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神的精灵
嵇康继承了老庄的养生思想,进行实践颇有心得,他的《养生论》是中国养生学史上第一篇较全面、较系统的养生专论。后世养生大家如陶弘景、孙思邈等对他的养生思想都有借鉴。
《嵇康集》十卷书中,篇篇含养生之理,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养生看法。
魏晋之时,养生之学大兴,但当时有两种相对立的思想存在:一是认为修道可成仙,长生不老;二是认为“生死全由天,半分不由人。”嵇康针对这种现象,指出神仙不可能,如果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论可及的看法。
在他的重要著作《养生论》中,他以导养得理可寿的总论点,提出了以下观点:
一、形神兼养,重在养神。他举例说明精神对人体的强大作用,指出“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而中医学也认为人以神为根本,神灭则形灭。嵇康在此抓住了养生的根本。
二、养生要重一功元益,慎一过之害,全面进行。嵇康认为万物禀天地而生,后天给予的养护不同,寿命也不尽相同,勿以益小而不为,勿以过小而为之,防微杜渐,提早预防,积极争取长寿。
三、指出若不注重养生,耽声色,溺滋味,七情太过,则易夭折。“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内外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四、嵇康还告诫养生者要有信心,坚持不懈,否则就不易有效。还要以善养生者为榜样,积极吸取好的养生方法,清心寡欲,守一抱真,并“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缓以五弦”,就可以“与羡门比寿,与王乔争年”。
嵇康自己也身体力行,与他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曾说:“与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他自己提的理论,几乎条条做到,但却犯了“营内而忘外”一忌,最终受人诬陷而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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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晏、王弼主张"贵无论",说"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又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其后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任自然"(《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并"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非汤武而薄周孔"(此句也是出自《与山巨源绝交书》,此篇文采斐然权不谈,一般来说可以算是嵇康的宣言书,甚至是当时魏晋二三子的宣言书。
但窃以为,依当时历史情势来看,嵇康其意并非真的"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而是作文明志而已,说地明白点,便是让那司马家知道自己的心思,而事实上显然不是真的坚决"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这在嵇康其它文章中可知一斑)。
其后完成于郭象,其作《庄子注》,此书一出,玄学大畅,"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晋书·郭象传》)。
从嵇康、阮籍、张湛、韩伯、陶渊明、袁宏等玄学家的思想可以看出,如果说,魏晋玄学是精致的形而上的哲理玄思,则当时的养生可谓是实践中的操作,这二者,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对此,汤用彤早已指出:“中华方术与玄学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
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术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其中演变之关键有二要义,一日佛,一目道。由此二义,变迁附益,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
牟宗三先生也说过:“道家工夫自心上作,而在性上收获。无论是‘不离于宗’之天人,或不离于精不离于真之至人、神人,皆是从心上作致虚守静之工夫。从此作虚静浑化之玄冥工夫,始至天人、至人、神人之境,而养生之义亦摄于其中矣。”这一论断甚为精透。道家本体的实体性、实在性,透过养生、长生说即可转化为神仙术。
他又说:“通过修炼之工夫而至长生,成仙,则是顺道家而来之道教,已发于第二义。当然第二义亦必通于第一义。”他认为:“原始道家并不自此第二义上着眼,嵇康之《养生论》却正是自此第二义上着眼,而向、郭之注庄,却是自第一义上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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