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论文

四川大学论文格式要求

导语：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四川大学论文格式要求，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一、毕业论文写作内容和格式要求：

1、本科毕业生须撰写论文,论文选题与调查报告必须限于本专业领域，非本专业选题不予评定成绩。

2、本科毕业论文篇幅不少于6000字。

3、论文或调查报告必须统一使用A4纸打印。

4、论文完成后必须按规定顺序装订。装订顺序为：

①、论文封面。

②、由指导教师填写的论文成绩和评语。

③、论文正文。

④、论文注释和参考书目。

⑤、论文封底。

5、毕业论文一式两份。学生一份交指导教师、一份交教学办。

6、论文凡有雷同，一律以0分计。

二、毕业论文写作时间要求：

1、学生必须在2008年秋季学期开学后一周内将论文初稿传给指导老师；9月28日以前审定论文初稿；10月31以前最后定稿。

2、论文指导教师必须在11月10日以前将写有成绩和评语的论文交到教学办公室。

3、论文指导教师一定要按照规定时间督促学生的论文写作进度，并自觉按照规定时间完成论文指导任务。

三、毕业论文评定成绩要求：

1、毕业论文成绩分为：优、良、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

2、评定论文成绩与撰写评语注意的'几个方面：是否理论联系实际；基本观点正确与否，有无独到见解和创新思想；论据是否充分，资料是否翔实，论证是否合理有力；结构是否完整，逻辑是否严谨，层次是否清楚，段落是否规范；表述问题是否简洁流畅，使用概念是否清晰准确，语言风格有无特色。

3、成绩优秀的论文必须符合上述几个方面的要求。指导教师一定要严格掌握优秀毕业论文的质量和数量，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优秀毕业论文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论文总数的30%。

四、公布毕业论文成绩：

1、论文指导教师不得擅自向学生透露论文成绩。

2、论文成绩经主管院长审核签字后，由教学办公室登记及公布

冷静看待两个“世界第五” 2010年03月08日07:58 解放日报本报记者徐瑞哲最近中国接连拿了两个“世界第五”，都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机构组织的量化排名：其一，汤姆森－路透集团数据显示，中国科研论文发表量列“世界第五”；其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国际专利申请量列“世界第五”。以总量评估各国科技发展水平，中国实力的确不凡；但细究两份榜单可知，中国科技指标的“质量排行”并不理想，面临量与质“不同步”、“不同速”的尴尬。单篇论文引用量“不及格”汤姆森－路透集团发布的 《近十年论文发表前20名国家（地区）排行榜》，包括论文发表总数、总引用次数和单篇论文引用次数3个单项指标。按“论文总数”排位，美国、日本、德国、英格兰、中国依次占据前五位。其中，美国共发表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论文297万多篇，3倍于排位第二的日本，中国同期发表65万余篇SCI论文。科研论文之所以有价值，因为论文为科学界贡献了已被证明的实验和理论结果，这些结果可被其他各国科学家反复引用、作为新的科学论据。就像“名人名言”总被频繁援引一样，论文引用量越大，表明影响力越大。通常而言，诺贝尔奖得主的重要论文，单篇引用量可达数百次到上千次。在这份排行榜中，以论文“总引用次数”来排名，上述前4个国家（地区）还在四强之列，只是排名略有变化，依次为美、德、英、日；而原来的“老五”中国不仅被法国取代，还一路“掉队”，落在了加拿大、意大利、荷兰之后，居第九位。可见，中国庞大的论文总量还是保证了比较庞大的被引用总量。然而，进一步考察“单篇论文引用次数”——这一最体现论文质量的指标，原来的位次被大大打乱。瑞士所发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次，最高；美国论文“量大”同样“质高”，每篇引用率也超过15次，居次；紧随其后的有丹麦、荷兰、苏格兰、英格兰等。中国“单篇论文引用次数”没有跨入上榜的“最低门槛”——每篇次，平均仅次，略高于印度（次）。应该看到，中国论文的这项“硬指标”已从2008年度排名时的“次”进入了“5次”的区间。尽管这与世界平均水平“10次”还有不小差距，但仅用一年时间实现如此提高“实属不易”——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这样评价。企业进专利百强者仅个位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近日公布2009年度国际专利申请数据，显示该组织全年共收到国际专利申请万件。其中，美国共申请万件专利，仍高居世界第一，占全球约三成份额。排名第二的是日本，万件；德国第三，万件；韩国以微弱优势居中国之前，共8066件；中国以7946件的总量，居世界第五，依次领先法国、英国、荷兰、瑞士和瑞典。中国专利申请量排名较上一年提高一位，且数量增长极快。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去年全球专利申请量30年来首次下降，但中国的申请量却逆势上涨，同比增长30%左右，增速居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首。中国专利有“量”又有“速”，但专利申请的“主体”——企业的情况就不怎么乐观了。以全球企业专利排行榜为例，日本松下公司成为“专利王”，2009年共申请1891项专利，占日本全国专利的6%。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加利披露，在申请专利最多的前20家公司中，几乎全是美国、日本和欧洲公司。目前，在全球企业专利申请量百强中，中国企业还仅仅是个位数，只有华为、中兴、大唐电信、腾讯等几个“老面孔”能进入前200名。其中，华为尤其一枝独秀，以1847项国际专利紧随松下，成为年度申请量“亚军”。但若从全国角度冷静思考，华为一家公司的国际专利量就占中国四分之一，若加上深圳另一家公司中兴通讯，两者就占掉全国四成——这不能不说“过于集中”了。论文和专利结构不均衡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科技的 “增量”很大——汤姆森－路透集团报告称，今日中国的论文数量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64倍，按此速度，中国将于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科研大国；《金融时报》也参照中国国际专利申请量的增速，预测中国2020年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科学知识产权大国。“第一大国”或许并不难当，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科研人群，而由于科技系统评价机制的刺激作用，论文和专利一直与职称、薪资、项目评审等要素挂钩，这也是它们数量猛增的“助推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2010年报告》指出，中国现有约142万科研人员，扩容速度达美国两倍以上。但中国每1000名就业者中，科研工作者只有2人左右，与科技强国德国的“人”相去甚远。因此，绝不能被这两个“世界第五”的名次搞得头脑发热。凭借人数优势和后发效应，中国在短时间内超越各个科技强国应该不成问题，关键应在论文和专利的内在质量上多加考量，尤其是注意结构的不均衡性。论文和专利都不是最终的科技产物，有人为做论文而做论文，为报专利而报专利，成果转化成功率不高，产业化效益也不高。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上海国内专利申请量达万件，居全国第五，但专利转化率仅10%左右。同时，中国专利“成色”尚显不足：最具含金量的“发明专利”在2009年全国各种专利中只占1/4强；中国最多的专利品种是“外观设计专利”，约占全球注册量1/4。中国论文和专利还都表现出学科领域不均衡。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化学、计算机、物理学、材料科学等领域的论文较多，而免疫学、心理学、微生物学、社会科学、农学等领域论文明显较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则称，我国在生物技术、药物、运输等技术领域的专利研发实力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小。同时，专利地域分布也不均衡，去年来自深圳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达3800多件，占去全国近一半。也许，中国科技信息所最新完成的《中国在世界科学中的地位和影响评估》较为客观：中国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仍然不高，在19个主要国家中排名第13，“中国要真正超越传统科学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科毕业论文存废”之争源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张小元的一则言论。他认为，新闻专业本科生所学知识难以达到论文“在某一领域有独到见解”的要求，学生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大量复制、粘贴。他的观点得到诸多网民支持，在某网站所作的调查中，赞成取消“本科毕业论文”者为反对者近八倍之多。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也直言：“看看毕业前校园内那些‘枪手’广告，就能知道现在的大学论文还有没有意义。”一位学生坦言，论文答辩老师为了让大多数人通过，对学生的抄袭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答辩已成了学生毕业的一种程序，只是在走过场。甚至一些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也赞同取消新闻专业的本科毕业论文。他们认为取消本科毕业论文不仅在于其“太水”，更是为了解决大学教育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

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 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 [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 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 [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 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 of 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 。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