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的阶梯
构建和谐社会与我国的民族关系是紧密相连的,两者之间互为条件、互相作用、相辅相成。和谐民族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内容,是和谐社会应有之义。而和谐社会又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制度保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不能忽视这样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少数民族人口已超过一亿,达到一个大国人口的数量。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处理好民族关系特别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这大半壁江山的稳定,对全国的稳定至关重要。没有民族的和谐,就没有社会的和谐,讲改革、发展、稳定,只能是一句空话,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就难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只有做到这几者之间的和谐,才能达到真正完美的和谐。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民族关系的和谐,既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和谐,又包括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和谐以及民族内部的和谐。我们讲人民的团结、领土的完整、国家的统一,都是以各民族的团结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各民族的团结,我们国家就会陷于动乱和分裂,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应当看到,我们在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我国在民族团结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况,各民族在长期交往过程中结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历史以来,各民族友好交往,在政治上以和为贵,互相修好;在经济上互通有无,互相影响;在文化上和而不同,交相辉映。从而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世代相传中不断发扬光大,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历久不衰的强有力的精神纽带。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一整套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成功地解决了国内的民族问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社会方面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这就为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三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素质的提高,各民族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在不断增多,各民族对和谐社会理想目标的认同和追求在不断增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旋律,激励各族人民去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动力。以上是对新形势下加强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条件的几点分析。当然,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也要看到还存在一些不利条件。特别是当前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下,我国的民族问题呈现出复杂的情况,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概括了“四个交织在一起”,即民族问题往往表现为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问题与国外问题交织在一起。这就从大的方面揭示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这些问题的存在,是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民族团结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保证.民族团结的四个内涵——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维护促进民族团结、各民族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祖国的繁荣发展以及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都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①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能最大限度激起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能使各民族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并且平等地享受创造历史带来带来的好处,这就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②维护促进民族团结能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创造历史的活动当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维护促进民族团结能把不同的民族的人民群众聚集到一起。假设民族不团结,那么各个民族之间就是分裂的,甚至民族内部也有这样那样的矛盾,这样就分散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正所谓“众人合起力,开动大帆船”,把来自不同民族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合成一股团结统一的力量,并把这一力量投入创造历史的活动当中必然能更好的创造历史。③各民族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祖国的繁荣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民族团结的最终目的,这是符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论断的。民族团结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祖国的繁荣发展,具体来说就是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就是说民族团结从一开始就是出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考虑的,其本身也就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保障和推动作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各民族是人民群众根据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文化心理素质方面的不同而进行划分,其本身也就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民族团结又以促进祖国繁荣为组中目的,这是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一致的。④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材料场所等等都是由祖国为其提供的,祖国的统一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提供了有利的空间,而民族是祖国统一的重要保证。在历史的洪流中,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挥洒着汗水,甚至热血,才开创出现如今的社会。民族团结是人民群众内部的一种团结,能有效避免作为历史创造力量的人民群众的内耗,同时为其创造历史提供有利环境。人民团结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保证。
安哥拉天使
今年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国民经济总体态势良好,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但要看到,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仍较为复杂,经济运行中仍面临不少矛盾和困难。下半年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好的势头,为明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基础,就显得尤为紧要。一、我国经济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上半年我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速度较快、结构逐步优化、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的良好态势,经济运行朝着宏观调控预期的方向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基本恢复到了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的水平。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协调性明显增强。二是从经济运行环境来看,物价总体上温和可控,基本稳定。三是就业形势较好。四是经济增长质量较高,四大收入基本保持较快增长。五是重点领域的宏观调控取得积极成效。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尽管国际上经济复苏比较缓慢,欧洲的债务危机仍在蔓延,国内也面临着自然灾害多发的重大挑战,但是中国经济总体上还是保持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这样一个良好的发态势。据此,对当前经济形势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判断:一是今年整体经济走势将呈前高后低态势;二是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然很脆弱,不确定因素增多。三是我国经济正处于由政策刺激驱动向市场内生驱动转变的关键时期。二、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当前宏观调控主要面临五个方面的“两难”:一是保增长、调结构和防通胀之间存在着“两难”。二是政府投资和重化工业主导的经济恢复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之间存在着“两难”。三是房地产调控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两难”。四是经济刺激政策退出与避免经济复苏夭折甚至出现二次探底之间存在着“两难”。三、把握好下一步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下一步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为:一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把握好宏观调控政策的着力点。三上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四、继续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的落实随着政府一系列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出台,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总之,对房地产业,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房地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坚定不移地治理房地产市场混乱的现象。五、继续做好管理通胀预期各项工作今年宏观调控的主基调,就是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六、在进一步扩大内需上下功夫一是应在促进消费方面储备一些接续政策。二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是抓好促进民间投资政策的落实。四是正确处理地方融资平台的规范问题。此外,还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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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发展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摘 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 文化 、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 教育 、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 反思 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 经验 教训的科学 总结 ,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 报告 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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