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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的比较格林兄弟和安徒生兄弟其实是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童话作家。（格林1785~1863，安徒生1805~1875），由于同属于欧洲国家而安徒生又热衷于旅行（从1840年开始安徒生共旅行经过29个国家，旅行为安徒生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安徒生大部分童话完成于这个时期），所以其实产生这些童话的背景其实是相同的，即法国大革命后民族民主运动高涨并成为浪漫主义思潮产生的基础，同时民族之情扩大为对本土文化、艺术的保存与研究。此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因此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中的主角并不局限于公主，王子和骑士，其中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者如磨房主，裁缝，鞋匠，铁匠占据很大比例，此外士兵也成为许多童话中的主角，应该于19世纪初期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大量斗争不无关系。若要比较他们童话的不同之处，我想应该从这么几个方面进行：童话的来源，童话内容以及童话最终带来的意义。童话的来源方面，格林兄弟的童话主要来自对民间传说的搜集，当时德国文化里复古思想严重，许多学者纷纷加入到对民间故事的挖掘整编中，格林兄弟对此更是不余遗力。恩格斯曾说过在德国的西北部仍然有一望无际的旷野，雨夜中掠过的闪电等让人内心忧伤的景象，这都是产生格林童话的地方，并保留了童话中的遗迹。而安徒生则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国家，他的童话多来源于自己的创作。《安徒生传》中的说法是有一天安徒生认真地思考谁最需要他为之写作，他的答案是丹麦的孩子。特别是穷苦的孩子。因为他曾经寂寞过，没有上学的机会，没有玩具甚至没有朋友。为了使这些孩子凄惨的生活有一点温暖，他要带给他们美好的东西，使他们热爱生活、热爱美和真理。他就要为他们写些美丽并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他觉得最能表达他的这种意念的文学形式就是童话，并因此开始了童话的创作。童话来源的差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童话内容的区别。《格林童话》源于民间，因而以通俗、质朴见称，表现了纯真的自然美。不少主人公憨态可掬，滑稽可爱。在格林童话中．自然与神奇、现实与浪漫交相辉映，融为一体，使故事既有真实性，又有梦幻感。语言上朴实无华，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读来令人备感亲切。而安徒生童话既真实地描绘了穷苦人的悲惨生活，又渗透着浪漫主义的情调和幻想。属于“人造童话”，而安徒生童话由于文学性和艺术性过强，更多时候看起来并不像是将童话艺术话，而是将文学作品赋予童话的气息。因此这些内容的区别也带来了意义上的区别：童话主要面向的读者是儿童，因此质朴的格林童话贴近童话本身并为广大儿童所喜爱，安徒生的童话也许有一部分不能为儿童所完全领悟，但却赢得了更多的成人读者。格林童话里充满了喜剧和奇迹，而安徒生童话则充满了对信仰和灵魂的赞美。格林童话的主人公分为两类：一类是善的化身诸如：裁缝、磨坊工、士兵、长工等。他们初遭不幸，几经周折，最后获得成功；另一类是恶的象征诸如：巫婆、魔鬼、强盗、继母等。他们多是一时得逞，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作者总是把二者对立起来描写，同情、歌颂前者，鞭答、讽刺后者。表达了鲜明的爱惜和美好的愿望，揭示了简单的人生哲理和价值观念。而安徒生童话里不乏此类作品，但流传更远意义更深重的则是一些充满诗意、幻想和信念的作品，如〈海的女儿〉里人鱼公主为了成为人以及对王子的爱却最终不能陪伴王子，投身大海化作泡沫。整个故事里蕴藏着的安徒生对人间的爱，对人这种高等动物的热切希望。丑小鸭最终变成白天鹅则歌颂了对美的追求和向往。而《没有画的画册》和《光荣的荆棘路》则集中地表现出他所歌颂的这种诗情。这实际上是安徒生童话的“灵魂”。在所有安徒生的童话中，人们可以发觉这种诗情，不时忽隐忽现地发出闪光。此外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都有一定的消极意义，有取的是在这方面两者也各不相同。格林童话的消极意义在于过多地夸大在成功中的非努力因素，其中最主要的莫过于美貌和运气。据说西方许多父母给小孩讲格林童话时总要告诉他们美貌并不是决定因素，最后主人公的成功和自己的善良与努力息息相关，可以看出格林童话里的“以貌取人”相当严重。此外格林童话里许多成功都是靠运气（靠宝物，魔法等）这与故事的背景（资产阶级爆发户一般的崛起）有关，但终究有着否定努力的消极意义。美国有关学者研究了著名童话作家格林兄弟所写的168个童话，包括《灰姑娘》、《白雪公主》、《睡美人》、《小红帽》及《糖果屋》，差不多所有童话都提及外表，平均每个童话提及14次，而且每五个童话中，就有一个会将丑陋与邪恶连在一起，丑陋者经常成为被谴责的对象。而夸大成功中的运气成分在格林童话中更是不胜枚举，〈傻瓜汉斯〉，〈三个幸运儿〉，〈好交易〉等童话里一些缺乏成功基本条件（地位，财产甚至智商！）的主人公不依靠任何努力仅靠运气便取得巨大成功。安徒生童话里虽然也有类似的缺点，但并不严重，安徒生童话的消极意义在于悲剧性的故事不在少数，其中充满了对理想无法实现的忧郁。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等。这应也与他的生活背景有关。弗兰克曾写过〈忧郁的丹麦人－－一个真实的安徒生〉。文中的安徒生一生相貌丑陋不敢谈婚论嫁最后被指责为同性恋，他一生梦想着出人头地但在大部分人眼中他并不是一位文学巨匠，虽然他的童话给是全世界孩子最好的礼物。安徒生早期的作品充满绮丽的幻想、乐观的精神，体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打火匣》、《小意达的花儿》、《拇指姑娘》、《海的女儿》、《野天鹅》、《丑小鸭》等）中期幻想成分减弱，现实成分相对增强。在鞭挞丑恶、歌颂善良中，表现了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也流露了缺乏信心的忧郁情绪。（卖火柴的小女孩》、《白雪公主》、《影子》、《一滴水》、《母亲的故事》等），而后期晚期童话比中期更加面对现实，着力描写底层民众的悲苦命运，揭露社会生活的阴冷、黑暗和人间的不平。作品基调低沉。（《柳树下的梦》、《她是一个废物》、《单身汉的睡帽》、《幸运的贝儿》等）。其实也是一个唯美的作家对美产生怀疑并越来越忧郁的过程。而不管他们有着怎样的区别甚至有一些不足取的消极意义，但人类不能失去童话。这是人类最美好，最纯真，最悲伤的艺术。童话不是粮食，童话是撒落在头顶的音乐，是苍白心灵的需求， 是那么一点珍贵的希望和梦幻。童话作者岂不知残酷的现实，但是童话的意义恰恰在此。童话的美好不再于是否会实现，而仅仅是存在。童话不能实现，童话也不必实现。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