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研究论文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按照辽书地理志的记载，在临潢府，也就是上京，有民户36500，其兵卫志中记载其乡丁术为167200。但考虑到城市和乡村差别另外其中数据不全，只取祖州为标准的话，是8000乡丁，4000户，合一户2丁，按一丁有妻子各一人算，合一户6人的样子

论《辽史》户、丁系年问题 我国历史上的辽朝，自公元916年(神册元年、后梁贞明二年)建国迄1125年(保大五年、金天会三年、北米宣和七年)为金所灭，统治中国北部长达210年。但“二百多年，牧区农区，均无人口统计。地理志仅著户数，中京道三韩县一县而外，户数也没有记载，所以大辽人口，只能估址不能计算”①，史实亦诚如陈述先生所说，《辽史·地理志》仅著户数，_且中京道除三韩一县外又均无户数记录。此外，《辽史·兵卫志》相应《地理志》还著有各该州县的乡丁数。《辽史》记载的户、丁究系何年，史书无载，而往日的研究亦少有涉及②。户、丁是研究人口的基础，在缺乏人口统计资料的古代，探索户、丁问题尤其重要。按照人[:I学理论，人L7l(或户、或丁)是指一定时间在一定地域中生存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个人(或户、或丁)的总和，具有鲜明的时空内容‘，如果不能确定人口统计或户、丁统计的具体年代或谓系年，显然就无法研究人口或户、丁的动态过程、变化特点及其规律‘。以统治历史长达210年的辽代为例，其户、丁统计系于辽初和系于辽末，或者系于辽于忆中期，其户丁过程及相关问题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研究辽代户、丁所属的具体年代，无论对研究辽代社会史还是对研究辽代人口史及中国人口史郡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按照辽书地理志的记载，在临潢府，也就是上京，有民户36500，其兵卫志中记载其乡丁术为167200。 但考虑到城市和乡村差别另外其中数据不全，只取祖州为标准的话，是8000乡丁，4000户，合一户2丁，按一丁有妻子各一人算，合一户6人的样子

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光明日报》、《文史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中国农史》、《历史教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等国家及地方核心学术期（报）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论文（部分）1、《朝阳城名与建置沿革述略》，《地名丛刊》1986年第5期。2、《漫话“图腾”对族名、姓氏的影响》，《历史大观园》1987年第1期。3、《西汉至辽代辽东辽西地区州郡县“侨置”述略》，《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4、《辽代前期辽帝对汉官的利用与限制》，《黑河学刊》1989年第3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转载论点5、《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6、《谈谈辽金的谣谚》，《博物馆研究》1989年第2期。7、《略论辽代契丹和汉文化的“中和”及其原因》，《北方民族》1989年第2期。8、《略论辽代上层僧侣之特色》，《松辽学刊》1993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1993年第5期全文转载。9、《辽代契丹皇帝的丧葬、陵庙、造像与祭祖》，《辽金史论集》（七），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10、《辽朝对外战争中的“侦候”、“用间”与“反间”》， 《辽宁经济文化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浅谈契丹人的尚白习俗》，《四平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12、《辽代若干社会问题与整治措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新华文摘》1909年第6期转载篇目。13、《辽代契丹人的“祈禳”活动及其特点与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14、《从辽诗及北宋使辽诗看辽代社会》，《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转载论点；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二）1994年第8期全文转载15、《辽代契丹人拜见方式小考》，《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16、《辽代契丹人“住所”论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1年第1期摘发论点。17、《略论汉武帝对乌桓和对秽、东沃沮、高句丽的不同治理方式》，《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1988年第8期全文转载。18、《唐代初期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羁縻州府考略》，《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19、《略论高句丽与“三燕”的战和关系》，《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20、《辽代乡村佛教邑社组织考探》，《人文精神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辑刊论坛》，沈阳出版社2000年出版。21、《辽代契丹贵族渔猎活动考述》，《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转载论点；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1993年第4期全文转载。22、《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学的民族特色》，《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全文转载。23、《南唐、契丹聘使及其目的》，《江海学刊》1993年第2期。24、《辽代契丹人音乐文化考略》，《晋阳学刊》1992年第1期。25、《辽代的自然灾害及赈恤措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26、《古代北方民族对日、月的崇拜》，《满族研究》1990年第3期。27、《辽代契丹服饰考略》，《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4期。28、《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禁忌习俗刍论》，《学术交流》1998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全文转载。29、《一部厚重的中华饮食文化史著—评〈中国饮食史〉》，《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6期。30、《辽代契丹人“文体游艺”考略》，《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2期。31、《东汉“辽东属国”考略》，《历史教学》1990年第2期。32、《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33、《略论辽夏“和亲”与辽夏关系的变化》，《史学月刊》1988年第5期，《新华文摘》1988年第12期转载篇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1988年第6期全文转载。34、《略论辽国军队的征调制度》，《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35、《古代东北地区诸民族崇尚习俗特征刍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满语研究》1998年第1期摘要。36、《考古资料与契丹社会史研究》，《光明日报》“历史周刊”2000年5月12日。37、《论辽代初期的腹心部与智囊团》，《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38、《生态环境对辽代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文史哲》2003年第5期，《文摘报》2003年10月5日论点摘要。39、《评〈契丹族文化史〉》，《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40、《辽代石刻文化刍论》，《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冬之卷，《新华文摘》1997年第1期转目。41、《辽代社会基层聚落组织及其功能考探—辽代乡村社会史研究之一》，《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辽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一等奖。42、《辽代牧、农经济区域的分布与变迁》，《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2004年第6期全文转载。43、《论辽代家庭生活中佛教文化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年第1期摘要。44、《辽代宴会考论》，《辽海历史文化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45、《辽代激励机制之特色与社会功能初探》，《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46、《气候环境对辽代契丹骑兵及骑战的影响》，《辽宁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2007年第4期全文转载。47、《辽海经济形态的形成与发展》，《辽海文化十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48、《辽代“墓志人”之年寿状况及死亡原因考论——以墓志石刻为史料》，《北方文物》2008年第4期。49、《论佛教对辽代经济的负面影响》，《论草原文化》第五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暨赤峰市第三届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优秀论文优秀奖。50、《论辽人佛教信仰的功利性特征》，《论草原文化》第六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51、《石刻资料中的辽代丧葬习俗分析》，《民俗研究》2009年第1期。52、《辽代的寺田及其相关问题考探》，《中国农史》2010年第4期。53、《辽代佛教题材壁画考论》，《东北史地》2010年第1期。54、《辽代临时差遣使职及其职掌考探》，《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55、《石刻所见辽代宫廷服务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四》，《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56、《辽代契丹人骑射文化述论》，《东北史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