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广角镜杂志电子版

1、大力发展外源型经济 上世纪70年代未，香港工业面临产业转型，大部分劳动密集形产业因工资、土地成本上升难以为继，正在寻找新的投资空间。此时，恰逢中国内地实施改革开放，深圳被批准成为中国内陆最大的经济特区。深圳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理所当然成为了港资来大陆发展的首选地。 深圳建市之初，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是“三来一补”。所谓“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种引进外资的形式具有形式灵活、投资少、时间短、见效快、风险小、成本低等特点，在解决劳动就业、增加外汇收入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是促进深圳早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据媒体披露，第一个来深圳投资办厂的香港商人是郑可明。郑可明本系广东鹤山人，客居香港多年，但仍然心系罗湖桥北岸的世界。1978年初，他听人说内地在搞改革开放，便召集几个兄弟找来几台旧机器，从香港步行走过罗湖桥来深圳开办手袋厂。来深圳后，郑很快与当地村、镇政府签订了合同。按合同规定，村里出地、出人，郑出钱建厂并提供机器；原料由郑从香港运进，加工后，产品仍由郑往香港销售。这就是所谓的“三来一补”的原始模式。 继郑可明来深办厂后，郑的多名旅港老乡也纷纷效仿。此后，成群结队的香港人抬着机器从罗湖桥上赶过来，在深圳盖起简易的厂房，或是生产手袋、皮具；或是生产布料、服装；或是生产五金、自行车等。这种被称之为“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模式被迅速复制。 据当地人回忆，当年从罗湖口岸铺开来，一大片的全是小矮房，走在厂区中间都分不清东南西北，尽管当时手袋厂、箱包厂已经有很多了，但是扛着机器、背着大麻袋原料经过罗湖桥的香港商人仍是络绎不绝。 此后，深圳的各个乡镇都迎来了“三来一补”生意的香港商人，1979年，仅宝安的石岩村就进驻了100多家加工贸易企业。 在“三来一补”效应的影响下，1979年，深圳市正式提出了特区要以发展“三资”企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泰国华侨谢国民率先来到深圳，拿到了深圳市“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成立了正大集团蛇口公司，此后，谢又与美国大陆谷物公司康地集团合资组建了正大康地有限公司。 到1979年底，深圳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200多家，到1981年底，深圳市的外资企业已达1800多家。到1985年底，深圳特区已与外商签订协议4696项，协议投资亿美元，占当时全国直接利用外资的六分之一。至此，深圳市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已初见端倪。 2、放手发展民营经济 深圳建特区前，即1980年前，这里只有6户个体工商户，年营业额不足3万元。在上世纪80年代，当许多地方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尚处争论、观望阶段的时候，深圳市就明确提出了在注重发展“三资”企业的同时，也要注重培育本土民营经济的发展，并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民间科技企业登记注册办法》、《关于发展特区私营企业的若干观定》等重要政策法规。1980年以后，深圳按照“先繁荣后规矩，先活跃后有序”的的思路，在允许并支持本地居民发展个体经济的同时，大胆实行“打开城门，积极引进”的方针，允许邻县、外省的个体户进入特区经营。 到1985年底，全市个体户发展到2118户，其中一部分个体工商户无论在经营规模还是在雇工人数等方面，实际上都已突破个体经济的界限，开始向民营企业转变。 1987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件》，1988年国务院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深圳市在这期间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结合当地的实际，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鼓励民营经济的政策法规，例如《深圳经济特区民间科技企业管理规定》、《深圳经济特区私营企业暂行规定》等等，提供了比内地更加优惠的条件，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机关干部和科技人员来特区创办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型民营企业。在前一阶段积累了相当资金的个体工商户也正式注册为民营企业，民营经济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阶段。至1991年底全市民营企业已发展到1024户，总注册资金达15000万元。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的总方向。深圳市根据国家的总体改革目标，在国家尚未出台《公司法》之前，于1992年率先出台了《有限责任公司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合伙制条例》等，这些极具前瞻性的政策法规，再一次激起民间创业热潮。据工商部门反映，一时间，民营企业注册登记猛增，高峰时，每天要新增上百家民企。日后成为行业龙头的著名民企大都在这一期间筹备或延生。如通讯领域的华为、中心，网络领域的腾讯，软件领域的金蝶、金证等，生物工程领域的海王、海普瑞；新材料领域的比亚迪、长园、中金高能等。 由于深圳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拥有独立的立法权，一些在计划经济时期制订的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的条条框框已基本废止。在深圳，凡是法律、法规未加禁止的行为，民营企业都可以进入。深圳民企涉足的领域既包括商业贸易、饮食服务、交通运输、建筑、加工制造等传统行业，也包括电子、通讯、生物工程、软件、激光等高新技术产业，还包括金融、物流、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甚至连一些垄断性行业，也向民企敞开了大门。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才造就了如华为、中心、平安、比亚迪、万科等一批在世界举足轻重的民营企业。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实施科技创新，也是深圳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举措。截止2001年底，经深圳市科技局正式认定的民营科技企业有1130家，其中高科技企业有60家。民营科技企业的技工贸总收入282亿元，工业总产值270亿元。全市14家市级技术开发中心，其中有4家落户在民企，全市有4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民企。深圳民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占民企总数的64%，由自主知识产权创造的产值占深圳民营科技企业总产值的88%。 3、率先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 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按照中央“杀出一条血路来”和“跳出现行体制之外”的指示精神，自建特区以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国内率先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创造了国内的多个第一。 一是积极探索以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1986年，深圳市率先撤销了大部分行政性主管局，实行大部制，走出了政企分开的第一步；1987年，深圳市率先在国家机关内建立公务员制度，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转变为公务员；1992年前后，着手进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废止了计划经济时期旧的规章制度，取消了大部分行政性审批的项目，放宽了市场准入制度。 二是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1986年深圳市率先进行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的试点，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取消了企业的行政级别，有6家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组。率先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管理人才，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2001年至200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推进竞争性领域劣势国有企业的整体改革，对5家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国际招标招募，对几家大型国企集团实行授权经营。 三是积极推进价格体制的改革。1987年，深圳市从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副食品价格改革入手，逐步扩展到工业品价格的改革，取消各类票证，下放了定价权限，实行浮动价格，把物资调拨价改为议购议销价。到上世纪90年代初，又进一步调整价格改革的思路，由“以调为主”发展到“以放为主”，至此，深圳市97%的商品价格都由市场调节。 四是积极推进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早在1981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就率先向全国公开招聘干部、职工，并宣布在工业区内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1986年，深圳市率先在国有企业内部推行劳动合同制，打破“铁饭碗”，率先实行结构工资制、职位工资制。深圳市还在股份制企业中试行员工持股和股份期权制度，并规定技术发明、品牌、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可以作价入股。这些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员工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广大科技人员和企业家创新活动。 五、是积极探索金融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对深圳的负责同志讲：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找，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市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在银行、证卷、保险等多个领域进行积极探索，在新中国金融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 1982年，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开业，成为中国内地引进的第一家外资银行。 1985年，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为各地建立规范化的外汇市场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1986年11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由深圳招商局出资人民币1亿元，组建了中国内地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 1987年12月28日，深圳发展银行成立，成为建国以来第一家向社会公开发售股票的商业银行业。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营业。 2004年5月27日，深交所正式启动中小企业板块，同年6月25日，首批中小板8家新股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2009年9月，深交所正式启动创业板，同年10月30日，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正式在深交所挂牌交易。至此，深圳资本市场形成了由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组成的梯形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 六是充分运用好立法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1992年7月，深圳市获得了全国人大授予的立法权。深圳市充分运用这一优势，为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供法律保障。在拥有立法权之后，深圳市先后在市场规划、市场秩序、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截止2000年，深圳市在所制定951项法规中，其中直接涉及经济改革方面的立法占立法总数的73%。目前，深圳已初步形成了适应特区市场经济需要的，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法律框架。这些法律、法规的制订和实施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深圳的改革和发展，也为国家的立法提供了鲜活的经验。 4、转变增长方式，实行产业转型升级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深圳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高新技术产业，市场体系较为健全和完善的金融产业、联通国际辐射内地的物流产业、与科技金融紧密结合的文化产业（后三者可称之为现代服务业）等四大支柱产业。 深圳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历了探索的艰辛与转型的阵痛。大致来说，深圳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升级。 （1）第一次产业转型：由贸易向工业转型 深圳特区是在原宝安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保安县是一个农业县，既没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也没工工业基础，留给大特区的只有“一穷二白”。如果说深圳在建特区之初还有什么优势的话，那无非是这么两条：其一是国家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例如，吸引外资减税、免税、出口退税政策，国有企业享有进出口自主权等等；其二是地理上毗邻港澳，与香港只一河之隔。因此，深圳最初的发展之路别无选择，只能走贸易或加工贸易的发展路径，来逐步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这也符合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大都要经过贸、工、技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一般路径。 深圳通过贸易和加工贸易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有三个渠道或者说三大来源。 一是转口贸易。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人们尚未告别短缺时代，港澳和国外物美价廉的轻工业品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当时整个中国掀起了一股全民经商的潮流，而深圳既地处沿海地带，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享有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在特区兴建之初，为满足其建设中的物资供给，中央给予深圳在物资进口和外汇使用上一些特殊政策。因此，深圳很快成为国内新兴的贸易中心。不仅一大批内地个体工商户或刚刚脱离体制下海经商者，纷纷来深圳淘金，通过各种渠道与深圳有关机构拉上关系，而且外省乃至中央各个部办委都纷纷在深圳设贸易公司，来钻这个政策空子，将原本用于深圳特区内的进口物资，倒卖到内地去，靠这种贸易赚取暴利。 二是走私贩私。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沿海一带，例如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兴起了一股走私贩私的热潮，有不少人通过这种灰黑色的贸易方式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深圳也不例外。深圳可以说是当时电子产品零部件最大的走私集散地，闻名全国的赛格电子市场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三是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的加工贸易 如前所述，由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港澳台等地劳动密集行业因人工、土地成本上升难以为继，而且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而深圳又有天势、地利、人和的诸多优势，是承担这种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因此，加工贸易是深圳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 在工业化初期，靠贸易打基础本无可厚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立市的弊端也逐步显露出来，前两种贸易本来就不能登大雅之堂，后一种加工贸易形式也浮现出不少问题。最先对此提出批评的是刚从国外回到香港的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陈文鸿博士，他在香港出版的《广角镜》杂志（1985年5月号）上发表了名为《深圳特在那里》的文章，文章批评，深圳建特区5年来，表面上繁荣，但根基不稳，主要是利用国家优惠政策，通过贸易主要是通过对国内其他地方的转口贸易赚内地人的钱，这不应是深圳发展的方向。陈的文章激起了国内第一场关于深圳特区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大多数批评者认为，深圳工业的比重太低，而且指出，深圳要学会到国际市场上赚外国人的钱，而不应赚内地人的钱。 这一阶段，不仅理论界对深圳的发展路径颇有微词，中央也对深圳的政策进行了微调。1985年，中央决定拔掉给深圳输血的针头，加强对深圳进出口商品的控制。转眼间，几千家公司关门倒闭，深圳的经济亦陷入低谷。同年11月，国务院在深圳召开了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工业的座谈会，中央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明确要求，“经济特区要在积极引进技术的同时，逐步做到生产以外销为主，力争为国家多创外汇。” 深圳也根据国家的“七五”计划目标，制订本市的发展规划，提出在“七五”期间，要利用外资15亿美元，国内投资60亿元人民币，新建500家工厂，到1990年，工业总产值达90亿人民币，用三年时间，基本上形成外向型工业结构。 至此，深圳产业结构进入了第一个转型期，即由贸易转向工业。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继续在关外发展，特区外沿107国道以及深惠公路布满了这类企业。特区内形成了以电子、轻工业为主的上步、八卦岭工业区，以机械加工为主的梅林工业区，以轻纺为主的莲塘工业区，以建材为主的龙井工业区。经过几年的调整和发展，深圳迅速成长为国内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到1994年，深圳GDP已经超越许多传统工业基地，上升到全国第6位。 （2）第二次产业转型：由一般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 深圳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布局存在饥不择食的问题，尤其“三来一补”带来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整个经济结构较为粗放，产品的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与整个城市的定位和远期发展目标不相称；二是一大批以“三来一补”的主要形式的加工贸易企业挤占了深圳的发展空间；三是一部分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不利于深圳的可持续发展；四是深圳农村经济过分依赖“三来一补”，丧失了建立一个自有、自主、自营的经济体系的良机，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落后于温州地区也落后于珠三角的其他地区；五是“三来一补”企业的自主权和主动权在外商，难以防范国际市场的风险。 上述问题引起了深圳市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上任不久的市长历有为更是力主产业转型升级，限制发展“三来一补”。1993年年底，深圳市出台一份调整产业结构的文件。文件规定，暂停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特区内已办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属于污染环境的，要坚决迁走。另在特区外划出90平方公里的土地，建大工业区（现在的坪山新区）。政策一出，港资企业一片哗然，大量“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纷纷迁往外地。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据统计，截止2008年，深圳已整体外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99家，涉及10个工业行业，涉及工业总产值达108亿元。 一般认为，深圳真正实施第二次产业转型升级并高调提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在1995年前后，促成这一转型既来源于经济发展的困局，也部分来源于外界的质疑。1995年国内发生了关于深圳特区的第二次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历有为，论战的另一方是有“国情学者”之称的胡鞍钢博士。起因源于胡鞍钢发表了一篇关于《特区还要不要特下去》的文章。文章的中心论点是，特区不是特在国家的特殊优惠政策和全国人民的特别支持，而特在特区自身的创新。究竟谁是谁非，无法作出准确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关于特区的质疑，是向深圳特区敲了一次警钟，有利于调整发展战略和工作思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深圳市委市政府高调提出了深圳要第二次创业的口号。1995年，深圳市颁布了《关于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7年深圳市又出台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规划纲要》，1998年，深圳市制订了《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简称22条）。至此，深圳市初步完成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布局。 经过几年的卧薪尝胆，深圳的第二次产业转型初见成效。 一是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工贸易已初步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达到，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至12%以下；二是一大批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企业被淘汰。原布局在深圳南头、蛇口及东部沿海的印染厂、纺织厂等有的关停、有的迁移、有的转产；三是大批高新技术产业崛起，如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医药、新材料产业布满关内外，成为深圳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四是物流产业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唯一拥有海、陆、空对外口岸的城市，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在全国排名连年跃升，直到2005年，雄居全球第四货柜港。 （3）第三次产业转型：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并举 深圳第三产业转型的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是政府主动为之，力图通过调整，在进一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由工业变为现代服务业，着力推进金融、会展、创意、文化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为此，深圳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2005年，深圳市出台《工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方案提高了企业进入的环保门槛。同年，深圳还出台了《2005——2010年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将文化产业列为第四大支柱产业。2007年1月，深圳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市高端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还被认为是深圳向现代服务业进军的动员令。 另一方面，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三资企业”，因生存环境恶化，主动外迁，形成了继1993年之后的又一波外迁潮，已经并将持续影响深圳的经济总量。外资企业外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用地严重短缺，企业的扩张受到影响；二是政策优势弱化，国家调整了加工贸易政策，降低了出口退税率，并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品退税，并收缩了信贷等等；三是利润空间缩小，人工工资、土地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工业用水、电价上调等等。从外迁的路线看，一部分迁至东莞、惠州，以及省外的湖南、湖北、广西等地；也有一部企业则向越南、孟加拉、印度等生产成本更低、准入制度较为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正是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深圳的第三次产业转型。按深圳市的说法，第三次产业转型，就是要实现五大转变：一是实现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由物质性资源向软资源转变；二是第二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先进制造业转变；三是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四是第三产业由传统服务业向高端服务业转变；五是经济增长动力由传统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变。 目前这次转型仍在继续，但已初见端倪。以福田区为例，近几年福田区在转型中探索出三个模式：即：“工改商模式”、“工改工模式”、“工改文模式”。一是以华强北商业街为代表的“工改商”模式，把华强北从原来以电子产品生产和销售为主的工商混合区发展的中国电子第一街；二是以上沙创新科技园为代表的“工改工”模式，将16栋“三来一补”的厂房进行整体改造，把原先的低端加工制造园区改造成为科技创新园区，现在这里聚集几十家通信、网络等高科技研发企业，年产值比改造前增长了倍；三是以田面创意产业园为代表的“工改文”模式，把原先的汽车修配、服务生产的工业区改造成为集工业设计、平面设计、空间设计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如今，在仅平方公里的福田中央商务区，聚集着75家世界500强企业的124个研发中心、采购中心或分支机构，占深圳市80%的创投机构、65%的证券营业部、94%的基金公司、84%的保险机构，此外，还聚集 了100多家的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总部和区域总部。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分裂的种子。

五、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

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这十条，除了第十条是要“动武”以外，其他各条都是突出“和平演变”，即用“和平”的方式演变社会主义制度。

克格勃对中情局来说透明度很高。克格勃退休官员什罗宁如果在《克格勃档案》中进行造假，那是完全得不偿失的，完全有可能被美国抓住把柄。

其实，克格勃已经彻底解体，俄罗斯政局一度动荡，什罗宁写此书的目的只能是讲点真话留给历史，而断不敢为了维护克格勃和苏联去大肆造假。可以说，出现于特定历史条件的这本《克格勃X档案》，其可信度是同类书中最高的。

至此，关于《十条诫令》的争论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

《十条诫令》其实是美国中情局颠覆中国政府行动的十大工作计划，是中情局极其机密文件《行事手册》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1951年，以后修改多次。美国中央情报局从50年代初就开始草拟一套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的行动计划，企图从思想文化、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矛盾、传媒工具到武器装备等方面动摇中国传统一代的年轻价值观，进而达到颠覆中国政权的目的。六十五年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第二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过了三十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却成为了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在1990年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了美国人最大的假想敌手。作为对手，美国人制定这样的政策是很正常的。美国颠覆“前苏联”就是用的这种手法，其效果远优于军事颠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以为冷制已经结束，大家都迈入新世纪，但事实上中情局延续40多年的冷战政策并没有改变。颠覆苏联之后，最大的“敌国”无疑只剩中国，其次是古巴、朝鲜、越南等。“美国之音”电台一直播放到2007年左右，才把经费转投至网络，需知网络无国界、无法律，甚至是色情、暴力文化的传播，也是没有哪个国家能监管得过来，何况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价值观输入，如此隐秘而难以察觉？所谓中情局这《十条诫令》，最初由香港《广角镜》月刊2001年7月号曝光，新华社《参考消息》2001年7月24日第15版进行了刊载。各国学者们后来在对中情局《十条诫令》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竟发现其内容与《克格勃X档案》《锡安长老会纪要》、塞缪尔·亨廷顿的“民主派准则”、“世界革命行动计划”等历史文献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在《十条诫令》第5条“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与“民主派准则”中的“把注意力集中在威权政权的非法性或其合法性的薄弱环节上;这是它最薄弱的一点。就普遍关心的问题对该政权进行攻击，如腐败和残暴。如果该政权表现成功(特别是在经济上)，那么，这些攻击也许没有什么效果。一旦其表现恶劣(而且一定会如此)，那么就集中攻击其非法性，这成为瓦解其权力的最重要的手段”等表述高度吻合。又如《十条诫令》第4条提出“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世界革命行动计划”则表述为：普通大众不懂得如何享受自由。可以利用“自由”理念引发“阶级斗争”。克格勃资深情报人员维?什罗宁将军在《克格勃X档案》中引用他处理的情报，美国中情局奠基人和第一任领导人艾伦?杜勒斯曾对自己的军官们教诲说：“在那里(苏联)制造了混乱以后，我们不知不觉地把他们的价值偷换成虚假的并迫使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怎样做呢?我们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我们在俄国找到同盟者和助手。将一个情节接着一个情节地导演世界上最不驯服人民的灭亡，其自我意识最后、不可逆转地熄灭，按其规模来说是最雄伟的悲剧……”“我们将千方百计地支持和发动所谓的艺术家们，他们将培植对色情、暴力、虐淫、叛卖，总之，对任何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治理中，我们将造成混乱和不可收拾的局面……”“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促进官员们、受贿者们的胡作非为，无原则性、官僚主义和因循拖延将被树为善行……”“诚实和正派将被嘲笑并变成过去的残余。蛮横无礼、卑鄙下流，谎言和欺，凶杀和吸毒，相互之间动物般的恐惧和无耻、叛卖，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和敌对，首先是对俄罗斯民族的敌对和仇恨--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将巧妙地和不知不觉地培植，所有这一切都将盛开双瓣的花朵……”(维?什罗宁：《克格勃X档案》，新华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62页)。可以看出，这几段内容是对杜勒斯一篇训示的几段摘录。克格勃在中情局内潜伏的间谍得到这些情报并发回了克格勃。这些内容和后来所披露的中情局《十条诫令》内容基本吻合。从以上一些文献内容的对比可以看出，《十条诫令》作为一种颠覆主权国家的意识操纵与观念渗透，绝非凭空杜撰，这是跨国金融僭主家族势力及其代理人一以贯之的既定战略，并且已经长期实施。纵观当今世界近现代史，可以看出这一既定战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中东欧、中亚以及西亚北非的某些国家纷纷出现了国内政治局势不同程度的动荡，甚至出现了以暴力方式实现的政权更替，这些所谓的“革命”被统一称为所谓的“颜色革命”，其最大的共同点都是美国这只“黑手”的介入与操作。在冷战时期，美国就开始通过大肆介入、干预别国内政、扶植亲美势力来抗衡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197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插手智利政局，推翻与社会主义阵营积极合作的阿连德政府，扶植亲美的军人政府上台。如此明火执仗的颠覆行动也凸显了美国以所谓“民主”“人权”为由对别国的干涉，其目的完全只有维护美国自身甚至是美国内部某些特殊群体的利益。意识形态问题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极其重要。当今世界，意识形态之政治宣传与金融战役、军事攻击三大战略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已然成为影响他国国家主权、甚至世界格局版图的关键变量。目前非西方国家在此三方面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均极其严峻。意识操纵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形态更为隐秘，虽然不像金融、军事热战那样轰轰烈烈，其功能同样可以乱人之邦，灭国于无形。西方资本势力利用其操控的学术规范、国际交流、奖励资助等体制，通过多种形式针对主权国家进行“普世价值”等价值观的积极输出与隐秘渗透，从而达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实施颠覆与摧毁的战略目标。如何认清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这一既定战略的实质，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在实践中积极应对，值得每一位关心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人认真思考

老外的说法: 发展历史 歼-10的项目验证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时由成都飞机公司和第811飞机设计所基于流产的歼-9型战斗机进行设计。原歼-9项目是为设计一种速度达到马赫带鸭翼的三角翼空防型战斗机，其作战目标是原苏联的米格-29和苏-27。最初的计划要求，后来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1988年重新将这款新型战斗机的设计定位在一种采用新技术的中型多用途战斗机上，以替换中国空军庞大的歼-6、歼-7和强-5机队，并有效应对当时同类型的西方战斗机。 虽然中国和以色列官方都否认双方在新型战斗机的研发上进行了合作，但普遍的猜测认为，在美国于1987年向以色列施压，促其放弃了国产“幼狮”战斗机项目后，以色列将该项目的先进研究成果转让给了中国。并且，非官方的中国媒体也声称歼-10/“幼狮”确实从一开始就是中以两国的共同研究项目。但是，考虑到两国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歼-10与“幼狮”不同的作战需求，似乎又不能肯定双方存在过合作。因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空军追求的是空防型战斗机，而“幼狮”的设计重点是对地攻击，空战能力只是其次要考虑。同时，中国新型战斗机的设计尺寸要大于并重于“幼狮”，以充分利用其推力为吨的发动机。“幼狮”采用的发动机是推力为吨的普惠1120型发动机。除了以色列的“贡献”，装备了F-16A的巴基斯坦空军也有可能向中国提供了部分先进技术信息。 歼-10的首架原型机可能于1996年中期就首飞了，而中国官方报道的首飞日期是1998年3月23日。但实际上，在后一个日子上天的是经过重大改进的3号原型机。为向项目发展提供样机，共生产了五架供飞行测试的原型机(机号1003-1007)和两架地面测试平台(机号1008-1009).两架预生产型歼-10中的首架于2002年6月28日首飞成功。 从2003年2月开始，至少七架(机号1010-1016)，也可能是10架预生产型歼-10(可能没有装备雷达)陆续提供给了中国空军。其中的几架目前正由中国空军的作战部队进行作战测试和评估，而其余的几架则留在位于陕西阎良的中国空军试飞训练中心用于最后的项目发展阶段。 据报道，歼-10的飞行测试于2003年12月全面完成，并获得了生产许可证。首批50架歼-10A可能已经开始生产。首个装备歼-10的战斗机团(可能归驻中国西南、印度当面的第44航空师)将于2005年底形成初始作战能力。估计中国将生产至少300架歼-10，但这一数量仍只能是其空军装备的数千架歼-6、歼-7和强-5中的一小部分。据称，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的歼-10月产量为两架。 作为单座歼-10A基本型的补充，一种双座的改型(歼-10B)也于2003年12月进行了首飞。改进机加长了机身，以容纳后座舱和增大机内油箱的载油能力。改型机的外观特征表明该机并不是教练机，而是意在发展一种新的打击型战斗机，或者是歼-10的电子战和防空压制型号。 和印度的“光辉”一样，中国也计划发展新型战斗机的海军型(歼-10C)，。据称，中国海军更希望装备一种双发动机舰载战斗机。因此，歼-10有可能重新设计，并使用两台俄罗斯克里莫夫公司的RD-93型发动机。考虑到海军型战斗机的采购量有限，因此该方案无疑效费比欠佳。中国海军为此更倾向于使用俄罗斯的苏-33。 除了满足中国空军自身的需求，歼-10(外销型)极有可能在国际军火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但从目前来看，中国没有将歼-10推向国际市场的明显迹象，该机也没有在国际航展上露过面。 总体布局 歼-10沿袭了“幼狮”式战斗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设计时的气动布局，但为了满足中国空军的要求而进行了修改，采用了中国新型战斗机最初设计时的大尺寸和大重量。 在对“幼狮”战斗机的近耦合鸭式布局进行改进之后，歼-10放弃了“幼狮”的水平尾翼，而采用大三角翼加鸭翼布局(翼展比后者长一米多，翼面积增加15～18%)。但同时，歼-10保留了“幼狮”(还有瑞典的“鹰狮”)采用的活动翼面技术：外翼前缘为机动襟翼，固定内翼在全动鸭翼的配合下产生绝佳的气动性能。常规飞机的水平尾翼位置被三角翼后缘的四块活动副翼所占据。翼尖部分没有设置用于轻型空空导弹的挂架，这一点与“幼狮”和“鹰狮”不同。 歼-10布局最为称道之处是它的翼身融合。通过精心设计主翼与机身中部结合处的曲面，既增加了机内容积(用于载油、装备，以及为尔后发展预留空间)，也有效利用了它带来的空气动力增升效果。主翼后部机身两侧没有安排其他结构，这再次体现了翼身融合的设计理念，只是在尾喷管前端机腹下加装了两片外斜腹鳍。这两片腹鳍用于战机大迎角飞行时，配合高大的垂直尾翼保持飞机的稳定性。与“幼狮”相同的是，歼-10也设计了四片减速板，其中两片位于机身上部主翼后方，其余两片仅位于机尾下部腹鳍之间。 除了机翼，歼-10与“幼狮”的另外一处重大不同在于进气道。“幼狮”的进气道与F-16类似，为固定几何形状。而歼-10采用的是带中心激波锥的二维可调式进气道，这种带调节板的进气道布局与F-4“鬼怪”Ⅱ有些类似。只是歼-10将“鬼怪”的进气道平移至机腹下，由调节板(位置在边界层分离板的后方)构成进气道的前部，这为发动机提供了不同飞行状态所需的气流，更加适合高性能空空作战。此外，可调节进气道所增加的高效整流压缩能力(在马赫时为5%，在马赫增加至15%，在2马赫时为25～30%)极大地提高了飞机超音速飞行时的发动机推力，从而使飞机获得更好的爬升和高速性能。这种进气道布局的不足主要包括隐身效果欠佳(这也是所有机腹进气道布局飞机的通病)、重量偏大且结构复杂(F-16为此增重80～100公斤)和生产费用增加，同时调节板的动力和调节系统还加大了飞机的维护负担。 适合超音速飞行的气动布局、强劲的发动机和可调节式进气道使歼-10最大速度能够达到马赫，大于“幼狮”宣称的马赫。歼-10的高超性能集中于空空作战，因此无论是执行空防还是截击任务都将是一把利器。 考虑到中国明显地将美国战斗机视为其主要空中威胁，加之美国的战斗机设计一直强调夺取空中优势的能力，因此不难理解中国要将空空作战能力(包括进攻和防御)视为其战斗机发展的主要需求。同理，歼-10在结构设计上强调机动过载要达到9G(所有最新型战斗机都追求的目标)，这无疑体现出中国空军要求这款新型多功能战斗机要在制空作战中技压群芳，至少要达到F-16最新型号的性能。 歼-10为放宽静稳度设计，并采用四余度线传飞行控制系统。这是中国战斗机首次采用这种当前最先进的飞行控制系统。中国空军使用一架经过特殊改制的歼-8Ⅱ技术验证机测试经过重新设计的线传飞控系统，这显示出歼-10的线传飞控系统应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产物。 推进系统 至少歼-10的首批生产型将采用久经考验的俄制AL-31FN涡扇发动机。苏-27家族也采用了AL-31系列发动机，不过FN型增加了一个经完全重新设计的检修舱。这一检修舱的设置是标准的俄式风格，在最初的AL-31型号中位于发动机上方，还包括部分压气机上部机壳的外侧位置，但FN型的检修舱则调整到与西方战斗机发动机检修舱同样的位置，位于发动机和压气机下部机壳外侧的位置。 除了歼-10原型机和预生产型使用的发动机外，据称俄罗斯于2001年一次性向中国提供了54台AL-31FN(另有渠道报道说是100台)。这些发动机用于首批生产型歼-10。但俄罗斯拒绝向中国提供该型发动机的生产许可证。基于这个原因，中国正在研制可以替代AL-31FN的国产发动机。不过，即使所有的歼-10都将使用AL-31FN，中国也将寻求一种更加先进的改型，其最重要的技术要求当是配备轴向360度矢量喷管，以提升飞机的机动性能和发动机与机身有效配合带来的推进效能。这种发动机曾经在1998年的珠海航展上首次露面，俄罗斯明显是领会到了中国对发动机的潜在兴趣。实际上，被西方奇怪地忽视了的发动机矢量控制技术却在亚洲得到了广泛欢迎，它首先被印度空军装备的战斗机采用，接着是马来西亚，而现在可能是中国。 把目光投向未来，中国可能最终采用“土星”公司的AL-41型发动机。目前，该型发动机正在为俄罗斯下一代的战斗机进行研制。AL-41的体积可能与AL-31相同，但推力要增大30～40%。因此，AL-41可能成为未来歼-10型号的潜在选择，并使其具备与同在概念验证阶段的F-16Block60相同的作战能力。 目前，强劲且省油的AL-31FN为歼-10在空战中发挥高超性能提供了有力支持，使其无论是在高速、大爬升率飞行，还是在大过载机动时都勿须担心发动机停车。该型发动机由于油效比极高，因此使战机在执行远程渗透任务时同样表现不凡。加之歼-10具有容积达5000升的内置油箱，这虽然比加两个保形油箱的F-16要少700升，但战机仍能够在携带较大载荷的情况上达到一个理想的作战半径。歼-10还能携带三个副油箱，虽然目前尚不具备空中受油能力，但据悉中国已有开发歼-10空中受油能力的远期计划。 由于俄罗斯拒绝提供AL-31FN的生产许可证，而且考虑到中国一直在努力实现装备采购的国产化率，因此歼-10极有可能将在未来采用一种国产发动机，如黎明发动机公司生产的WS-10A。但目前知道的信息仅包括WS-10A的推力水平(与AL-31相近)和布局(双轴小涵道比并带加力燃烧室的涡扇发动机)，并且黎明公司已计划在该发动机上加装矢量喷管。 座舱和航电设备 歼-10的单座座舱为飞行员提供了良好的全向视野，这比以往继承前苏联设计风格的中国战机进步了不少。飞机的航电设备采用了符合西方机工程原理的设计组合：大屏幕抬头显示仪、三台液晶多功能平显，油门和推杆控制系统、数据存储系统、先进的自动航行和气象数据计算机和头盔瞄准具。虽然这些产品的提供商目前还不能确定，但头盔瞄准具已经基本能够确定将采用国产型号，由洛阳航空设计所设计生产。 歼-10采用一种多模“边扫描边跟踪”雷达。为获得订单，以色列埃尔塔公司推出了其EL/M-2035型雷达，而俄罗斯公司则为中国空军提供了一系列选择，其中包括他们正在使用的部分雷达(如同相加速器公司的“珍珠”，这种雷达是装备歼-8ⅡC的甲虫-M型雷达的改进型)。中国国产JL-10A型雷达也是一种选择，但目前不知道它的研制进度是否能跟上歼-10的服役时间。由于歼-10的生产已陆续展开，因此它的雷达应当已经选择完毕，但目前仍没有与雷达具体型号相关的报道。 中国的歼-11(苏-27和苏-30)装备了一种高性能的红外搜索跟踪和激光测距一体化系统，这为战机提供了完全被动搜索和跟踪能力。歼-10自然也有可能装备一种同样或者类似的系统。但在歼-10的原型机和预生产型机上看不到用于容纳红外搜索跟踪系统的球状结构，似乎也没有其他的机身窗口显示有内置的该类系统。 武器装备 歼-10装备了一门半埋入式双管23毫米机炮(俄制Gsh-23型机炮的中国版)，位置在进气口下方前起落架左侧。歼-10的机身下设计了11个挂架：六个在机翼下、一个在机腹下中轴线上、其余四个为机腹下方两侧半共开工的串联挂架(与幻影-2000、“阵风”和F-15E的机腹挂架配置类似)。中国官方尚未公布歼-10的外挂载荷能力，但估计为5500公斤。 根据照片可以看出，歼-10的原型和预生产型机大多挂载两枚PL-8(以制“怪蛇”Ⅲ)近程红外制导导弹。歼-10的武器系统还将包括已经在歼-11上使用的俄制空空导弹(R-73近程和R-77中程主动制导导弹)，以及中国的PL-12中程雷达制导空空导弹。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时，歼-10也可以携带国产和俄制的空地导弹和激光制导炸弹(包括鹰击-8K反舰导弹和新型鹰击-9反辐射导弹)，以及非制导炸弹和航空火箭弹。 据报道，用于歼-10的导航和目标指示吊舱正在研发之中，这些设备可能与机炮对称安置在进气道的右侧。 技术和作战考虑 当获得有关歼-10的首批情报时，虽然西方国家知道它先进的气动布局和技术直接来自以色列“幼狮”战斗机，但还是认为它是一种轻型战斗机。实际上直到最近，大部分西方媒体在提供歼-10的评估数据时仍是基于“幼狮”战斗机的重量、尺寸和技术性能。 但在获得了准确的数据后，显露在人们面前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歼-10实际上是一种中型战斗机，在作战性能上类似于F-16C Block 50和幻影2000-5，或者更准确点说，就像单发的欧洲战斗机或“阵风”。因此，说歼-10与最新的F-16型号具有相当的作战能力一点也不为过，只是它的机身更大，并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歼-10最初的设计选择中，与当前西方战斗机设计思路不谋而合的地方得到了加强，特别是采用可调节式进气道。 歼-10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国产战斗机一样，当前最现实的问题是其航电设备和制导武器的发展进程和可靠性。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是数字线传飞控系统，它不仅存在着可靠性问题，而且在与满载现代航电系统的战斗机结合以后，它是否能够全面发挥潜能也将令人拭目以待。(完)(英) 鲁尼恩·索尔戈特 周 辉 编译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