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忧患意识论文范文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就是杜甫，一生忠君爱国，“穷”善天下。在时代忧患中，他的眼睛始终是往下看，他看到的是国家的残败，百姓的苦难，他忧心忡忡，歌声凄苦。当很多人为唐玄宗和杨贵妃抛洒怜悯之泪时，他却为石豪村一对生离死别的老农唱一曲悲歌。读他的诗我们泪洒衣襟；读他的诗，我们肝肠如火。他始终以他的行动践行着儒家的思想和道德规范。从盛世青年时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到乱世垂暮时的“戎马关山北，评轩涕泗流”（《登岳阳楼》）杜甫一生忠爱缠绵，用他的生命来写他的诗篇。他的律诗以开阔的意象抒写深广的社会现实和浓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在历史的天空留下不绝的回响。杜甫以自己的行为和实践完成了从平民到圣人的超越。诗人闻一多先生在为杜甫写的传记中这样评价这位诗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一个一生身居下位的官员，一个并无多少政治建树的“腐儒”，一个平民中的平民，一个生前并无诗名的诗人，何以在他的身后留下如此炫目的光彩。宋代的黄山谷有一首诗写杜甫画像，里面有一句写得非常好，叫做“醉里眉攒万国愁”，说杜甫即使在喝醉的时候，他对天下的忧虑都聚集在他的眉间。后人评黄山谷这一首诗说“状尽子美平生矣”，杜甫被历史定格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形象。和杜甫同时代的经历唐王朝由盛而衰历史巨变的诗人有很多，为何只有他一直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记录着时代的苦难，为百姓的疾苦呐喊？一．青少年时期高远理想与高尚道德的追求是杜甫一生能够忠君爱民，先忧天下的根本原因。杜甫在二十五岁之前基本过的是一种书斋生活，他徜徉于古代三四千年的历史，与圣贤、忠臣、孝子为友；他有着引以为豪的家世，那宣言“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的著名诗人杜审言，是他的祖父，他的叔父杜升是个为报父仇而杀身的十三岁的孝子。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杜甫从小就有不同俗辈的抱负，“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青年时期的杜甫漫游齐赵和吴越，二十五岁时写下了千古名篇《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意境开阔，气势雄伟，富有哲理，让我们看到了杜甫远大的胸襟抱负。他这时所咏的《房兵曹胡马》和《画鹰》也都是自身的写照。“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撅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系凡乌，毛血洒平芜！(《画鹰》)早年的这些诗句，展示出他不平风的气度，表明他内心充满着盛唐的浪漫精神。“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青年时期这种济世安民的政治理想。及儒家的道德修养使杜甫无论面对怎样的纷纭乱世和潦倒生活始终保持着“正视现实的热情和突入时代的勇气”。二.杜甫是用他的生命，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来丰富、充实着儒家的内涵——忧患意识与仁爱之心。杜甫始终自以为是儒家的信徒。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的境界则远高于此，不光是不得志，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了，还在大声呵斥“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还在为皇帝担忧。“八月秋高风怒的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是他五十岁那年，一场大风把他的茅室掀了顶。于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失眠中他却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亦足！”诗人总是这样推己及人，当他到鄜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最小的儿子已经饿死，他当然非常悲痛，但是与此同时，他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我更贫困的人，他们那些失业之徒。他还想到在边疆前线戍守的那些将士，他们遭受的痛苦比我更加厉害。所以他就把关怀之心从家庭扩展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诗人用如此广大的心胸去关怀最底层的穷人时，他自己也正是一个无告的穷人。宋代大诗人苏轼说，杜甫所以是诗人之首，是因为杜甫的确有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在古代，忠君也就是爱国，而忠君爱国，就要关心人民疾苦。杜甫的忠君爱国是真心实意的。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再怎么穷途潦倒也要为百姓的疾苦呼吁，也要像葵花向日一样忠于唐王朝。他一生，踏踏实实就是这么实践的。他的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等作品描绘了一幅幅老百姓求生无望求死无门的悲惨图象，使后世能如见如闻地了解到，公元八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门十年代末，老百姓是怎样在水深火热中翻滚，怎样命贱得跟蚂蚁一样默无声息地载进死亡。透过这些血泪文字，我们仿佛可以触摸到诗人那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儒家的忧患意识与仁爱之心杜甫一生都在践行。三杜甫的七律以精练的字句、开阔的意象表现雄浑的意境，进而反映深刻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深沉苍凉的忧国忧民情怀。把七律推向最高峰的是杜甫，他的七律代表了近体诗的最高成就。明代学者胡应麟在《诗薮》中说：“杜公才力既雄，涉猎复广，范围今古”，“七言律，唐以老杜为主”。杜甫的七律“字字不闲，千锤百炼”。他的《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蜀相》、《登高》、《登楼》等，不但格律精湛，而且思想感情深邃，体现了忧国忧民、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给人以激励，产生了时代的共鸣。杜甫的七律“沉郁顿挫”。“沉郁”，指情感的深厚﹑浓郁﹑忧愤﹑蕴藉．指其诗以精练的字句开阔的意象表现雄浑的意境，进而反映深刻的社会现实和深沉苍凉的忧国忧民感情。“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和时局那种动荡不安、前途未卜的处境和作者胸中翻腾起伏的忧思与郁勃不平之气。把峡谷深秋、个人身世、国家沦丧囊括其中，波澜壮阔，哀感深沉。“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阔大雄浑，景象幽美却渗透诗人极不平静的心情.“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白帝》），其中也有着诗人跳动的激情和那个混乱时代的阴影。“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首句如狂飙来自天外，使全诗为悲哀激荡的气氛所笼罩，“渚清”一句语势平缓，仿佛闲笔，实际上借写望中所见而逼出第三四句。“无边”一句，给人以万景纷驰、百感交集之感。可是紧接着就是“不尽长江滚滚来”一句，不仅展现出开阔辽远，无比壮观的境界，而且突出了诗人壮心不已的心情。杜诗中反复呈现的两种感情旋律：一、无论“慨世”还是“慨身”，杜甫个人的喜怒哀乐总是与人民的命运息息相通；二、杜甫无论遭遇多少挫折与艰难，始终不放弃对生活的承担与执著的意志。中国伟大的诗人像屈原、杜甫、陶渊明都是用他们的生命来书写自己的诗篇的，用他们的生活来实践他们的诗篇。闻一多先生说：“我们的生活如今真是太放纵了，太夸妄了，太杳小了，太龌龊了。因此我不能忘记杜甫。”~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是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自述创作甘苦之语，他在《进雕赋表中》说：“臣之述作，虽不是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杨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曲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诗歌所要表达的人生情感非常强烈，而同时这种情感又受到理性的节制。他的思虑常常很复杂、心情常常很矛盾，所以他需要找到恰当和适度的表达 方法 。这样，使得诗中的情感之流成为有力度而受控制的涌动。 笔者认为：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有其坚实的思想、情感和现实基础。 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思想基础。 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都是源自儒家仁政思想，杜甫的理想政治模式仍是儒家的政治模式，即德政。在他的诗中“病树、桔楠、桔棕、古塞、秋云、……甚至高江、急峡、危城、孤舟、啼猿、翔鸟、落花、寒月以及那辛苦的织女，堂前扑枣的老妇，重负下呻吟的老农，新婚成别的夫妻，那巧取豪夺的官吏，骄横跋扈的将军，粗暴无理的恶少，长安水边的丽人，都成为颇能代表杜诗风格的一象”。表现了诗人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混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 二、国家的战乱，人民的疾苦是他“沉郁顿挫”诗风的现实基础。 杜甫现存诗1400多首，深刻的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诗人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国家与百姓的生活紧密结合，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诗人的一生都怀着爱国的热诚：“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诗人对祖国是何等的热爱；“独使至尊受社稷，诸君如何答升平”（《诸将》），诗人对祖国前途是何等地忧虑；“必若救疮痍，应先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这是诗人为力挽国运，拯救人民而开出的药方；“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这是诗人对朋友的殷切厚望也是诗人的一片爱国至诚。 759年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五年，虽然两京业已收复，但战乱并未平息，国家仍未安定，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杜甫时时关注着平叛战争，将消除战乱一直牢记于心，在西行秦州前夕，他先写下了《洗别马》，“三吏”“三别”等关注平叛战争的诗篇，对国家走向统一表示了关注之情。 除了赤诚的爱国之情，忧民之情同样在杜诗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六、其八：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望幽燕隔。何时郡国开？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诗人来到秦州，看到奉诏从金微调来的士兵为解御河北的叛军而“赴沧海”。当他目睹“士苦形骸黑”时，便对长途跋涉的士兵表示同情，于是在结尾写到“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战乱是乱世的主要特征，它与和谐社会是根本对立的，用诗歌反映战争的残苦，表达作者对战争的批判，表达了杜甫希望国泰民安的心愿。 他的《兵车行》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边还戍边”的无奈沉重地叹息中传达了人民对无休止的战争的厌恶之情，又用士卒“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梨，禾生陇亩无东西”的血泪控诉，揭示了战争给后方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字里行间，传达出作者对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战争价值的深深疑虑。可以说：“万方多难”的时代，“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思家念亲悲己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重要的情感基础。 我们看杜甫的一首《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主要表达的是诗人潦倒窘迫的人生之痛和多事不宁的家国之忧。一起首诗人连续四句的景物描写，以凄厉的猿啼、盘旋的江鸟、在强劲的秋风中远近纷纷飘落的树叶、风急浪涌滚滚滔滔苍茫无际的江水，展示了一个萧索凄冷荒远苍茫的秋天景象，为下面抒情主人公的出场极力铺垫，这不仅营造出一个凄清悲凉的伤感气氛，更给抒情主人公的出场搭建了一个平台——展示了一个苍茫渺远空阔无靠无依的天地空间。 在这之后，诗人才让一个“百年多病”“万里悲秋”的孤苦老人姗姗地走了出来：“万里”可见诗人漂泊流落之远；“作客”照应“万里”，再着一“常”字，可见诗人滞留异乡时间之久；“悲秋”透出诗人内心的感伤；“百年”表明诗人年事已高；一个“病”字再加一个“多”字，表明了诗人身体衰败，已是风烛残年；“独登台”则足见诗人之孤独与行迈之蹒跚艰难。杜老夫子的登高望秋兴叹的形象，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两千多年前那个形容枯槁、衣衫蓝缕、行吟于泽畔的屈子。诗人就象强劲的秋风里高挂在枝头摇曳着的一片枯黄的树叶，真担心他随时都有被吹落下来的危险。十四个字写尽了诗人自己的苦况，可以说这种人生之苦已经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因痛失亲人而肝肠寸断、因自己颠沛的遭遇而唏嘘不已，在很多诗作中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因素对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影响。 笔者认为，杜甫视诗歌为生命，他的诗歌也与其个人丰富的人生体验休戚与共，为了排遣他对于不合理社会的愤怒与不平，宣泄在生活、思想上长期蕴蓄的内在矛盾以及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沉郁顿挫的诗风是他最好的选择，历史成就了杜甫，杜甫成就了杜甫。

一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渊源杜甫自始至终执著地关注现实是与他头脑中的指导思想有关的。杜甫是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呢？杜甫常常自称“儒生”、“老儒”、“腐儒”，谈到自己的家世也说“奉儒守官”，所以历来批评家认为这是儒家的思想意识的体现，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仁政学说铸就了杜诗中的忧国忧民的主旋律。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一文中强调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并认为这对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事实上决定他思想的，还是十载长安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和辛酸，是“三年饥走荒山道”和人民共同饱尝的战乱、饥饿之苦，是“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和人民亲密无间的生活。这些，正是这些，是杜甫思想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古代诗人绝大多数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然而这些难以计数的大批诗人中真正弘扬了儒家思想、应该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杜甫以“儒生”等自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内心之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并用感情强烈的诗篇淋漓尽致表达出来，打动与感染读者。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这几乎成为杜甫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忧国忧民思想的表现之一——忠君爱国传统的儒家观点认为，忠君即是爱国。如孔子强调“尊王攘夷”，即尊奉周天子，抵御外敌入侵中原地区。孟子则宣扬“大一统”，力主以“仁政”统一中国。即对百姓施以仁政，以体恤百姓。真正做到想民所想，忧民所忧。此为儒家忧国忧民的光辉典范。而且儒家关注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就体现在对国家、对天下（当时对儒家来说“天下”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下”）“一统”和安定的关注上。杜甫承继了儒家的对“天下”“一统”的思想片断，把它发展成为忠君爱国的强烈的意识、并成为古典诗歌创作中的永恒的主题。 实现和维护天下一统是儒家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很少的。那时人的眼界极为狭小，大多只是局限在个体生命的自生自灭上。一生执着于“忠君爱国”，其道德、其胸襟都是那个时代很难达到的境界，这样的人是需要具有忘我的灵性的。在杜甫那里，“君”不是坐在皇帝高位上的独夫民贼，而是天下民众这一群体的代表。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杜甫的忠君爱国不是作为臣工的职业性的奉献、更非泯灭了个性以后唯一的选择。杜甫是注重个体自我价值的人，他把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融入了对群体的关注之中。这些在他的诗歌中有长足的表现。 流传到现在的杜诗绝大部分写于滞留长安以后，从长安诗开始，杜甫大多作品中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民精神。从早年的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临终，仍在惦念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远是那样执着。杜甫不仅随时随地不忘君国，如苏轼所说“一饭不忘君”（当时的“君”就是“国”的代表）；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把这种感情视为其生命的一部分。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开篇就描写忠君爱国之情，当时摆在杜甫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归隐田园，过“潇洒送日月”的浪漫生活；一是出仕做官，介入纷纭复杂的官场争斗。选择引起杜甫内心的激荡，诗人把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如剥春笋似地一层一层地展示出来，最后，杜甫表明自己心迹：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忠君爱国之心已经成为了诗人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阳），想纠正也不可能了。正是这样的“物性”，当事关国家之时，他不仅能够这样要求自己：“济时敢爱死”（《岁暮》），而且对于朋友他也能说出：“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后者看来更难。所谓“严公”就是杜甫落难成都时全身心依靠的顶头上司严武。严武入朝有可能出任宰相，为这样有光辉前程的人物送行，帮忙或帮闲们大约要说尽人间的祝福话语的。我想聪明的今人更会如此。而杜甫本着儒家的“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的精神却讲了这样不吉利的话，而且讲得如此富于激情、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