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诗刊投稿

译文 宝应元年我离开草堂时，蛮夷正充斥成都城。 而今我返回草堂，正值成都安定无忧之际。 让我陈述最初叛乱的情况，徐知道叛乱好像是转眼之间的事情。 因大将被召回朝廷，这伙群小便乘机窃据成都谋反。 并西联邛州之南的羌兵以虚张声势，北断剑阁要道以抗拒长安王师。 数十个跟随徐知道作乱的人，虽无官职，却也占城为王，独当一面了。 但徐知道手下的人与羌夷头目各自争长，互不相让，并且蕃、汉殊情，以致叛乱后发生内讧。 结果发生了羌夷兵的倒戈，叛乱魁首们彼此互相残杀。 哪知祸起腋下，徐知道被自己部下所杀。 当时主持正义的人对叛乱这都很愤恨，因为他们使国家的法纪政纲受到了破坏。 徐知道手下的李忠厚辈均拥兵自立，百姓成了各种势力头目们所宰割的鱼肉。 这伙群小竞相作威作福，谁肯为无辜受害的平民辩解呢。 他们还一方面残害百姓，一方面寻欢作乐。 他们在谈笑间滥杀百姓，长街上溅满了无辜百姓的鲜血。 在他们行刑的地方，甚至风雨之时还可以听到冤魂的哀嚎声。 被杀害之人留下的妻子、马匹为贼徒占有，这些遗孀甚至马匹还要含着内心的悲痛供其取乐。 国家法纪何在？实在令人不甚叹息！ 我只得奔走于梓、阆之间，三年中都想离蜀而去东吴。 由于那里也有战乱，结果竟难以成行。 我不忍舍弃这间花草堂，回来要除杂草杂木，重整庭院和药栏。 入门见四颗小松树尚在，我漫步于万竿疏竹之中。 往日养的家犬喜我久别乍归，它常情热的低回在我的身旁。 大官严武喜我久别乍归，就遣人骑马来问我需要什么东西。 城郭间的邻人喜我久别乍归，他们来探视、问候我的人，简直挤满了整个村墟。 天下尚不得安宁的今天，当兵的都胜过迂腐的书生。 在这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里，何处可安置我这个老头呢？ 我真的成了多余的人，所幸的是还算活了下来。 我既无用于世，在此余生里一饮一啄已感到惭愧，所以甘于清苦生活，不敢有所奢求。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复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复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讯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中“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余，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余”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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