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生新闻论文范文资料

我的父母来自于农村。他们的一生很平凡，没有享过多少福，因家庭条件的原因，早年就退学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外人眼里，他们是那样平凡，可在我心中，父母是我生活的全部。我爱他们，就像他们爱我一样。我的母亲在木匠家帮他们打磨家具，每天早晨7：10就去上班，一直干到中午12：00回家，下午1：00再去，傍晚7：00才回来。天天打磨家具时间长了手就裂纹了，看到妈妈的手，我的心就像针扎似的痛。我的父亲在一家印发厂干活，爸爸为了我们能过上好日子，不敢休息，看到爸爸疲惫的身影，我的眼中就总有泪花在闪烁。就在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报答父母的方法。1，在父母烦躁的时候我可以给他们唱唱歌跳跳舞2，在父母工作完回家后为他们打一盆洗脚水为他们洗洗脚3，在父母无聊的时候为他们讲讲笑话4，把零花钱攒着到父母亲的节日时为他们买一份礼物5，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以上这五条是我目前想到报答父母亲的方法。岁月不等人。我长一岁，父母就老一岁。父母真的十分不容易，我们应该珍惜时间趁早报答父母

关键词： 民生新闻 城市化 农民失语 媒体隔离 话语重建 来稿选登[摘要] 农民在民生新闻中的失语现象广泛存在，本文将民生新闻的兴起置于城市化背景和农民特质向市民特征转化的过程中来理解，比较了农民和市民作为受众所存在的差别；在此基础上概括了民生新闻中农民失语的现象，从定义上对民生新闻进行了分析；并试图从话语理论的视野对农民失语进行解释，对民生新闻中农民话语的重建提供一点思索。 [关键词] 民生新闻，城市化，农民失语，媒体隔离，话语重建 对于当下流行的民生新闻的性质和内容，学界和业界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我们一般认为民生新闻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专业概念，它与社会新闻在题材和内容方面存在一定的先后继承关系，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民生新闻和社会新闻也存在一定的不同：1）民生新闻更强调了人文关怀和平民视角，新闻的选择是从人出发而非从事或从物出发；2）民生新闻体现了新的媒体技术环境下受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它充分鼓励了受众与媒体间的低成本互动。 目前实践界的具体操作层面和个别学者对“民生新闻”的论断似乎更多倾向于将其限定在那些与城市居民相关的新闻信息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却被有意无意地“弱势化、边缘化”了。民生新闻所遗忘的农民恰恰是最庞大且最需要媒体关注的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s），他们在民生新闻中的缺席与我们所倡导的“三个贴近性”原则有一定的背离，也使媒体津津乐道的“平民视角”、“人文关怀”显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 一、城市化：民生新闻兴起的背景 民生新闻的兴起与我国近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化是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当代中国“正处在都市化的发展高潮阶段，在未来的20到30年间，中国城市将从目前的600多座发展到1300多座，城市人口将从目前占全部人口的30％增加到65％，将有5亿多农民走进城市”。[1]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经济形态转型与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不可避免地会对此有所反映，民生新闻正是这一反映在传媒业务层面的体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着大众传媒对民生新闻性质的理解： 1、城市化为民生新闻提供了庞大的受众群。经济学家张五常指出：“在这二十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里去。……小市镇会扩大，新城市会出现，而迁徙到现有大城市里的将近二亿人。”[2]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有着良好的媒体消费习惯和固定的媒体消费支出，城市化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也就意味着受众群的扩大，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民生新闻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把目标受众定位为城市市民。例如，以“民生视角，本色表达”为宗旨的湖南经济电视台民生新闻栏目《都市一时间》的报道对象就以城市生活、社会新闻为重，所提出的选材标准就是“关心市民的，市民关心的”。[3] 2、城市化为民生新闻提供了新闻源和业余记者群。城市化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社会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民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过程带来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以及不同阶层或利益群体间的冲突与碰撞，如与城市扩张相关的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生存空间、道德教化、社会审美、性别平等、投资理财、就职谋业、物价变动、社会保障、教育学习、权益保护、城市建设、环境优化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问题，为民生新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内容的实效性使节目开通了众多的市民热线并拥有庞大的百姓摄影师群体。新闻源的专业化与单一性正逐步被公民化与多元性的方式所取代”。[4]这些问题发生在市民身边，事关每个市民的切身利益，受众的参与意识和公共意识空前高涨，传统的“传者——受者”模式被打破。市民站在自己立场维护其所代表的群体利益，纷纷主动参与到民生新闻节目的制作、讨论和传播过程中，媒体出于提高收视率的需要也为受众表达自己的心声大开方便之门。例如湖南经视《都市一时间》曾经推出“call in到你家”活动，首创双向互动讲述都市人们的家庭故事；《都市一时间》还在节目中开创“DV状态”环节广泛征集民间拍摄的DV新闻作品，有力弥补了突发事件不易抓住现场镜头的遗憾；利用短信媒体展开民意调查，实现新闻与民意的实时互动。[5]市民与媒体的积极传授互动实现了栏目操作的良性循环，催生了一批为媒体提供素材、稿件、照片、录像或DV的业余记者群。 3、城市化促使媒体发现城市贫民，人文关怀成为大众传媒的新语境。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放大了原本被掩盖的城市贫民问题，“单位之间与单位内部都在出现分化，单位体制受到巨大冲击。大批职工下岗、失业，流入社会，原来隐藏于脆弱的单位体制下的剩余劳动人员问题，终于急速地突现出来”，[6]“城市扶贫”成为各个阶层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并开始着手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予以解决。另一方面，人成为当今哲学的一个主题，西方哲学出现了回归人性、关爱生命的人本思潮，同时新一代党中央领导反复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施政纲领，新闻媒体作为“政府喉舌”在政府的默许下视野下移，站在弱势市民的立场上对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负面现象给予适当的揭露和批判，以平民视角反映城市居民生活需求，展示他们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心声，为他们提供切实有用的信息，帮助指导他们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大众传媒在不突破制度设置的阈限内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媒体的独立、批判品质，彰显了民生新闻的大众价值取向和草根情结。 4、媒介资源的城市化和市场化。媒体之间愈演愈烈的注意力竞争使媒介资源越发集中到城市，大众传媒纷纷将自己的活动范围、关注内容、服务对象向城市靠拢，就报界方面来看“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有至少一到两家是生活娱乐类的报纸，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受众只拥有一家全国性的报纸”，[7]广播电视节目对城市与农村的信息分配也同样存在极端的不平衡现象。媒介体制改革将媒体推向市场，媒体的收视率、发行量指标成了决定媒介在市场上获益多少，甚至生死存亡的关键性因素，这使得媒体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都要强调受众的中心地位，新闻传播中的受众本位意识成为媒体开辟民生栏目、民生专版的内在驱动力量。 二、民生新闻离农民有多远？ 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李良荣认为，地方电视台处理这一类新闻（民生新闻）时更多的只是一种“市井新闻”，因此“民生新闻”称为“市民新闻”比较妥当；[8]浙江大学传播学教授邵培仁在《是颠覆还是重建？——论市民新闻学的兴起及其应对》一文中用“市民新闻”而不是用“民生新闻”概括当下流行的一些接近或类似于民生新闻的传播现象；安徽经视的民生新闻栏目《第一时间》将栏目定位于：以城市观众为主要目标，贴近市民的衣食住行；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民生新闻栏目《南京零距离》立足于南京本市，着眼于南京公众的利益，体现南京本地特色；湖南经视《都市一时间》将“民生视角”即真正的“普通市民的角度去看问题”，“关心市民的、市民关心的”视为自己选择新闻的标准；2003年“苏州十大民生新闻评选”备选的20条新闻全部是关于城市或城市居民的，而没有一条是关注农民的。从以上学者的论断和业界实践中可看到，都将农民排除在了民生新闻之外，至少农民在民生新闻中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鉴于农民在民生新闻中的缺席如此严重，十分有必要对民生新闻的概念进行廓清。笔者以为，“民生新闻”的“民生”涵义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阐释：1）“民生”中的“生”可被视作民生新闻的内容层面，大众传媒对“生”的理解是统一的，基本可以概括为四点：生活（衣食住行），生存（生存权利），生计（国计民生），生命（尊重生命，人文关怀）；2）“民生”中的“民”应该是民生新闻的主体，所有具有公民权利的自然人都可以被称为“民”，包括城市市民和农村的农民。大众传媒对民生新闻“民”的内涵误解导致了相关新闻报道的局限。 “在西方国家的文字中，‘市民’一词不光指在城里居住的人，而且特指具有市民权的人，是有身份自由、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9]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s）是一个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以及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我国实行的城乡两制、二元分割的分配体制长期以对农村资源进行掠取来补偿城市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对农民的政策歧视和实际上的弱势地位，农民行使公民权的成本是昂贵的，他们享受到的是缩水后的“公民权利”。民生新闻所标榜的“平民话语”不应该仅是城市市民的专利，更应该是农村居民表达自己呼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物、民主管理的途径与工具。 事实上，近年来大众传媒对农民的关注仅限于“农民工”为主的小范围。农民工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向市民转型的一个过渡概念，他们在地理居住的意义上已经接近市民，但在权利行使、文化素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依然保留着农民的特征。一方面大众传媒服务于城市发展的需要极力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帮助他们与城市社会融合，多方面反映民工需求、提供就业信息指导、帮助改善生存环境、展示民工辛勤劳动、声援民工讨债、批判虐工事件等等；另一方面，大众传媒怀着城市的优越心理否认农民工本应具有的“市民身份”，恶意“妖魔化”农民工，将他们与粗俗、贪婪、无知、无信、无礼、见利忘义甚至犯罪问题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将农民“弱势化、边缘化”。 三、民生新闻的农民失语 拜肖的话语分析认为，话语不等于言语（parole），它是指语言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限定下的群体表现形式，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却又暗中支配各个群体不同的语言、思想、行为方式的潜在逻辑；[10]福柯不再把话语仅看作文献，即书、文本、叙述、汇编等，而将其视为一种与生活、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实践符号；布迪厄的语言观认为：“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一种手段，还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或媒介，因此必须在生产和流通语言的互动情景和结构环境中研究它。”[11] 在话语分析理论视野中，话语是符号权力关系，变相地表现了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民生新闻的农民失语现象正是目前我国转型期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体现，是我国长期以来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平等以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博弈积累的结果。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在原来的博弈格局中添加了“资本”的因素，使商业逻辑一定程度上主导了话语权力的再分配，进一步加剧了原本就不平等的分配格局。具体来讲，民生新闻冷落农民的原因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非理想受众 相比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居住区域分散，没有稳定的媒体消费习惯和消费支出；居住环境比较封闭，信息变动较少，媒介资源稀缺；文化素质较低，小农意识浓厚，缺乏参与意识。 媒体力量受阻 相别于城市的“法理社会”，农村是建立在血缘、地缘、人缘关系纽带之上的“民俗社会”，由于户籍制度和交通不便的限制，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活动不是那么频繁与复杂，且交往双方相互知情、关系稳定，因此他们对信息的需求不如城市居民那么强烈。农村信息传播更趋向于一些约定俗成如示范、口传、集会等渠道进行，大众媒体的威力没有城市那么明显。 广告商否决 中国的媒体正处在政治权力控制与资本拉拢的时代，媒体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必须把眼睛紧盯在社会资本的控制者——广告商身上，尽量报道能引起具有消费能力的群体注意的新闻。[12]农村地区商品经济落后，居民收入少，支付能力低，消费观念保守，这些地区的集贸市场多被假冒伪劣商品，或者被不需要做广告的小生产者以及个体和手工作坊的生产者控制，广告商的产品不能像占领城市市场一样随媒体的广告席卷农村市场。 媒体成本否决 农村居民分散、传播人才匮乏、交通不便、通讯不畅，新闻的采集、制作、传播成本远远高于城市，对新闻的时新性也有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民生新闻栏目都瞄准城市、强调本地特色。 缺少精英的沉默多数 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出现合谋的趋势，弱势群体的话语空间越来越小，农民缺少代表本群体说话的精英，没有声音引起民生新闻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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