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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美学,从何而谈 （一）美学与美感的概述 什么是美学? 简单地说，美学是研究人与现实审美关系的学问。它既不同于一般的艺术，也不单纯日常的美化活动。 美学这门科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奴隶制社会。古代思想家对于美与艺术问题的哲学上的探讨，对于艺术实践经验的研究、总结，可以看作是美学理论的萌芽和起点。 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则是近代的产物。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美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作为一个特殊部问开始确立起来。鲍姆加登[1]在1750年第一次用“美学”（Asthetik）这个术语（其含义是研究感觉和感情的理论），并把美学看作哲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随后，康德、黑格尔等赋予美学以更进一步的系统的理论形态，使之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十九世纪一些资产阶级美学家在实证主义精神的支配下，力图使美学摆脱哲学而成为所谓“经验的科学”。当然，以所谓“经验的科学”自命的实证美学，并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哲学的支配，但美学在这一时期是更加广泛地和独立地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给美学研究提供了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改变了美学研究的面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原则性的美学观点，然而他们没有来得及使之系统化。因此，建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仍是一个有待努力完成的任务。应该说，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美学，至今还处于探索阶段。 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在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研究美、美感、美的创造及美育规律的一门科学。 而美感人对客观事物的外在美或内在美的特征的一种情感体验。它是由具有一定审美观点的人对外在客观存在事物的美的特征进行评价时产生的一种肯定、满意、愉悦、爱慕的情感。美感体验有两个鲜明的特点：1、对审美对象感性面貌特点、如线条、颜色、音韵、谐调、鲜艳、匀称等的感知，是产生美感的基础。2、对美的对象的感知和力量。美感是人对审美对象的一种主观态度，是审美对象是否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的反映。审美就是对美与丑进行鉴赏，只有通过认识、评价、鉴赏活动，才可能产生美感。由于每个人的审美需要、观点、标准、能力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因而对同一对象的美感体验也不相同，不仅对美与丑的评价鉴赏能引起人的美感，而且对善恶的评估也会影响人的审美感受与体验。 （二）美与美感 什么是美？尼采的理解，除“外观的幻觉”[2]说和“生命力的丰盈在对象上的投射”说之外，还有以下几点什得注意的提法： 第一、美是强烈欲求之所系。尼采认为，自康德以来，一切美学理论都被“无利害关系”这个概念败坏了。他厌恶所谓“无欲的静观”，而主张：“美在哪里？在我须以全意志意欲的地方；在我愿意爱和死，使 意象不只保持为意象的地方。爱和死：永远一致。求爱的意志：这也就是甘愿赴死。” 第二、美是强力的形象显现。“当强力变得仁慈并下降为可见之时，我称这样的下降为美。” 尼采对美感心理主要有以下几种分析： 第一，联想说。美的判断“赋予那个少许发它的对象以一种魔力，这种魔力是以各个美的判断之间的联想为条件的，却与那个对象的本质完全无关。”把一个对象感受为美的，是因为这个对象激活了主体无意识中对以往种种美好体验的回忆，所有这些体验相互少激励，集结在这个对象周围了。所以，美感是以无意识联想为基础的一种错觉。 第二，动物性快感混合说。我们身上存在着性部动、醉、残酷等动物性快感状态，当一个对象少许起这些快感状态所寓区域的兴奋之时，“动物性的快感和欲望的这些极其精妙的细微差别的混合就是审美状态。” 第三，同感说。在远古时代，人受恐惧的训练，在一切陌生者身上看到危险，于是学会了在心中迅速领司和模仿对主感情的本领，即学会了同感 。人甚至把这种看法从人、动物推广到了自然事物，以为一切运动和线条都蕴含着意图。由恐惧而练习同感 ，由同感而产生了各种类型的美感，包括对自然的美感。此说相当于移情说，不过尼采指出了移情起源于原始人的恐惧。 第四，距离说。美感有赖于一定的空间或时间距离。 （三）由美感而产生的美学构想 由费希纳开始的“自下而上”[3]的美学所提供的所有启发就在于此。 我们既然已经有了人类真实的审美体验作为美学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作为讨论一切美学问题的最本原的基础，那么关于美的客观存在的假说，立即就成为一种奢侈，而且绝对是一种碍手碍脚的奢侈。从美感出发的美学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也不复是美的所谓本质，不复是关于美是否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而是美感的本质，美感过程的本质，是人类主体审美地感知和把握对象的过程本身。这就意味着美学已经从一门关于“美”的科学转化成了一门关于“美感”和“审美”的科学，美学的立足点也就从本体论层面上迅速地转移到了认识论层面，从对本体的形而上的研究转化为对认识的形而下研究。 有位哲人说过，当人们异口同声地称赞某个对象很“美”时，他们说的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每个人的心理感受都有其独特的个人特征，而且同一个人的心理感受，也总是处于不间断的变化过程之中。更何况人们在审美活动中所用以判断对象的价值标准不同，面对同一对象时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将它放到整个审美发展史中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不同个体的审美体验的差异，甚至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持的价值标准的不同。我们在观照一片清淡平和的风景时产生的怡然自如的愉悦固然总是被美学家们称之为“美感”，然而我们在剧院里观赏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时心灵有可能经受到的巨大震撼也可以称之为“美感”吗？还有，我们在阅读南美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时经历的怪诞无比的复杂心情，应该不应该也称之为“美感”呢？ 这样的问题，我们从历代美学家们汗牛充栋的文献中，根本就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人们总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美感，却似乎很少来谈论那些被称之为“美感”的人类的具体感受本身。 第二章 由美学而发的审美感受 （一）审美感受 审美是一种人类精神活动，是一种给活动主体以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感受的精神活动，并且还是一种通过这些主体的心理感受而获得其意义的活动。因而研究审美，首当其冲应该研究的，就是人类在这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中获得的各种各样的心理感受，人们将这种感受称之为“美感”。 研究“美感”，我们却很难直捷地用一两句话给出“美感”的定义。这不仅是因为在漫长的美学发展史上，就此曾经有过许多的争论与异议，而且还因为美感的定义其实也与美的定义一样，涉及到美学领域里几乎所有重要方面的重要问题。对“美感”的理论界定，与此前美学家们致力于对美的界定一样，实际上正是美学中有限的几个最核心的问题中的一个。 美学中所有不同理论、不同观点的争辨，只要是具有理论意义的争辨，大致只能出于两种最基本的分歧。其一是缘于各人欣赏趣味的不同，其二，则是缘于理论出发点的差异甚至对立。 不同风格与流派的代表人物经常互相攻讦。古典主义者看不起罗可可风格，现实主义诋毁流漫主义，托尔斯泰极不喜欢莎士比亚，其间的是是非非，更不能一言而尽。纵然我们能够找出许许多多理论上的根据，来证明某一种艺术风格比起另一种风格来更有生命力，或者说某种风格在某个特定的场合显得更加适合时宜，我们亲身的审美感受却好象并不受这些理性的证明的左右，它似乎超越于理性的思考之外，而直接在心灵中与对象产生碰撞。面对这样一些不受理性控制的审美感受，如果我们不想变成为感性领域里的暴君就只能这样说，因趣味不同而产生和出现的感受的不同之间，恐怕并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只要是真实的而非虚伪的审美体验，就是正确的。在真正的审美感受领域里，没有错误可言。正因为此，休谟才说“趣味无争辨”，因为在审美的领域里真正值得争辨的不是感受的真伪，而是某种感受是否属于审美的范畴，应该将哪些心理感受归之于审美的范畴之内，而又应该将一些怎样的心理感受剔除出审美的领域。然而这样的讨论，早就已经超出了趣味的差异。 这样的分歧与趣味不同而产生的美学分歧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用一个也许不那么恰当的比喻，出于趣味不同而产生的美学争辨，就象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欧洲人为了打破回教徒对东西方贸易的封锁，四处寻找通向东方的海路，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行的他们始终都未能真正到达传说中那个神秘而诱人的黄金之都，然而在这个探险过程中，从每个方向前进的人们却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财富；而因为理论基点的不同出现的争论，则象是那个古老的盲人摸象的传说所描述的那样，那位摸到腿的盲人说大象是柱子形的，那位摸到耳朵的盲人说大象就象一把蒲扇，那位摸到大象腹部的人说它就象是一块平板……不同的摸索者都会根据他们各自的立场出发推导出他们不同的理论，于是难免会从中产生出关于大象形状的“柱子学说”、“蒲扇学说”，甚至可能更振振有辞的“平板主义”。 然而就像要解决摸象的盲人们的争论，我们有可能做到的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出他们各自的理论出发点之后，比较这样几种不同的出发点对于完整的大象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就象某个三段论如果最终推导出了荒唐的结论，而它的推理过程本身又正确无误的话，我们就应该到它的前提中去发现与寻找错误的根源。一个自完备的理论体系如果最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那么很有可能其错就在它的理论出发点。 （一）审美价值与评价 艺术的审美价值是建立在实践价值基础上的，具有客观性。在欣赏中，由于地区和民族等文化差别，会出现价值观的差异，甚至会有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但这不意味审美价值无客观性，因价值不等于评价，它们之间可以统一，也可以对立。文化习俗和个人特殊经验是造成不统一的主要原因。在对某一作品实际判断中，不同主体会出现不同感受。如，一个人在丧失亲人时，热烈欢快的形式也不会被其感知为愉快的东西。反之，一个时逢喜事的人，在阴雨连绵的天气里也会感受到欢庆的气氛。由于文化习惯的差异，一幅山水国画也难以被一个西方人所接受，主体的评价与价值客观性符合与否，还要看主体所操持的欣赏媒介是否符合主体的欣赏习惯，一个不会下围棋的人，无论其有多少美学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也很难感知到棋盘中形式之美。同时，还要看主体能否在理智的作用下将普通情感升华至审美情感。一个具有欣赏水平的人，能感知和体验各种媒介的审美现象，甚至能将日常信息转换成审美信息进行体验。 在美术欣赏中，对作品的审美感知具有社会功利性。一方面，审美意象和信息在激发主体审美经验的同时，也可能激发起个人的现实意识，即审美判断中潜伏着利害判断。如，对画中苹果的色彩和形状产生美感时，也可以作为“望梅止渴”的情感体验。即是纯粹几何形所传达一种普遍情感也能激起个人无意识的利害判断。另一方面，美感中包含着人类社会有益的内容，如果将壮观的战争场面看成是一种总体艺术，那么人们是不会想往那种艺术的。因为审美价值的判断要受认识价值和伦理价值的制约，即对人类社会有益的内容制约着审美价值判断。如，有时代和地区风格的作品或为某集团的个人情感所认可的形式规范，都可以作为审美评价的标准。 （三、）对美学的分析 上世纪90年代后，曾占中国美学主流的实践美学话语开始衰落，美学界或是拒斥形而上学而转向审美文化的实证研究，或是仍在传统模式内以生命本体置换实践根基从而倡导生命美学或后实践美学。然而，美学基本理论要获得真正的发展，最终还在于思想范式的转换。曹俊峰的《元美学导论》就是这一转换的初步成果，它无疑是90年代以来最有创造性的美学原理著作之一。在批判传统和当代美学的缺陷的基础上，作者发现它们共同的病因在于语义含混、概念不清，对于美学陈述的性质认识不够准确，在讨论美学问题时缺乏自觉的逻辑意识。由此，他提出以语言分析作为对美学痼疾的“较好的诊疗术”，其所谓的“元美学”（metaaesthetics）实质上就是语言分析美学，“它以一般的美学陈述为对象，以更高层次的语言对美学陈述作语义和逻辑分析”。根据他提出的诊治方案，首先要从审美和美的分析转变为用语的分析，从而把美学陈述或语句作为解析对象，进而还要考察美学陈述的内在逻辑问题。显然，这一方法论来自于欧美的从弗雷格、罗素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哲学，它体现出将这一思维范式具体落实到美学领域的本土化的努力。在具体操作中，作者先是从美学概念的分层（对象描述层、心理描述层、艺术技巧的评价层、审美评价层和美学原理层）入手，考察了这种鉴赏性概念的语义上的模糊性多义性、不可定义性，以及随审美心理而不断创新的开放性。接着，又着手对不同的审美命题分别进行语义分析，从而推导出一系列的结论：所有审美对象描述句都带有主观情感性，都非客观准确描述，越是不可证实就越有审美特性；审美心理描述句不能把个人的内省经验的描述普遍化。如此等等。 毋庸质疑，《元美学导论》深受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它突破了以往美学原理研究（深受黑格尔主义浸渍）仅囿于人文主义一脉相承的传统，力图在语言分析哲学的基础上构建出元美学的理论轮廓，为中国美学的多元发展指出了一条全新的思路。 结论：千百年来人们很少真正从具体的人的真实的感受出发来研究美学，从人性的角度来研究美学。离开了人的感受，离开了人性及其人性的发展变化过程，美就永远是一个不解之谜。这样的研究，永远不可能看到随着人本身的变化，随着人类所赖以生活其中的自然与社会背景的变化，随着人的精神需求的变化，艺术与人的审美感受本身都在发生着不停顿的变化。所以我只能说，我们既然生在这个人们思想境界还不高的年代，我们就只能通过相当的定义来结实我们所谓的美学，可是，我多么希望，我们所说的美学，不仅仅是艺术家眼中的美丽，它可以走进千家万户，走入平常百姓啊！审美活动则是象征地面对世界、超越世界.

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中，《诗经》美学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美学界轻视或忽视《诗经》美学的研究，是有原因的。长期以来，美学界所注重的是取得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其研究方法，也主要是一种哲学思想与美学、艺术理论相渗透、相结合的方法。以这样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出发，《诗经》自然被排斥在理论视野之外。我们不能否认上述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合理性，因为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思维而非形象思维。理论思维就离不开哲学方法的引导，就应该关注那些取得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和范畴命题。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美学毕竟是一种有着独立品格和价值的学科，它除了哲学的、形而上的思维品格外，还具有很强的艺术实践性。美学的研究，离不开艺术具体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美学史来说，这种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尤其重要。《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为我国艺术审美经验最早、最形象、最生动的总结，《诗经》美学的研究，无疑会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同时，由于《诗经》时间跨度很长，涵盖的方面广，所包含的审美形态和现象也十分丰富，这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规律是十分重要的，忽视《诗经》美学的研究，无疑会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留下巨大空白与缺陷。下面，我从四个方面，具体谈谈《诗经》的美学内容及其意义。一、“和”的审美意蕴“和”是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谈论得甚多。但学术界言“和”，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疏忽，那就是没有注意到《诗经》中“和”的意蕴的重要性。实际上，《诗经》中“和”的审美意蕴和观念十分丰富，构成中国古代“和”的审美意识发展演化的重要一环。《诗经》中直接出现“和”一词地方共12处，其内涵较为丰富，几乎涵盖了西周至春秋时期言“和”的几种主要涵义。具体讲来，大致包含三层意思：1、指口味之“和”，如《小雅•宾之初筵》：“酒既和旨，饮酒孔偕”；《商颂•烈祖》：“亦有和羹，既戎既平”。2、指音声之和，如《小雅•宾之初筵》：“籥舞笙鼓，乐既和奏”；《商颂•那》：“嘒嚖管声，既和且平”；3、表示人际关系和伦理的和谐，《小雅•常棣》中的“兄弟既具，和乐且孺”；《小雅•伐木》中的“神之听之，终和且平”等等，即是在这层意思上言“和”。不过，《诗经》中“和”的意义不能仅仅从语词方面来把握，而是蕴含在其整体艺术形象中的，它对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和”的意义，主要不是表现在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范畴提出和界定上，而是表现在它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和美学意蕴上，表现在其所确立的基本人生态度和审美方式上。徐复观先生说，中国文化“走的是人与自然过分亲和的方向”。[①]这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倾向，我以为最早在《诗经》中得到最集中、最完整的体现。《诗经》开篇为《周南•关雎》，以水鸟和鸣起兴、吟咏男女之间的恋情，即给人一种温暖和谐，人与自然无限亲近的感受。《诗经》中诗有多种类型，如田园农事，爱情婚姻、征战宴饮等等，但无论哪一类型的诗，人与自然的融怡亲和，都是其基本倾向所在。《小雅•采薇》写出征战士久役归来的心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虽充满悲怨，但那由自然界的春风秋雨，朝花夕实的景象来体认人与自然生命之节律，感受宇宙自然之和谐的心态却是显见的。又如，《小雅•无羊》写牧羊：“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角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其人情物态描绘莫不毕肖自然，这若非对人与自然关系抱一份极亲切的认同，决不能道出。《诗经》中宗庙祭祀诗，也没有了殷商人那种虔敬、恐惧的心理，祭祀神，是为了人，希望神赐福于人，山川神灵亦开始成为人心中的自然，成为人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我们读《周颂•般》：“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真美啊，我周邦，封禅四岳把山上，小山大岭也都祭、九河合一依次往”），所体察的正是这样一种面对自然神灵的亲近从容的心境。《诗经》还多鸟兽草木之名。关于这一点，孔子也曾谈到，认为这是读《诗经》的一大益处。司马迁说：“《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以达意”；（《太史公序》）郑樵云：“夫诗之本在声，而声之本在兴，鸟兽草木乃发兴之本”，（《通志•昆虫草木略序》）均很重视鸟兽草木之名之象对《诗经》的意义。我认为，这种意义就在于借鸟兽草木一类自然事象，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息息相通的亲密关系。在《诗经》中，我们常见以蔓生野草喻女子出嫁、缘木而生喻女子依从男子共同生活；女子歌唱多以采薇采厥起兴，而男子歌唱多以刈楚刈萎起兴，这种起兴又多喻男女私心爱慕之情；睹桃花灼灼，即感女之青春和美艳，（《桃夭》）观梅花盛开而衰，即悲青春和爱情之流逝；（《摽有梅》）见风雨鸡鸣，则有亲人之盼，（《风雨》）见春日载阳，黄莺鸣啭，则惹无限春情（《七月》）……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均成为诗人情感心灵的写照。应该说，《诗经》以鸟兽草木等起兴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感意识已非常成熟，这正是《诗》“和”之审美的重要意蕴所在，对中国古代“和”的审美理想和方式的形成，无疑也有重要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况为：“水沓山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其实，刘勰这里所言的人与自然和谐融怡的“物感”审美方式，早在《诗经》中就具备了基本的审美原型。言《诗经》之“和”，我们还必须看到，《诗经》中这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倾向和关系把握，实与它所表现的人伦亲情和关爱是深刻统一的。《诗经》多以鸟兽草木起兴，这不仅是一个人与自然的感情，心灵对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深刻的社会人伦内涵。赵沛霖先生说，《诗经》中许多诗歌，如《邶风•燕燕》、《邶风•凯风》、《唐风•鸨羽》、《小雅•伐木》、《小雅•鸿雁》等，“都是以鸟类的‘他物’来引起有关怀念祖先和父母的所咏之词”。[②]不管是不是直接追念祖先和宗族，《诗经》中鸟的起兴，确常常象征着种种人伦亲情关系，其形象也如有的论者所说，是“关关嗈嗈、和谐鸣飞”，“含有和乐绸缪的意味”。[③]《诗经》基本是周人的作品，周人那种本源于周代礼乐文化的对家族成员的亲和情感，对人间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关爱，均在《诗经》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小雅•常棣》是最早歌唱兄弟友爱的诗；《小雅•鹿鸣》、《大雅•灵台》则把君臣之乐渲染得无比温馨和谐；《小雅•甫田》写“古王者爱民重农之意，”“如许亲切”；（方玉润：《诗经原始》）而《王风•葛藟》，表达一个孤儿孤苦无依，欲认他人做父亲，欲认他人做母亲，皆得不到帮助、顾念和关怀，其语沉痛之至，又不忍卒读。显然，这些若没有人与人之间那种忠诚恻怛、和睦关爱的情感，是不能写出的。《诗经》写人伦亲情，最为动人出色的则是夫妻之情。《郑风•女曰鸡鸣》、《周南•卷耳》、《卫风•伯兮》、《豳风•东山》、《郑风•风雨》等，均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它们都写出了人生人情的至真至诚，“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方玉润：《诗经原始》）遂为千古夫妻情爱诗之祖。《诗经》这种人伦亲情之“和”的表现，亦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在《诗经》时代，史伯、晏婴、医和、子产等人都曾言“和”，他们或言自然事物之和，或言审美心理之和，或进入社会伦理层面言和，但均未进入人伦亲情这一领域。儒家从孔子起提倡“中和”，包含着对人伦亲情的重视。应该说，这种重视，与《诗经》有直接的关系，不然，孔子就不会把“中和”美的思想概括在对《关雎》的评价上，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命题。不少人认为，是孔子等提出的“中和”论为后世艺术审美奠定了基本原则和标准。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若没有《诗经》中人伦亲情表现，若没有《诗经》这一类作品的艺术实践和开掘，由孔子提出的儒家“中和”理论，就还很可能是一个较为空洞、抽象的理论原则，难以化成一种深醇、亲心相通的现实感受，也很难真正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审美的重要方式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