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方法课程论文范文

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实践论文，供大家参考。

我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起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历史，特别是1987年以来，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处在一个持续深化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实践活动在组织形式“活动规模”活动内容和制度建设上都有较大发展。1997年开始明确了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建立完善了从中央到各省完整的推优评优制度。

一、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现状分析

社会实践活动已经开展多年，形式日益多元丰富，大量资料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本型别包括“课外家教”“社会调查”“社团活动”“志愿服务”“三下乡”“竞赛活动”“岗位见习”“创业活动”等。这些活动都从不同方面锻炼了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在让学生体验生活的同时积累了经验，提升能力的同时服务了社会。这些活动为象牙塔里的大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和生活提供了平台和机会。但尽管种类较多，但从参与人数比例和实际情况来看，仍然存在形式单一、内容单调的问题。而且个别学生还存在着应付心理，只当成是完成任务，而未从根本上认识到社会实践对个人成长的意义。提升社会实践的整体质量，应该具有更高的目标指向性，也应该接受到更多专业化、个性化的指导。目前来看，能缓解就业压力的创业活动，所引起的重视还有待提升，这表明高校组织大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更多地是一种示范行为，把当代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内容与培养普通大学生的职业能力素养有机结合的程度还不够。社会实践活动形式要真正与“专业锻炼”“就业储备”紧密联络，还需要相关部门包括学校团委、学生工作部等学生服务管理部门为普通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提供更多的指导和机会。

二、医学生开展特色社会实践活动

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诊断与防治以及摄生康复的一门传统科学，她不仅因其简、便、验、廉的特点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保驾护航，也因其独特的文化魅力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作为当代中医学子在复兴中医，发展中医的道路上更是任重而道远。应该高度重视实践的意义，积极把握实践机会，锻炼自我、服务他人。中医药院校学生应该重视自身专业的特色，不使社会实践活动流于形式，而是真正为自己成为合格的医生做准备。比较适合中医学生开展的社会实践大致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特色治疗，为义诊型志愿服务提供途径。针灸、推拿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根针、一缕艾条、一双手便可轻松治疗多种疾病，因其操作简单、装置简便、见效快、效果好等特点非常便于中医外治疗法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型别走进社群、走进群众。中医学子利用社会实践的机会，将知识学以致用，锻炼自己的医术技能，服务千家万户，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和实用性的社会实践方式。第二，寻师问道，寻找遗落民间的高手。数千年的历史造就了无数彪炳史册的苍生大医，但仍有沧海遗珠之痛，在民间存在着大量医道高手，他们或有祖传的一技之长，或对中医理论有独到见解，或在自己民族传承千年而不现于历史，这对立志于要传承和发扬祖国传统医学的当代医学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所以大量的中医学生，借助社会实践的机会，寻访自己身边或者少数民族中隐藏在民间的医道高手。这既是开阔眼界、提升能力的方式，更能让遗落在民间随时可能失传的中医秘方为现代医学所用。第三，亲近自然，体会中医博大精深的奥妙。中医大夫看病，离不开理法方药，而支撑著中医学大厦的阴阳五行理论离不开象数理三位一体的理论，从取象于天地，到类比于人身，可以说，大自然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而大自然的中药也是当代医学生所必修的一门课程，所以利用社会实践的机会，来到产药的山区，来到大自然，随药农们一起，走进原生态的中医中药也是拓宽视野，掌握知识的有效途径，在理论联络实际的过程中，夯实自己的知识。

三、着力提高中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

虽然，当前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存在一定的缺陷和问题，但从教育部门的重视程度、实践教育发展趋势和广大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来看，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人具有无限的潜力与重大的发展前景。所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医学子因其专业的特殊性，更应该大力挖掘社会实践对自身成长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坚持价值取向上以服务社会为目标，内容和形式上以提高技能为重点，实施体系上以机制建设为突破口，评估环节上以就业储备为核心，各个环节配合到位，才能够提升社会实践活动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学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但在开展社会实践过程中仍然需要学校的大力支援，要坚持努力把社会实践活动与学生的成长成才结合起来，努力探索和建立社会实践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社会服务相结合，与勤工助学相结合，与择业就业相结合，与创新创业相结合的机制，以增强社会实践活动的效果，使广大学生真正从内心接受社会实践，喜欢社会实践。

1课堂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教学

如何厘清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教学位置关系，现实中还是有不同处理方式。过去传统普遍方式是重课堂理论教学轻社会实践教学，甚至于部分高校在思政理论课的教学计划中根本就没有社会实践教学环节设计和安排，课堂理论教学实效性往往因授课教师理论素养和授课风格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但总体上难改实效性不强的事实。近来年，随着上级有关主管部门高度重视，颁布了系列加强高校思政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的指导性政策档案，强化和拓展社会实践教学地位和作用正成为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有关领导和教务管理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在此背景之下，有些人认为要想切实提升思政理论课的实效性，唯有加强社会实践教学环节，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有效确保思政理论课教学效果的提升，因此，需要大大加强社会实践教学在思政理论课教学环节体系中的地位，让其与课堂理论教学环节“平起平坐”，甚至“取而代之”。对此，笔者认为在这两者的关系的思考中，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走原来那种教师满堂灌输的教学方式为主导的“老路”肯定是不行，过度依赖社会实践教学以提升教学效果的做法也不可取，还是要基于课程概念的角度考虑，将课堂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教学进行主次层面的有机结合。作为课程而言，其基本的推进过程应是从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到理论。不可否认，理论传授部分主要是通过课堂理论教学完成的，课堂理论教学由于其能保证传授知识的连贯性，并且对于重要的基本概念的讲述系统、准确，对于提高学生理论水平有益处，为开展社会实践教学提供重要理论基础。所有社会实践教学活动都是以课堂理论教学为指导而展开的，因此在开展社会实践教学过程中，不能忽视课堂理论教学的重要意义和基础作用，更不能以社会实践教学来代替课堂理论教学。课堂理论教学在思政理论课教学体系之中还应该是主线，发挥基础性本位作用。当然，对理论的接受和理解又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教学中的体验和感受来印证，在理解中接受，在体验中学习，因此社会实践教学环节非常重要，是课堂理论教学的深化、延展和完善，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种重要性还不足以让其越位代主，舍弃或削弱课堂理论教学的社会实践教学只能是无源之水。

2教师与学生

任何教学活动都是师生互动的过程，需要教师与学生积极参与，应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性作用和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思政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也不例外。思政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是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的教学活动，必须在思政理论课教师主导和组织下进行。但由于社会实践教学组织难度较大，部分教师对社会实践教学基本上是放任自流，学生也敷衍了事，结果是导致社会实践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必须充分调动教师有效开展社会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和学生的参与热情。课堂理论教学中教师是“主角”，到了社会实践教学环节，规模庞大的学生群体“新主角”上位，教师则由台前走到“幕后”，这一过程中，如果教师只是把社会实践任务布置下去，完全由学生“自主”进行，少作过问，则社会实践教学效果自然大打折扣。因此，在社会实践教学中，必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教师要对社会实践环节的主题确定、提纲拟定、报告撰写、优秀报告选定成册等各个环节进行具体安排和明确要求，尽可能避免学生随便应付走过场，甚至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相互“借用”以应付的现象;二是在实践过程中教师要全程跟踪，及时指导。学生的整个社会实践过程都与教师密切联络，教师始终在幕后引导启发、传道解惑。在定题阶段，教师要与同学保持联络，在尊重学生自主选题的基础上依据社会实践要求和学生实际能力等因素帮助他们选题。学生实施社会实践过程中，教师必须掌握学生的社会实践程序，及时予以指导，协助他们解决遇到的问题。撰写社会实践报告前，教师要求学生先写一份比较详细的提纲，这份提纲必须得到教师认识或按照教师提出的修改意见修改后，学生方可着手拟定实践报告。在成绩评定和优秀报告选定成册过程中，教师不仅是评分细则的制定者，而且是评优成册的评委和编辑组重要成员，自始至终参与、协调和监督。社会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角”，发挥主体性功能，社会实践教学实效如何最终还是取决于“主角”如何“唱戏”。社会实践教学是学生充分参与践行的过程，他们的主体性功能体现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从主题确定、拟订计划、组织实施到成绩评定等，都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虽然社会实践主题是由教师主导的，但学生在具体选题时并不是完全被动接受。教师给出总的要求或范围，只要在教师要求的范围之内学生即可自行拟题，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这样学生选择范围比较广，自主性较强，积极性也较高。组织实施过程中，教师给予学生充分自由度，全过程均由学生自行掌控，当然期间教师要学生保持联络，在他们需要帮助或有疑惑时及时提供支援。在成绩评定、选优成册时，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充分参与其中，成立教师主导下的学生为主体的成绩评定组，评定过程保持公开与公正，这样能极大地激发他们的兴趣和热情。总之，只有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才能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潜能，取得理想的社会实践教学效果。

3内容与形式

思政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的内容与形式是影响其实效性的重要因素。思政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的内容既包括教师根据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制定的教学准备、实施和总结活动，又包括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按照自身实际情况的各种具体活动。社会实践教学的形式是指与教学内容相匹配的能够理论联络实际的各种方式或手段。社会实践教学的内容与形式要相互配合，在内容中突出形式，在形式中反映内容，从而使学生的社会实践内容丰富多彩，组织和实施要环环相扣，结果务实而不空泛。如何完善和创新思政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的内容和形式，这是高校思政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中需要共同探讨和解决的问题。科学规划社会实践教学内容，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为此，要面向社会现实，在紧密关注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上下功夫;要与学生专业学习和生活实际情况相结合，便于他们开展实施社会实践活动;要明确体现思政理论课课堂理论教学内容，让学生将所学应用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开放性和多层次性决定了仅仅靠教师是很难达到要求的，还必须有其直观性、实践性、便于学生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配合，如实地参观、社会调研、访谈等。在社会实践教学的形式上，应坚持小型多样、灵活方便，在可行性上下气力，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要因时、因事、因地地选择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切勿千篇一律，宜集体活动的则统一组织，宜小组调研的则分组进行，宜个体活动的则单独进行。同时充分结合课内和课外、校内和校外两个时间和空间维度，系统规划实施。在处理思政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要树立如下几个方面认识：首先，实践不是实验。思政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不同于一般的实验教学，它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和空间上的广泛性，要从实际出发探索思政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整体推进的模式;其次，务实不是务虚。思政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的学生主体不是被动地务虚性简单完成任务，而是要主动务实性地参与其中，真正在社会实践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最后，形散不是神散。思政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开启的不是有形的教室之门、校园之门，而是学生的思想之门、心灵之门。要充分运用师生交流、课内与课外的联结、校园与社会的接触，达到形散而神不散的效果。

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学学年论文 范文 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 文化 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 传统文化 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 方法 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 教育 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 渠道 。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 春节 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