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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lv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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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火得很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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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1890~1969) 中国历史学家。江西义宁(今修水)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父陈三立,光绪年间进士,晚清著名诗人。1902年赴日本求学,后因病回国。1910年起负笈欧美,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美国哈佛大学等学府专攻比较语言学和佛学,达10余年之久。1925年起,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英国牛津大学担任教授。1952年后,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在此期间,他还当选为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培育出大批人才。其谨严的治学态度和待人坦诚的品格,深受中外学术界敬重。图片陈寅恪的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发表的学术论文近百篇,后经修订分别辑入《寒柳堂集》和《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中。专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1993年4月,《陈寅恪诗集·附唐筼诗存》出版,收集了至今可见的陈寅恪50余年的诗作,并将其夫人唐篔诗收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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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情伤感情

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第二版)2005年3月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楼劲、刘光华:《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周良宵:《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徐连达、朱子彦:《中国皇帝制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刘泽华:《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91年。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阎步克:《职位与品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吴宗国:《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人民出版社 1996年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6月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8年3月左言东: 《中国古代官制》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5月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 1999年张晋藩:《中国政治制度史》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1987年张创新:《中国政治制度史》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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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生平简介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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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奈小妖精

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西省义宁(今修水)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之第三子。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随兄陈衡恪去日本巢鸭弘文学院求学,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起负笈欧美,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1914年回国。1918再度出国游学,在美国哈佛大学梵文和巴利文等。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先后达十余年,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能力。1925年回国,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等校教授。1926年6月(36岁时)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馆长。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和佛教经典,均有精湛研究,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逝世。著有《诗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传》和《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专著,并有《金明馆丛稿》论文数十篇。陈氏善制联语,且对联语教学也特别重视。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时,他曾以“孙行者”、“清会园水木清华”为题让考生对对子,为现代联语史留下一则佳话。=========================================【陈寅恪自题联】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陈寅恪于1955年春节自题门联(作者在旧社会长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他关怀备至,他的心情非常舒畅。所传“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即是此时所说。“万竹”,竹,即爆竹;万,形容其多。“百花齐放”,指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改革和发展中国戏曲艺术而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此方针也适用于其他部门。“新莺”,谓初春鸟鸣。此喻新戏曲、新文艺。莺,即黄莺,黄鹂。初春始鸣,故又称告春鸟。李白:“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始向蓬莱看舞鹤,还过茞若听新莺。’”)古董先生谁似我;新花齐放此逢君。——陈寅恪于1957后新春观戏书题(1957年春节,广州京剧团为中山大学教工表演剧目,作者欣喜之余,撰书此联。上联句式倒装,自抑为古董先生。“古”与“陈”同义,暗嵌作者之姓。“董”,指一同看戏的董每戡教授。下联的“新”,指演员新谷莺。“花”,通华,指演员华兰苹。)=========================================【陈寅恪撰题联】孙行者;胡适之。——陈寅恪于1932年为清华大学入学国文题拟出的试题和答案(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时,请陈寅恪先生出国文题,他拟了一个对子题“孙行者”,标准答案为“胡适之”。系化用苏轼《赠虔州术士谢君》“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诗句。陈寅恪云:“‘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词,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又云:“盖胡[猢]孙[狲]乃猿猴[亦皆为姓氏],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次考卷中,凡对“胡适之”者满分,此联仅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周祖谟对以“胡适之”。对“祖冲之”者亦视为符合要求,因“祖”“孙”尚可成对[也皆为姓氏和亲属称谓]。据说当时对以“王献之”、“王引之”、“韩退之”者,也被认可。至于答“唐三藏”、“沙和尚”、“猪八戒”……者,皆不及格。)见机而作;入土为安。——陈寅恪抗战时题戏防空(此联撰于抗战期间,戏题防空。上联所说的“机”,指飞机,见此“机”前来轰炸,人们自然而“作”,即迅速进入防空洞。下联的“土”指防空洞,“安”,为安全。此联妙用俗词成语,简纅[li]贴切,意趣横生。)今雨不来旧雨往;他生未卜此生休。——陈寅恪撰嵌名[雨生]戏题吴宓(吴宓是著名学者,字雨生,为作者的好友。吴宓因钟情于才貌双全的毛彦文,而结发妻离婚,后毛彦文与熊希龄结婚。吴宓之结发妻仍为其抚育孩子。陈寅恪戏撰此联。上联化用杜甫《秋述》句,下联集自李商隐《马嵬》诗,两嵌吴宓的字“雨生”。“旧雨”,喻发妻。“休”,既指与发妻离婚,又指未能与向往之人成婚。极具幽默风趣。)=========================================【陈寅恪讽赠、戏赠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陈寅恪讽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陈寅恪戏赠清华大学学生(1926年,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与梁启超、王国维等著名学者同任导师,戏撰此联赠学生。梁启超是康有为[广东省南海县人,世称康圣人]的学生,故研究院的学生便成了康的“再传弟子”。王国维做过宣统皇帝溥仪的老师,所以现今所教学生可视作“大清皇帝”的“同学少年”了。联语耐人寻味,谐趣横生。)=========================================【陈寅恪撰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陈寅恪自挽及预挽夫人晓莹(作者13岁去日本留学,旋又到伦敦、柏林、巴黎攻读语言及历史。回国后曾在7所大学任教40年。晚年因眼疾,双目失明,1962年又跌折右腿。1966年“文革”初起,屡被抄家,乃致批斗。1969年,这位年届8旬的史学大师,自知年事已高又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便为其病妻晓莹先生预写了这副挽联。“涕泣”句,典出《汉书·陶答子妻》:“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决,涕泣。”后以“牛衣对泣”,形容夫妻共守穷困。“豹隐”,比喻隐居。《列女传·陶答子妻》:“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陈寅恪深知“废残难豹隐”,又不愿“九泉”寂寞,只望阴阳两界仍相伴随,便有“九泉稍待眼枯人”之句。此联作毕不多时,陈寅恪含恨而逝。一个月后,其夫人也郁郁而终,应了“九泉稍待眼枯人”之语。联句字字血泪,凄婉动人,催人泪下,难以卒读;为现代联史又多一佳作。)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契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陈寅恪挽王国维(王国维[1877-1927],近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古文字学家。字静安,号观堂。浙江省海宁人。曾任学部所属图书局编译名词馆协修,又曾任职于溥仪南书房。政治思想保守。然学术研究多有独到之处。1927年6月投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尽。所著《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等,最为人称道。生平著作60余种。有《观堂集林》、《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等集编本行世。上联“十七年”句,指清朝统治终止于宣统三年[1911年],距王维国之死为17年。“累臣”,以屈原比王国维。屈原赴湘死,古人称“湘累”。下联“牙签”,即牙制签牌。旧时藏书者著于书函上的标志,以便检阅。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契文”,即甲骨文。甲骨文用刀刻成,因谓。“奇字”,王莽时大书之一。一说奇字即大篆。“谬承遗命”,作者自谦之词。王国维生前曾指导作者为学,并给以研究任务,因谓“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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