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绍兴的避塘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绍兴民风习俗 祭田和祭祀 封建的土地制度，地主出租土地，每年坐收地租，佃农种地主的田，每年要向地主交租(主要是粮食)。此外还有学田、祭田。观聚堂台门的主人是乾隆时期的中等官吏，不仅造了这台门，还买了一百多亩土地，一半做学田，一半做祭田。就是说将学田收得的租谷办小学，供子孙免费入学，将祭田收得的租谷作祭祀之用。学田由学校主持者管理；祭田由大房二房三房逐年轮流收租，也轮流祭祀。 前五代的祖先，是何大名，家谱中有记载，作为后代子孙谁也不去查考，只知他老人家埋葬在陶家埭这地方，人称“陶家埭老太爷”。据说他老人家纵观历史，曾经显赫一时的人家，过几代几乎都先后败落，乏人祭祖了，所以他留下六十亩土地做祭田，不愁后代子孙不争着祭祖。 一年中主要有两次祭祖活动。一是清明节，主祭人家雇大船将族中男子(包括学童)送到坟上，由族长主祭，宣读祭文，庄重肃穆。祭文有固定格式，开头为“维岁次……”结尾“伏维尚向”，约一百多宇的祭文皆用古文，称颂祖先积德，表达子孙敬仰之意，若子孙有大富大贵者，在祭文中则必有所提及，当时“万家墨面”，祭文中有关子孙近况却乏善可陈。据长者说，将来抗日战争胜利，祭文中就要正儿八经地写上、朗读，为让祖宗地下有知，闻知欣喜。我长大成人后想起，陆游《示儿》的诗中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之句，大概就是昔日祭文中固有的套路。祭文总体上墨守成法，倘若国家及家属中有重大事件则要充实于祭文之中，向先祖禀报，这大概就是不变中之变。祭毕，参与祭祀的全船老小回到祠堂吃“上坟酒”(依然只有男子可享用，女子不入席，重男轻女一至于此)。按历来成规，“十碗头”，即十大碗莱肴，如扣肉、扣鸡、清蒸鱼、红烧鱼、肉圆、鱼圆，有糖醋芋艿羹、荠菜豆腐汤、炒小虾等。米饭吃饱，每人有艾饺两只，椒盐饼四只，一般都悄悄地带回家中给母亲及姊妹们分享。正常年景，谁家当年是否丰盛，皆有口头评议。如口碑不佳，群起而攻之，就没有颜面见族人，故办祭祀一般不亏待。轮到祭祀(当地称“当年”)是一大收益，六十亩祭田约可收十七八石大米，办上坟酒及香烛船钱用去三石米左右，可净赚十四五石大米，故对这等美差都争着办，今年二房的某家，明年三房的某人都早早排定。战乱时期，当年的那家向族中打招呼：这年头情况特殊，菜肴差一点了，待太平时期再予补上。人们也就予以谅解，便称：“晓得咯，有数哉。” 再一次祭祖是在正月里，从年二十三送灶神爷至新年元宵节期间，台门里挂出祖宗遗像，点上香烛。祖宗遗像几乎都是官袍官服，难道个个做官?事实并非如此，只是为了美化先祖而已，约定俗成，不算悖礼。先祖的相貌是否酷如其人?老人们说：“像咯，像咯。”有一天，我见到一位画师正在为一位族中老人画寿像，聚精会神地描摹，笔法细腻，细细端详，形象逼真，周围老老少少眉飞色舞，都说：“像透像透。” 不要以为乡镇无人才，自有专业精进的人士散布于各处，据闻这位画师，自幼善画人物，笔下画像，不乏神形兼备的佳作，后来就专门以画老人寿像为业。我想，千百年前，那时没有照相术，古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名士的形象，大概都靠代代画师传承下来。 在祭祀活动中，还很讲究家族中的辈分，按辈分大小排列前后。有一次有位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大人，称我为“叔叔”，将我引领至前排，与白发苍苍的族长仅相差几步之遥的位置。我当时尚是童稚，而我父亲外出谋事，故我全然不知族中规矩，诚惶诚恐地按别人的指点行礼如仪。事后族中有人告诉我：“你人虽小，但辈分大，族中有人年龄大，但辈分小，他见你还得叫你公公哩!”我们这一带，倪姓约有上百家，辈分是祖宗传下来的，用诗句做不同辈分名字里的嵌字：亦始昭文治，诚正谋家秀。在这之前或以后有什么辈则不得而知，我被告知属“治”字辈，低 于“文”宇辈，高于“诚”字辈。先前，我本以为这十个宇的辈分大概只有我们绍兴马山这上百人家的倪氏家族采用，局限于一隅，谁知若干年中在报刊上发现，署名倪文某、倪治某、倪诚某、倪正某的不乏其人，遍及若干外省，甚至有港、台人，可见分布甚广。或许是同一家族，子孙繁衍，分支众多了。时易势变，现在除家里长幼有序外，与同族人相遇已很少讲辈分了。 读书郎——小官人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封建社会读书做官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绍兴因读书而做官的人，历史上不胜枚举。对书香门第的男孩子，人称“小官人”，即未来的“官人”。“小官人”既是尊称，也是爱称。 绍兴这地方，读书的风气很盛，天蒙蒙亮，河边，树下，学龄儿童捧着书本在默读、朗诵，除了规定的课本外，还有不少课外读物，如唐诗、宋词、《幼学琼林》、《三宇经》、《古文观止》、《秋水轩尺牍》等等，对唐诗背诵如流，似懂非懂，朦朦胧胧，俗语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但许多人事后体味，幼年读的书，常能长期留于脑海，犹如电脑的存贮。“读书百遍，其理自见”。幼时不知其深切伪涵义，长大成人，历经沧桑，坎坷曲折，渐渐领悟书中的意境，“史接千载，视通万里”，蓦然沉思，豁然开朗。书从来不会白读的，有播种，才有收获。 绍兴人的读书与习字练书法融为一体。五六岁的小孩开始认方块宇，随即习字，从写“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字”开始，继则抄“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宇越写越好，启蒙读物也就深印脑海。练字的同时，心也就静下来了，书也更读得进了，相辅相成。在乡间读书人家，随便找几个人来，几乎都能写得一手好字，颜、柳、米、王各体都有，真可谓野有遗才。 绍兴人讲究读书要读出乐趣来。一是讲究朗读，不仅读出声调韵味，还读出起承转合、文章气势来。琅琅书声中，犹如吟唱一曲曲令人难忘的和美乐章。当读到《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学童们一个个摇头晃脑地浸沉在那文中的意境里。二是讲究对仗，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两个黄鹂”与“一行白鹭”，“窗含西岭”与“门泊东吴”，“千秋雪”与“万里船”对仗工整，启人师法，这种研读，使人情趣盎然。同时提倡同学间对课，如“小江桥，桥面圆，圆如镜，镜照山会两县。”对日：“大善塔，塔头尖，尖如笔，笔画五湖四海。”“小江桥”与“大善塔”是绍兴县城里的地名和景点。三是前后联相对应，甲同学吟上联“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乙同学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乙同学吟“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丙同学续“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接得对的同学受人称赞，他有权利向任何同学提问，包括男女同学可以相互提问，那时封建思想禁锢，男女同学不大相互提问。这种前言接后句的提问，也是一种竞赛，答不出也没关系，别人可以接上去，此起彼伏，欢声四起。激励同学们多看、多读，成为一大乐趣。 学习中老师们还善于用当地历史上名人的故事来激励莘莘学子。老师说：“各位小朋友，你们知道我们绍兴什么最出名?”一位学生说：“黄酒。”老师含笑说：“算你对，不过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另一位学生说：“绍兴师爷。”老师说：“接近哉，再想想看。清朝灭亡后，师爷没有哉。” “人才。”老师眉飞色舞：“对哉，对哉。”老师接着发了一段议论：“我们绍兴这地方，自古以来，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鱼米之乡，酿造之都，旅游胜地，禹王陵、兰亭，闻名全国，诗人贺知章、陆游，画家徐渭(文长)、陈老莲都是名士，清朝二百多年中造就大批绍兴师爷，大多是维护封建社会的文人策士。封建社会败落，他们感应最为敏锐，得风气之先。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最早觉醒的是知识分子，他们是绍兴师爷的后代，有智谋有胆识。他们很多留学外国，能跟上世界的潮流。这一时期就涌现出革命家秋瑾、徐锡麟、陶成章，文学家鲁迅，教育家蔡元培，经济学家马寅初……” 学生们一个个神情专注凝神而听。 老师表示抽空细讲他们的故事。 那时学校里的老师半数左右并非专职小学老师，而是在外地工作的很有学问的人才，如钱庄、银行的经理、襄理，工厂的工程师，报馆、出版社的编辑，甚至大学教员，因回乡避难，临时充当家乡小学的老师，阅历不同，视野开阔，讲课生动活泼，内涵丰富。 “你们知道不知道五四运动?”“噢，不知道。”老师就讲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五四运动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主要主张：要民主、要科学，这是救国的良方；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腐败透顶，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北洋军阀混战，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要在巴黎和会上签卖国条约，五四运动一爆发，挫败了屈膝投降活动。外拒强权，内惩国贼，五四是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影响深远。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就是我们绍兴人。老师说：“蔡元培是教育家，也是学问家。我们要学习蔡元培，像他那样有出息，做爱国爱民的学问家，就要从小立志，好好学习。” “你们晓得不晓得鲁迅?”“晓得咯。”鲁迅是思想家、文学家，写小说《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等，杂文千百篇，约几百万字，文章写得好，对封建思想猛烈抨击，要让思想冲破牢笼。鲁迅也是绍兴人，留学日本，学医的，后来从电影里看到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头，中国人还围着看热闹，思想麻木到这种地步，鲁迅气极了，决定回国，觉得医治中国人思想上的毛病比医治身体上的毛病还重要，于是写杂文、写小说，唤醒民众。“我们要不要向鲁迅学习?” “要!”学生齐声应着。 鲁迅也是绍兴师爷的后代，但他的思想好，做人要为老百姓谋幸福。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现在各位小朋友，大家都叫你们是“小官人”，大起来(长大成人)无论做不做官，总之要爱国爱民，要做道德高尚，学问精深的人，那才是有出息。老师还兴致勃勃地讲马寅初青年时卖牛去国外学习的故事。在日积月累中，老师们列举了当地名人忧国忧民，勤奋求学的故事，启迪童蒙，在莘莘学子的心田里播下道德学问的种子，这何尝不是影响深远的劝学篇。 绍兴人好读书，读书人多，好学成风。历史上曾经造就了声名远播的“绍兴师爷”人才群。“存在决定意识”，绍兴师爷曾经是封建王朝的智囊，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也感受到封建王朝行将没落的历史趋势，他们的后代子孙或学生，却站在时间的前列，成为新时代启蒙者，新社会的领路人。这批杰出人才中有投身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秋瑾、徐锡麟、陶成章，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有思想家、文学家鲁迅，有科学家竺可桢，有经济学家马寅初，有历史学家范文澜，外交家邵力子，出版家胡愈之……在近现代史上，在 约半个世纪左右，绍兴这地方涌现出那么多人才，群星灿烂，说明绍兴人崇尚知识，与时俱进，洞察世界形势，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值得我们后人好好继承，大力弘扬。 婚丧事宜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男女间的婚姻基本上还是沿袭封建社会的父母做主，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但也出现了自由婚恋的新风尚。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人年龄在二十左右已谋得一定职业，姑娘年龄在十七八岁左右为谈婚论嫁之时，媒人便接踵而至。主要是向女方介绍男方情况，如田有几亩，房有几间，家中父母兄弟姊妹如何，人品如何，但通常不乏溢美之词，什么相貌堂堂，待人和气，忠厚老实，烟酒勿吃，骨牌不识。女方也托人打听，大体尚可，便各自要“生辰八字”然后由瞎子算命，看合不合?通常总说“合得拢的”或“大吉大利”。但瞎子算命这一关是很容易做手脚的，如姑娘不愿意这门婚事，便悄悄托人到瞎子那里花点钱疏通，说如有某年某月生的人来算命，问可否结婚，请帮忙阻止。到时遇到有人上门，果然问询该门婚事，瞎子便委婉地说：“啊，相冲相克。”只要说到又冲又克，这家人家便放弃了这门亲事。其所以要“委婉”，是为了不露有人作梗的痕迹。如“生辰八字”经瞎子核准大吉大利，便定下吉日良辰订婚或结婚。此前男方送生辰八字给女方，女方也送生辰八字给男方，日：“交换红绿帖子。”男方向女方送财礼，女方则将这财礼置办嫁妆。女方如系有钱人家，嫁妆办得丰厚，贴钱嫁女。通常人家，财礼款高于嫁妆，留下一定余额，为女方之兄弟将来娶亲时用。 战乱年代，喜事简办，至亲好友到场，三五桌而已，据说太平年间婚事办得颇铺张。当年绍兴有些人专门操办喜庆事宜，被称为“惰民”。“惰民”者为堕落之民的简称，相传朱元璋与陈友谅打仗，陈友谅败，士兵投降，朱元璋罚陈友谅子孙及部下的兵卒降为堕民，子孙世世代代做操办婚丧之事，女的则称“老熳”。绍兴多官府人家，老熳们与台门里人家相匹配，她们把为台门里人家服务视为专利，即使台门里人家已衰落，她们还是以“老爷”、“太太”相称。台门里办婚事，老熳们一到，顿时热热闹闹，她们投人所好，净说好话。说福寿双全，说小少爷将来肯定有出息，扶新郎新娘入洞房，说早生贵子，还请族中有福有寿的老人为新婚夫妇祝福，台词由老熳向老人耳语口授，只听得“多福多寿多男子，亦富亦贵亦康宁。”老熳扶老人上楼则说老爷“步步高升”，搀醉酒的人则说“人生难得几回醉，有醉便是福”，总之服侍得举办喜庆人家舒舒服服，开开心心。临走时自然得到相应的赏金，几块银元，甚至一只金戒指，困难时期，有时只给几斗米钱或一段绸料、布料。老熳决不计较给的多少，而是长远着眼。说台门里的人家将来必有生发之日。在落难的时候，听到这种安慰的言词，使人长久的铭记。 办丧事，丧家开出一张单子，常常需要通知周围一二十里的相关亲友，便委托人外出报丧。报丧人手夹一把雨伞，与平常持伞姿态不同，报丧是晦气的事，找到相关人家前，先打听好门牌，不致踏错门槛；跨进丧家的亲戚家，要说某某人“老了”(讳言死字)，那家人就摔一碗碟，含有“玉碎”之意，接着便号啕大哭。然后问生病及治疗经过，端出一碗汤水，碗底下有几块钱给报丧人。临别时最忌讳说“再会，再会”，因再会意味着还要再来，而是说“远走，远走”，意思是灾祸离得越远越好。其他丧事，如大殓、头七、断七，与各地无啥差别。 光阴流逝，沧桑巨变。 新年新岁 正月初一，为春节之始，古称"元旦"，又称"新正"、"大年初一"，为绍兴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 放开门爆竹 俗称"放开门炮仗"。旧时，此举寓有驱邪除疫和"高升三级"之意。绍兴民间且有"早放（爆竹）早发（财）"之说，故从凌晨三四时开始，爆竹声即此起彼落，比户不绝，以增添新春喜庆气氛。 贴春联 绍俗家家户户贴春联，有"元旦书红，万事亨通"，"新正开笔，诸事大吉"之说。旧时，春联多书"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等套语。如今，春联仍书吉语，但内容新颖，富有时代气息。 接神 旧时，放开门炮仗后，即于厅堂置汤团、茶叶、水果等供品，家长率家人整肃衣冠拜天地菩萨、灶司菩萨等，祈求神灵保佑，新年万事大吉。如今，此类寓美好祝愿于偶像的迷信习俗已经少见。 吃福橘、汤团、如意糕和喝元宝茶 旧时，大年初一起床后循俗先吃"烟火食"（即以柴火烧煮之食物）后方可开口说话。如今，通常以汤团、如意糕作早餐，并吃福橘。新正，主家习以元宝茶待客，茶水中循俗置金橘、橄榄、蜜枣等，寓有团圆、如意、幸福等祝愿。 拜年 又称"拜岁"、"叩岁"、"贺新年"。旧时，男主人先率晚辈入本族宗祠祭拜列祖列宗，随即返归自家厅堂叩拜除夕所悬先祖遗像。然后，晚辈按辈份、排行，依次叩拜尊长。晚辈向尊长祝福，尊长回施教诲及祝愿。最后，晚辈间交拜贺年。其时，子弟一边鸣锣击鼓（俗称"敲年锣年鼓"），一边绕圆圈行走，以相娱乐。如今，拜年遗风犹存，但礼仪大为简化。 正月初二起，携桂圆、荔枝、美酒、白糖和糕点等礼品走亲访友，巷贺新禧。亲友则以酒菜盛情款待，改日再行回拜之礼。此俗大抵以早为敬。1950年起，人民提倡文明过节。元旦至春节期间，绍兴城乡普遍开展拥军爱民、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及慰问退休干部、职工等活动，同时举行各种联欢会、联谊会与文娱表演及体育竞赛等。 走喜神方 正月初一开门出行，旧有"走喜神方"之俗。行前，须从历本寻出喜神所在方向，后循此方向而行。如历本言"大利东北，不利西南"，则自家门出发，向东北方向进发，而不朝西南方向举步，以此求得喜神护佑，获取佳运。此俗今废。 数罗汉 旧时，有于正月初一到府城开元寺数罗汉之俗，意在卜全年凶吉，且为自娱。开元寺罗汉时，须按先跨入罗汉堂之脚，确定数罗汉方向。若左脚先跨入，则自左至右按本人年纪岁数，一岁一尊，数至与已岁数相同之罗汉，即以其名号、神态卜新年之未来。如是长眉罗汉，便为长寿；如是伏虎罗汉，则身体健壮。 赶鸡睡 实系"赶紧睡"谐音，意指正月初一夜须提早上床安睡。节前人们忙碌多日，正月初一又起庆特早，小孩亦因连日玩耍，十分疲劳，故晚饭后即提前将家禽赶进埘舍，早早关门安歇。此俗沿袭至今。 禁忌 春节期间，为求吉利而忌讳甚多。如忌扫地、倒垃圾，怕扫除和倒掉财气与运气；忌动用刀、剪，怕遭皮肉病痛之苦；忌食稀饭及汤，以防出门遇雨；忌打破碗、盆等器皿，怕破财，倘有失手，则须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借以消灾自慰，还忌吵嘴，忌倒马桶、夜壶，以免亵渎神灵。最忌讳提及"死"、"穷"等字眼。大人怕小孩多嘴失言，多于年内即行训诫，并张贴写有"童言无忌"、"百无禁忌'字样之红纸条。此类忌讳多带迷信色彩。以上禁忌之俗，今已逐渐淡化。 吉语求乞 往昔，绍兴有谚云："讨饭是年初一到年三十夜"。乞丐于春节期间，以"送摇钱树"、"跳泥神"、"跳黄牛"、"羊扫地"、"讴顺流"等方式求乞。"讴顺流"，通常为两丐合演，一人提竹篮，另一人捧巨型纸质"金元宝"，于户主门前，抛接"金元宝"。 五路日 五路者，五路财神也，俗以正月初五为财神诞日。是日，商家均有接财神之举，祈祷财运亨通，利市百倍，并自此日起开门营业。一般人家，亦有供奉财神者。此俗今废。 迎春 绍俗重农桑，每于立春前一日举行迎春牛活动。是日，"自府县以下之官吏，均高车大马而出"，"备有春牛太岁"，以"占来岁农事之如何"。春牛有鼓乐前导，差役鸣锣开道，旗伞仪仗相随，太守或知县辈"父母官""持竿而驱行"，地方士绅鱼贯相送，观者如潮。及至农村，农民笑脸拱手相迎，以迎接"父母官"所送春牛，作为农事伊始标志。自此，农民结束春节期间娱乐，着手备耕生产。 在绍兴府城，则"于立春前一日，府县粮捕厅各官皆朝服仪从，出五云门迎春于东郊，舁芒神土牛入城，置府署。土牛之色依钦颂历本所载《春牛图》而画，黄为谷，赤为日，青为风，黑为水，以占水旱丰歉。迎春之次日，击碎春牛，乡人拾其土块归而藏之，冀得畜牧神植之兴旺。" 中华民族否极泰来，小康取代了贫困。历史文化名城绍兴，人文荟萃之处，也成了旅游胜地。 绍兴历来民风淳朴，同时保留着和夹杂着若干落后的封建习俗。也许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时俱进，会有所扬弃。

上虞自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县，迄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是浙江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以历史悠久、文化兴盛、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独树一帜。客观地审视上虞的自然风貌、物质资源和2000多年历史进程积淀的文化成果、人文景观，我们不难发现，丰厚又颇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无疑是上虞最具价值和开发前景的元素。 一、 上虞的文化地理及人文 上虞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源头——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区域，也是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境内有属于河姆渡文化第一层的五星村遗址和相当于河姆渡文化的第三至第二层牛头山遗址。越文化源自河姆渡文化，经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而趋于繁荣。越文化不仅对长江以南地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有重大影响，使长江下游东南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又一摇篮，而且也是惟一跨海北上进入朝鲜、日本，南下经台湾至东南亚、大洋洲走向海洋的文化。古老的文脉，面临海洋(杭州湾)的地理区位，使得作为越文化核心区域的上虞，在文化地理上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地位。 1、上虞是古代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舜避丹朱于百官”、“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通虞)乐，故日上虞”、“大禹治水驻夏盖山”等等，都证明上虞不仅是古代舜、禹部落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以舜、禹、古越等为代表的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 2、上虞是春秋制造文化的中心之一。春秋以来，上虞一带的酿酒、烧瓷、制茶、冶炼等著称全国，牛山为当时越国的冶炼铸造地，金银山出土的刀、锄、镰等铁制工具，其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商代中期，章镇等地就用叠压“龙窑”烧制印纹硬陶和外敷青釉的瓷器，直接造就了汉代小仙坛一带越窑青瓷的滥觞，使其成为中国青瓷的发源地。 3、上虞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平台。东晋时以谢安为代表的东晋群贤雅聚东山，和稍前的竹林七贤嵇康隐居广陵等，有力地推动和助长了中国隐逸文化的兴盛。 4、上虞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大苗圃。王充写《论衡》、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谢灵运开创山水诗、章学诚奠基近代方志学、杜亚泉创办《亚泉杂志》、罗振玉立说甲骨文、马一浮树帜国学等等，使上虞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大苗圃。 作为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上虞的民俗基本趋同于长江以南吴越文化区的民俗，但就区域特色而言，又有其个性色彩。上虞民性素称敦厚，“习勤俭，重耕织；勤诵读，尊师友；廉耻为尚，气节相高”为其最主要的民俗特色 上虞虽为河姆渡文化和古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但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极大多数居民一样，其真正意义上的“土著”少而又少，大多数为外来移民的后裔。自秦至南宋，上虞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外来移民迁入。一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将一批中原移民迁至杭州湾南岸绍兴、上虞一带；二是东晋和南朝期间，随晋室南渡的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大家族从建康南迁江南，绍兴和上虞一带成为王、谢两氏的聚居地；三是南宋建都临安(杭州)，绍兴成为陪都，南宋皇室在绍兴居住达一年零八个月，南宋政权统治者、文武官员、军队、随从等大量从北方迁入。此外宋将焦光瓒本率部降金，宋室贬其部率为“堕民”，迁入浙江境内的“堕民”大都集中在绍兴、上虞、嵊州一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虞的人文和文化除了以越文化为底蕴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外来的北方文化、中原文化南北融合、互相掺入的产物。事实上这恰恰也是上虞人文和文化的活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