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排斥量化研究论文

希望对你有帮助。 科学发展观与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内容提要： 我们今天所说的“三农问题”，是历史与现实、体制与制度等多种因素造成而又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农民生存与发展问题，使得农村、农业、农民与城市、工业、工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成为当前我国最大的社会不公正。其严重后果在于使得作为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主要社会群体弱势化、边缘化，形成在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中排挤农民。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克服社会公正失衡所造成的社会排挤和边缘化，解决“三农问题”，要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 我们今天所说的“三农问题”，是历史与现实、体制与制度等多种因素造成而又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农民生存与发展问题，使得农村、农业、农民与城市、工业、工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成为当前我国最大的社会不公正。其严重后果在于使得作为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主要社会群体弱势化、边缘化，形成在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中排挤农民。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克服社会公正失衡所造成的社会排挤和边缘化，解决“三农问题”，要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 一、 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是解决社会公正失衡所造成的对农民的社会排挤和边缘化。这个论断是否正确，从以下相关的数据中可以得到证明： 一是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1985年该比例下降为 ：1，因为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五年发布5个“一号文件”，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此后呈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2001年为 ：1，2002年为：1，2003年，继续扩大到：1，2004年已经接近4：1；到2005年才略有下降，为：1。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农村经济绿皮书》预测，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比2005年增长5%左右，低于2005年的增幅。在城市仍保持较高增幅的情况下，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将继续扩大。据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透露，到2005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 2365万人，低收入贫困人口有4067万人，合计6432万人。 二是2004年是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最大的一年，总量达2000亿元，而当年全国农村居民的纯收入总共也是2000多亿元，主要是靠粮食产量增加7945亿斤、价格上涨25%所实现的。说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在支出过程中大大“缩水”，没有能真正落实到农业上。 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同志说得好：支出的各类科目“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否则当年的农民收入应该更多些才对。 三是建国已经56年，农民的教育情况依然差强人意。当前，我国农民在4·9亿农村劳动力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7年，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约占13%，初中的占49%，小学及以下的占31%，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还占7%，全国92%的文盲在农村。在2亿多35岁以下的农村青年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 9·1%。 在国家公布的失业率中，从来只是统计城镇居民失业情况，根本不将农村近1·5亿的富余劳动力包括在内。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公费医疗体系建设，前些年也不包括农村居民。 四是基尼系数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数值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公平。中国的基尼系数为，在世界范围，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而在198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近年来农村的贫富差距加大显著，农村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扩大到，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按照世界银行的估算，1999年我国按人均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已达。以此为参照，农村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的警戒线。 从城乡居民储蓄来看，储蓄余额8万亿元左右，而占总人口70%的农村居民只占约1/8，约1万亿元。若从居民享有的水、电、道路、通信、卫生等公共产品的差距来看，城乡间的差距要比20世纪70年代末更加扩大。 五是农村的生存状况恶化。2003年9月10日是全球第一个“预防自杀日”。根据卫生部2001年的报告，自杀是我国第五位重要的死亡原因，是 15-34岁人群首位重要的死亡原因。中国平均每年自杀人数约为25万，自杀未遂人数据估计超过100万，其中90%在农村，女性比男性高出25%。农村女性的自杀率约为10万分33，高居各种死亡原因之首。可见作为农村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农村妇女所承受的生活压力之大。 子女读书已经成为农民家庭的头号负担（约占家庭收入的36%）。从长远看，如果农民子女的求学受到身份限制，必然形成低素质人口的复制，而与提高全民族文化科技素质的要求相悖。 农业的成本上升，农民的生存成本上升。据京津高校大学生回乡支农调查的数据，现在一个农民工进城打工，平均年收入在6000元左右，除去支付药费、住宿费、生活费、800元的交通费，实际拿回家的不足1000元左右。一个年轻农民要靠每年这点积累完成造房、结婚、生子、敬老，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 现在，让我们依据以上的数据，进行理性分析： 社会公正，是指社会赋予公民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都能够得到较为充分实现，即体现权利、规则平等、收入分配合理、机会均等和司法公正。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社会公正是政治性概念而不是道德体系。当然，道德实践有助于社会公正理论成为社会共识，但无能力约束不公正行为调和不同利益者之间的冲突。 社会公正失衡必然导致社会排挤，国家、企业、各利益团体成为推动和施动者，在维护其所期盼的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时，把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排挤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和国家福利制度的主流，使之处于有关政策的边缘。就是从国家政治生活原则上来说，一些制度和政策对他们都适用，当询问由那个部门来落实时，就会出现谁都该管、又都不能全管，最后无人管的结果。 请同志们注意，我使用的概念是“社会排挤”和“边缘化”，而不使用当前学界引进国外社会学而使用的“社会排斥”概念。 在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排斥的定义是：“个人、团体和地方由于国家、企业（市场）和利益团体等施动者的作用而全部或部分排斥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文化权利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过程。”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排斥研究，把排斥出自何处，分为经济排斥（包括劳动力市场排斥、贫穷和消费市场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福利制度排斥5个方面，把谁被排斥，分为个人、团体和空间3个方面。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排斥”具有矛盾绝对性、动态性和激化性。社会排斥由其社会制度本质决定，并且贯穿社会制度发展的整个过程。 我们国家当前出现的社会排挤、边缘化，只是在操作层面上出现的局部的、暂时的社会现象，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显现。我们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发展战略，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也就是说，我们在前面所列举的把农民边缘化的现象、社会排挤现象都是违宪的，是要在实践中经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体制改革的深化、法律法规的完善，加大工作力度，认真加以解决的。 理论认识层面，我们思想上已经明确了，该说的都说到了。问题是指导思想和社会实践产生了严重脱节，该做的没有真正做好。 目前我国社会公正不够理想的原因在于：一、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就是人们常说的“蛋糕不够大，吃的人太多”。二、市场机制不完善，存在大量“非市场经济”因素。首先是腐败，其次是垄断，最后是假冒伪劣。三、政策体系尚待完善，政府职能缺位。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多，真正落实到位的少。 这些，要靠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来调解，靠完善的监督机制来保证，仅仅靠道德建设是不能实现的，当然我们对道德约束的作用不应低估。应该说，国家要制定的相关政策，已经出台很多了，问题是实效不理想，要追问的应该是为什么不能落实或者落实的不好，是相关政策制定的不切合实际，还是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干部思想认识有问题，客观条件不具备，财力物力有难处？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主要是国家宏观调控原则而笼统，地方微观运作跟风走形式。 宏观上都没真正弄清楚弄明白的问题，微观上是不可能弄清楚弄明白的。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名称一会儿是“农民工”，一会儿是“进城务工人员”，定位是离开土地、离开农村的农民。在宏观上高度赞扬农民工对国家和城市建设的重要贡献，而在微观上却不能对农民工应该得到保护的合法权益，用宏观上已经为之制定的、强而有力的法律法规来保证。其结果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付出劳动力之后，长时期拿不到工资，要到国家总理亲自过问，揭开问题的盖子，才发现拖欠工资总量大的令人吃惊。最基本的社会分配都不能实现社会公正，这就是把农民在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中边缘化，对农民进行社会排挤。可见，只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人说事，应该说是找错了真正的责任承担者，因为问题是出在了保证社会公正的宏观上。 在城市中小学都是国家办的时期，农村的中小学大量是民办的，于是有了“民办教师”，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农民的孩子却难以享受国家义务教育法赋予的权利，而人民受教育的权利一直是写入宪法之中的。现在，又出现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求学难的问题。 农民的一切，听从党的政策、政府的安排，农民、农民，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农村，还要叫农民。若不是由于土地征用关系到农民的生命线，农民总是会忍受下来的。面对有的干部借着产权改革，卖了荒山、荒地、企业，又在土地上打主意，凭借基层政府的权力对农民进行社会排挤。农民认识到，一旦失去土地，生活就只能依靠政府救济，真的是被边缘化了，他们就忍无可忍了。目前农村矛盾激化主要在这些方面。应该说，农民并没有过错，反而是为农民维权的力度太软弱，要害是法大还是权大，干部手中的权力能不能受到强而有力的监督。问题还在宏观上面。 三、 作为社会主体的非农民阶层是如何对待农民的？2005年底，北京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对进入北京的人员应该要求具备一定的素质。好人、坏人，素质高低，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可争论。可是要真弄明白为什么人们要进北京并不难，不就是因为北京享有许多方面超国民待遇吗？北京享有的资源多，基础设施、公共福利，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同样的考分，北京考生能上北大，河北考生上本科都难。这种人为制造的社会排挤，依据的是那部法律法规？一旦取消了这些超国民待遇，人们要去北京，就真的因为它是祖国的首都了。 当人们对这些都已见怪不怪的时候，表明我们的社会默许这些社会排挤现象的存在。北京如此，大中小城市也都如此，最终，就落在了农民的头上，而这些现象，和我们国家国体性质并不合拍。 在这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坛”征文通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三农’是我们的母亲，她无私的哺育了工业，养育了城市，可是今天，她却失去了历史的风采。由于城乡间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经济发展失衡，历史欠账较多，致使农村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保障机制弱化严重，┅┅农民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弱势群体。”深层次的原因不正是对农民的社会排挤、边缘化吗？ 共产党人不应回避这些问题，更不应回避形成这些现象的原因，而应以大无畏的精神，以历史地、发展地的眼光来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 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革命圣地西柏坡表达的坚定执政信念：弘扬“两个务必”，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被广大人民群众称之为“新时期的三民主义”。其后，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如何做到政绩观、发展观、人才观、群众观内在结合和统一的问题，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其核心，统领工作全局，并把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统一纳入了科学发展阶段观。 胡锦涛总书记说：“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比如，如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如何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如何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如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如何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如何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如何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胡锦涛接连地提出14个“如何”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探索和回答的有关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大课题，他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2003年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 正是在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刻理解基础上，新时期的治国理念得以完成，这就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局，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 四、 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了新时期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农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中找到了解决的新途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要以城市带动乡村，工业反哺农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4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关注农民增收问题，使农民受益451亿元；2005年的“一号文件”，大幅度减免农业税，取消牧业税，明确2006年在全国免征农业税。2006年的“一号文件”，以数千亿元的转移支付支援农业建设。党中央的八个一号文件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里程碑。 现在，农业税取消了，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大了，农村孩子读书的课本费全免了，农村的道路建设投入大了、建设速度快了，┅┅最重要的是在新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的五个统筹，第一个就是统筹城乡发展，要求从根本上摈弃掉原有的社会排挤现象、边缘化现象，真正把解决“三农问题”提升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民开始向城镇转移，由农业转向工业及第三产业，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森严的户籍壁垒，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并未形成，从农民工进城后，从就业岗位、劳动报酬、社会福利和社会交往等方面来看，城市对农民是“经济吸纳，社会排挤”，使得进入城镇的农民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根源在于有一个长期困扰我们、至今没有回答清楚的问题，就是对我国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应该如何认定：是居住在农村、户籍在农村，就是农民，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劳动者才是农民。也可以说，长期以来，国家从没有以对农民这个复杂的社会阶层进行动态的、量化的剖析，来确定农民的身份。 中国社会学家陆学艺提供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刮阶层变动状况”表明，农村人口当前已经分化为八个社会阶层：农业劳动者（46-50%）、城市农民工（16-18%）、乡镇企业农民工（16-17%）、农村知识分子（2·5%）、个体劳动者、个体户工商户（7-8%）、私营企业主（0·4-0·6%）、乡镇企业管理者（1·5%）、农村管理者（7%）。这是1999年依据有关部门资料推算出来的数据，据此显示出在我国农村现有的全部农户中，收入的90%以上来自农业经营的纯农户家庭约占62·4%，他们才是名实相符的农民。 只有名实相符的农业劳动者才是农民，只有他们才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只有他们才会长期在农村生活。就是说，农民、农业、农村的“三农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只是目前农村人口的60%左右。 为什么一说农民就占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呢，因为我们认定了住在农村的身份就是农民。依据这样的认识来制定政策，明确的针对性显然是不可能具备的。 要害就在户籍制度上，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还必须加上一个户籍身份：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身份户籍制度，是1958年全国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之后，为了在中国农村建设计划经济体制，遂以人民公社体制、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农村人口户籍制度，三项制度共同作用，形成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当时的农村人口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社员，也是当时对农村人口的称呼，社员都是一起生产劳动、一样贫富，经过了20年，一直到1978年，农村基尼系数还是0·22。防止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目的达到了。 为了要渡过灾荒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就更加强固，粮食，分成商品粮和非商品粮，城市人吃供应的商品粮，农村人吃自产粮。户籍制度决定着一个人的终身身份。那末，这样一个本应随着改革开放进行改革的制度，为什么又经过长达20多年的过程，还是不能有所变动呢。没有人多问为什么，当然，有人问了，也不可能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 可是，改革开放使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城市人口建设需要大批的建设者，众所周知，打开城门让农民进城的举措，曾造就了一批早期的改革家。可是跟着户籍制度就强化起来了，农民在城市要领取暂住证，农民还是农民。还有了农民企业家、农民工、农村教师等等农村系列的新身份。 户籍制度的改革，要从破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高度来考虑，不能把它作为一项户籍管理工作交给公安部门负责。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消除身份制的影响，把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纳入国家整体的社会流动，使农村人口的职业转换、居住变迁、社会地位变迁同步进行，从城市化、工业化到现代化，这是任何国家实现走向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我国也是绕不开的。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转换思路了，把农民界定为只是一个职业概念，过去的农民身份不再存在，作为农业劳动者的农民数量才会减少，当在户籍面前都是公民，都可以在整个社会流动中自由流动时，对农民的社会排挤和边缘化现象才会得到克服，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个问题才能真正破题，并逐步得到解决，这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 五、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什么新提法了。196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是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纲领性文件。20世纪80、90 年代，在中央文献上，几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又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同在于条件不同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从农村支援城市，为工业提供积累，发展到了以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了。与此同时，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也扩大了。重要的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已经到了应该打破的时候。这是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背景，还有一点也是要注意到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强大的民营经济，发展农村经济有了一支新的重要的建设力量。党中央的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一个全新的概念。 在此之前，还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形势如此逼人，解决好干部和农民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提。每亩耕地，国家补贴48元，直接发到农民手中，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村修公路，国家补贴75%，村里集资25%，农村的干部坐不住了，这要看村里经济实力，看村干部组织动员能力，有些地方农民心理嘀咕，干部捞钱、捞吃喝的机会又来了，往外掏钱就不积极。没有农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新农村建设要热火朝天的搞起来是很困难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长时期的创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做到“五个必须坚持”和“五要五不要”。即：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必须坚持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必须坚持从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必须坚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注重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要从实际出发，不要进行攀比；要民主商议，不要搞强迫命令；要有特色，不要千篇一律；要扶持引导，不要包办代替。真正做到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健所总结的：农村干部做事情应该做到“内容要交给群众，保障村民的知情权；项目要交给群众，保障村民的决策权；监管要交给群众，保障村民的参与权；验收要交给群众，保障村民的监督权。” 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未来城乡一体化的新农村，不会是那种地多人少国家的模式，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家庭农场主和农业工人只占全国人口5-10%。而是要走一条政府加大投入力度，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方针，使农村的水利、道路、电力、通讯等软硬环境建设，在几年内有明显的新进展，逐步实现农村的生产、生活现代化。 住在农村的人，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人：一是以农业生产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纯农户；二是农业兼业户，收入大部分靠农业，小部分靠非农业；三是非农业兼农户，收入来源大部分靠非农业，小部分靠农业；四是住户，住在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收入靠第二、三产业。国家的惠农政策界限明确，对象是纯农户兼顾农业兼业户，因为他们的职业是农民。 在未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四类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还会发生转化，一、二类人会减少，三、四类人会增多，农民数量减少，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增多，农村就转换成为以农业生产为主业的居民社区，与城镇的发展内在的结合在一起了。韩国、日本的农村社区，就是这样形成的，在他们的农村社区中，除了种田务农的农业劳动者之外，也住有在城市工作的教师、企业员工、商人、自由职业者。有的农户，子女到城市工作了，父母留在农村种田，家庭还在农村。因为农村社区的生活条件，水、电、路、讯等，并不比城市差很多。而村子里生产的远近闻名的农产品，还足以使之产生家乡自豪感。 目前，有的农村出现的大搞物流市场，大搞高档住宅区开发，大搞旅游景点，主观草率并村的做法，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少数干部的扭曲政绩观在作怪，到头来，只能是劳民伤财，延误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我的发言占了太多的时间。在结束发言，听取大家批评之前，我再一次总结一下我的发言主旨： 是时候了，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应以深化改革户籍制度为切入点，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我国的《农民权益保护法》经过多轮调研，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法律草案将在2007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到那时，对农民的界定必须明确，《农民权益保护法》有助于克服对农民这个复杂社会阶层的笼统化对待，清除社会上对农民社会排挤和边缘化现象。与此同时，有一大批被农民群众信赖的好干部，对农民进行组织动员，明确奋斗目标，焕发起他们的主人翁精神，克服依赖思想，一定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更加美好。

“艾滋病对老年人的影响”研究 导言中国自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以来，截止到2003年12 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62 159人，艾滋病病人8 742人，死亡2 359人。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估测，截止到2003年底，全国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万。艾滋病病毒感染以及患病报告人数呈明显上升趋势2。总体来说，在世界抗击艾滋病的战役中，老年人还没有进入主流视野，几乎成为被忽视的群体。只是在近几年，一些国家才开始关注老年人与艾滋病问题，展开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中国，目前缺少关于老年人感染艾滋病的专门调查、报告和论文，该领域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及艾滋病的流行，客观上需要从老年的视角考察艾滋病对老年群体的影响，掌握我国受艾滋病影响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了解存在的问题，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下，课题组在利用全国艾滋病监测数据的基础上结合个案调查，对资料进行汇总、分析，完成了本研究报告。报告第一次揭示了中国老年人中艾滋病的流行状况、子女感染艾滋病对老年父母产生的影响，这对推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向老年人的传播、向受艾滋病影响的老年人提供社会帮助并发挥老年人在抗击艾滋病战役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在学术上为艾滋病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也为今后向受艾滋病影响的老年人实施关怀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一部分 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一、研究背景在艾滋病领域，老年人一直很少为世人所关注。20世纪九十年代，一些国家开始将研究目光转向艾滋病与老年人的关系，特别是美国、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泰国等，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和实证经验。但整体来说，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艾滋病对老年人影响的研究还很少。从国外文献资料来看，有关艾滋病对老年人的影响的研究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老年人自身感染艾滋病，二是子女感染艾滋病对其老年亲属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艾滋病流行严重程度的差异，艾滋病对老年人的影响途径及影响后果也不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侧重点也不同。美国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老年艾滋病病人和老年感染风险人群上，研究内容详细，涉及面广，包括老年艾滋病病人的人口学概况、医疗资源及服务模式、社会歧视、心理、教育和预防计划等。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的研究则集中在老年父母因其成年子女患艾滋病而受到的经济、健康、精神等多方面的影响及他们在照顾患艾滋病的子女和抚养艾滋病孤儿方面所起的作用。研究显示，艾滋病对老年父母的影响与子女病情的严重的程度密切相关，在子女感染艾滋病病毒后的不同阶段，其影响内容与方式存在很大差异。来自两个大陆的研究都表明，相当部分患艾滋病的成年子女在接近死亡之前会回到父母家，由父母提供照料、经济和精神等支持。这些研究取得的共识是：老年人也是艾滋病的受害者，同时，他们是发展中国家阻击艾滋病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迫切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与帮助。中国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空白，开展该领域的调查研究迫在眉睫。二、研究目的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艾滋病流行病监测数据的年龄分层，掌握中国老年艾滋病流行的现状及趋势，并辅以对艾滋病高发社区和个案的研究，了解受艾滋病影响的老年人的生活现况、面临的问题和需求，探索促进和改善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生存环境、发挥老年亲属的积极作用、提高其生活质量的政策干预途径。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一）老年的概念“老年”的年龄界定是研究艾滋病对老年人影响的首要前提。目前，国际上艾滋病的数据统计中50岁及以上即为老年人，关于老年艾滋病问题的文献中所指的老年人多为5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使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本研究采用国际上常用的50岁为老年的起点。（二）艾滋病影响老年人的基本路径艾滋病影响老年人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是直接影响，老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对其健康及生活质量的影响，二是间接影响，通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作用于他们的老年亲属，给老年人带来经济、健康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受艾滋病影响的老年人有两类，一类是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另一类是感染艾滋病病毒/患艾滋病子女的老年亲属（主要是老年父母）。“艾滋病对老年人的影响”拟分为两个层次展开分析：一是宏观研究，从流行病学和人口学角度考察艾滋病在老年人群中的流行状况及变化趋势；二是微观研究，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和感染艾滋病病毒/患艾滋病子女的老年亲属的生活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三）研究方法本研究利用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历年来通过艾滋病监测网收集的报告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并在艾滋病流行的典型地区通过个案调查收集资料进行定性分析。实地调查，通过个案访谈、知情人座谈和社区基本状况调查等定性资料收集技术获得。对涉及的政策实施问题，本研究报告还采用座谈会方式咨询了相关政府部门及专家学者的意见。调查方案由4种问卷和提纲组成，包括：（1）感染艾滋病病毒/患艾滋病子女的老年亲属问卷；（2）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问卷；（3）受艾滋病影响的老年人所在社区调查表；（4）受艾滋病影响的老年人所在社区深入开放式访谈提纲。开放式深入访谈对象包括社区中与老年人有关的各类关键知情人，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的近亲、社区卫生工作者、社区行政干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联系人等。（四）个案调查地点及调查对象项目组原计划分别在城乡各挑选一部分人作为样本，但操作时发现，在城市开展深入调查较农村有更大的难度和阻力，再加上时间及经费的限制，本项目研究仅选择了山西省某县农村进行深入调查。该县为疫情高发区，当地人群的感染途径与2003年全国感染人群的主要感染渠道一致1，与全国感染人群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这一特征相一致，因此在该县调查的结果具有典型性。调查县地处山西南部地区，是全国贫困县之一。许多农民于1985年开始卖血，1995年私人血站增多，卖血达到高潮。由于血站没有注意采血安全，许多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当年卖血人多的村庄现在形成了艾滋病村。本项目调查的被访者绝大多数来自两个村。甲村有220户约1000人，2001年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乙村有300户约1500人，1995年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本次调查被访者本人或子女50例中有44例为到私人血站频繁卖血时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个案调查共访问了51人，男性31人，女性20人，年龄最大的为75岁，其中感染艾滋病病毒/患艾滋病子女的老年亲属37人，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4人。在2个调查社区访谈对象共有7人，包括：村干部2人，村会计1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联系人2人，医务工作者1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亲属1人。鉴于艾滋病在目前的国情下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为保护个人隐私，本次调查采取了特殊的组织方式，即由该县防疫站工作人员通知被访者，他们乘公共汽车到县城，在调查组安排的单独房间内一对一进行调查。被访者所有的信息，包括所在村名、姓名及其亲属的姓名在报告中均采用匿名。第二部分 研究结果一、艾滋病在老年人口中的流行状况 准确估计艾滋病流行的真正范围是本研究课题的首要问题。（一）全国艾滋病流行状况1.全国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呈上升趋势，病人数持续增加进入21世纪，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数量迅速增加。2003年全国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1达到21 691例，比2002年增加了；艾滋病病人6 120例，比2002年增加了；死亡报告1 147例(艾滋病死亡1 110例)，比2002年增加了。尽管报告数据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但仍能看出近年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特别是艾滋病病人数量及死亡数量明显增加。2.青壮年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主体从年龄分布看, 2003年度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青壮年为主，20~29岁组占，30~39岁组占， 40~49岁组占。20-49岁组合计达到。上文提到，全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如果按照80%的比例计算，全国即有20-49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万。假设每个感染者父母人数平均为，那么涉及的老年父母则达到100万人。青壮年是艾滋病流行的年龄主体决定了间接途径是艾滋病对老年人影响的主要形式。随着青壮年感染人数的增加，今后涉及老年父母的人数也将继续增加。大量青壮年感染艾滋病病毒，意味着今后将有大批的老年父母失去成年子女，成为社会救助的对象。在艾滋病高发区，青壮年艾滋病病人集中死亡会在短期内留下大量老年父母，从而急剧提升当地老年人口的比例，带来严重的家庭和社会问题。3. 注射吸毒为主要感染途径，经性传播数量持续增加截至2003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62 159例，以经血液途径传播为主，占累计报告感染者的。其中注射吸毒最多，占累计报告人数的，既往有偿献血感染占，经性传播感染占，母婴传播占，传播途径不详占（二）老年人群中艾滋病流行状况1. 50岁及以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超过十分之一2003年病例报告资料显示，50岁及以上（简称“50岁以上”，下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占感染人群的，性别比为108，低于总体水平（179）；艾滋病病人中50岁以上人群所占比例更高，达到；在死亡人群中，50岁以上人群所占艾滋病死亡人数的比例也达到的高水平1。50岁以上人群中许多人可能在中年时感染，到老年发病、死亡。这是导致50岁以上人群所占艾滋病病人及死亡人群的比例高于在艾滋病病毒感染人群的比例的重要原因。按2001年50岁以上占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占报告艾滋病病人的比例2保守地推算，上文提及的全国实际感染人数84万中50岁及以上感染者将达到万，全国艾滋病病人8万中50岁以上艾滋病病人将有万。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考虑到艾滋病与老年有关，这一结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表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群体中老年的比例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2.既往有偿献血感染为主要感染途径从2003年报告数据看，既往有偿献血是15-49岁青壮年感染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老年感染的主要渠道，但老年的这一比例（）较青壮年高得多。50岁以上经性传播感染占，经输血/血制品感染占，经注射吸毒感染占，感染途径不详的占。2003年与2001年的病例报告比较发现，近年来，艾滋病病毒在50岁以上人群中的传播途径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性传播、注射毒品、输血/血制品感染比例均显著下降，而既往有偿献血感染比例大幅度提高，两年时间从猛增至，翻了一番还多。近几年，国家加强了血液安全及管理工作，以既往有偿献血造成艾滋病传播基本得到控制，今后，老年人群中通过这一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性将减弱。预计经过若干年，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模式将从有偿献血感染逐渐转向性接触传播及经注射吸毒方式传播。3. 50岁及以上感染者所占比例增长迅速根据全国监测数据，2001年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报告人数只有8 219人，到2003年增长到21 691人，是2001年的倍。而2001年50岁及以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报告人数只有339人，到2003年增长到2 283人，是2001年的倍。2001年50岁及以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占全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报告人数的，到2003年，这一比例猛增加到。1990年前后，内地一些地方采血时没有注意采血的卫生安全，许多中年有偿献血人员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近几年进入老年，是影响这一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二、艾滋病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一）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的生活状况及面临的问题1.健康状况不断恶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感染者的免疫力逐渐下降，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在本次调查的两个村，有的感染者已经出现症状，有的人开始发病，一些病人已经死亡。调查的老年感染者中，无明显症状的占，其余的人出现一种以上的症状。的人乏力，的人发热，的人消瘦，的人有鹅口疮，的人咳嗽，的人胃口差，的人腹痛，的人腹泻，的人皮肤有溃烂，的人水肿，的人有结核病。同时具有两项以上的症状的人达到。的被访者正在接受针对某种病症的治疗，而没有接受针对艾滋病的专门治疗；的人过去接受针对某种病症的治疗但现在没有；的人从未接受过任何治疗。没有接受治疗的原因：50%的人主要是没有钱，50%的人是其他原因。2.生活日益难以维持乏力是感染艾滋病病毒后的普遍症状，健康状况的下降严重影响生产和生活。调查的老年感染者中，的老人仍然从事田间劳动或外出打工，这些人很多现在仍然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感染艾滋病病毒使其劳动受到影响，干不了重活。有一些则因为身体状况不好已不能下地劳动，平时在家做家务。当地村民以农业生产为主，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计。据本次调查11个感染者回答，去年家庭人均年收入为900元。家庭基本没有收入的有3人，占；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00元至300元的有3人，占，这两种情况合计达到。被访的感染者多数健康状况还可以，他们中尚未花医疗费的占；花费1000～3000元的占；花费3000元以上的占，花费最多的已累计达到3万多元。随艾滋病症状陆续出现，病人支出的医疗费用越来越高。借债治病成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维持健康和生命不可避免的手段。14个被访者中，除1人未回答、1人没有负债外，其他人因艾滋病或者其他原因而负债；负债额在3000元以下的占,负债额在3000元以上的占,负债额最多的达2万多元。3.精神长期压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生命之路就要走到尽头，他们承受着常人无法体会的痛苦和悲伤，生活度日如年。老年感染者由于死亡的威胁而普遍感到恐惧。他们希望活下去，但是，因为没有钱而缺乏药物和必须的治疗。一些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有的则不抱什么希望。长期的精神压力导致老年感染者的心理发生变化。一位被访者因思想压力大，爱发脾气，影响到他人。4. 有关知识缺乏老年人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普遍比较欠缺。有的老年感染者或者病人在与其他家庭成员或他人密切接触（如行接触等）时实际上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二）感染艾滋病病毒子女的老年父母的生活状况艾滋病危及年轻人，波及老年人。艾滋病对老年人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子女感染艾滋病病毒对老年父母带来的负面影响1)生活水平下降，负债增加 在本次调查的两个村，子女感染艾滋病病毒导致老年父母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大多数老人原本就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子女患病后，为全力支持子女的医疗和生活，老人节衣缩食，多数衣着简朴，面容消瘦，神情忧郁。他们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和差的分别占和。少数困难户每天以馒头就开水充饥，有时吃一些咸菜，一年中有200天过这样的日子。为了给子女治病，父母都去借债。据知情人估计，子女因艾滋病去世的老人家里一般都有5000-6000元的债务。2)晚年生活失去保障 本次调查被访的36位老年父母中有29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占；有3人主要靠子女或孙子女供养；3人依赖老伴（配偶）养活。子女发病后，通常不能照顾自己，更谈不上照顾年老的父母。他们一旦去世，抛下年迈的老人，使他们失去了可靠的生活来源。被访者中，有5个家庭已失去儿子，其余的家庭至少有1个子女处于患病状态。子女存活的被访老年父母有30人，其中有1人依靠子女或孙子女供养，而子女死亡的老年父母有5人，其中有2人依靠其他子女或孙子女供养。36号被访者一个人微薄的退休金收入要养活一家6口，经济负担极为沉重。许多本已经到了停止劳动年龄的老人为了给子女治病和抚养孙子女，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找工作或者继续回到田间劳作。一位女性老人在儿子去世后不得不再就业。一户兄弟3人均因艾滋病死亡，留下5个遗孤，暂时由三个儿媳妇供养。待儿媳妇改嫁后老人的生活问题则无法解决。在甲村，子女因艾滋病死亡后，其老年父母需要供养的有十多个家庭户。3)精神压力巨大 子女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老年父母意识到孩子要先于自己去世，有些老人已经经历了孩子的死亡，对于他们来说，一生中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经济窘迫、对子女的健康和生命感到茫然和绝望，也是造成思想上重负的原因。2.老年父母向感染艾滋病病毒/患艾滋病子女提供的支持调查显示，老年父母向感染艾滋病病毒/患艾滋病子女提供多方面的支持。1)生活照料 子女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为照料方便，多数原来与子女分开住的老人改为与子女同住，或者不同住但吃饭在一起。在本次调查的被访者中，60%以上的人陪同看过病，65%的人买过药，65%的人帮助做家务。在感染初期或者尚未出现明显症状时，父母多是以照料孙子女为主。老年父母提供的帮助主要在日常生活、护理、治病和精神慰藉等方面。患病后期，病人的免疫系统迅速崩溃，病情恶化，此时父母照料者的角色突出。去世者临终前卧床大多为3-4个月，此时绝大多数老人前来帮助，基本上整天伺候，侧重于护理、临终关怀和其他方面的帮助。母亲在护理、临终关怀方面较父亲发挥更主要的作用。一些老年妇女的配偶也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她们的照料负担更重。2)经济支持 父母的经济支持作用非常明显，支持的方式多种多样：提供部分生活费和医疗费、让孙子女在自己家吃饭、替孙子女交学费、买玩具、帮助子女借钱等。多数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持续的时间为2~5年，个别长达10年。在经济上如此长时间帮助子女，对本就不富裕的农村老人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3)精神安慰 大多数艾滋病病人住在家里，老年父母精神上的安慰作用十分明显，尤其是女性老人。在外界歧视的环境下他们的安慰使子女感到格外温暖，大大缓解了子女因感染艾滋病病毒而产生的消极情绪。4)操办丧事，照料遗孤 当子女因患艾滋病去世后，许多老年父母承担起操办丧葬事宜。本次调查中，6个被访者的子女因艾滋病而去世，其中有3人是孩子丧事的主要操办者。甲村过去死亡的74个艾滋病病人家庭中有14-15户老人照料遗孤。他们年老体衰，自己就是弱者，子女离去后，他们却不得不再次承担抚养晚辈的责任。（三）外界的歧视村民的歧视普遍存在，人们因对艾滋病的恐惧而害怕和躲避与感染者及其家属接触。一些村民不再与感染者及其家属像以前一样交往。感染者很难参加集体活动，没人愿意同他们一起参加娱乐活动。顾及外界的歧视，许多老年人不愿公开自己或者子女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为避免外界的歧视，老年父母无法倾诉自己的痛苦，只能深深埋藏在心底，精神倍感压抑。（四）老年人的愿望受艾滋病影响的老年人的需求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迫切需要获得治疗艾滋病的免费药物。二是希望得到经济资助。三是希望消除社会歧视。四是希望解决遗孤的生活与学习问题。五是希望能自己干不动、行动不便时能有人养老送终。三、艾滋病影响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含义（一）艾滋病改变了家庭结构,老年人失去晚年生活保障在发达国家，老年人一般都有退休金，经济自立，社会服务业发达，在生活上对子女的依靠程度也很低。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农村，老年人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医疗保险，看病就医、养老只能依靠个人和家庭。艾滋病改变了家庭结构。泰国的研究表明，成年子女发病的后期多会搬到父母身边，或者与父母同住1。传统的家庭养老建筑在多子女上，当子女发生意外，先于老年父母去世时，安全带的安全系数降低。对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独生子女来说，老年父母面临的问题尤为严峻。随着生育率下降，未来老年父母的子女数减少，子女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对老年父母产生的影响将越来越突出。年轻人感染了艾滋病后能够得到父母的照料和帮助，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则失去保障。子女因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后，农村老年父母的晚年生活也失去了唯一可靠而且稳定的经济来源。艾滋病的蔓延要求社会承担起一部分原先由家庭供养的老年人的养老责任，艾滋病的流行使得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二）艾滋病加深了老年贫困艾滋病使老年父母处于高风险状态，子女感染艾滋病病毒后，贫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与其他疾病相比，艾滋病对贫困家庭的冲击更严重，而且对女性老年亲属的冲击较男性更高，贫穷者受其影响尤为严重。艾滋病加深了贫困程度。作为一个弱势群体，陷入贫困的老年人更难摆脱贫困。（三）艾滋病使老年人受到社会排斥社会排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与艾滋病相伴的耻辱感导致感染者失去自尊，并陷入难以挣脱的恐惧、悲伤、愤怒及抑郁之中。出于对歧视的畏惧，许多人即使出现了艾滋病的某些症状，他们也不愿意到医院/防疫站检查，更不愿意公开自己的病情。许多人到临近县防疫站检查，而且使用假名字。由此推断，我国目前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报告人数与实际人数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社会歧视的存在，也成为受艾滋病影响的老年人获得医疗服务与社会救助的巨大障碍，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如果一旦断了生路和精神寄托，感染者攻击和报复社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四）艾滋病使老年人处于双重社会边缘进入老年，失去了劳动能力，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在艾滋病危机中，他们进一步成为社会双重的边缘人群。社会和经济的边缘地位降低了他们改变风险行为的动机和预防能力，降低了他们对艾滋病的积极态度和行为。社会和经济的边缘地位也使得老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获得医疗服务和坚持治疗方面面临许多障碍，其中包括缺少费用和信息、交通和行动不便，担心社会歧视、不信任保健系统的保密程度等。艾滋病状况势必加剧这些处于边缘境地的人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利处境。正如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沈洁主任所指出：艾滋病已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面临的社会挑战。（五）老年亲属的角色发生改变艾滋病使代际关系发生倒挂，代际支持发生逆转，老年父母再次从传统的被赡养者转变为赡养者，由被照料者变成了照料者，老年妇女又是主要照料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成年艾滋病死亡人数将逐渐增加，艾滋病孤儿也会越来越多，而老年人在帮助艾滋病孤儿的作用也将越来越显著。老年父母通过对感染艾滋病病毒/患艾滋病子女的帮助，极大地减轻了社会服务与经济负担。从这一角度说，老年人不仅在继续为家庭做贡献，实际上也是在间接地为社会做贡献。第三部分 社会支持环境与建议一、政策支持环境针对艾滋病的流行，中国政府加强了预防艾滋病工作的组织建设。1986年，国家卫生部成立了艾滋病预防工作小组，1990年成立了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2004年国务院成立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2003年，在联合国大会艾滋病高级别会议上中国政府做出增强政府责任、免费提供治疗药物、对危险行为的干预和预防宣传工作、反对社会歧视等5点承诺1。自1988年起，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与艾滋病有关的政策和法规，在防控艾滋病方面投入力度不断加大。2004年，国家开始对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2。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对生活困难的艾滋病病人、病人家属遗孤救助工作的通知》3。 国家开展了许多项目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目前国家尚无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计划。老年人群有其特殊的问题、困难和需求，需要加强政策的针对性。老年群体被排斥在宣传教育的范围之外，成为工作的盲点。有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家庭成员已经有了很强的生产自救意识，需要外界给予鼓励。有些法律与规章需要细化。民政部出台了对生活困难的艾滋病家属救助的政策，需要尽快落实财政拨款。二、社会救助与关怀活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的各种社会救助及艾滋病关怀活动相继展开。活动内容包括：家庭关怀、邻里照料、互不歧视、提供定期卫生服务、安扶家庭等。全国各地陆续涌现了许多非政府组织、机构、社团，积极投入到抗击艾滋病的战役之中。许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志愿者在解决艾滋病各方面的问题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并做出了重大贡献。以上社会救助及艾滋病关怀活动的大部分均可在帮助受艾滋病影响的老年人的工作中加以借鉴。三、国外的经验

《南方都市报》报道，据广州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艾滋病疫情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就是老人的感染例数增加明显。 艾滋病虽然被发现还不到30年，但因其死亡率高而至今没有有效药物和疫苗，早已成为专业研究和公众关注的热点，一些相关信息也被广泛认知，例如公认的艾滋病高危行为主要有：不洁的采供血、吸毒、不安全的性行为和母婴传播，其中不安全的性行为主要存在于性交易和同性性行为中。 从日常生活经验和相关调查数据来看，在商业卖血者、吸毒者和同性恋者中，老年人并不占有特别大的比例，所以，老年人感染艾滋病个案的增加明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性交易传播。《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中也提到，艾滋病防控人员在与感染老人的交流中，总结这些老人染病的原因是，退休后口袋里有钱但又不是很多，时间空闲，就会光顾一些低档的娱乐场所，有些老人出于身体状况的原因，不愿意使用安全套，因而不幸中招。 老年人买春，并不是单纯的性需求旺盛这么简单，更与文化生活匮乏、精神空虚有关。随着生活方式的变革，其乐融融、三代乃至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形态，已经永远地过去了。年轻人大多为了生活而奔波忙碌，没有多少时间陪伴家里的老人。这个极端功利的社会，也没能为丰富老人的生活提供多少帮助，所谓寂寞难耐，老人只能将注意力转向其他生活方式，而从性交易中寻求慰藉，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宣泄通道。 老年人热衷于买春，除了感染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几率较高外，还有其他风险。老人因“按摩”或“桑拿”而猝死———也就是传说中的“马上风”，就经常见诸媒体报道。事实上，就在今天，《南方都市报》就有报道，黄埔区一位收购废品的六旬老翁，昨日猝死在一暗娼家中，全身赤裸，怀疑因买春时吃药过度或病发致死。 当然，不同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我以前的一个邻居，父亲已经快70岁了，但平日很爱去风月场所“找女人”，邻居母亲对此非常不满，经常在他面前抱怨，他被唠叨得烦了，就冲母亲说：是我给钱他去玩的，你就别啰嗦了。他这么大年纪了，还有这个心思和能力，作为儿子我很高兴，因为这说明他身体还很好…… 当越来越多老人走进风月场所寻求性方面的慰藉之时，应该反思和检讨的正是我们———作为社会主流的青壮年阶层，我们没能充分考虑和照顾老人的需要，以至于他们中有些人晚节不保，甚至因此染上本不该有的疾病乃至失去生命。老人感染艾滋病个案增加明显这个现实提醒我们，除了继续关注和帮助卖血者、吸毒者、性工作者等，防控艾滋病的努力中，也应该包含为劳碌了一辈子的老人提供丰富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