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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啰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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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现代戏《智取威虎山》是一部历经千锤百炼的戏剧经典作品,由上海京剧院改编创演,是至今久演不衰的当家剧目。其中光彩照人的孤胆英雄杨子荣历经几代人传颂,鲜活的英雄形象久驻人们心底。著名谭派文武老生童祥苓在剧中成功地扮演杨子荣而一举成名,享誉国内海外。他在剧中乔装改扮土匪胡彪带着《秘密联络图》只身打入惯匪坐山雕的魔窟,凭过人的胆识,睿智的机敏,取得匪首们的信任,除夕夜,与战友里应外合将土匪全歼在威虎厅里。 他在只身打入匪巢的途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以充沛的激情,高亢的声腔,激越的旋律,刀刻斧凿般地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至今传唱不衰。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北滨河公园由市文化局、电视台联合举办“京评帮票友大赛”时,一晚上有五位参赛选手登台演唱此段,各展风采,气势夺人。难怪主持人风趣地说:“好家伙,今晚上一连打了五只虎!” 这其中的深厚内涵和艺术魅力可见一斑。伴随着一连串铿锵有力的“长锤”,引出了气势如虹地前奏。乐曲明快清晰,时而轻重有序,时而缓急有致,裹挟着一段悠扬雄浑的号声,奏出该剧的主旋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变奏曲。随后惟妙惟肖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伴奏乐如波斓起伏,层层推进,为英雄出场作足铺垫。“二黄导板”“穿林海”一出口犹如异峰凸起,先声夺人。“跨雪原”尽显含蓄深沉,“气冲”二字不失委婉细腻。此时观众在聆听演唱时或通过荧屏的展现,或通过镜头的摇曳 欣赏到茫茫雪原、密密的林海那壮观的北国风光,衬托出英雄不惧艰险、勇往直前的气概。“霄汉”则唱得响遏行云,始终在高八度音域里延展,以京剧中特有的“擞音”演唱得干净利落而不拖泥带水,展现杨子荣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的英雄情结。每每唱到此处,演员淋漓尽致地发挥必定得到观众的“满堂彩”和雷鸣般的掌声。接下来在弹拨乐的引导下,伴随着顿挫有力的锣镲声和恢宏交响乐,改换装束的杨子荣扬鞭催马疾驶而出,观众眼前为之一亮,英雄形象羽翼丰满地呈现在台上。矫健的骑马舞蹈生动地表现英雄驰骋在林海雪原之上,此时有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剧照,那就是杨子荣在舞台上勒马、上山、等一系列舞蹈动作后,猛然大幅度跃起,右手持鞭,左手后甩并被敞亮的大衣雪白色羊皮里遮盖,在空中劈叉大跳的同时扭头回身亮相,造型潇洒,动作漂亮,再加上杨子荣背后那挺拔的参天青松,强烈的几缕阳光 穿过密匝匝的林海斜射下来,通过镜头的仰拍,情景交融,相得益彰,倍增英雄气概。随着伴奏乐嘎然而止,只见英雄手一挥,传来一声清脆的鞭响,马的嘶鸣裹挟着锣响引出一句“回龙”。“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拖腔顿挫简洁,直抒胸臆。“原板”中“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中的“海”字唱得委婉含蓄,真情流露。“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唱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表现出英雄为了人民为了党甘愿赴汤蹈火的决心。“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中的“恨”字稍有力度连带着“得”字唱得清新别致,引发出英雄为民剿匪的迫切希望。此句中间的过门及“散板”“迎来春色”后的伴奏交响乐如烘云托月般地奏出孱孱溪水声,仿佛将人们带进春光明媚、流水淙淙的美妙意境,让人心驰神往。“换人间”则从“人”字开始音调逐级上升,直至归韵到“间”字时拖长凸起,高亢悠扬,彰显英雄对美好世界的无限向往。后半段的“西皮快板”可谓是声腔创作者对京剧声乐一大贡献,大段唱腔里由“二黄转西皮”是打破以往的程式化,独巨匠心的声腔革新,以节奏紧凑的“西皮快板”表现主人公坚定的剿匪信念。“党”字拉长但不拖沓,突出党的重要性。“给我智慧给我胆,千难万险只等闲,围剿匪先把土匪扮,似尖刀插进威虎山。誓把坐山雕,埋葬在山涧,壮志撼山岳,雄心震深渊。待等到与战友会师百鸡宴,捣匪巢定教它”,这速度极快的68个字似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入耳,字字铿锵有力,传递着英雄人物内心激荡的情绪,听来动人心弦。“地覆天翻!”则唱散,节拍自由地拖长,起伏跌宕一气呵成而达到高潮,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英雄的壮志情怀。这段从童祥苓那慷慨激昂、高低自如的首唱到几十年后流派纷呈、名家荟萃 的今天,各名家对这段经典唱段都赋予不同的神韵。我品味过当红杨派老生于魁智的宽厚酣畅、隽永质朴;领略着余派名家耿其昌的委婉细腻、激越悠扬;也欣赏过“海派”著名老生关栋天那清朗高亢、潇洒飘逸。各自的韵味,不同的神采都使我如醉如痴,百听不厌,从而领略京剧那博大精深的深刻内涵与无穷魅力。不仅丰富和陶冶了我的文化生活,也增强了弘扬民族艺术,让国粹薪火相传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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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唐sweet

一)情景交融。其中有的曲词句句景语,字字含情,如[端正好]:前三句写景,通过对暮秋时节的蓝天、白云、黄花、红叶、西风、大雁等萧瑟凄凉的景象的描绘,不仅表现了崔、张依依惜别的情景,更衬托出了莺莺的痛苦欲绝的心情。特别是枫叶经霜变红的自然现象,作者让莺莺将其设想为离人血泪所染造成,就使景物侵染了人即莺莺的浓重的离愁别恨之情。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寓情于景”。还有的曲词因情见景,如[滚绣球]“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莺莺欲与张生并行,便怨柳丝不能系住张生之马;莺莺不愿与张生分别,便恼恨疏林不能挂住夕阳!柳丝、疏林、夕阳,是客观景物,无所谓感情,但作者为了表现莺莺浓重的离愁别恨,偏让莺莺不可思议地设想它们有感情。这里,分明写的莺莺的情,但我们还同时见到“景”。(二)情深而词透。常见手法是集中一点,层层深入。如[快活三]先一句“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已然刻画出了莺莺感觉酒食如土似泥、难于下咽的痛苦心情,但作者并不就此住手,接着再补写一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通过莺莺酒食还不如泥土感觉,更深入一层地写出了莺莺因痛苦欲绝而心如死灰的心情。(三)直抒胸臆。如[叨叨令]一曲,将莺莺痛苦、绝望、愁闷、希望等等心情通过莺莺之口直接呼喊出来。(四)运用比喻、夸张、排比、对偶、叠字等修辞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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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啦哇啦bibibi

豫剧起源于我国河南地区,早期伴奏多使用枣木梆子,所以称为河南梆子,又因豫剧演员多以本嗓演唱,在起腔和收腔时为翻高尾音,带有假声“讴”,称为“河南讴”。豫剧是我国最古典的剧种之一,在近三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她扎根于中州大地这块文化底蕴丰厚的土壤之中,海纳百川,不断借鉴和吸收各种艺术的精华和特点,不断融合和创新,最终形成旋律优美,韵味独特,个性鲜明的剧种特色。经过多代老艺术家们的共同努力,豫剧艺术一步一步走向全面繁荣,最终成为全国流传最广、演唱最多的地方剧种之一。我们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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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撒哈拉

《西厢记》共五本二十一折,第一本是“张君瑞闹道场”;第二本是“崔莺莺夜听琴”;第三本是“张君瑞害相思”;第四本是“草桥店梦莺莺”;第五本是“张君瑞庆团圆”。 在《西厢记》里,崔莺莺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她是一个从外貌到内心,从行为到思想都非常美的贵族少女。她聪明、伶俐、温柔、深情,既能坚决维护个人幸福,敢于反抗封建压力,必要时又勇于牺牲自己。莺莺作为相国家的小姐,又知书识礼,因此必然受到封建礼教、文化的影响。贵族家庭的教养要求她一切行动都必须合乎规矩礼法。佛殿散心一定要无人时才能去,平时不告而出闺门便要受到严厉训斥。对于封建家长老夫人来说,爱女儿和用封建礼教管束女儿是一回事。但莺莺有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并不是一个安于约束,对封建家长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因此一开始她就以一个感时伤春的怨女形象出现: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妙龄女子与外界隔绝,又恰值残春时节,逝水流花,怎不引起她“韵华虚度,青春难留”的感伤之情。莺莺已经许婚郑恒,但并不为未婚夫郑恒即将到来而喜悦,反而“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可见她对这门亲事是如何不满了。正是由于对自己韵华虚度的感伤和对包办婚姻的不满,使她在佛殿上初次遇见张生,便敢于一见钟情。红娘告诉她“那壁有人”,催她回去,她却回顾张生,迟迟不愿离去: 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得步看尘底样儿浅。且休题眼角留情处,则这脚踪几将心事传。慢俄延,投至到栊门儿前面,刚挪了一步远。 她是这样犹豫、流连,对爱情的追求,一开始就是如此的主动、大胆。《联吟》一折,当红娘告诉她张生在打听小姐消息时,她只嘱红娘“休对夫人说”。花园烧香,莺莺明知墙角吟诗的就是那个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傻角,却不避嫌疑,要依韵和一首: 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诗意的显豁使得张生这个傻角也听出了“一字字,诉衷情,堪听”,以致大胆地“拽起罗衫欲行”,而莺莺也居然“陪着笑脸相迎”,红娘却不做美,及时提醒莺莺回家。以后虽然在“闹斋”时互相眉目传情,却不能亲近。张生固然为此懊恼,莺莺也是“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 从《寺警》到《酬简》是莺莺冲破阻力,与张生暗中沟通的阶段,正当莺莺盼望着向东邻通殷勤的时候,孙飞虎叛乱事件发生了。老夫人答应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张生一封书信,请来白马将军解围,这就使崔张姻缘由不合法,一变而为合法,得到了老夫人的许诺。谁知兵退之后,老夫人竟失信赖婚。让莺莺以兄妹之礼拜见张生。这时剧本一连用了好多支曲子,让莺莺用这种近于愤怒斥责的口吻,淋漓尽致地发泄她的怨愤。她敢于骂她的母亲是“即即世世老婆婆”,是“口不应心的狠毒娘”来。这时莺莺的反抗力增加了,她冒着“夫人知道不是耍”的风险,派红娘去探望张生,了解张生的情况,主动去向张生“通殷勤”。而当红娘具体了解了张生的情况,带回来张生的情书之后,她又没有勇气承认了,在红娘面前装起“正经”来: (旦云)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种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半截来。 (旦云)红娘,不看你面时,我将与老夫人看,看他有何面目见夫人!虽然我家亏他,只是兄妹之情,焉有外事。红娘,早是你口稳哩,若别人知道呵,甚么模样。 这是《闹简》中莺莺的“假意儿”。《赖简》中的表现就更为突出了。她明明写下诗句约张生逾墙相会,诗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诗写得很好,一个封建时代相国门第的千金小姐,白纸黑字,敢于明确地约情人逾墙相会,这是向封建礼教所做的大胆的挑战。张生解诗也解得好,能够分毫不差地领会莺莺的诗意。但是,当张生如约赴会,跳过墙去之后,莺莺却变卦赖简了: (未跳墙科)(旦云)是谁?(末云)是小生。(旦怒云)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之,有何理说?…… (旦云)红娘,有贼!(红云)是谁?(末云)是小生。(红云)你来这里有甚么勾当?(旦云)扯到夫人那里去!……若不看红娘薄面,扯你到夫人那里去,看你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 (旦云)先生虽有活人之恩,恩则当报。既为兄妹,今后再勿如此,若更为之,与足下决无干休。 莺莺如此变化无常,是与封建舆论的强大压力,与自身所受封建教养的束缚,与封建社会里薄幸男子的负心行为密切相关的。这说明一个深受礼教熏染的贵族女子,尽管内心深处对爱情有迫切的追求,但在需要自己行动时,却是瞻前顾后,步履维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在红娘的帮助下,莺莺终于冲破礼教大防与张生私自结合了,这是莺莺性格发展上的一次飞跃。《酬简》这后,老夫人识破了莺、张私情,要找红娘来拷问,红娘问莺莺怎么办?莺莺求红娘遮盖,红娘则主张实说。当老夫人欲加罪于红娘时,红娘说:“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指出老夫人说“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岂不失策?然后又针对老夫人的心理弱点动之以利害:若不息其事,致至官司,既辱没相国家谱,又先得治家不严之罪,到底是自己吃亏?何况张生与小姐十分相配,不如成就了他们为上上策。一番话说得气势汹汹的老夫人不能不折服,只好无可奈何地承认“则是我孽障,待怨谁的是!” 到最后叫出莺莺和张生,又是骂,又是怨,又不能不在口头上答应把女儿嫁给张生。老夫人口头上虽同意将莺莺许与张生为妻,却又以“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条件,逼张生立即上朝应考,“驳落呵,休来见我”。“通试”的受害者是张生、莺莺,而最苦的还是莺莺:“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她对老夫人“逼试”很是不满:“但得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弟”,可是她无法抗争。送别时的莺莺心里充满着离愁别恨: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日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莺莺嘱咐张生注意水土饮食、早眠迟起等等。全都是生活上的关照,却只字不提中第寺魁之事。不仅不提夺魁,相反,她认为只要有情人终成眷属,远远要比状元及第、金榜题名更为美好。《惊梦》一折,在张生的梦中,莺莺说:“不恋豪杰,不羡骄奢,生则同衾,死则同穴。”写的虽是梦境,却真实地表现了莺莺的心地。她爱张生,并不是想凭借他的才学,做个夫人县君,享受荣华富贵。甚至当她得知张生中状元之后,仍然因为离别太久而感叹“悔教夫婿觅封侯”,可以看出莺莺与张生的爱情,并没有与功名富贵纠缠在一起,仍然保持着纯洁的一面。 老夫人明明提出“驳落呵,休来见我”的许婚条件,莺莺却嘱咐张生“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休金榜无名誓不归”,这表现了莺莺性格的新的内容,同时又是她反抗和叛离封建礼教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西厢记》自问世以来,广泛流传,影响深远。明代著名戏曲家和评论家如徐渭、李卓吾和汤显祖等对之作了很高的评价。李卓吾把它和秦汉文、六朝诗、唐近体诗并列为“古今至文”,称赞它是“化工”之作。金圣叹则把它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并称为“才子书”,并详加评点为《第六才子》。 《西厢记》的巨大影响,也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恐惧。明清两代的封建卫道士都诬之为“诲淫”之作而一再加以禁毁。与之相配合,各种翻案续貂之作也纷纷出笼。妄图抹掉《西厢记》的反封建色彩。 《西厢记》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西厢故事的内容本来不复杂,但作家却把它写得波澜起伏、曲折变化。情节随着戏剧冲突的紧张与缓和而时开时合,忽纵忽收。《西厢记》的语言曲辞华美,诗意浓郁,尤善于继承古代诗词溶情入景、情景交融的手法,以描摹景物渲染气氛,从而表现出人物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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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的转身159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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