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行毕业论文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有其必然原因。从本质上看，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问题，从体制机制方面看，金融疏于监管，存在六个环节上的重弊。 （一）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 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是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但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在过去10年里购房实行“零首付”，半年内不用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购房按揭贷款制度，让美国人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穷人都住上大房子，造就了美国经济辉煌的十年。但这辉煌背后就潜伏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关联的坏账隐患。 （二）房贷证券化。 出于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考虑，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将购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按揭贷款打包证券化，通过投资银行卖给社会投资者。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转嫁到资本市场，并进一步转嫁到全社会投资者——股民、企业以及全球各种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三）第三个环节，投资银行的异化。 投资银行本是金融中介，但美国的投资银行为房贷证券化交易的巨额利润所惑而角色异化。在通过承销债券赚取中介费用的同时，大举买卖次级债券获取收益。形象地说，是从赌场的发牌者变为赌徒甚至庄家。角色的异化不仅使中介者失去公正，也将自己拖入泥潭不能自拔。 （四）金融杠杆率过高。 金融市场要稳定，金融杠杆率一定要合理。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过度扩张，用极小比例的自有资金通过大量负债实现规模扩张，杠杆率高达1:20—30甚至1:40—50。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金融机构以这个过高过大的杠杆率，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虚假的繁荣。比如雷曼兄弟就用40亿美元自有资金，形成2000亿美元左右的债券投资。 （五）信用违约掉期（CDS）。 美国的金融投资杠杆率能达到1:40—50，是因为CDS制度的存在，信用保险机构为这些风险巨大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若融资方出现资金问题，由提供保险的机构赔付。但是，在没有发生违约行为时，保险机构除了得到风险补偿外，还可将CDS在市场公开出售。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超过33万亿美元的CDS市场。CDS的出现，在规避局部风险的同时却增大金融整体风险，使分散的可控制的违约风险向信用保险机构集中，变成高度集中的不可控制的风险。 （六）对冲基金缺乏监管。 以上五个环节相互作用，已经形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而“追涨杀跌”的对冲基金又加速危机的发酵爆发。美国有大量缺乏政府监管的对冲基金，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对冲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场，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价；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冲基金又疯狂做空美国股市，加速整个系统的崩盘。 这六大环节一环扣一环，形成美国金融泡沫的螺旋体和生长链。其中一环的破灭，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演变成今天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 二、走出危机需要三阶段统筹 2009年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一年。遏制危机并早日走出困境，必须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当前燃眉之急是解决美国2万亿美元的金融坏账，中期是防止金融危机变成经济危机，远期是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一）当前措施：三招救市 这三招，一是股权重组，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注入资金，解决流动性。首先，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把私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把银行的坏账剥离，打包放在一边，银行复苏后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由政府埋单，将坏账清零。第三，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老百姓挤兑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增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让其他银行拆借。根据测算，美国大约有2万亿美元坏账，今年通过采取这三招大体解决了1万亿美元坏账，明年还将要解决剩下的1万亿美元坏账。 （二）中期目标：振兴实体经济 如何遏制实体经济下滑，是全球高度重视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仍然是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加大出口的三条途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各国政府都启动了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并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而采取共同行动。 在中期，各国政府会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其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补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增强活力。第三是培育市场主体。抓住目前大批企业减产停产、破产关闭的时机，推进并购重组，推进企业改造发展。作为美国政府，除了启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推进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之外，还要亡羊补牢，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滋生金融六个环节弊端的根本问题，健全金融制度。 （三）长期指向：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趋向恶化，出现全球性“美元过剩”，美国黄金大量外流，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能支撑美元的泛滥。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美元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日强，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者，本应该恪守世界金融制度，增强美元的货币责任意识，防止滥用货币发行权。但从这几十年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实践看，美国没有肩负起职责，利益和责任失衡。2005年，美国万亿美元，贷款余额18万亿美元，超过GDP50%，股票市值20万亿美元，超过GDP60%。美国政府欠债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3万美元。各项金融指标的狂涨意味着大量的泡沫，必将带来金融动荡。从宏观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现有世界货币体系的积弊所致。因此，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是必然趋势。 怎样的世界货币体系才是合理的？我认为，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三大主体货币对应的国家应实行“G本位”——以GDP为本位。即GDP与银行贷款余额、与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市值应该大致相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 三、中国经济有强大的抗危机能力 目前，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股市、房市回调，沿海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停产破产关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世界经济加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风景尚好。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六大优势： 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目前已有1万9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足可抗御外来风险的冲击。 第二，传统的储蓄美德和较高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有储蓄的传统美德。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达到亿元，储蓄率达到50%以上。中国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财政负债风险不高。 第三，审慎严格而又灵活，既管制又自由的外汇管理政策。资本项下实行管制，外国资本不能随意地进出中国，而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进出又较为自由灵活。 第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均GDP10年后会突破1万美元。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内需，不仅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五，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严格的金融监管。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几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已经基本完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国金融制度健全管理严格，且严格控制金融衍生产品，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金融体系那样的问题。 第六，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法制逐步健全，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中央政府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见事早、行动快，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比如今年，上半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9月以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11月份以后果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等等，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有所放缓，2009年上半年惯性下滑，下半年开始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国际金融危机则到2009年底见底，经济危机到2010年底左右见底，2011—2012年开始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