，才变得有用和有益。如果没有善，那么其他任何事物就没有价值。不知道什么是善，就不知道其他没有善的事物是没有价值的。追求美，是能够接近善本身的。追求美是与善、与永恒相关：这种美本身的观照是一个人最值得过的生活境界。 柏拉图把爱、美、善等，最终都还原到人的生活本身中，与不朽相关，也可以说，不朽是人的最终目的。美的概念不仅仅与审美和艺术相关，更主要的是一种人的生活方式和理想，是一种哲学的最高境界之一。从对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阅读和欣赏中，我们从希腊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就可以对柏拉图的这个思想产生深切的领悟和体验。 三、艺术的功能问题 理性可以达到的美的本体。艺术作品只是对个别事物的模仿，属于肖像一类，它只与猜测的心理状态相应。所以，艺术不是理性所把握的对象。通过艺术，我们不能达到至善。柏拉图因此提出反艺术的主张。 第一，从知识的角度说，艺术是对感性事物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着三层”。在古希腊，艺术一般被看作是一种“制作”（poiēsis），柏拉图认为所有的“制作”也可以说成是诗：就（诗的）本意而言——即使原来不存在的东西成为存在——诗不止一种。所以，每一种技艺创造都是诗，每一位手艺人都是诗人，……尽管如此，我们却不把他们都称作诗人，对吧？我们用不同的名词称呼不同的技艺，而把“诗”这一称谓只送给其中的一种，他的工作对象是音乐和格律，虽然只要是制作都可以接受这个称呼。我们仅仅称这种技艺为“诗歌”，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即为“诗人”。诗人就是一种工匠，而且诗人所制作的产品比其他的手艺人制作的产品还要低级。人们之所以对诗歌和绘画等艺术感兴趣，是因为画有色彩，诗有韵律，能迷惑群众，如果从诗人作品中把音乐所生的颜色一起洗刷去，那么，这首诗就像花一样，青春的芳艳就已经枯萎了。 现实的世界是对“理念”的模仿。而诗人和画家的模仿不仅没有使模仿的产品争取向“相”靠拢，而且失去了它的物质性。人们不可能从中学到真正的知识。因此，在与真理和知识的关系上，柏拉图对艺术做出了彻底的否定。他说：“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模仿者，无论是模仿德行，或是模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 从政治和伦理方面说，艺术对于人性会产生很坏的负面影响。对于“理想国”来说，柏拉图认为一个城邦的法律，比一个悲剧要完美得多。 他认为，艺术对人性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渎神。有些诗歌和悲剧直率地描写神明唉声叹气，号啕大哭，狂欢失态，有失神的尊严，引出神的不检点的行为，使人们失去对神的敬畏和敬仰，失去行为的楷模。二是迎合人性中卑劣的成分。悲剧让人产生同情、怜悯，常常能够满足人的感伤癖，喜剧则能够培养人的小丑习气。在观看喜剧时，……你会对自己不愿表演的小丑的言行喜不自禁，你不会觉得这是粗俗的行为，一如你在体验悲伤时的感觉？这里，情况也一样，你释放出平时惧怕遭受谴责而予以限禁的试作小丑的情感，使其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放任的结果，通常会在你有所意识之前，已经变成了私下里的喜剧演员。 艺术给人的放任和纵情提供机会和理由。人们在剧场里可能作出平时不可能做的一些蠢事。这样下去人们会变得行为不端，情感脆弱。此外，诗歌增大了欲念的强度，灌溉、滋养人的愤恨、性欲等欲念和快感或痛感的情绪，削弱了理性的力量，破坏了心理的平衡。因此，柏拉图要把那些模仿诗人和艺术家驱除出他的“理想国”。 这说明，柏拉图否定艺术不是认为艺术没有功用，正相反，他认为艺术的作用非常大。他对艺术的看法完全是从对人的教育尤其是从培养统治者的接班人的角度出发的。柏拉图对于一些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城邦法律的诗和艺术不仅不反对，而且非常欢迎。属于这一类的有颂神诗，赞美好人的诗、音乐等。为了保证这一类诗歌的正常生产，柏拉图认为要对诗人进行监督，“强迫他们在诗里只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像，否则就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城邦里做诗”。 因此，柏拉图提出了对于艺术的两手办法：一是禁止那些不健康的、渎神的艺术，一是鼓励和管理那些生产有益于青年和儿童教育的艺术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如此简单。最难以确定的是如何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度。 艺术的功能问题，首先涉及到艺术自身的价值，同时，还涉及到艺术的社会责任及艺术伦理问题，也是美学史上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仅是美学家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也常常成为艺术批评家和政治家们交锋的一个症结。艺术家维护的是创作的自由和艺术自身的价值，政治家们主要考虑社会影响和效果。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现代的政治家们并非是简单地奖掖有利于自己的艺术，压制不利于自己的艺术。但他们对于艺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大体不过“堵塞”与“导引”两种方法，效果也各有利弊，至今仍无定论。 四、灵感与迷狂——艺术创作论 一般认为，艺术家在创作时，是受到灵感的支持。这种灵感是什么？来源于何处？德谟克利特曾提出艺术的灵感来源于一种疯狂的热情，苏格拉底也有类似的说法，柏拉图则进一步提出艺术创作的“迷狂”（mania）说。 他说：“你（指伊安）这副长于解说荷马的本领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灵感，像我已经说过的。有一种神力在驱谴你，像欧里庇得斯所说的磁石，就是一般人所谓“赫剌克勒斯石”。磁石不仅能吸引铁环本身，而且把吸引力传给那些铁环，使它们也像磁石一样，能吸引其他铁环。……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他们，悬成一条锁链。凡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 这里把灵感比喻成磁石。诗神把灵感传给诗人，通过诗人，再去感染诗歌的听众。 《斐德若》篇把这种灵感说成是“迷狂”。一般来说，迷狂有四种：一是民间的“迷狂术”，似乎是“预言术”的前身；第二种是驱除病灾的巫术，祷告的人进入迷狂的状态；第三种是“诗神附体”的迷狂：“它（诗神）凭附到一个温柔贞洁的心灵，感发它，引它到兴高采烈神飞色舞的境界，流露于各种诗歌，赞颂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垂为后世的教训。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尽管他自己妄想单凭诗的艺术就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他的神智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 此外还有第四种迷狂——“灵魂回忆”说。 人分为灵魂（psuchē）和肉体。 他认为，灵魂就像“一对飞马和一个御车人”。神的灵魂所使用的马和御车人都本身是好的，而且血统也是好的。神以外的一切生物的灵魂所使用的马和御车人都是驳杂不纯的。人类的灵魂，御车人要驾御两匹马，一匹驯良，另一匹顽劣。凡灵魂完善的，就向上界飞行，主宰宇宙。如果灵魂不完善，就向下跌落，一直落到坚硬的东西上面，附着一个尘世的肉体。 在上升的行程中，灵魂会进入神的永恒的境界。“就在这天外境界存在着真实体，它是无色无形，不可捉摸，只有理智——灵魂的舵手，真知的权衡——才能观照到它。”人的灵魂即使在肉体中受到拘禁，但是仍然渴望重见“相”的永恒世界。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的灵魂都可以实现他们的愿望。凡能努力追随而最近于神的，也可以使御车人昂首天外，随着天运行，可是常受马的拖累，难得洞见事物的本体；也有些灵魂时升时降，驾御不住顽劣的马，就只能窥见事物本体的局部。诗人的灵魂与众不同，比较完善，可以往上界飞行。在运行的期间，它很明显地，如其本然地，见到正义，美德和真知，不是像它们在世人所显现的，也不是在杂多形象中所显现的——这些是我 们凡人所认为真实的——而是本然自在的绝对正义，绝对美德，和绝对真知。后来，诗人在尘世间看见美的事物，就会回忆灵魂所见到的永恒世界里的真正的美，举头望见永恒本体境界那时候所见到的一切”，他把这些东西描绘出来，就成为美妙异常的、动人心魂的诗歌。这一类的诗人，实际上也是哲学家，即真正的爱美者、爱智慧者。

儿童发展观除了儿童发展的概念以外，还包括儿童人性特点、儿童发展的性质、影响儿童发展的因素和儿童发展的价值等重要内容。历史上曾对教育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儿童发展观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遗传决定论人性，被普遍地看做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种类相区别的、由人类个体所表现出的类化特征。这种类化特征除了人类共有性之外，在人类内部，每个人在展示这些类化特征时，还同时展示出了个体的特殊性。例如，运用语言的能力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但就单个人而言，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还存在着表达能力高低的差别，语调语速的差别等。人类思想的繁荣更揭示了人类在其本质特点之一——思维能力展现过程中的个体差异性。那么这种个体间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有人认为，人性个体的差异是由个体的遗传素质或人的自然素质中的某些特点所决定的。这种主张被称之为遗传决定论。在这一类思想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基督教的“原罪说”、柏拉图的人分三等论和中国古代的儿童观。（一）基督教的“原罪说”这是西方中世纪教育史上一种典型的儿童观，它视儿童为生而“有罪”的人，赎罪就是人生的目的，教育就是帮助儿童尽快赎罪的手段。“原罪说”扼杀了儿童活泼的天性、灿烂的童年。在中世纪基督教学校中，儿童与成人的差别被忽视了，学生被要求严格地按学校内刻板的作息方法进行学习，完全没有游戏和自由活动的时间。学生们被迫重复着枯燥的读书、劳动、唱赞美诗等活动，若有违规行为，还要受到体罚。（二）柏拉图的人分三等论这种儿童观认为，儿童发展的目标及个性的差别，早已由人性的自然素质所决定了。他认为上帝造人是采用了金、银和铁三种不同的材料。金质者最为高贵，他们的发展目标是治学和管理国家，因而他们需要接受最高等级的教育；而银质者，其发展目标是武士，只需接受初等教育就足够了；铁质者的天资最差，没有什么发展前途，无需接受什么教育。铁质者需要的不是才能的开发，因为他们没有才能的天赋条件，他们只需掌握某种劳动的技能，养成服从的品性就足够了。（三）中国古代的儿童观我国古代儿童观是围绕对人性的认识展开的，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认为，人具有基本道德的萌芽，即善端，包括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儿童的发展就是让这些本来存在的萌芽能够生长。孟子主张注重教育内容对儿童的影响，其目的是引发儿童固有的良知、良能。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认为，人对物的欲求是人性，而人性是恶的。荀子这种对人性的看法，导致了他注重教育对儿童的改造和外塑功能。由于上述观点对善恶的肯定与否定过于绝对化，难以解释现实中人的发展差异复杂多样的事实，韩愈等又提出了性三等论。韩愈认为，“学而愈明”为上等，“可导而上下”的为中等，而下等品性的人，只有用刑罚来控制他们的行为。遗传决定论使人们相信，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这种观点不仅为统治阶级放弃民众教育、实行等级教育制度找到了理论依据，也为个别教育者推卸自己的责任找到了借口。二、环境决定论随着时间的推移，遗传决定论对于儿童发展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人们把探索的目光转向了自然生物因素之外的环境。环境决定论认为，真正在儿童的发展中起着绝对影响作用的力量，是儿童生活环境和后天所获得的教育引导。环境决定论虽然否定遗传生物因素在儿童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仍认为儿童的发展是受某种外在于儿童主观控制的某种因果关系的制约。（一）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教育家洛克和美国心理学家华生。洛克主张“教育万能”，他在《教育漫话》中指出，儿童犹如一块“白板”，到他们长大成人后，是好还是坏，有用还是无用，感到幸福还是痛苦，主要是由他们所受的教育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就是由于教育之故”。华生注重对儿童的行为产生过程的探索，从刺激—反应机制形成过程的研究中，他发现了外界刺激的性质对于儿童行为影响的重要意义，提出了环境决定儿童发展的观点。他说：“给我一打健全的儿童，更给我一个特殊的环境，我可以运用特殊的方法，把他们加以任意改变，或者使他们成为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家或者使他们成为乞丐和盗贼。”在华生的眼中，儿童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就像一个模具，儿童个体的发展，完全取决于这个模具的形状。而这一模具的形状，则取决于提供给儿童的、完全可被控制的学习与训练的内容。（二）怎样正确认识环境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否定人的生物遗传素质在儿童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确信在儿童发展过程中，是其后天的生活经历和环境影响在起决定的作用，因而环境决定论又被称之为养育论。环境决定论关注儿童生长的环境条件、后天教养内容和教育方法在儿童成长与发展中的重要影响作用。就这一点而言，应该承认，与遗传决定论相比较，它发现了对儿童发展影响力更大的一项变量。因此，环境决定论对儿童教育实践的影响也远远大于遗传决定论。在某些时候，环境决定论甚至成了教育对儿童发展进行影响与控制的惟一合理、合法性的依据。环境决定论的盛行直接导致了传统教育实践具有重视教师权威、书本知识和学校纪律等特点。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控制儿童学习活动的环境、内容和方式来达到控制儿童发展的目的。“严师出高徒”“棍棒底下出孝子”等谚语在我国广为流传，就是环境决定论对人们的教育方式选择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 环境决定论在肯定了儿童发展的可塑性的同时，也将儿童个体在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牢牢地固定在失去自主性的被塑造地位上。三、辐合论辐合论，也称之为二因素论。这种儿童发展观肯定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环境两种因素对儿童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二者的作用各不相同，不能相互替代。遗传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各执一端，相互否定，使得人们在教育实践中难以全面把握对儿童发展具有影响作用的各种因素，对于教育过程中儿童个体发展常常会造成消极影响。20世纪50年代前后，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儿童发展观，逐渐放弃排斥对方，开始走向相互包容。德国心理学家施太伦在其所著的《早期儿童心理学》一书中，明确地提出儿童心理的发展是受环境和遗传二因素共同影响的“合并原则”。辐合论认为，心理的发展不是单纯地靠天赋本能的逐渐显现，也不是单纯地对外界影响的接受或反映，而是其内在品质与外在环境合并发展的结果。但并非所有肯定这两个因素的学者，都简单地同意“发展等于遗传与环境之和”的判断。美国的心理学家吴伟士认为，虽然儿童的发展是其遗传和后天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但是这两种因素在儿童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儿童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这两种因素的影响力的大小也有明显的差别。一般而言，儿童的发展就其发生学的意义而论，遗传的制约性要大于环境因素的力量，随着儿童机体的成熟程度的提高，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则越来越重要。也有一些学者将环境因素进一步划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素，又将后者拆为社会文化、家庭和学校教育等若干因素，以期更加精确地把握对儿童发展的可能性影响，并利用各种因素去提高儿童发展的水平与速度。辐合论对教育实践的影响是明显的，儿童心理学理论被确定为教育者必备的知识，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也被视为教育活动的重要原则依据；同时，在教育实践中也加强了对教育内容、方法选择方面的控制，加强了对学校教育环境的设计与控制。无论是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还是辐合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因素论，都没有对这些影响因素如何转化为儿童的发展的机制做出科学的解释，当然也就不能说明作为发展主体的儿童自身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其1968年出版的《结构主义》和1970年出版的《发生认识论原理》等著作中，以儿童的认识能力的发展为基本线索，探讨了儿童发展过程中遗传、环境和儿童自身作用的关系问题，得出了具有说服力、也具有广泛影响的结论。在皮亚杰的理论中，儿童的发展是以发展主体的自我调节为机制的自我演变过程。这一自我调节过程得以产生的基础是儿童健全的神经系统。但这种遗传素质只是儿童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发展得以产生的动因，更不能预定发展结果，而且遗传素质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性，会随儿童的生理成熟的提高而降低。儿童发展的环境因素，也是儿童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环境因素作为客观存在，也不能自动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环境因素对儿童的作用，产生于儿童主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活动之中。也就是说，只有儿童把环境因素选作自己的反应对象，借此来构造或改变自己的认识结构和反应方式时，这一环境因素对儿童发展才是有意义的。在遗传、环境和儿童主体的活动这三者之间，惟有儿童的活动才是其发展的真正起因。所以皮亚杰认为，儿童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儿童主体的活动是第一性的，是发展的根本原因，遗传与环境因素只是儿童发展的必要条件。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皮亚杰非常重视儿童的自主能动的自我调节功能在儿童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并清楚地阐述了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儿童活动三者的关系及其各自在儿童发展中的意义。皮亚杰的研究成果，为现代儿童发展观奠定了心理学的理论基础。美国教育家杜威是进步主义教育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反对传统教育脱离实际生活，脱离儿童经验，把儿童当做知识内容的容器置于被动地位的倾向，提倡关注儿童的参与、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杜威认为，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发展的主体，儿童对教育活动的参与和体验是影响其发展、尤其是社会性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儿童的发展，不只是作为生物体的各种能力水平和活动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受社会文化影响的社会性特点的形成与发展。这种发展，不是自然成熟和强迫灌输与训练所能奏效的，必须依赖儿童的自我参与和自我体验。谈到儿童的发展，他曾写道：即便在教室中，我们亦开始认识到：在仅是教科书和教师才有发言权的时候，那发展智慧和性格的学习便不会发生；不管学生的经验背景在某一时期是如何贫乏和微薄的，只有当他有机会从其经验中作出一点贡献的时候，他才真正受到教育；最后，启发是从授受关系中，从经验和观念的交流中得来的。从强调儿童的主体性地位出发，杜威提出了“教育即增长”的著名论断。教育的根本点在于儿童的成长与发展，教育就是要尊重儿童的个性，围绕儿童的兴趣、需要等进行组织，让儿童成为活动的主体，处于教育活动的中心地位。惟有如此，儿童才能真正地从教育中形成自己的感受和经验，才能从这些感受和经验的积累、变化中，进行比较、判断和选择，把某些经验内化到自己的知识、行为结构中，形成自身的发展。从儿童的发展取决于儿童与外在环境相互作用这一角度出发，杜威又把儿童的发展看做是其经验的改组和改造过程，他主张让儿童从实际参与的活动中学习，即“做中学”，教育就要不断地为儿童的活动创造条件、调动儿童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在杜威看来，真正对儿童发展有益的教育，是能为儿童提供良好经验和连续性经验的活动。从这一角度而言，杜威认为“教育即经验的改造”。 与皮亚杰的心理学比较起来，杜威的儿童发展观在注重儿童作为发展主体的地位同时，更强调环境条件，尤其是教育情况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作用。主张根据儿童的兴趣和能力，设计教育活动，尽量去除教育过程中各种脱离生活、脱离儿童的内容与形式，及其可能对儿童发展产生阻碍的各种因素，让儿童的发展更适合其个性需求、更贴近社会生活。杜威的这种思想，对20世纪初进步主义教育在世界范围的兴起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集大成者，实用主义教育流派创始人。历任密执安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心理学会会长、美国哲学会会长、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主席、美国进步教育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务。1919年5月～1921年7月，应邀在中国讲学，宣传实用主义及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有《杜威在华讲演录》（1919）、《杜威五大讲演》（1920）等出版。其代表性教育著作有《我的教育信条》（1897）、《学校与社会》（1899）、《儿童与课程》（1902）、《我们怎样思维》（1910）、《明日之学校》（1915）、《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等。皮亚杰和杜威的思想，推进了儿童发展观的进步与成熟。皮亚杰的贡献在于明确地揭示了儿童主体协调机制在连接刺激与反应的关键性作用，突出了儿童发展过程中儿童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而杜威则在肯定儿童主体重要性的同时，指出了环境条件的特点对于儿童主体发展的意义，提出对环境，尤其是对教育这一特殊的儿童生活环境的改造与控制，使其能适应儿童发展的倾向，满足儿童发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