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论文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早期政治文明的形成阶段，如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完备的分封制与宗法制，以宗法制为核心，具有浓厚的宗族色彩。夏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始创王位世袭等制度。夏商时期实行的王位世袭制，代替了原始社会时期的禅让制。商朝的主要政治制度是内服与外服制度。这种制度对西周的宗法制与分封制有直接影响；商朝是奴隶制国家，奴隶主居于统治地位。神权色彩浓厚，敬鬼神，盛行祭祀占卜。西周时期，国家政权和行政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分封制，以血缘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演变为严格的宗法制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三者结合，互为表里。宗法制将君位的承传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形式确定下来，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防止贵族之间因为权力的继承问题发生纷争，维护了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团结。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即：神权与王权相结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国家的政治结构；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包含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两个概念。专制主义，是就中央的的决策方式而言的，具体说就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至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中央集权这是针对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受制于中央政府。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基本的政治制度。专制主义是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概念，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的，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二者之间的联系：①地方和中央都必须服从皇帝一人。②专制主义皇权加强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时，专制主义皇权削弱时，往往也是中央集权不力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实行原因：经济根源：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这一政治制度的出现是由封建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为封建的自然经济具有分散性，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政治根源：巩固、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秦吸取周无子在诸侯割据局面下无能力的教训，在统一全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理论根源：法家思想奠定理论基础。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韩非子总结诸子百家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理论基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萌芽（战国）：商鞅建立县制，百官服从君主法令的封建官僚制度建立。确立（秦朝）：一整套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建立。（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制，中央三公九卿的官制，地方推行郡县制）。巩固（西汉）：①汉景帝“削藩”平定七国三乱。②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夺王侯爵位，解决王国问题。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思想专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完善（隋唐）：①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相当于宰相，相互牵制和制约，避免宰相的专权，又一定程度上牵制君主专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②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参加到政权中来，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加强（北宋）：采取“杯酒释兵权”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央，防止了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加强了中央集权。发展（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保证了中央统一政令的实行。在地方设“行省”实行行省制度，对后也影响深远。强化衰落（明清）：明朝废丞相，形成君主独裁的局面，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还遍设厂卫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强化的突出表现。清朝沿用明制，后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君权空前加强，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历史作用有积极的：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 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统一的环境下，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但也有消极的： 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在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箝制了思想。 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雅典民主的特点是人民主权和“轮番而治”，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的产生及运作就充分体现了雅典民主的上述特点。雅典民主虽然有其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性，尤其是它的民主仅是雅典男性公民的民主，而非全体国民的民主，但它毕竟创造出一系列民主运作的方式，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最值得参照的政体形式，为人类文明中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完善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它对人类民主政治以至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有无可替代的意义。以《十二铜表法》和《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为主的古罗马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构成了罗马法的主要内容。罗马法法渊源于罗马奴隶制度，仅使用于罗马公民内部，奴隶则被排除在法律的保障和所赋予的权力之外，因此它又被称为“公民法”。随着罗马对外扩张范围的扩大，罗马法中又逐渐形成了一种适用于各民族的新的共同法律——“万民法”。罗马法的创设，有力地规范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调节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起到了有力的维系作用。这也为后世人们理解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意义提供了重要启示，法律成为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明中的基本条件。古代希腊形成较发达的民主政治和罗马形成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与古代中国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都有其必然性。其必然性在于：古代希腊、罗马地处地中海南部沿海，山多地少，港湾、岛屿众多，所以形成了以工商业、航海业为主的海洋型经济(海洋文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经济要求社会有公平的法则，以及较自由、宽松、民主的政治氛围，这样，古代希腊就逐步形成了小国林立、民主政治发达、法制体系较完善的社会。另一方面，欧洲气候宜人，温暖多雨湿润，其麦田可以沿着山坡分布，不需要灌溉，也不需要排涝，也就不需要政府来协调水利，修河通渠。古代中国区域广大、土地辽阔，适于农耕，逐渐形成了一种农业文明(农业经济)，农业经济要求有强有力的政府来控制水系，协调农业生产，组织抵御自然灾害。在同一水系，对水、土地的控制变得特别重要，一山不容两虎，在争夺中，容易形成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进而形成强大的皇权。中国长期存在的分散性封建自然经济，农民随时面临天灾(旱涝蝗灾)、人祸(地主官僚欺压等)，其生产、生活甚至人身安全非常脆弱，一旦失去土地，就可能沦为流民，揭竿而起，威胁封建王朝。因此，农民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保护，政府也必须保持强大，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镇压农民的反抗。

人类社会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各领域都反映社会的不同方面，含有各自的内容。关于政治领域，我觉得恩格斯的一段话很能说明。他说：“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0页）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只有掌握统治权，才能按照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整合社会，协调矛盾，稳定秩序，促进发展。因此，如何夺取统治权，建立什么样的统治权，如何维持统治权，对现有统治权的态度等就成为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从一定意义讲，政治思想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为各阶级或集团实现上述目标“出谋献策”。这种“谋”或“策”，可因民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也可因阶级、集团的不同而相异。由于各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也可能表现为不同形式，如理性的，科学的；抽象的，实践的，等。西方政治思想的诞生地是古代的希腊。由于受希腊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影响，希腊政治思想从开始时起就是以探索社会政治秩序建立的基础为出发点，研究社会政治秩序产生的根源和性质就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特点之一。这种抽象的理论的思维模式，从回答为什么和是什么入手的政治观，在西方一直沿续到十九世纪才有所改变。西方政治思想史可以说是多元演变型的。从横向看，他在各个历史时期基本都是派别林立，诸家杂陈；从竖向看，他则是经历了不同的政治观的演变。综观西方政治思想史，我认为大体经历了：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和权利政治观几个阶段。各种政治观并不是只存在于某一时期，而只是反映某一时期的典型政治观。自然政治观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基本政治观。古代希腊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地，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时期。希腊从一开始，就形成神人分治的二元格局。就是说人们按照人类世界的结构又创造出一个神的世界，而且二者各自独立存在，互不干扰。思想家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宇宙的本源和规律，以后又发展到探索社会、国家的本源和规律，政治秩序建立的原因。他们的基本答案大体都认为政治秩序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就是说，无论认为社会、城邦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如柏拉图）或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如亚里斯多德）他们都是把政治秩序的建立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自然而形成的。罗马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他的思想观点包括政治思想基本是接受了希腊的思想用于罗马实际。有人说西赛罗是“希腊化的拉丁人”是将希腊文化传入后世的“中介”是有道理的。罗马人除提出共和国思想外，其他思想远远不如法律思想之发达和对后世影响之大。作为自然政治观的另一体现就是关于自然法思想。早在希腊古代自然哲学时，就提出“逻各斯”思想，要探索事物的规律。这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萌芽。到希腊化和罗马时期，形成了系统的自然法思想。就是人能够通过理性认识自然、社会的发展规律（法则）。这种思想成为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而延续到后世。人们把西方古代政治观归结为伦理政治观、整体政治观、自然政治观等，我们也曾这样提法。我认为这也反映了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特色，都是可以的。但为了使归纳古代、中世纪、近代政治观都统一于政治秩序建立的来源，故用自然政治观。基督教神学政治观是西方中世纪的基本政治观。自从日耳曼人灭亡罗马之后，入主西欧大陆。从此欧洲开始进入中世纪。当时存在着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的并存和融合。但产生于罗马后期的基督教神学，随着基督教势力的扩大，却发展成为人们观察一切问题的根据，一切意识形态的形式都从属于他。当然政治思想也不例外。无论是维护教权的思想，还是维护俗权的思想，都是从圣经中或基督教的历史上寻找依据。甚至于“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 401页〗需要提出的是，尽管神学世界观笼罩了西方中世纪，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远自古代 流传下来的政治思想传统，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也都以不同的形式保存下来。这是值得我们挖掘和研究的。权利政治观是西方近、现代的基本政治观。这个政治观基本是从十五、六世纪开始，而形成于十七、八世纪，一直发展到现在。权利观念在西方产生于古代的希腊罗马，特别是罗马法时期。然而作为一种政治秩序产生的基础的观念则是近代的事。还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就开始用“人的眼光”观察社会、观察国家。后来，更进一步与权利结合起来，提出“天赋****”观念。就是说，每一个平等的个人，都具有与生俱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们为了维护这种个人的权利，才组成政治社会，建立政治秩序。这种观点，就是权利政治观。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46页〗因此，“权利和权力”问题，即如何运用公共权力实现、保护人的天赋权利问题就成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权利政治观是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的主流。但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这种政治观也经历了三个阶段，我们归结为：ought to be;tobe ; will be 即“应然”、“实然”和“将然”。十七、八世纪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应然”阶段。这时，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先进思想家纷纷指责、揭露封建制度和****主义是“毁灭”、“摧残”人性的制度，是不符合理性要求的。从而提出各种取代封建社会的符合理性要求的理想制度。在他们看来，人们应该在理性（自然法）的指引下，通过协议（契约）重新建立一个能够保护个人“天赋权利”的外部力量政治体（国家）。虽然每个思想家关于****的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上包括了生命、财产、自由、幸福和安全，都把保护个人财产权看成首要的权利。虽然每个思想家设想的政治体的形式各不相同，但大体上都提出了民主和法治的主张。这时的先进思想家们的目的是在于反对封建神学所宣扬的启示和****制度，排除外界所加给人们繁重的枷锁，强调人的内在力量，从而引申出人的天赋的权利（自然权利），重新构建社会。然而他们却不顾历史的发展变化，而把“人性”和“****”说成是“永远和到处同一的”抽象物。同时他们也是从抽象的推理出发，把市民社会看成是个人活动的园地，国家是通过协议（契约）而结成的公民个人联合体，把自己所设想的政治体的形式看成唯一合乎理性的组织。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前期，是“实然”阶段。这时，西方主要国家都先后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近代的国家，许多国家也开始实现“产业革命”，向工业化过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理性的王国”并不理想，特别是对广大劳动群众，并未带来“****”的许诺，得到“幸福”。这时在政治思想上明显地出现了分野和对立。居于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开始摆脱了“理想”，面对现实，从理性主义转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为了更加巩固和完善已建立起的政权，在十九世纪时主要是提出各种改革方案，为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而出谋献策；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政治制度的日趋完善，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加强，研究和规范政府行为成为政治思想的主题。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已是论证现实的合理性，已从探讨国家应该是怎样（应然）变为说明现实政权“是”（实然）怎样以及现政权应如何运作问题。为了缓和矛盾、稳定秩序，“秩序”和“安全”已成为主要口号。另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的无产阶级业已逐步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在思想上他们不仅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求建立一个更为美好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要求用暴力****现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最后，终于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科学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他为无产阶级提出了完整的实现自身以及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后来，列宁更进一步结合世界新发展和俄国的情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列宁主义。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是“实然”向“将然”转变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有了急遽发展，世界格局有了新的变化。西方世界在经济上有了新的进展，走进了所谓“第二个黄金时代”实现了所谓工业化或现代化时代。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出现了许多新的科学领域。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更促使社会逐渐走向知识经济时代，影响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政治上人们对法西斯的统治深恶痛绝，民主化已成为世界潮流；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震撼着并影响着西方国家，同时也遏制了美国的霸权主义。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痼疾不仅未能消失，而且随着社会的进展愈演愈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在这种局面下，西方政治思想更是派别林立，花样繁多，表现许多新的特点。但总的方向不外两个方面。一方面仍以维护和发展现存政权的思想为主。无论各种政治思想流派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但这时已完成了由“描述型研究”向“干预型研究”的过渡。就是说各种派别无不是为政府的国内、国际政策出谋划策。或提供某种理论模式，或对现实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某种设想和对策。另一方面，有的派别和思想家，开始揭露并批判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端。同时，他们提出西方社会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或“后现代社会”。据此，原来的社会构成和组织已不能适应要求，有的甚至认为原有的社会已然“解构”，需重新建构。从而提出一套各自的“将然”的设想。必须指出的是，从根本上说，这些“设想”仍然没有离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