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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谢灵运山水诗中的名篇,大约作于元嘉元年至三年之间。在宋景平元年谢灵运辞职回到故乡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的庄园里,他在此修建石壁精舍后,潜心读书、诵经、礼佛。感慨甚多。面对湖光山色,他智海翻腾,欣然命笔,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诗篇的末尾四句,写出游后所悟的玄理。诗人认为,一个人只要淡泊名利,便会置穷达荣辱于身外,不受其牵累,只要精神上恬静和惬意,就会觉得心性与自然常道相通为一。人生在世,要顺情适性,随遇而安,这就是人生的真谛。全诗融情、景、理为一体,寓情于景,景中含情,诚如王夫之所评:“谢诗……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 谢灵运作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重要诗人,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他坎坷的一生和佛教有着无法解开的缘份,他最为突出的山水诗成就也很大程度地缘于佛教思想的影响。上一首诗中就体现出很强的玄理(佛理)思想。 谢灵运(三八五至四三三),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世居会稽(今浙江绍兴)。谢灵运这位淝水之战前敌指挥之一谢玄的孙子,是东晋南北朝最重要的门阀士族谢家的子弟,从小受着特殊的厚待和众人的瞩目。因为谢家三代单传,为了使谢灵运顺利成人,信奉道教的家庭就把他送到钱塘杜明师的道馆中寄养。于是,谢灵运就有了“客儿” “阿客”的小名,后代人也习惯称他为谢客。寄居钱塘时,笃志好学,博览群书,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谢灵运十五岁时回到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十八岁就袭封康乐公,家世显赫,加上自身才华出众,更免不了如中国的传统知识份子一样拥有一番天大的政治抱负。但由于他在政治上所代表的王、谢等门阀世族,与当时执政的出身比较寒微的刘宋王族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虽然自恃甚高,以为可以参与政要,但却一直不被重用。谢灵运在官场生涯中几经挫折。到三十八岁时任永嘉太守时,他对政治已开始有所怨倦,寄情于山水,后来辞官回会稽,凿山浚湖,探奇访胜,排遣政治上的不满情绪。 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诗云:“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政治上的不得志,使谢灵运转而将精神寄托于自然山水,并在诗歌领域中成为一代巨匠。 晚年任临川内史,在政治纠纷中因谋反被收。最后在广州被杀。 谢灵运自幼好学,博览群书,文字之美与颜延之并称江左第一,名动京师。《南史·颜延之传》中说,颜延之与谢灵运以辞采齐名,而快慢不同。宋文帝刘义隆有一次命题让他俩作诗,颜很决就交了卷,而谢则好一会儿才完成。颜延之曾问诗人鲍照:“我与灵运相比优劣如何?”鲍照回答说:“灵运的五言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你的诗则若铺锦列绣,也是雕缋满眼。”南朝梁代的著名诗人兼诗评家钟嵘在他所著的《诗品》中也引汤惠休的话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 古人的所谓“芙蓉”,指的是荷花,亦称莲花,而不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芙蓉花。自此,“出水芙蓉”、“芙蓉出水”或“初发芙蓉”、“芙蓉初发”便成为形容诗文词句清新可爱、美妙自然的一句成语。正如我们众所周知的,莲花是佛教中的重要象征物,鲍照的评价不经意地点中谢灵运一生与佛教摆不脱的缘份。 谢灵运自身向佛的心愿可以从他申请参加高僧慧远的僧社一事深刻反映。 僧社又叫法社、莲社、净社、香火社等,是崇奉佛教的官僚贵族和在家居士同僧人结成的信仰团体。最早的莲社是由净土宗的先驱者,东晋高僧慧远创办的。慧远“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伟,风鉴朗拔”。他对祖国文化的深厚修养,以及风度魅力,对士大夫很有吸引力,使得“宿儒英达,莫不服其远致”。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一百二十三人,都“弃世遗荣,依(慧)远游止”。慧远于是和他们集于庐山北面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往生西方净土。这样,中国的第一个莲社便产生了。莲社的创立开辟了僧俗交游的新蹊径。当时人选的条件比较苛刻,谢灵运一度被拒之门外。他的十世孙、中唐诗僧皎然对他十分推崇,曾说“康乐公(谢灵运)早岁能文,性颖神澈,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诗式》卷1)而唐末诗僧齐己却否定“心地更精”的说法,认为“谢灵运欲入社,远大师以其心乱,不纳”,“谢公心乱入无方。”很可能由于顿悟说尚未被当时的佛教界普遍接受,谢灵运主张顿悟说,佛教界的正统派人物认为他“心乱”,为了加以压制,以便不惹出麻烦,干脆连佛教的外围组织也不让他加入。但是正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谢灵运的自身心愿和他的佛学修养(已经有些让当时的佛教高僧感到担心)。 据楼宇烈先生的《为研究佛教文化提供一部简要的原始资料——<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编后》指出: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并不仅仅是出家僧人的信仰,而且有着极其广泛的世俗信仰者做其基础的。特别是其中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又不同于一般的信仰者,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字著作或艺术作品,宣传和发展佛教理论,其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绝不下于那些出家高僧。而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谢灵运的佛学修养在短短的《辨宗论》中体现出来,他把儒佛在成圣问题上的异同和当时名僧道生的“顿悟”说揭示了出来,在中国佛教理论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谢灵运还把《大般涅盘经》整理成南本。 还有一点过去我所不熟知的,谢灵运在佛画领域的成就。据相关文献记载,由魏至唐五代因画佛得名并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显赫地位的佛画家在晋朝有张墨、卫协、谢灵运等人。 如果仅仅如以上所说,那么谢灵运就仅仅是一个出色的佛画家和佛学家(哲学家),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声望和地位更来源于他取佛教思想精神融个人感悟,在过去玄理诗和描写山水的诗(非真正的山水诗)的基础上,真正创立了中国的山水诗传统。 中国文化中,受到佛教影响的诗有两大类,有的明显,有的隐晦;有的直接,有的间接。而这两类诗,谢灵运都写过,并且有比较出色的作品。 一类是明显表现佛教教义的,可以称为佛理诗(与玄言诗 稍有区别)。这类诗,虽然名曰佛理,但是出家人作,很多一般文人也作,例如: 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净土一何妙,来者皆菁英。(谢灵运《净土咏》) 另一类是山水隐逸诗。这类诗是六朝时期释道思想融合文人雅士的生活的反映,所以虽然没有明白宣扬佛教教义,却也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菱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这正是谢灵运得以成为中国山水诗鼻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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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更多的表现出的是一种与官场决裂的感情,将自己真正的融入田园生活中,所以诗歌更加的淡然与平和。而谢灵运虽然也寄情山水,但是更多的表现出了个人对于世事的不平态度。而且描写自然山水力求全面、翔实,虽然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是显得比较朴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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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谢灵运二人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不仅决定了他们诗歌的题材内容,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诗歌艺术和表现技巧.陶渊明田园诗物我合一的境界与谢灵运山水诗物我各一的特征便由此产生.陶渊明长期在农村与农民为伍,这使他对农村有更多的了解,对农民有更多的同情,因而他的思想和行为就少了一份士大夫的文雅与风流,而多了一份田园的质朴与清新.志不得伸的痛苦,志性自然的个性,又促使陶渊明接受了道家回归自然、向往自由的思想,平心静气地把田园和田园生活作为自己的生活氛围和理想归宿,把自我融人田园中.他的灵魂与田园密不可分,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因而他能用清新朴素的语言描述淳朴自然的生活与心情.他的诗歌,结构浑融一体;描写景物,神与物会而少夸张铺饰;选词造句看似信手拈来,却用心良苦.出自于百年望族的谢灵运从小就拥有优越的家庭条件和良好的个人天赋.长期的官宦生活、深厚的家族传统、儒佛交织的复杂思想,一方面促使谢灵运走向山林,一方面又顽强地把他拉回到现实斗争的漩涡中.因而,谢灵运始终把山水作为解脱现实苦难的工具,向往自然而不能忘怀世俗功名利禄.在他的山水诗中,山水作为描写客体而独立存在,自我不曾与山水融为一体.谢灵运与山水各一,因而写景时能细心观察;所写之景,穷形尽相,但往往缺乏一种生命主体之美;诗歌结构大都明显地分为写景说理两部分;诗歌语言富艳精工,更多地流露出一种贵族化的审美倾向. 具体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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