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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吃的懒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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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发展启示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民主制度在通过自身调整赢得国内相对稳定的同时,又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在全球扩张.一些西方政界人士将其民主制度蒙上一层“全民民主”、“普遍民主”、“永恒民主”的面纱,作为一种“普世价值”不断向外推销.在他们眼里,其他所有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都是非民主的,甚至独裁 的. 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类型的国家中也有一些人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些发展中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充当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实验品”,结果导致政治动荡、经济停滞、民不聊生.近年来国际政治一系列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冷静地看待西方民主制度,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标志. 实际上,西方民主是西方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产物,是西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为维护资本统治进行的精巧设计,决不能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政治模式. 西方民主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西方民主制度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和完善才达到今天这样水平的.尽管在不少人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完善,统治技术日益精巧,统治手段日益多样,但无论是其自身还是其在许多国家的移植和推广,从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即使经过多年的修补,至今仍非尽善尽美. 首先,我们不妨说说西方的选举制度.作为代议制基础的普选制是英国最先提出的.英国大宪章运动提出实现选举区平等,废除财产的资格限制,男子应有选举权.但是即使这些并不彻底的要求,在英国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逐步实现的. 其次,再来看看西方民主经常标榜的旗号――“人人平等”.美国从来以民主楷模自居,其中一个理由是它自建国之初就一直强调“人人平等”.但事实上,美国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根深蒂固. 最后,应当着重指出的是,谈到西方民主制度,许多人容易想到“三权分立”、“议会制”、“多党制”等,并且以为西方政治制度只有一种模式,这是一种误解.应该说,“三权分立”、“议会制”、“多党制”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主要特色,但它们在各个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都不一样.事实上,西方政治制度纷繁复杂、形态各异,没有哪个国家与另一国家的制度是完全一样的. 西方民主制度的实质是“金钱民主” “民主”一词的本意是多数人的统治.评判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是否得到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利是否得到充分保障.在资本主义社会,名义上人民享有广泛、平等的民主权利,但实际上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往往为实质上的不平等所替代,法律上的平等往往为事实上的不平等所取代.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所有者才享有充分的民主;穷人的民主有时只是形式上的,更多时候只能置身于民主之外;富人借助于“民主”攫取更多的社会财富,而穷人却很难通过“民主”来保障自身的基本权利. 选举权是西方民主最重要的政治权利,但在西方国家,选举常常被金钱、财团、媒体和黑势力等所影响和操纵,从而成了“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和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在政治生活高度商业化的美国,谁要想在国家机关中谋求公职,他就需要拿出大量的金钱.美国的选举实际上是一场金钱竞赛.离开金钱,竞选总统、议员等公职就寸步难行.竞选费用不断攀升,数目之巨令人咋舌. 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各国的民主是由内部生成的,而不是由外力强加的.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只有适合本国国情,不断完善和发展,才是有效的、富有生机的.照搬照抄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一些西方大国到处输出民主的做法也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当代国际政治给国际社会留下的启迪耐人寻味. 苏东剧变给他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后果,说明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是行不通的.原苏共领导人在“新思维”的名义下推行党和国家制度的所谓“根本改革”,其实质就是全盘西化.其结果不但没有带来效率与公平,反而导致国家解体.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使此后的俄罗斯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也面临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其中一些国家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纷纷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多党制和多元化,其结果不仅没有带来繁荣和稳定,反而连续发生军事政变,使人民遭受摧残,国民经济崩溃,社会发生倒退.苏东剧变后,又有一些国家转而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结果陷入混乱不堪、进退维谷的境地,使人民生活更加贫穷.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取得“倒萨”成功后,强行推销“大中东计划”,试图把美国民主制度从外部移植到伊拉克以至整个中东地区,“从源头上改善美国的安全环境”,但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眼下的伊拉克恰似一个无底洞,吞噬着美国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迄今已有2000多名美军士兵在伊丧生.伊境内的袭击和自杀式爆炸此起彼伏,政治重建充满变数,能否如美所愿成为“样板”纯属未定之数,而伊拉克人民已为此付出了巨大、惨痛的生命财产代价.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外国大兵刺刀下的民主是没有说服力的.此外,在支持别国的“民主革命”时搞双重标准,选举结果符合自己利益和心愿时就承认,不符合就鼓动推翻选举结果,直到选出自己能够接受的领导人,这样的做法也让人怀疑:支持民主是假,培植自己的附庸国才是真. 前不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以生动翔实的事实指出了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和它的强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不搞西方的“议会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决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向前进.民主发展模式的比较与探索作者:爱梦 来源:论文之家 日期:2009年07月01日 关键词:民主;模式;中国 虽然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同是转型国家,但两个国家选择的转变方式不同,所以两个国家的目前民主化模式和程度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对哈萨克斯坦和中国民主发展特点进行分析和比较,虽然两个国家的推动民主方式、手段和进程不一样,但是只有向民主化发展才会有美好的未来,而且每个国家因为自身条件不同,在民主发展的模式上也会出现多样化的差异. 1 中国和哈国民主模式的发展 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进程中,信奉西方的政治和民主制度的民主化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联盟的各个地区.哈国独立后的政治体制建设毫无疑问受其影响.哈萨克斯坦在独立前夕就仿照西方的政治体制模式建立起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制.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和民主政治模式,极力想把中亚纳入西方阵营,使中亚既摆脱俄罗斯势力的控制,同时又远离伊斯兰势力的影响.因此,哈国采用的是激进的休克方式推动民主.但这种民主模式既不能等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虽然从形式上看是具有相似性,但与之相比,还不够成熟和“存在缺陷”.事实上,在完全推翻一个旧体制,建立一个新体制时,会出现一个过渡性的体系,此间,在结合哈国实际状况过程中,制度还有待于不断的完善.在经过了十几年的艰难转型后,哈国已经初步具备了民主的基本要素. 相反,中国民主化不断完善和发展,虽然与哈国同属于转型国家,但与其转型所采用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走的是一种温和的渐进改革之路,民主改革也是从一个试点开始逐步推向全面.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得到了延续,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西方有关民主的经验,正逐步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应当看到,在去年中国党的十七大上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提到一个相当高度,尤其是之前胡锦涛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以之为中共十七大报告蓝本的“六·二五”讲话中.谈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字眼在一个段落内出现八次.他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努力与中国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同时,笔者认为民主不具有普遍价值,民主只是一种特定的状态.中国式的民主与西方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与哈国也有很大不同.中共领导的中央政府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具有决定作用,有中国理论家认为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政治模式,理想目标是实现中共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其最大特征,就是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 因此,中国如果继续按照渐进式改革的模式发展,那么在将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可能沿着多条路径向前推进,包括党内民主,基层民主以及高层民主,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轨制模式. 2 民主实现领域(道路) “民主是通过普遍参与进行管理;代表制则有助于实现这一参与.一个大型的民主社会,首先需要一个公正的、其目的在于充分而且准确地反映人民意志的代表制度”.其二,代表制可以在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选举;二是听取人民意见.很久以来,政治家和学者都把选举制度视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之一.而当考察一个国家的民主模式时更是以选举方式作为判断尺度. 哈国政治民主的形式可以大致概括为总统制政府和地区代表制选举.这从宪法和现实政策中可见一斑.哈国在宪法的第一篇中明确规定:国体为共和国制,政体为总统制.同时,实行立法、执行、司法三权分立制,多党制和普选制. “公民参与国家权力机关或地方自治机构的选举,按平等竞争原则选人上述机关,同样是最重要的直接民主形式.”哈国的宪法和法律都规定,凡是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参加选举.每个公民投票的机会是平等的,只有一次投票权.公民参加选举是自愿的,任何人和任何机构都无权强迫.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宪法规定,为了解决国家和社会的最重大问题,可以进行全民公决和地区性公决.有选举权的公民都有资格参加.全民公决采用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和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宪法规定共和国内的公民可以建立不同派别的政党和社会政治组织,并允许其通过竞选的方式参与国家的政权体系.哈萨克斯坦有大小上百个党派,议会也由不同派别的政党组成.但实际上哈国的多党制还只是停留在宪法条文中,政党组织很难实现公平竞争,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多党制在运作过程中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对多党制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明显地不倾向于允许建立人数众多的和有能力的政治力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哈国独立的时间尚短,当前的首要任务并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与提高,而不具备广泛推行多党制的条件.要使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尚需时日.在这种政局下,比例代表制和最高票当选制皆无法推行.鉴于哈国多党制的现状,他在向民主化发展的进程中,其选举制采用的是地区代表制.这在宪法和实践中都有表现.此外,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皆实行普选制.年满18岁的国内公民都有选举权.按照旧的苏维埃区或以州、区、市为基础,将全国划分为人数大致相等的几十个区,各选区选出一名代表组成议会. 另外,哈国在政治体制运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经济形势严峻;多党制未能发挥作用;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矛盾很重;民族矛盾时有发生和激化的可能.这都要求哈国总统认识到,要想使国家走出危机,实现“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就必须掌握强有力的政权.而总统集权既能巩固独立成果、保持社会稳定,又不改变国家向政治民主发展的方向. 中国选举民主化的推动力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中国公民过去淡薄的民主观念和法治意识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始终在推进民主化发展,在原有制度基础上进行创新.另外,改革中的媒体制度愈发关注民众公正和权益问题.公民也有更多的政治渠道参政议政,因而也同时推动了选举制度改革,进而推动民主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更加依赖于民众,特别是基层民众对民主的诉求,推动地方的民主试验改革.如果其中某项改革适合中国国情,同时又带有民主的普遍性,可能会在其他地区推行,并逐步扩大. 而对比起来,中国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得到很大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全国范围内得以推行,许多学者对于村民自治实行的效果持十分肯定和赞赏的态度,认为村民自治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作为农民参与的民主化实验,在民主化实践中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并为中国的民主化提供了示范性作用”.而与之配套的村民直选制也受到好评,虽然在实行选举过程中产生了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但这种改革的道路还是值得探索的.城市社区的选举改革则与之相仿,社委会采用居民直接投票选举,上海、宁波等地实行议行分离的社区居委会组织结构,有利于调动居民参加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另外,中国基层的人大选举制度改革也已经启动,在去年十七大报告中提到“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表述,表明未来选举更加公平化,会着重保障基层农民选民的基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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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西方的民主发展.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民主制度在通过自身调整赢得国内相对稳定的同时,又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在全球扩张.一些西方政界人士将其民主制度蒙上一层“全民民主”、“普遍民主”、“永恒民主”的面纱,作为一种“普世价值”不断向外推销.在他们眼里,其他所有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都是非民主的,甚至独裁的. 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类型的国家中也有一些人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些发展中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充当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实验品”,结果导致政治动荡、经济停滞、民不聊生.近年来国际政治一系列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冷静地看待西方民主制度,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标志.实际上,西方民主是西方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产物,是西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为维护资本统治进行的精巧设计,决不能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政治模式. 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各国的民主是由内部生成的,而不是由外力强加的.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只有适合本国国情,不断完善和发展,才是有效的、富有生机的.照搬照抄别国模式从来不能成功,一些西方大国到处输出民主的做法也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当代国际政治给国际社会留下的启迪耐人寻味.苏东剧变给他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后果,说明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是行不通的.原苏共领导人在“新思维”的名义下推行党和国家制度的所谓“根本改革”,其实质就是全盘西化.其结果不但没有带来效率与公平,反而导致国家解体.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使此后的俄罗斯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民主是通过普遍参与进行管理;代表制则有助于实现这一参与.一个大型的民主社会,首先需要一个公正的、其目的在于充分而且准确地反映人民意志的代表制度”.其二,代表制可以在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选举;二是听取人民意见.很久以来,政治家和学者都把选举制度视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之一.而当考察一个国家的民主模式时更是以选举方式作为判断尺度.看到其他国家,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总之民主发展都是适合本国国情,制度也是一样,所以中国探索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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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好心情11

浅议农业保险模式选择与农村金融稳健发展一、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原因剖析频频发生的农业自然灾害,在带来巨大的灾害损失的同时,也引发了业内外人士对农业保险问题的反思:在商业保险发达的今天,为何农业保险仍然处于真空?其一,发展缓慢,救灾复产作用未有效发挥。农业生产经营的高风险,不仅是农业风险的种类多、涉及范围广,更重要的是农业风险发生的概率大。目前,我国农业受灾的比例每年大约在40%以上,比一般发达国家高出10%至20%。农业的高风险,也意味着经营农业保险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使得保险公司缺乏拓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动力,农业保险发展十分缓慢。由于农业保险的缺位,农业自然灾害后救灾复产的资金基本来源于政府及社会捐献。农业保险对平抑农业生产风险、提高农村防灾防损能力及灾后恢复能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以浙江省为例,由于地处沿海,农业自然灾害在全国风险区划中属于最高之列,保险财产因台风洪水造成的损失率是上海的46-59倍。仅2005年,全省就有万公顷农作物、万公顷水产遭受台风袭击受灾,万头大牲畜死亡。由于近年来该省每年保费收入只有一两百万元,形成了农民、保险公司“两不愿保”的局面,因此这些损失几乎没有得到商业保险补偿。其二,机制缺失,未能形成风险利益共同体。农业保险、农村金融对农业、农民、农村企业均具有通过风险支持获得收益的共性特征。但是,农业保险与农村金融目前却未能形成风险利益共同体,让农村金融独自承担“三农”信贷支持的风险和收益。如果农业保险介入,通过与银行机构打造风险利益共同体,则可以使其更好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吴兴区东林镇为例,全镇龟鳖养殖量最高时超过2000万只,养殖农户数1200多户,已从传统的粮产区变为龟鳖养殖大镇,走出一条特色水产规模化、产业化之路。但2003年开始龟鳖市场行情“突变”,一夜之间造成70%以上的养殖户亏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龟鳖养殖业贷款逾期贷款增加,农业产业化经营风险凸现。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下,通过调减温室龟鳖养殖量、调整养殖品种、建立龟鳖专业合作社等措施,该镇龟鳖养殖业已走出大面积亏损的困境,农户贷款基本上能够正常周转。虽然市场风险基本得到化解,但假若龟鳖行情未能如期转好,那农村合作金融机构2000多万元龟鳖养殖业贷款潜在风险将是巨大的。如果有农业保险分担风险,将使农业贷款的风险大大降低,从而增加农村金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其三,立法滞后,导致政策扶持落实不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五十五条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行政法规至今没有出台。目前,国外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国家都对农业保险进行专门立法,界定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的责任、义务和权利。我国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农业保险也就无法可依。由于立法滞后,国家提出对农业保险的扶持都是宏观层面的,往往因缺少具体支持政策而落不到实处,这也是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除免征种植业、养殖业保险的营业税之外,对农业保险没有其他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没有直接的保费补贴。由于缺乏政府扶持,受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所限,如果保险公司完全按照市场价格制定保险费率,农民买不起;如果按农民可以接受的标准制定保险费率,保险公司赔不起。二、发展农业保险需要创新思路由于农业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承担支农重任的银行机构也处在这一风险之下。如果农业保险这个屏障没有建立,任何形式的银行机构潜在风险都是巨大的,这将影响“三农” 的信贷投入,进而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笔者以为,在农业保险问题上,需要创新思路,大胆探索,加快发展。模式一:政策性保险,市场化经营。农业保险有其特性,它针对弱质产业和支付能力弱的群体,属于准公共产品。而农业又属于基础产业,农业保险对整个和谐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农业保险应实行政策性保险。但政府直接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容易产生垄断,效率低下。因此,要充分利用商业保险公司的经验和现有资源,采用由政府补贴方式,将农业保险交给商业保险公司运作,实现政府、保险公司、银行机构和农民“四赢”。如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酝酿,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于2006年3月1日在杭州成立,中国人保、中华联合、平安等十家成员公司共同签署了共保体章程,标志着业内期待已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浙江开始破题。由于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遵循“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的原则,在试点阶段实行5倍封顶方案,其中农业险累计赔付在保费2倍以内,由共保体全额承担;2至3倍部分,政府与共保体按1:1承担;3至5倍部分,政府与共保体按2:1承担,因此可以较好地化解单家保险公司的经营压力,调动保险公司拓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模式二:专业化机构,综合性经营。由商业保险公司、农业龙头企业、种养大户等出资,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同时,出台一定的优惠政策,允许农业保险公司综合性经营,鼓励其在从事政策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农村地区商业性保险业务,起到“以险养险”的功效,增强农业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的积极性,提高其开发农村保险产品特别是农作物保险产品的能力,减轻政府财政的负担。以2004年12月30日挂牌成立的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借鉴了法国安盟“专业化机构,综合性经营”的“大农险”模式,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根据农业生产力水平、农业风险特点、农民保险需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为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提供种养业险、家财险、人身意外险等“一揽子”保险产品。2005年,该公司就实现保费5506万元,其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为1114万元,常规性保险业务保费4392万元,开办保险险种55个,使其在完善农村风险保障体系,开发培育农村保险市场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为以商业化运营方式开办各类涉农保险业务的农业保险公司,进而实现较好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模式三:相互制保险,自己保自己。相互制保险公司是所有参加保险的人为自己办理保险而成立的法人组织,也是国际上比较成熟和被广泛采用的一种保险组织形式。与股份制公司相比,相互制保险公司在组织形式、资金来源、经营模式、经营目标和分配机制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会员利益的最大化。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相互制保险公司具有的优势也十分明显:一是相互保险形式适用于道德风险较高的保险;二是相互保险成本较低,为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人群寻求保险保障提供了机会;三是由于相互保险公司的投保人具有双重性,因此公司可以灵活调整保险费率,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利差损、费差损等问题。目前,相互制保险成为国外保险市场的主流形式之一,公司数量和市场份额比重都占到全球2/5左右。在我国,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在原黑龙江农垦总局风险互助体系的基础上,成立了我国第一家相互制保险公司——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并于2005年1月11日正式开业,填补了我国尚无相互制保险公司的空白。由于相互农险公司较少需要政府资金上的支持,具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和稳定性,利用这种形式发展农业保险被很多业内人士看好,渔业、全国总工会下属的中国职工互助保险等有望在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试点成功的基础上走得更远。模式四:银行办保险,尝试双赢路。鉴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支持“三农”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其与农业保险休戚相关的因素,结合“十一五”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建议认真研究在省(市、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联社中开展设立农业保险公司的试点。在省(市、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联社中设立农业保险公司,一是符合其作为全省(市、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行业管理部门的角色,有利于发挥人才优势和交叉销售优势,符合综合经营的发展趋势,形成风险利益共同体,有效提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实力;二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风险有其特殊性,它往往由小而大,由此及彼,一旦发生风险,作为信贷支持主体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影响最大,而农业保险公司的设立,可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负面影响和损失降至最低,有效提高信贷风险防范能力;三是以省(市、区)为单位设立农业保险公司,可以推进农业保险的地方性行政法规立法试点工作,从本地实际出发对农业保险的经营目的、性质与定位、经营原则、组织形式、承保范围、保险费率的厘定、保险条款的制订以及对农业保险的监管等做出规定,明确农业保险的地位,并借助税收杠杆的财政积累支持农业保险,有利于促进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落到实处。模式五:政府设基金,防巨灾风险。在国外,许多国家都在农业保险立法中对保险费的分担作了明确的规定,美国法律规定政府补贴保费的30%,加拿大法律规定政府补贴50%。同时,通过提供再保险或建立巨灾保险基金的形式为农业保险提供政策支持。如美国和日本,政府为农业保险,包括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提供高额补贴;在德国和法国,农业保险运作方式虽然市场化,但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和疫情,仍有政府基金作坚强后盾。在我国,由于没有巨灾支持保护体系,巨灾损失完全由保险公司独立承担,大量风险集中于经营主体自身,使得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保险公司的积极性、承保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建议抓紧建立中央和省(市、区)两级政府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对遭遇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供给主体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农业巨灾风险基金的来源可以是多渠道的,包括政府财政预算拨款、从农业保险供给主体的年度经营盈余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以及赈灾捐款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等等。同时,对农业保险业务免去营业税的同时,建议减免所得税,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拓农业保险业务。所减免的税收转入专项农业保险基金,用作应对农业大灾补偿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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