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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法的原则和精神从商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谈起摘要：中国商事通则的制定对于我国商事法律制度建设的现代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商法基本原则的厘定和商法精神的弘扬与普及则是顺利制定商事通则的关键，二者的成功实现取决于对商事法律关系基本特征的准确把握。商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曾经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其中的主流观点却值得反思。商事法律关系的特征是“聚合性”而非“营利性”，商事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量变导致了质变”。这直接决定了商法与民法有着大相径庭的原则和精神。关键词：商法；商事通则；商法基本原则商法的产生与发展源于实践。从需求的角度说，商法的产生是为了适应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商业的复兴所带来的商事交往的需要，而商人阶层的产生与其力量的不断壮大也是商法产生所必须的社会因素。独立的商法产生之后，欧洲各国“政府给予商人特殊的保护，加上后来的地理大发现，为谋求国家的富强，并加强政府本身的统治，各国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因而商人的利益更得到尊重，于是重商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奏，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工业起飞”。随后，西方快速发展起来，并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古代文明国家。中世纪独立商法的出现开创了欧洲的新纪元。我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了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石。商业对封建制度是有消解作用的，而商法则是私法中最具有变革性的力量，故无论是基于模糊的认识还是借助历史的惯性，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总是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打击商人，贬抑商人，使他们得不到一个自由发展的机会。所以，主要调整商人之间横向联系的商法根本无法出现，相反，反映统治者对商业活动纵向控制的商业法规在中国却很发达。而真正意义上的商法，在清末才在我国出现。在随后的近百年里，中国的商法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甚至从法律部门的序列中消失。我国的这一传统，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国际贸易一体化是有负面影响的。加入WTO为中国彻底打破旧有的轻商、抑商传统，振兴商法带来了新的契机。国际贸易日益一体化的商品经济潮流要求必须振兴我国的商法。我国的商事立法既没有商法典编纂也没有商法总则的统领，尽管有的学者主张我国商法应采用民商合一模式，但在现行的民法框架中还没有反映对商法整体原则的抽象与归纳，正在进行的《民法典》起草工作似乎也未对商法的未来发展予以切实的考虑与设计。更何况，商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重大区别本身就决定了商法和民法有着不同的原则、方法和精神，应该是有区别的法律部门。①因此，及时制定中国商事通则既可以尽快发挥统领单行商事法规的作用，避免出现立法的重叠、交叉和法律之间的冲突或不协调以及法律缺位等现象，又可以为编纂商法典奠定基础。然而，在对中国商事通则制定相当关键的商事法基本原则的确定上目前学界众说纷纭。本文拟对其中一些主流观点进行反思，并对商事法的基本原则和商法的精神作一次尝试性探析。一、商事诘律关系的根本特征‘聚合"而非“营利"人永远是趋利避害的。同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认为：“所有的社会关系都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的。…‘人们所奋斗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本质上是人们企求满足的要求、愿望或期待，它包括具体的物质财富获取和无形的精神财富获取。从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看，营利被看做人们追求的实现，这种实现又是新追求的起点和契机，因此，追求利益即营利是人类最一般、最基础的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和动力”。商事法律关系当然具有营利性，但将营利性拿来作为商事法律关系的根本或首要特征以区别于其他的法律关系并否认其他法律关系具有营利性，显得过于牵强。例如，简单的民事交易虽然规模小，法律关系主体简单并且不具有反复和连续性，但在任何一次正常的民事交易中，交易各方绝不会因为从事的不是商事交易而放弃各自在民事交易中的营利目的，相反嘈杂的菜市场上讨价还价之声总是不绝于耳。应该说商事法律关系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及其他法律关系的根本特征应该是“聚合性”，这种“聚合”是指商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实际上是源于对简单民事法律关系及其他法律关系的聚合，单一的以物易物和钱货交换都不能被排除具有营利性，但他们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如果更多以至成千

商法相关的论文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在此背景下，商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以下是商法相关的论文，欢迎阅读。

前言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营利性主体日益增多，彼此间的商事关系不仅日益复杂，而且在不断拓展，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关系[1]。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基于法律角度对这些关系进行约束和规范，这一类法律便是所谓的商法。总之，在社会生活中，商法所具有的作用以及地位日益凸显。

1 商法概述

概念

商法是指基于调整商事关系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总称。

性质

商法是市场经济的法律表现，是对在构成市民社会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基于营利而建立的特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具有两大特性，一个是具体性，另外一个是实用性。商法由种类繁多的市场组织规范以及五花八门的交易规范组成，因此，基于市场经济调整角度分析，商法的存在为市场经济法律规范的适用提供了详细而具体的法律指导。如果将民法视作一般私法，那么商法则属于特殊私法[2]。

发展现状

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的背景下，我国商事立法也随之取得了明显进步。我国前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商事单行法，如《海商法》、《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合同法》等。由这些商事法律的相继实施可以看出，商法体系日渐完善，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确定商法基础性法律地位的必要性

商法的基础性法律地位是新时期我国社会实际的客观要求，具体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客观要求;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3 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从商法的重要性看我国商法的地位

商事活动源远流长，原始社会时期的以物易物便是最初的一种商事活动。商法历史要追溯到中世纪，当时从商人员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性质的阶层，商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商事习惯法的形成和发展。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和繁荣造成商事习惯法越来越无法满足实际需要，一系列成文法应运而生，各国陆续开始商事法典的编撰工作。从确立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开始，我国才慢慢认识、接受和关注商法，可见起步较晚，但我国商法的完善速度以及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却非同一般[3]。

民法和商法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选择民商分立，还是选择民商合一，影响深远，关系到商法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关系到商法通过何种形式运作，还关系到商法和民法之间的关系协调。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分立，又或者是合一，均不允许对商法规范的存在以及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民商合一并不代表否定了商法存在的意义和作用;商法的存在并不代表要百分百制订一部完全独立于民法典之外的商法典[4]。基于全球范围的民商立法情形来看，无论是民法的商事化，又或者是商法的民事化，均属于一种再普遍不过的现象。民法的商事化指的`是，在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深入交融的背景下，民法法规在不停地吸收和融入一系列与商事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惯例，并对自身调整范围予以进一步拓展，从而在商事领域发挥作用;商法的民事化指的是，在经济生活日益频繁的背景下，用于规范企业的商法日益重要，并逐渐在民法系统中发挥主导作用，进而造成对民法原理进行必要调整和修正的现象。随着一系列商事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民法已经无法完全覆盖商法，由此可见，民法和商法在客观事实上已经发生分化，商法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从商法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看商法的法律地位

商法与民法

支持民商分立的专家和学者认为，商法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性质的法律部门，其原因在于商法有着本身专属的调整对象，即商事关系，同时商事关系也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发生在具有平等地位的商事主体之间;出于营利目的而得以建立;发生在具有持续性质的营业之中。但是，对商事关系的特点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便会发现，其与“民事关系”的界限存在的一定的模糊区域。首先，对于民事主体而言，一方面包括法律直接规定的普通主体，另一方面包括经由特殊登记途径获得主体资格的那些特殊主体，即商事主体(如合作企业等);其次，无论是民事关系，又或者是商事关系，均将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关系作为自身的一大基本特征，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相关调整;再次，民事活动的实际范围不仅涉及营利性的活动(如生产领域等)，同时也涉及非营利性的活动(如消费领域的等)[5]，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一系列营利性活动是民事活动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第四，对于民事活动而言，其营利性活动可能具有持续性，也可能具有非持续性。上述提到的诸多相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法商法化”的未来发展方向，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包容和被包容关系。

商法与经济法

商法和经济法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不同专家和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均将企业当作最为核心的对象，因而两者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机能上，均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它们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法。第二种观点又可被细化为以下两种：商法和经济法是相互分立的，但商法和民法是合二为一的;商法和经济法是相互分立的，同时商法和民法也是相互分立的，即商法是具有独立性质的法律部门。

基于商法和经济法各自性质分析，它们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商法是一种私法，其实施理念在于有效维护主体私权，对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积极调整;经济法虽然在原则上被纳入公法的范畴，但仍旧能够从中发现某些私法特点。对于经济法而言，其公法性主要表现在其将社会作为基础本位，立足于整体利益的综合调整，即以国家经济管理关系为目标对象，进行积极调整，从而在国内营造并维护一种良好的公平竞争关系;经济法具有一定的私法特点还表现在，其在调整过程中将会体现国家意志的组织管理性的流转以及协作关系[6]。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进行分析时，不管是从国际商法的整体发展趋势分析，又或者是从国内立法体例所处的具体国情分析，均能够看出：在我国，商法若想成为具有独立性质的法律部门，在内外部条件上均存在一定的不成熟。商法应当属于民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法中的特别法;商法和经济法之间在本质属性上便存在很大差异;无论是商法，还是经济法，均和企业法存在直接而密切的关系，然而均无法分别涵盖企业法涉及的所有内容，由此可见，商法和经济法基于不同视角以及侧面以实现对企业关系的有效调整。

参考文献：

[1]刘道远. 再论商法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商法地位之思考[J]. 政法论丛，2011，04：13-22.

[2]王作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商法立法分析――兼论商法的存在价值[J]. 青海社会科学，2011，05：77-81.

[3]赵万一，赵吟. 论商法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J]. 现代法学，2012，04：60-73.

[4]杨芳. 探讨民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发展历程[J]. 法制与社会，2012，36：268+271.

[5]孙峰. 社会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其社会作用[J]. 法制与社会，2014，02：12-15.

[6]吕海宁，王彦斌. 我国海上保险合同法律和谐体系之构建――以《海商法》和新《保险法》为视角[J]. 中国商法年刊，2010，00：433-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