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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教育制度的完备是在唐太宗执政阶段。在这一时期,唐太宗曾于贞观元年(627)在门下省置弘文馆(由修文馆改建),聚经、史、子、集四部书共20余万卷,精选天下著名儒者虞世南、褚遂良、姚思廉等人以本官兼学士,以褚遂良为馆主。在馆中不仅讲论文义,商议政事,(还传授书法,教授经业。次年,恢复了随置而在武德初年罢废的书、算二学。第三年又下诏令诸州置医学。贞观六年(632)又恢复了武德年间废弃的律学。贞观十三年(639)在东宫设立了崇贤馆(676年时改为崇文馆)。自此,在13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唐太宗等人的倡导和支持下,基本上形成了唐朝以“六学二馆”为代表的官学体系。起初,唐朝政府尽召天下经师老德者以为学官,广建学舍1200区,大量增加学生员额。到贞观十三年时,除六学二馆外,屯营、飞骑等军事建置中亦设学生,并由博士教授。高昌、吐蕃以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也都积极派遣子弟前来求学,学生总额达到8000余人。高宗显庆元年(656)在崇贤馆置学士,有学生20人。龙朔二年(662)在东都置国子监,生员有所增加,并分两都进行教学。其间,书学、算学、律学曾一度废止,龙朔三年(663)恢复后将书学改隶兰台,算学改隶秘书局,律学改隶详刑寺。武则天执政时期热心佛教,不重儒学。当时的“博士、助教,惟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中宗复位后于神龙元年(705)诏令国学学生复集,次年(706)又敕令学生在学行束惰之礼,并将此定为国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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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响教育政策产生的政治因素 古往今来,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必然会体现及左右国家政策的出台,实际而言,制定政策是权力一种体现,教育政策自然要反映统治阶级的治国、治人理念,显然,政治制度是教育政策制定的基本保障,并贯穿始终。 在政治体制上,隋朝实行的仍然是中央集权制,地方管理制度是州县两级管理;在官员管理制度上实现了一个创举,即废除了六官制(北周时期始设),确立了后来延续很久的三省六部制度。政治体制举措给人面目一新,不仅裁汰了官场上一些庸人,也国家财政减轻了负担,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也利于中央集权统一的加强。在官员选拔方面,隋朝开天辟地的取代了“九品中正制”从而创立了“开科取士”制度,通过打破门阀大族把持人才举荐的局面,将人才选举权和决定权集中在中央的手段,从而削弱地方士族的影响,加强中央集权,而且有利于普通民众通过科举之路进入国家管理层面,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唐朝取代隋朝之后,在政权建设方面,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前朝的制度,并加以改进。唐朝初期的皇帝特别是唐太宗等,他们深知人民群众与政权建设的重要性,最经典的道理“水能载舟,亦也覆舟”,成为影响中国历朝执政者的千古名言。他们以隋为鉴,在承袭前朝管理制度的同时,革除了其中一些弊端,推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措施。例如,在官员管理制度上,唐朝继续采用前朝的“三省六部制”,并完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设置。选拔人才方面,唐朝完整地继承了隋朝兴建“科举制度”,并进一步加以完善,使中央集权得到有效的组织保证,也为教育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制度保障。 2.影响教育政策产生的社会经济因素 国家的各项政策制定,归根结底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决定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制定,自然要与当时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保持一致性,并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保障和人才支持。隋唐时期的教育,与其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繁荣密不可分。隋朝为实行赋税制度的深度改革,在推行自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同时实行租庸调制,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物质财富得以极大丰富。之后,唐朝政府也在隋朝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改革和发展势头,使社会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以前朝为鉴,居安思危,唐朝的统治者在农业方面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开垦了不少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军事方面强化了府兵制,国家政权的纳税基础不断扩大,保障机制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手工业、瓷器业、制茶业、制盐业等都有显著提高,为商业的发展开辟了一定的基础,社会经济得以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伴随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人们开始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国家统治者为了政权的地位的稳固,将教育发展提升到战略高度,采取了重视教育作用,崇儒兴学,建立一套完整的学校教育体制的教育政策。 3.影响教育政策产生的文化因素 就广泛的民族意义上来说,“文化”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及其他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所有能力和习性的复合体。隋唐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体系中运行和发展的。 隋唐时期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时期,“华夷一家”这一文教政策成为统治阶级所奉行的重要治国方略。在隋朝,统治阶级借全国统一,积极促进南北儒学的合流,使儒学中的不同特点逐渐融合。隋文帝积极振兴教育,一度出现了学术和文化的昌盛现象。隋炀帝从“四海一家”的民族关系中引出“皆欲存养”的文化教育理念,他认为:“今四海即清,与一家无异,联皆欲存养,使遂生灵”。这对唐朝制定民族文化教育政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联独爱之如一”,唐太宗在这种“中华‘夷狄’”相处天下,亲如一家的思想认识下,产生了“华夷一家”的文化教育政策并将其顺利推行,唐朝时期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甚至外域文化教育交流的繁荣局面出现。 二、隋唐时期的文教政策 隋唐时期多变的文教政策直接影响着这一时期教育的发展状况。随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隋唐时期不但敞开国门向外输出文化,而且主动地输入外来文化。反映在思想上就是传统的儒家、土生土长的道家和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三者之间互相斗争、互相融合,共同构成了隋唐时期异彩纷呈的灿烂文化。
由隋入唐,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到全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等促使服饰空前繁荣,服装款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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