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反思战争的研究论文

日本历史文化周鸿达经管系·10营销2班·1008010249 一、摘要 每个历史文化都有它的起源以及一些人们一直在探索的奥秘，那么日本的弥生时代是怎样形成的呢？当时的居民又是从哪里移居到这里的呢？这个时期又有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与文化呢？文化虽然千差万别，而又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却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本文主要讲述了日本弥生时期的历史即日本弥生时期是怎样形成的，弥生时代最早的弥生式陶器1884年首次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现，所以称作弥生时代。 关键字：弥生时代、吸收文化、水稻农业 二、前言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灿烂的历史，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停的探索着，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都是丰富而多彩的，而他形成的过程又是扑朔而迷离，追随着古人的脚步，我们了解到日本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自身的历史与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对它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每一个国家不能离开世界而单独存在。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不论生存的长短，都几乎在世界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虽然不同，性质也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它们的贡献是一样的。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而成的。也就是“文化多元主义”。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形成，就会立即向四面八方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的传播。弥生时代主要有什么文化？它主要有村落和农业纺织、铁器和石器、铜器、陶器。他们的历史与文化，与方方面面的原因有关，，有人说这一时期的发展是因为正值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期，秦王为了寻求长生不老药，而徐福为了躲避秦王的暴政而编造谎言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东渡，而秦始皇一心只为了长生不老相信了它的谎言。所以日本在弥生时期的迅速发展是因为徐福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以及人才。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它与以前的绳文时代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但是，一个国家想要发展，就必须改革与开放，引进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与技术。弥生时代是无产阶级社会向社会阶级过渡的时代。这时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农村公社，他是伴随着水稻农业的确立而形成的。水稻农业是集约劳动，水田的开发、栽培和管理，灌溉工程的修建和维护，都需要大规模的协同作业。以血缘关系为维系的狭隘的原始公社不能适应这种型的生产形态，因此超越血缘关系的更大的弥生时代的发展要素 公元前2、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4世纪初，这5、6百年，在日本考古学上称为弥生文化时代。弥生文化是倭人脱离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转折时期。如果说绳文文化时代倭人社会发展缓慢，历史前进步伐以千年为单位，那么进入弥生文化时代后倭人社会发展骤然加速，历史前进的步法不是以千年为单位而是以百年为单位倭人登上东亚国际舞台正是以弥生文化时代倭人社会的迅速发展为其前提的。 一、弥生时代的形成 关于弥生时代的形成，日本学者有独立发展说、大陆传入说、大陆文化与绳文文化结合说等各种见解，我比较赞同结合说。佐原真剖析了弥生文化的各种因素，指出弥生文化由三个因素构成：“大陆传来的因素”、“继承绳纹文化传统的因素”、“绳文文化自身形成的因素”。 （1）弥生时代的基本特征 （1）铁器代替石器，有石器时代直接越过青铜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2）普及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有采集经济直接越过畜牧阶段，直接过渡到农业社会；（3）农村公社代替原始公社，有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形成地区性早起奴隶制度国家；（4）脱离孤立状态，加入中国的册封体制，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社会的一员。 （2）弥生文化的产生背景 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前250年左右，就我国的历史来说，是大战乱的战国时代即将转入大统一的秦汉王朝大统一的时代。在这五六百年的时间里，日本列岛上渔猎采集自然经济突然飞跃到以水稻耕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新经济的弥生土器时代。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证实，在绳文时代晚期后半，在北九州玄界滩沿岸地区，以开始种植水稻。在绳文晚期后半山之寺期，发现最古老的水田、碳化米等。 （3）绳文时代的影响 在福冈市板付遗迹发现的弥生前期的水田下层，有绳文陶器。从这些遗迹和遗物来看，当时已有相当发达的水稻种植技术，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形造田。从水稻种植传入的时间（绳纹晚期后半），早期就有高度的农业技术，以及其后的传播过程，可以充分证实弥生文化是在绳文文化基础上形成的。（4）大陆传入的影响 历史学家在北九州和山口地方发现了弥生人骨，而他们具有身高很高，额头很高的特征，既不属于绳文人的特征又不属于古坟人的特征。这一时期是中国的战国时代和秦汉帝国交替而向四方扩展时期，在中国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淮南衡山列传、等处记录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经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命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渡。江苏省连云港市徐福研究会在江苏、山东、河北的有关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不仅证实了确有徐福东渡之事而且初步揭示了徐福东渡的具体过程。这说明了大陆传入因素对弥生时代形成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大陆文化与绳文文化结合而产生了弥生时代。 二、弥生时代的文化 弥生时代，北九州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它既是吸收大陆文化的中心，又是日本列岛的政治中心。然而进入古坟时代后，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畿内，随之吸收大陆文化的中心也由北九州转移到畿内。畿内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了先进的地位，但到德川时代和近代，江户和东京又取代畿内的位置，成为日本的政治中心和吸收大陆文化和西方文明的中心。（1）村落和农业纺织 村落多建在河流附近的台地或平地上，周围往往设壕沟。房屋一般是竖穴式的，平面呈圆角方形或圆形。为了贮存谷物，建筑干栏式的粮仓，其遗迹在兵库县的田能、静冈县的山木和登吕等遗址被发现。（2）铜器 主要为铜剑、铜矛、铜戈和铜铎②。剑、矛、戈分“细形”和“广形”两类。铜铎是日本本地产的铜器，也属祭器，其分布范围在以畿内为中心的本州中西部和四国的东部地区。 （3）陶器 陶器是弥生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称弥生式陶器。一般呈红褐或黄褐色，烧成温度约850℃。制作方法是泥条盘筑③，经慢轮修整。器形大致可分壶形器、瓮形器、钵形器和高脚杯等类。 结论：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灿烂的历史，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停的探索着，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都是丰富而多彩的，而他形成的过程又是扑朔而迷离，追随着古人的脚步，我们了解到日本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自身的历史与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对它文化的影响，日本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每一个国家不能离开世界而单独存在参考文献1、《日本起源考》（总主编：季羡林 2004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2、《先史时代的日本》（徐逸樵著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3、《一本书读懂日本史》（王光波出版日期:2010-09-16）4、《农业的开始和阶级社会的形成》 （佐原贞 1975年）5、《弥生时代人》 （河出书房 1966年）6、《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 （罗其湘 1984年）7、《弥生文化研究》 （金关恕 1986年）8、《奴国发觉》 （学生社 1973年）9、《日本历史大系》 （井上光贞 1984年）10、《奴国发掘》 （学生社 1973年

中国与日本虽然说有二千年交往历史，但日本孤悬海外，近代以前之航海技术并不发达，往来只限于少数人，故双方正式接触机会并不多，甚至要透过第三者如朝鲜或琉球建立沟通渠道。这一格局，直到鸦片战争后才有所改变。1871年中日订定修好通商规条，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交往并不畅顺。订交四年不到，1874年即发生“牡丹社事件”，日本出兵台湾；到1894年更爆发甲午战争，此后双方关系一直跌跌撞撞，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两国颠簸不已的关系才告一段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体制分割下，中日两国暂得以相安，然随着两极霸权的衰落、多元世界的兴起，中日关系翻然又成为一极具爆炸性问题。 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许多共通地方，本应容易互相理解，然却无法避免彼此间之龃龉，从长远历史而言，有其结构性问题。首先，中日两国二千年来缺乏真正互动，到近代才真正有具体接触，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难以培养出一种理解对方之同理心，容易造成误解[1]。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千岁丸”之行。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锁国体制”被打破后，幕府十分关注当时中国的状况。1862年，为了促进对华贸易，幕府特地向英国购入洋船，命名“千岁丸”，派出五十多人之代表团赴上海，停留两个月，仔细考察在英法联军役后及太平天国军兴中的清廷。在上海，他们目睹市容破旧、西洋人对中国人颐指气使的情况，甚为失望。由此，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而言，中国成为落后老大的象征，这为日后“脱亚论”的兴起埋下伏线。 其次，日本从未正式进入过中国之天下秩序，但却深受中国传统经典的影响，故日本成为中国在亚洲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之最有力挑战者。滨下武志指出：“日本近代化是在以中国为中心之朝贡制度内发生，由中华概念去观察亚洲的近代，所谓日本近代化即为日本要夺取中华世界的过程。”[2]然探讨其背后思维，正如张启雄所言，日本接受中国传统天下观念，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去天命，由有德者继承者，亦即所谓“易姓革命”。易姓革命是一个“争天下”的过程，继承者论德不论种族，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而日本正是用上述方式号召，竞逐东亚之主宰者[3]。 然历史格局只能是影响中日关系之部分原因，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已进入全球化的阶段，传统亚洲秩序只能是政策决定的背景，中日两国的国际行为必须配合现行国际形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新因素。因此，促使两国对立加深、磨擦不断的中日战争，才更值得我们注意并引以为鉴。这是本文的关心所在。 一有关中日战争的争议 中日战争起源于1937年7月7日。不过，由中国人的角度看，它包涵的范围应更广：可以上溯至1931年之“九一八事变”，是为日本正式使用武力侵略中国；甚至可以上溯至1895年之甲午战争乃至早在1874年之“牡丹社事件”。这反映出日本侵略中国其来有自，远在明治时期便开始扩张。中国学者大多用上述观点来看待中日关系，而结论亦主要为日本的近代扩张是一个对中国连续侵略的过程。波多野澄雄归结此种看法为“侵略与抵抗”的典范，可以说一矢中的[4]。事实上，无论台湾或中国大陆学界，对中日战争的解释仍未能越出救亡图存的角度，这亦可说是学界解读抗战的一个困境。中日战争毫无疑问是一场侵略战争，然除了侵略以外，难道就没有其他含义？历史上侵略战争所在多有，但抗战与其他抵抗侵略的战争有何差别？对此，海峡两岸至今仍缺乏一个宏观解释。近年有中国大陆学者提出“反法西斯战争”的概念，有意寻求中日战争在抗战以外的意义[5]。但反法西斯是苏联对二战之解释架构。对苏联而言，二战的起因是德、日、意三国结成反共轴心，企图瓦解社会主义制度，故法西斯国家是其最主要敌人。然中、美、英三国对二战的性质看法不尽相同，对德、日、意三国之立场亦各有相异，因此用“反法西斯战争”概念实在未能确实反映出二战之本质所在。因此，如何把各国之战争串联在一起，是研究抗战史不可或缺的工作。 与中国学者之连续侵略观点相反，不少日本学者采取一个不连续观点来看待中日战争。虽然他们并不否认中日战争的侵略性，但认为中日战争以至太平洋战争并非是一个连续一贯的过程，而是有许多转折点；假如有关国家能妥善处理国际上之矛盾，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所谓“转折点”，又可以集中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珍珠港事变”这三个历史事件之上。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缘起，这在今天的日本学界已经有了比较统一的看法：即事变从一开始便是关东军以至部分日本国内军人策划的阴谋，目的是攫取中国东三省，扩大日本对抗苏联的纵深及加强战争资源的占有[6]。至于“九一八事变”在何时终结，则有较大争论。日本部分学者主张中日两国在《塘沽协定》签署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结束，因为根据《塘沽协定》，中日双方军队以长城为界，不得越境攻击对方，而且为确实避免冲突，在长城以南、平津以北设一非武装地区，双方不得驻守军队。对上述学者而言，这代表国民政府默认满州国的存在，亦即达成日本军人把东三省由中国分割出去的目的。他们认为若非日本军人再推动华北自治运动，北方局势可能就此稳定下来，而“卢沟桥事变”便无从发生[7]。中国学者大多反对此种看法，认为由《塘沽协定》到华北自治运动，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贯既定政策，非只是现地日本军人推动，同时中国亦不可能放弃东北，故“九一八事变”危机未因《塘沽协定》的签订而消解[8]。另外，亦有部分日本学者由“十五年战争”（下详）的角度，同样主张华北自治运动非只是现地日本军人动作，而是日本侵华之一贯延续行动[9]。 第二个问题是“卢沟桥事变”的性质是否为一有计划事件以及为何会扩大成全面战争。由于“九一八事变”前车之鉴，中国学者多半认为“卢沟桥事变”为日军有计划之挑衅行为，中国为图生存，战事不能不扩大为全面战争[10]。日本的主流看法则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偶发性事件，而且在事发之初，无论日本内阁及中央军部均主张不扩大事件，由现地军事当局解决。当时日本在华驻军方认为中国当局行事颟顸，必须实施军事压力才能奏效，但基本上亦把行动限制于平津地区，无意扩大为全面战争。1937年7月25日平津战事展开后，日本内阁亦曾考虑停战办法，一方面向国民政府提出两项停战条件，即首先把华北非武装地区延伸至永定河以北，其次是缔结华北经济合作协定；另一方面日本内阁亦释放好意，取消《何梅协定》及《秦土协定》，同时承诺支持冀东政府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合并。由上述日方构想，可见日本无意进行全面战争。至于为何由局部转向全面战争，其关键是“八一三事变”（淞沪之战）。日本原来设想作战只限于上海地区，不会越过苏州嘉兴线，然随着战事扩大，日本不断增派军力，到10月已达九个师团，超越华北八个师团，因此为迫使中国屈服，华中日军遂主张扩大战线，进攻南京，才演变成为全面战争[11]。 第三个问题为“珍珠港事变”的必然性，亦即是日本与美国间的太平洋战争是否无可避免。196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有不少翻案文章，认为日美战争不一定会发生。最主要论点是战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密切；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亦没有给予中国太多援手。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是微不足道的，而1930年代美国对日出口是对华的三倍，因此美国没有理由为了中国而放弃日本。美国对日政策之转捩点是1940年9月，日、德、意轴心军事同盟成立，中日战争转化为欧洲战争之一部分，美国于是祭出限制石油出口的手段，并第三次贷款中国，不过美国当时仍小心翼翼，只限制初级石油，对中国亦只限于经济援助，留有转圜空间。美日真正摊牌时间是1941年7月，当日军开进南越金兰湾，威胁到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地位，美国才决定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全面禁运石油[12]。因此，一些研究太平洋战争的美国学者认为日本如不加入轴心同盟，日美大战也许可以避免。 研究日美关系之日本学者亦同样认为日美间不一定会开战，因为日本无意对美发动战争。虽然1938年11月近卫第二次声明强调建立亚洲新秩序，但挑战之对象是英国而非美国，然美国已在1937年7月废弃日美通商协定。1940年5月及11月日本曾两度要求荷属印尼当局保证对日本供应资源，然荷兰在英国及美国之支持下，拒绝日本所请。日本学者认为在所谓“ABCD四国（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包围”下，日本不得不与德国合作。虽然如此，日本仍希望能与美国沟通，即便是向来被视为极端保守之平沼骐一郎内阁，仍希望与美国维持友好关系；1941年7月近卫文麿再任首相，甚至提议访问美国，要与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面对面谈判。直到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向日本提出备忘录，要求日本恢复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前的状况，有若最后通牒，日本才决定开战[13]。概括美国与日本学者之研究，则“珍珠港事变”并非必然，战争的发生若不是两国间的误解，至少日本是不得已而出手。 总的来说，“战争连续说”比较宏观，它给历史一个直接了当的解释，但稍为简单化--在中国是用“侵略”与“非侵略”来划分，在日本则以“资本主义”或“天皇制绝对主义”来说明。然历史是复杂的，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架构来涵盖，需要更细致的分析。至于主张“战争不连续说”的学者则强调历史之转折性，他们比较从多层次角度看问题，论证亦较为细密，若由事后检讨而言，对如何吸取历史教训是相当有帮助的，但由于过份以孤立个案论证，很容易有见树不见林的弊端。其实两者的分岐，最后仍系于战争责任问题，“战争连续说”希望由宏观角度追究出一个最后责任的真相，“战争不连续说”则不认为战争责任是一个历史研究的中心课题，两者的差别造成不断的纷争。 若抛开战争责任这一命题，改由关联性思考，也许可以跳脱此一困境。“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可以有两个思考层次：首先是道德层次，它关乎是非问题，若社会环境不变，它可以历久弥新，但它只是行动指南，无助思考问题；其次是法律层次，亦即犯罪者所应负责任，不过责任有时效性，若超过一定时间，再追究亦于事无补。上述两个层次无论哪一个，都无法帮助思考历史；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只能由历史事件的关联性下手。所谓“关联性”是指历史时代里的大方向，在这个大方向下，个别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不同因素，可以是即时回应、也可能是沟通不良、也可能是环境制限等等，故历史研究固然要了解各个事件的不同因素，但亦不应忽视历史时代的大方向，否则便无法整合不同之历史事件。 以“九一八事变”为例，国民政府之对日政策亦非一成不变。在事变之初，国府是采取汉贼不两立的态度，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把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但到1933年国府已愿意与日本坐下谈判[14]。蒋介石在1934年12月发表之〈敌乎？友乎？〉一文，便曾检讨以往中国对日本政策之失误，认为过份倚赖民气及国际调停，不了解中国本身军力不济，同时亦没有考虑到东北经济权益对日本之重要性。因此他主张直接与日本交涉，给予日本一定的经济利益，甚至仿效列宁与德国言和的故事[15]。蒋氏并没有说明怎样做，但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时割让了领土，言下之意，是蒋氏愿意放弃东北，换取与日本和平。如蒋氏真的履行此点，便如上述部分日本学者所言，《塘沽协定》签订后中日局势便会稳定下来，不会有“卢沟桥事变”之发生。但从蒋氏个人意愿以至当时中国全国气氛来看，放弃东北是不可能的。在发表〈敌乎？友乎？〉后四个月，蒋氏在日记中便记下：“对倭策略：甲、如彼归还我东北，则与之公开防俄，并进行铁道交涉，及聘倭教官；乙、如彼取消长城以内战时特殊状态；则我与之进行经济合作，何如？”[16]换言之，若日本交还东北，则可与之合作抗苏；若只取消在华北特权，则只能进行经济合作，亦即无意放弃东北。可见东北问题不解决，要消解中日间矛盾似无可能。

我有日本历史

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 ——评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 悠 哉/文出于教学需要，《燕园梦》作者、中国文学大师悠哉从单位图书馆借阅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向远教授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以下简称“该书”）。回家后细细翻阅，悠哉大吃一惊！“笔部队”这个奇怪的名词，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它极大地拓展了我对现代日本文学的印象，真可谓“醒眼看日本”的一部极好学术论著。遗憾的是，这本1999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仅仅印刷3000册。在时下喧嚣和浮躁的中国学界，这个印数自然是区区不足道的。也许正是这个原故，它迟至十年以后，才姗姗地进入我的眼界吧？悠哉大师素日不写学术著作评论的，但是既然读到好书，不介绍有辜负之意，因此拨冗聊写一篇，向广大网友进行介绍和宣传。（顺便说明：除太宰治的《惜别》图片摄自悠哉藏书，其余图片摄自本书）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于东亚海岛，从此开始自己雄心勃勃的拓疆国策。与此相呼应，思想界也出现贬低中华的论调。据该书介绍：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1875）第一次将中国和日本、土耳其列为“半开化”国家，提出日本正在成为西方那样的文明国度，因此理应成为东亚盟主。他甚至画好了“支那帝国分割图”。此后，经过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冈苍天心《东洋的理想》、保田与重郎《蒙疆》、夏目漱石《满韩处处》（109）、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1921）、到武者小路实笃的《大东亚战争私感》（1942），日本文学里充斥着贬低中国的宣传，在日本发表后，效果无疑是负面的。这里需说明一下：夏目漱石《满韩处处》和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如今有译本，但是书名改了，比如芥川龙之介的书译作《中国游记》。据王向远说，夏目漱石的东北之旅是受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的邀请，那么很显然：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作家私人旅行。1931年，伊藤永之介为配合“满蒙危机”的政治宣传，在《万宝山》中歪曲描写了“万宝山事件”。1932年，直木三十五的《日本的颤栗》歪曲描写了上海“一.二八”事变，叫嚣“战争真是太好了！”1932年横光利一出版《上海》，正面描写了日本军国主义言论……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大量移民，相应地又出现所谓“大陆开拓文学”，成立了以荒木巍、福田清人、近藤春雄为首的“恳话会”，炮制了80多部作品，最著名的是菅野正男《与土战斗》、和田传《大日和村》、《殉难》。又冒出所谓体现“建国精神”的“满洲文学”，代表作品有安西冬为《军舰茉莉》，其中的《春》写道：“一只蝴蝶，向鞑靼海峡那边飞去。”乍看平淡无奇，但是明白日本人将我国东北喻为“蝴蝶”（面积轮廓似蝴蝶形状），就明白其险恶用心了。就这样，日本文学家在侵华政策的支持下，一步步地“协力”侵华战争，终于走进“笔部队”。通常我们喜欢说：日本侵略者是“武装到牙齿的”。殊不知这个比喻并不确切，应当说：他们武装到国民的灵魂才是。而这项工作，自然少不了他们的“灵魂的工程师”——日本现代作家——的特殊“功劳”。该书共14章，从第5章起，集中论述日本这支特殊的“笔部队”。请大家耐住性子，待悠哉大师慢慢道来——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陆续有日本记者、作家派往中国，进行“协力”军事的报道和宣传。例如：吉川英治、木村毅、小林秀雄、佐藤春夫、尾崎士郎、石川达三等。其中尾崎士郎的《悲风千里》影响很大。还发生一件有意思的事件：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描写日本军攻陷南京后的烧杀和掠夺，作者的想法是“把战争的真相告诉社会”。不料在《中央公论》发表后遭到当局逮捕，法院判他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理由是：“描写皇军士兵杀害、掠夺平民，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宁秩序。”与此同时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却畅销120万册。这两个事件促使军部和政府强化对作家从军创作活动的管制。1938年8月20日是个关键的日子。许多日本作家收到菊池宽（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的快递明信片，通知他们到内阁情报部开会。与会者有菊池宽、尾崎士郎、横光利一、佐藤春夫、尾崎士郎、片冈铁兵、林芙美子等。最后确定22位担任军部的派遣作家。他们从军部领取高额的津贴，发给军服、军刀、手枪、裹腿等，俨然一批出征的将军。出发前，日本报纸进行大肆宣传，称作“笔部队”。来到中国后，他们先是采访攻克武汉的日军，有人又到南京、杭州。第一批后，军部又组织了第二支“笔部队”（为省篇幅，名单略）。他们回国后，无一例外地撰文谈观感，进行军国主义宣传。值得一提的是林芙美子，她是“笔部队”里唯一的女战士。回国后写了《战线》和《北岸部队》。此外还有军人作家。例如藤田实彦《战车战记》、谷口胜《征野千里》、日比野士郎《吴淞渠》、冻田博《分队长日记》、上田广《建设战记》、火野苇平《士兵三部曲》等……还有难以计数的侵华诗歌作品。应当说，他们是以另一种身份加入“笔部队”的。此外还有所谓“宣抚文学”，大肆进行欺宣传。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因《活着的士兵》而惹祸的石川达三，这时看准风头，幡然醒悟，戴罪立功，他再次来到中国，写下《武汉作战》、《敌国之妻》等正面歌颂军国主义的作品。又担任“日本文学报国会”成员。1942年他积极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战后，石川达三根本否认《活着的士兵》的那些描写，胡说什么“战争是两国干出来的，不应该说坏事只是一国干的”；根本否认南京大屠杀，声称“我没有看到屠杀事件”。奇怪的是：对这样一个日本作家，中国长期以来竟然认识模糊。例如：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第十卷“外国人士作品”，把石川达三尊为“国际友人”，节录了他的《活着的士兵》；又将他战后写的《风中芦苇》作为“反法西斯文学”列入。王向远教授认为，“这些都是不妥当的”。悠哉大师也认为，这的确很欠严肃。说实话，我在图书馆书架上也见过石川达三的作品，还不曾翻阅。但是，读过这部学术著作，了解到石川达三竟然是这么一个混蛋，我今生是绝不会去阅读的。从今往后，但凡看到这名字，我就深恶痛绝！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1月3日在东京的帝国剧场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抨击英美文化，鼓吹“亚细亚文化”、“日本拯救亚洲”和“大东亚精神的强化普及”。1943年在东京又召开第二次会议。1944年移到南京，又召开第三次会议。这些把戏，自然是“思想文化战”的步骤，是“笔部队”的另一种形式。值得介绍的是佐藤春夫的电影故事《亚细亚之子》（短篇小说名《风云》），它以郭沫若（化名汪某某）和郁达夫（化名郁某）为原型，丑化中国抗日文化人士。佐藤春夫声称：“一切都是宣传第一，一切都注重实效。”作品主人公“汪”和他的日本妻子，被美化为“亚细亚之子”。郁达夫读到此书后，义愤地写下《日本的娼妓和文士》，指出“在这中间他处处高夸着日本皇军的胜利，日本女人的爱国爱家的人格的高尚”；“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1943年日本召开“大东亚会议”，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日本文学报国会”决定以其五大原则为主题，“刊行构思规模宏大的小说，向大东亚各国国民宣传皇国的传统和理想，渗透共同宣言的大精神”。其中太宰治分工“独立亲和”，为此他撰写了长篇小说《惜别》，描写鲁迅在日本仙台的留学生活。王向远教授称：“《惜别》对鲁迅形象的歪曲，首先表现在作者对鲁迅对日俄战争的态度上。”“太宰治对鲁迅形象的歪曲，还表现在他笔下的鲁迅对日本文化的评价上。”“更荒唐的是，在这里，太宰治借老医生的口，认为鲁迅由医学转向文艺，是由于认识到日本天皇制的优越性的缘故。”悠哉之所以详细介绍太宰治的长篇小说《惜别》，决不仅仅因为它描写了鲁迅，而是因为：《惜别》被于小植译成中文，2006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鲁迅研究专家）在序言中，首先介绍了竹内好专著《鲁迅》的观点和他对《惜别》的批评，接着他说：“竹内的批评有合理性，但也有简单、片面之处，遮蔽了《惜别》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本体’存在于鲁迅的复杂性之中，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惜别》作为小说固然是在‘想象’鲁迅，但小说对于鲁迅文化观的表述、对于弃医从文动机的解释、对于侮辱信作者动机的解释，都有启发性。”咳，真是见鬼了！两位中国学者，对于太宰治的《惜别》，评价竟然如此不同！个中委曲，叫人实在难以参透！虽说悠哉忝得“中国文学大师”称号，却没有资格对王、董二位的学术观点评头论足。毕竟，我只是读过《惜别》，却谈不上专门研究。该书第十三章叫“日本有‘反战文学’吗？”。据王向远教授研究，日本左翼作家在日本侵华战争后全都转向了。日本文学界所谓的“抵抗文学”，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根据法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抵抗文学”一词虚构出来的谎言。例如川端康成，虽然没有在创作上“协力”战争，在行动上却是积极参与的。日本军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卖力地参加了。王向远教授断言：“川端康成决不是当代中国不少读者印象中的‘超越时代和政治’的作家。”奇怪的是：对川端康成，悠哉大师也存在这般印象。还有《细雪》的作者谷崎润一郎，文洁若在《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称：“谷崎一向反对日本侵华的不义战争。”但是王向远教授称：谷崎和川端一样，也是在行动上积极参与和“协力”战争的。日本军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参加了。当新加坡陷落，谷崎高兴地挥笔写下《新加坡陷落之际》，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日本帝国在东洋顶天立地，建立了赫赫伟绩……迄今为止，皇军所征之处，公名正大。”高慧勤、叶渭渠、文洁若等日本文学翻译家，为什么要不顾历史事实，向中国读者这样宣传日本作家呢？萨特曾因福楼拜没写过政府镇压巴黎公社的文字而加以谴责，他们对这些日本作家为何如此开恩呢？我以为，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书写得很好，它廓清了悠哉大师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糊涂认识。本文题为《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并非说整个日本现代文学是侵华的，而只是说：它的确烙上了“侵华”的印记，或深或浅地。王向远教授的若干论断也许值得探讨。但是，我敢担保说：这是一部用于“讲真话”的、很严肃的学术著作！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才在这篇短文里“撮其要”概述了该书内容。至于深入评价，不是我所能做到的。我觉得，宣传这部学术著作意义很重大。想想吧：该书于1999年初版，仅仅印刷3000册！十年过去了，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爱好者里，究竟几人拜读过这部著作呢？想到这一点，我不胜忧虑，不胜惆怅！从此以后，中国文学大师悠哉对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日本名作家，不得不很有些讨厌了。世界上有一种罪恶叫“忘恩负义”；他们早年皆深通汉学，受惠于中国悠久文化的润泽，却是这般狠心地充当孽子！ 2009-3-6纪念"七.七"69周年:石门里斩杀侵华日本军官军刀行动---兼记由此带来的一次烧杀惨案---当年英雄有谁知1941年早春，中国人民拯救中华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山东半岛胶莱平原北海地区军民，在共产党和在许世友将军的领导下，与日寇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战斗。莱城东三十里南王行政村有八个自然村，该地南依嵯峨险峻的崮山山脉，北接军事要道206国道，有河谷良田2500亩，岭地3500亩，盛产红薯甜瓜闻名齐鲁。境内沟谷纵横，道路曲折险要，密林遮村，是我八路军和革命干部休整养息的地方。该地有一条河流叫太阳河，上游五里处是埠上石桥交接处的雁岭哭儿沟石门里，形势险峻，水草茂密，易进难出，常年流水汩汩，北入王河入海。太阳河东岸太阳山上有古老的庙殿，叫太阳庙，建于明洪武年间，庙殿南北长一百步，东西广五十步，南北庙堂相对，东西厢房相应，廊道相连，飞檐凌空，气势恢弘，钟声飞越远近十几里。每年二月二六月十八九月十八赶庙日，远近州县贾客云集，少童白叟红男绿女齐集庙场，庙门外大戏锣鼓开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太阳庙殿据高临下，周边山脉相连，几十里村落尽收眼底。1940年日寇在莱城东部地区建立了军事据点，中间广阔地带一带却无法控制。1941年正月底，崮山八区获莱城我地下工作者密报，日寇驻军出动100多人东出扫荡，准备勘察日光山庙宇地理形势设立据点，打开莱城东部“非占领”状态，强化“绥靖”政策。正月二十七日上午，寒风刺骨，天干冷干冷的。南王村民兵指导员张令信接区里通知，带领民兵周九丁等人，去村西大沟埋设地雷，阻止敌人东进。张令信身材高大，有豪气，练八卦，敢为事。1937年加入共产党，曾与郑耀南长子郑梦华参加胶东干部学校学习，在《大众日报》社做保卫工作，后任潍县抗日政府公安三科科长，潍北锄奸队队长，亲手处决汉奸和还乡团骨干十几人，曾跟着许世友司令员做过事。周九丁身材高伟，有勇力，在当地是有名的掐电线埋地雷能手。上午十时许，敌人不走大沟，绕行西石桥村，在村西稍做休整，然后北行过马家庄。张令信等人看鬼子改变行军路线，带领同伴扒出埋在大沟小路上的地雷，从大沟东侧绕马家庄返回村隐蔽。中午十一时，鬼子队伍在南边家村（有说在南菊寺村）吃饭，饭后向驿道方向开拔。有一骑白马挎洋刀鬼子中校军官中午醉酒，落在队伍后，独骑过太阳河，东行上庙殿西侧西北二里许，掉队醉卧不醒。南王村村民王梦彦拾粪经过发现情况，迅速回村报告村长王仁洁，王仁洁让他马上回去监视，自己去东村约民兵指导员张令信，及民兵周九丁，张升奎，周元丁，张升志（外号小野猫）等五人，一起去鬼子军官醉卧处。王梦彦曾在哈尔滨做事，会几句日语，大家商议好先让他上前找机会说话，大家待机行事。王梦彦腰里缠着布腰带，肩上铁锨撅着粪筐，打扮成拾粪农民的样子，上去借火抽烟，这时军官已醒来，问，南边的什么村子？王梦彦回答说是南王村。又问西边的什么村子？答说南边家村和北边家村。军官拿出地图，指点着看了一会，说，你说的对，你的大大的良民。军官就从衣兜里掏出香烟，给王梦彦一支，自己手拿着一支。王梦彦遂上前给军官点火，张令信斜刺里从后面靠近军官，猛不定抱住军官的腰，死死不放手。这时军官呜啦呜啦大喊，翻身回手抽刀，刀鞘长，抽不出。张令信与军官在地上滚打，滚出十几米。令信大喊，来人啊！周九丁四人遂上前缚敌，争奈刀光闪亮，寒气逼人，无法下手。小野猫张升志上前，用铁锨砍伤军官抽刀手臂，军官刀落。令信大喊，解裹腿！大家遂解下军官裹腿带子，奋力绑好军官手脚，解下军刀。把军官抬到马背上，一人牵马，四人挟持，二人护卫，从胡子沟过河道，送宋家区政府。区里没人，遂商议处决军官。就顺南王河道至上游哭儿沟石门里。石门里经年流水，隆冬不冻。水下有细沙，深有数米。周九丁手起刀落，将军官斩首。在河床上挖了大坑，尸首埋在河床下，上面用沙掩好，流水如旧。放走战马，埋好战刀，自觉万无一失，遂分头四下里躲避。不巧远处有村八岁小孩乳名满仓者，和外号林老五者二人看到。林老五在村里是无赖，不懂义理。此时为1941年，正月二十七日，中午二时左右。当日鬼子队伍行至石郭庄一带，发现军官失踪，遂拉网满坡往西搜索。军官白马返回，鬼子知道军官出事，就在南王一带大肆搜寻。一帮铁匠师傅被鬼子打得头破血流。傍晚，队伍没回莱城，就在武官和南菊寺宿营过夜。当日夜降小雪，漫山遍野一片银白。正月二十八日凌晨，敌人调集驿道平里店小庙后据点队伍400多人，重返南王一带找人。南至坎上坎下东西埠上，一直到北面的宋家集教书庄，西边到武官清明沟村，漫山遍野到处是马队奔驰。老百姓提前接到上级通知，大部分躲藏进山了，只有老弱病残没来得及转移，被赶到各村的场院里拷打审讯。南王东村有30多人被赶到村南大荒里，张令信母亲徐氏，周九鼎父亲，以及张令信埠上的一个远房姑舅徐永春亦在其中。小孩满仓被鬼子用糖果诱惑，给鬼子指出军官尸体掩埋地址，林老五向鬼子指认出张令信母亲徐氏和周九丁父亲。徐氏和周九鼎父亲被带至石门里。鬼子从河道里挖出军官尸体，当场枪杀了徐氏和周九鼎父亲，然后用担架抬着尸体，送到小庙后据点。时为1941年古历正月二十八日上午10时许。关于满仓提供军官尸体地点，林老五指认张令信母亲和周九酊父亲的细节，系解放后民间传说, 据当事人张令信说,是他远房姑舅兄弟徐永春解放后说出实情。那时林老五已逃逸东北，至死不归。对满仓则因为年幼无知没法处理。下午2点，鬼子返回，遍村放火，一时烈炎张天，浓烟滚滚，正值东南风起，烟尘飘至掖北海边，缭绕不散。村民踏雪站在南岭顶上，眼巴巴看着家园毁于一炬。大火烧到第二天早上，仓谷糠秕烟雾三日不息。东西两村烧毁房屋1000余间，粮食12万公斤，烧死牲畜三十多头，桌椅柜箱无计其数。西村仅存三家没烧。周发堂家院墙高，胡秸烧不到房檐，免于一炬。王玉琪大门朝北，老头用铁耙顶门，翻墙外逃，鬼子没有进去。王梦寿老婆躺在家正屋，大喊有瘟症，鬼子也没敢进去。笔者家父在世日，说仅存三样东西：一张土耙子，一只驴鞍子，一个呱嗒，三样东西都有火炭痕迹也！事过三十年时修葺老屋，墙壁内里皆火红色，墙里顶梁立柱皆为黑炭。南王石坑出产黄褐色石料，古辈用这种石料建房。房屋墙面经大火焚烧皆成红色。大火焚烧时，来不及走掉的老人都被烧死。鬼子漫山遍野搜寻人，有承认南王人的，格杀无论。王宝山和老婆用驴驮着三个孩子，跑到大台，鬼子问：是那里人？他的老婆精神有毛病，说是南王的，王宝山立刻被抓走，在小庙后干河子村被活扒了心，祭祀死了的军官。北边村村民边锡元当时也被抓到干河子，王宝山被害情况他曾亲眼看到。东村王群被抓后，被扔到粪坑里淹死，春天往外扔粪时才掘出来。许多亲戚不敢收留南王人。张秋英母亲用驴驮着孩子投奔马家庄姑母家，被亲姑姑拒之门外，后投奔边家亲戚张节家住了半年。也有死里逃生的，王永德被鬼子马队追赶时恰好内急，一闪身蹲进道旁的土坑里，马队从头顶跨过去，躲了一劫。南王遭劫后，北海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各区民工出钱出物出工，用一个春天帮助建房，流落他乡的人才慢慢返回乡里。有许多人家移居外乡，至今没归。周发云一家搬到山后村，王克义一家搬到龙冢庙村，至今未归。有没及时建好房子的人家，就多年住在废墟里，周发成一家人就住在窝棚里三年多。有新媳妇结婚住在牛屋的，有公婆与媳妇同居一炕的。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时，村里仍然残垣败壁，瓦砾遍地，满目荒凉。家家户户也很少有柜椅的，连盛粮食的瓮也没有，都是盛在用土墼砌的土仓里。冬天到了，深夜老鼠肆虐，粮食常常被一宿倒光。有月子里孩子被老鼠咬伤鼻尖耳朵者。又家家户户很少有房门的，用草廉遮风，冬天屋里似冰窟，幼儿长夜啼哭不住。奔东北谋生者有百多人吧，哈尔滨几乎有了南王村。笔者有远房伯父叫王梦志者，今年八十有九，自奔东北没返乡里，年前病倒，嘱咐儿女他死后把骨灰安葬回老家日光庙遗址西坡，拳拳之思乡情感人泪下！愿天下人珍惜今日安宁康定生活，为富国强兵尽匹夫之责也！当年擒敌英雄大多过世，张令信老人尚在。二龙周九鼎1947年在斗争地主浮财时，因给被斗争对象通风报信，激起民愤被村民活埋而死。其他人皆病老而死。张令信老人今年八十有九，已拄拐，身体有病。记忆尚好，对当年火烧案情能断断续续记起。老伴九十，也患有疾病。今年正月初一我去看访了张令信老人，我走出老人家门时，天空正飘着清雪，距那个火烧的日子正月二十八日，还有二十七天。可是已过去整整六十年了。张令信老人执意送我，我回头远望风烛残年中的当年缚敌英雄，心有戚戚然！南京正在遗忘和毁灭亚洲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请大家帮助转帖和置顶)南京正在遗忘和毁灭亚洲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南京市利济巷2号是现存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2003年，八十二岁高龄的朝鲜籍慰安妇朴永心老人来到利济巷2号指证日本人在此犯下的罪行。侵华日军在南京曾设有四十多处慰安所，现存的不过五六处，而有慰安妇亲自证实的仅此一处。 利济巷2号是亚洲最大的慰安所遗址，专家充分肯定了保留该处遗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朴永心老人离开南京后，该处房屋因地产开发而面临拆除的命运。后经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在舆论之下，南京市政府做出了暂不拆除的决定。此后，该幢房屋和周围相关建筑逃过一劫，但居民的动迁并未停止，绝大多数居民已迁出利济巷2号。南京市政府虽暂不拆除此房，但一直未对它的未来做出规划。永久保留？原址建立纪念馆？易地重建？拆除？一年来没有答案，也没有妥善的保管。[注：南京市进行民国总统府前地块改造，曾要拆除一座民国碑坊和两座清代宗祠。后来经过报道，引起关注，拆迁单位表示碑坊不动，宗祠日后重建。可在地块建筑拆完之后，碑坊也拆完了。三四年后，宗祠也不知在何处。总之是不了了之了。]利济巷2号已有七十余年房龄，由于无人居住，大部分门窗已经严重损坏，雨水直接注入室内，浸蚀墙体。一楼填满垃圾，天花板大面积脱落。七十高龄的危房在风吹雨淋，无人照管的情况下还能矗立多久？南京遗忘了它，看着它走向毁灭。去年，南京大屠杀的活证据李秀英老人走了，对日本右冀而言又少了一个“绊脚石”。人证会消失，可物证却能永久留存。利济巷2号是最好的物证，但如果我们连这么重要的物证都无法妥善保管，又如何去指控日本的罪行？我们的子孙又如何认知历史，知晓罪恶？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难道真要把我们的遗忘当作送给日本人最好的礼物？

山本五十六 马上要出大河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