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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晏子（？--前500），名婴，字平仲，春秋齐国人。 在君臣关系上，他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即君臣互补，取长补短，而非一味附和。 他是一位无神论者，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统治者应当亲民爱民，采用“民本”的思想治理国家。 老子（前580-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楚国人。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晚年，周王朝日趋没落，老子便弃官归隐，并且写出《道德经》，申述道德的含义。认为道是先天存在的，循环往复；德由道所产生，是道的具体表现，其思想论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还用道德的辨证关系辨证了万物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了“自然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观点。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未被当时战火连连的大小国所接受。因此他周游列国，招收弟子，形成了儒家学派。 孔子的学术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思想观点被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春秋鲁国人。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最重要的伦理和政治主张是“兼爱”，但这种思想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在秦汉后便成为了绝学。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子子舆，战国鲁国人。 “孟母三迁”的典故自古便成为教育的典故。 在学术思想上，他作出了“心性论”的阐述，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重视养心，保养自己的心性。。 在政治上，他提出了“王道仁政”、“民重于君”的学说，主张用“仁义”的思想治理国家。后代人认为孟子发扬了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并被尊称为“亚圣”。 庄子（前369-前286），名周，子子休，战国宋国人。 庄子的思想集中在《庄子》一书中，他的学术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老子关于道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后人以“老庄”相提，其学术思想主要是相对主义观点。 荀子（前313-前238），名况，子卿，战国赵国人。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 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他的思想观点与孟子的“仁”不同，荀子更加注重“礼”的作用。主张“性恶论”。 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治”与“法制”相结合，礼敬君子，法治小人。 韩非子（前280-前233），战国人。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了老子的“道”，但把道理解为事物发展的规律，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在政治上，主张以法为主的“法术势”结合。 董仲舒（前176-前104），西汉人。 董仲舒向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观点，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和“仁政思想”。 王充（27-97），字仲任，东汉人。 王充的学术思想具有批判性。在哲学上，他提出了“天道自然论”的体系，反对“天人感应论”，强调天道的自然无为性。 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国人。 王弼能言善辩，是中国古代最年轻的玄学大师。 在学术思想上，提出了“贵无”的观点，认为“无”是事物的本源。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制”。在哲学认知论上，提出了“得意忘言”，并论证了《周易》的言、象和意的关系。 慧能（638-713），本姓卢。 禅宗的创始人。 慧能虽不识字，但悟性极高，针对神秀的偈语，指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若尘埃。主张“见性成佛”，提出了“顿悟”的修行方式。 周敦颐（1017-1073），子茂叔，北宋人。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其思想被后代的程颐所发扬。 在道德修养上，提出了“主静”的主张。在学术思想上，“援道入儒”，发挥了《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 朱熹（1130-1200），子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南宋人。 朱熹的学术思想继承合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的思想，被后世称为朱程理学。 在知行问题上，提出“知先行后”，认为明白义理才能有所作为。 此外还有明朝的李贽，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清朝的戴震等

《史记》、《汉书》有《儒林传》,《后汉书》有《文苑传》,《宋史》有《道学传》,分别记载当时的学术人物,但还不是专门的思想发展历史著作.中国最早的思想史专著是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孔子的“仁”、“有教无类”、办私学,晚年勤奋编典籍；孟子的“仁政”、“民贵君轻、性善论；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老子的“道”和“无为”；庄子的唯心哲学；韩非的以法为本.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先人在改造自然、发展自己的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体现了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及感悟,充满了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蕴藏在古代文化的典籍中,体现在古代仁人志士的思想和行动里.在学习古代文化时,要注意挖掘蕴藏的民,族,精,神；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的和谐意识；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与时俱进、自强不息、变革的思想；浩然正气的正道之行和道德情操；有容乃大的开放意识和博大的胸怀；天下为公、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天人合一、自然与社会统一性、整体性的思想；仁爱宽恕、厚德载物的精神；崇尚气节的人格修养；敦厚守信、忠于职守的诚实态度；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舍生取义,勇于牺牲的英雄精神；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的孝道传统；勤俭节约等.春秋时期,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礼”,主要内容是“仁者爱人”、“克己复礼”.道家的老聃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剔除“天命”的绝,对,权,威,政,治,上提倡“无为而治”.战国时期,儒家的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且主张人性本善.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主张“性恶论”.墨家创始人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庄子提出“齐物”,即任何事物本质上没有区别.法家的韩非主张法、术、势结合.明朝建立的时候,欧洲文艺复兴方兴未艾,思想开始解,放,中世纪社,会走向瓦解.而明朝选定的官学——朱熹道学,却有严重的禁,欲,主,义,倾,向,向中世纪回归.明朝后期,出现了李贽为代表的异端思潮,对道学开展批判.晚清每况愈下,社,会,各,阶,层对传统的官,方,儒家正统思想产生了怀疑.士大夫内部出现了戴震批判朱熹理学的呼声,和龚自珍提倡放弃考据训诂之学,转而讲求经世之务的主张.民间则出现了将基,督教移植到中国民间宗,教传统的“拜,上,帝,教”,来对抗孔子,并形成了一此气势空前的反,抗,清,朝,统,治的民,变——太,平,天,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就文化的载体文字而言,汉字的诞生时间尚难以考证,相传伏羲作八卦,仓颉造字.19世纪末发现了三千多年前的汉字——甲骨文,近些年又有更早期文字发现的报道,如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高邮陶文等.中国早期就有敬,天,祭,祖的传统,注重人伦道德.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周朝末期进入春秋战国,产生了诸子百家,汉以后成为儒,家,社,会,东汉前后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都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夏以前数千年中国杰出首领的代表.中国神话有盘古开天辟地的说法,显示盘古可能是早期开辟疆土的领袖.女娲补天造人的神话,则表明女娲可能是教化婚,配,生,育的首领.传说燧人发明钻燧取火,神农开创农业及医,药,伏羲教民‎‎渔、猎、畜牧,创造八卦、文字,此即三皇.三皇之后的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五帝时期,黄,河,水,患,严,重,大禹以疏导之法成功治水,被推为王.夏商周三代文化最大的特色即为宗,法,制,度.宗法制度萌芽于夏朝,完备的宗,法,制,度确立在西周,其是在晚商的长子继承制的法则上加以严格规范与执行.标志为嫡长子继承制、土地分封制与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在宗,法,制,度,下,“礼仪”对每个士族成员有极大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实际上宗,法,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未成文的习惯法.在宗统范围内宗,庙里祭,祀,辈,分之亲疏,即规定了地,位的高下.宗庙里的谱牒,即是政,治,上的名分.在宗,法,体,制,下,“国”与“天下”是以“家”做原型扩大的,“家”的精神乃成为各级政,治,秩,序的基型.宗,法,制,度在西周末期已开始瓦解,但宗,法,制,度的影响却长期笼罩着中华社会.西周的宗,法,封,建,制,度留给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天下只有一个共主的观念,这种思想也为秦汉帝国的建立与统一奠定基础.宗,法,制,度的影响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影响,也不限于统,治,阶,级,它在后世成为平,民,社,会,宗,族概念的基础而普遍传承.商周时期的中国人尚未产生长生不死的神,仙,观,念,也未有佛,教宣导的轮,回,转,世的思想.但当时的人也已经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并且生前的身份会在阴,间延续.因此商周时代人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依然继续关心影响人世之事,这导致占,卜的流行.而是否能够得到鬼,神的保护在于祭,祀,典,礼是否恰当.商朝卜问的工具多为龟,甲或骨,头,而周人卜,问的工具已经转为由阴,阳,符号组成的八,卦及扩充而来的六,十,四,卦来表示吉,凶.到了西周晚期,统治者与士人已对天命产生怀疑.士人逐渐看重“民心”,而获取民心就要施行“德政”,这后来就成为儒家主张“德治”的依据.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开,放,运,动其规模之大历史之长也为仅见.人文思想在此时期也成为中国哲学的支柱.诸子百家在这个历史阶段各自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处世思想,其中,为孔子、孟子、荀子所主张崇尚伦,理,道,德的儒家、为老子、庄子、列子所主张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家、为墨子所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为商鞅、韩非所主张刑,名,权,术的法家与后来的佛家思想并为后世中国最重要的五种思想.秦汉时期也为中国奠定了疆域和思想的基础.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之后,又统一度量衡.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能够经两千年而延续中国正统思想的地位,原因在于其经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的补充与改造,已经综合先秦时期各种思想于一体,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以探讨先秦儒家思想为目的的经学也在在汉朝成形,成为传统中国学术的重心.汉末魏际天下大乱,乘时趋势者,不以道义为重.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凤.清谈所标,皆为玄理.稽其理论,多与释氏相通,故自晋以来,释子多治老、庄,清谈者亦往往与释子周旋,佛,教于是与中国学说融合；或以佛与儒、道诸书并称,渐为儒释道之沟通融会.玄学是汉唐两个盛世之间四百年动乱期的主,流,思,想.玄学思想的主要思想家和重要典籍也都出现于这个时期.玄学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嵇康、阮籍、何晏、王弼四人.何晏与王弼致力于融合礼,教与玄,学,使,礼,教,玄,学,化.而阮籍与嵇康则带头形成一股抛,弃,礼,教、解放个性的风气,带动了历史上第一个个,体,解,放的反,传,统,运,动,在当时及往后数百年成为一股潮流,许多士人仿效他们过著放浪形骸的生活.宋朝理学的形成是传统儒学的一次复兴.儒家思想形成于先秦,盛行于两汉,然又中衰于魏晋隋唐时期,后复兴于宋、元、明、清.宋代对儒学的复兴并不是如两汉时期的经学,而是转向于对经典的思想内涵的探讨与解析.南宋大儒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经典加以注解,成为《四书集注》,并取代了五经的地位.传统儒学经过理学家对先秦儒学宗师言行的崇奉与诠释,加上官方的全面肯定与提倡,儒家在宋以降成了宗,教,性的“儒教”.各省各县都建孔庙对孔子加以供,奉.儒学之盛由此可见.北宋中叶,融合儒、释、道为一体,并以儒家学术为核心的理学形成.在宋之前的儒学虽在伦,理与国家学说相当成熟完善,但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却较薄弱.宋以后,理学将道德的自觉提升到对“圣”的向往与实践,因而发扬光大了先秦儒学最核心的道德学说.理学将道德落实在大学八目之上,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宇宙理论方面,理学建立了“与天地万物合一”的形上人生境界,以宇宙自然运行的天理强化人伦之理的正当性,并以天理的正当性,克制个体对自我功利与感性快乐的追求.理学把人生的境界建立在个体的自觉上,以讲求个体的修养达到圣人的境界.由于理学细密地分析、实践地讲求“立志”、“修身”,以求最终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理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其萌芽于北宋中期,代表人物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成熟于南宋早期,代表人物为朱熹和陆九渊；转型于明代中期,其代表为王阳明.理学的理论发展,可谓由“气”到“理”,从“理”到“心”,由“心”到“欲”；由强调区分“天理”到“人欲”,到“理在欲中”、“欲即理”终；理学理论终走入无法突破的终极,因此理学在经由转型之后也完成了其生命历程,被心学所取代.自宋代以下,理学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对理学家而言,要改良社会改良风俗,只能从礼,教着手.为了普及礼,教,朱熹等南宋理学家开始为一般民众编订简易的《家礼》与《乡约》,做为常人的社会生活与居家仪节.这些规范成为以后数百年间中国人的生活准则.此外朱熹和其他理学家还编写了一些蒙学教材,如小学、百家姓、三字经等.除了图书外,朱熹创始以书院作为理学的修习场所与宣讲之重要场所.明中叶以后,各地出现大量的“讲会”,透过宣讲,理学的道,德,教,化普及于文,盲,阶,层.另外,透过娱乐、说书、戏曲等等手段,理学的教化更深入人心.晚明实学思潮造成这个时期学术文化的生机蓬勃,而且以强大的生命力延续到清初.更发展出博学派、经史派等流派,其多重视实用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晚明时期,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医,学、声律学等诸多学科以及机械、冶金、农业、水利、等技术分枝都展开了大规模的科学总结和新的开创.清代中叶之后,由于经济的繁荣及文,字,狱的压迫,考据学大兴.在文献学方面,有集全国之力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也有各个地方印行的小型地方志.中国现存地方志高达八千多种,其中明代有一千多种,清代有五千五百种.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对中国古籍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总结,留给后世宝贵的遗产.明末清初的学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习西,洋,文,化的风,气,涌现了王徵、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方以智等一批学习西,学的先,驱.这也是中国除佛,教,文,明之外,再一次触及外来文明之“思想”的初步契机.遗憾的是,康熙后期发生罗,马,教,廷与满清朝廷对宗,教,仪,节认知不同的“仪礼之争”,导致接续的雍正、乾隆、嘉庆朝厉行禁,教.结果导致明末开始与西,方的科,学,文,化交流中断.也正是这个时期,西,方进入工,业,革,命,科技突飞猛进,清政,府却对这些新的科技手段茫然无知,特别是对此时兴起的民,权,思,想未有接触,中西文化出现一大隔阂.三代（夏商周)：中国古代文化的雏形开始形成,可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源头”,与这个源头联系比较密切的文化热点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仅就中国文化“源头”看,重点掌握三个方面：—是记录和传播文化的载体趋向成熟----文字(甲骨文),形成了中华文化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二是创立了记录时间的方法——干支纪日法,中华民族对历史的变迁有了明确的时间观念.三是形成了认识世界的哲学方法——《易》.重点是古人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突出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面奠基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灵,魂”,产生了中国古代文化两位杰出的“形象代言人”：老子和孔子.反映了古人对自然、人生和社,会的几类不同的思考,主要是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时期.科技文化大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向结合,奠定了中国科技文化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为后世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的文化体现了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之初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统一王朝的恢弘气度.突出代表：气势雄伟的万里长城(长城精神)、威武气派的秦始皇兵马俑和贯通古今的《史记》,思想上的大—统.尤其是《汉武大帝》的热播,与之有关的内容应引起一定的重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秦汉文化高潮过去后的平淡”,相对于前一个阶段,少了些气势,多了些平淡与细腻.具体表现：文化科技继续进步,思想方面儒、道、释开始互相渗透,佛教盛行、艺术异彩纷呈,具有鲜明的民,族融合特色.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带来古代文化的全面辉煌.兼收并蓄、全面辉煌、泽被后人、影晌周边,世界领先、地位突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中国古代文化辉煌的代表. 宋元时期：中国古代文化的又一高峰.中国传统科技的代表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在这个阶段,商品经济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凸显,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新现象,应引起重视. 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尾声,承古萌新,西学东渐.明清两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承古萌新,是这一个时期文化的特点.承古：集大成的科技著作相继问世；古典文化进入总结时期,官,方,组,织编撰大型图书成就突出,体现民,族,文,化的博大气象.萌新,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民,主,启,蒙,思,想产生；市民文学兴起,小说成为文学的主流,西学东渐.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重点是先秦时期、隋唐时期和明清时期；从社会的变迁对文化的影响角度；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和明清时期.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

（一）汉语语音史、汉语音韵学史1．日本大矢透《韵镜考》“要说”寻绎。《古汉语研究》2008年3期。2．近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6期。3．中日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学术差异。《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4期。4．日本学者越南汉字音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5．日本学者的汉梵对音译音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6．日本汉字音时间层次及其确认的证据和方法。中国社科院《当代语言学》2005年第3 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6年第2期。7．日本佛教“声明”与汉字音声调考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5年第7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年第3期。8．日本学者满（女真）汉对音译音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5年第10期。9．日本学者对日语汉字音与汉语近代音关系研究。《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4月。10．《词韵》音系声调。董琨、冯蒸主编《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5月。11．日本《汉吴音图》所见《中原雅音》。《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4月。12．日本学者对日语汉字音与汉语上古音关系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4年3期。13．《中原雅音》的体例问题。《音韵论丛》，齐鲁书社，2004年1月3日。第七届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音韵学会编。14．日本学者日本语汉字音与汉语中古音关系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期。15．清末日本学者北京官话“四声之辨”（日文）。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日本文艺研究》第 56 卷第2号。2004年9月。16．日本学者的《韵镜》研究。《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4期。17．《中原雅音》研究的起始时间问题。中国社科院《中国语文》2004年第3期，商务印书馆。18．日本学者对朝鲜汉字音的研究。中国社科院《民族语文》2004年3期。19．日本学者对《中原音韵》及相关韵书的研究。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第30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20．《辨音纂要》所传《中原雅音》。中国语言学会主办《中国语言学报》第11期，2003年9月。商务印书馆。获吉林省政府第五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4）。21．明抄本《辨音纂要》初探。国家图书馆《文献》2003年1期。22．对外汉语教学课本编写中的“变调”标记符号问题。（合作）《汉语学习》2003年6期。23．新时期音韵古籍整理的简要回顾与思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6期。24．从几组数据看南宋孙奕俗读声调的变化。《语言文字学论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25．退溪次韵朱子《武夷棹歌》问题。东方诗话学会编《诗话学》第3、4辑合刊。韩国梨花社2002年1月。第二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会议（香港浸会大学）。大会报告。26．南宋孙奕俗读“平分阴阳”存在的基础。台湾《声韵论丛》第10辑，台湾中国声韵学会与辅仁大学主办，学生书局2001年5月。由本人在台湾第十八届声韵年会的大会（台湾台北，2000年5月）上宣读。27．《中原音韵》与吉安方音。《第六届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28．释“平中清浊，仄中抑扬”。东方诗话学会编，《诗话学》第2辑。韩国梨花社1999年10月。大会宣读，韩国大田忠南大学1999年7月。29．《醒世姻缘传》“挺”字与今东北方言〔t‘iN〕音。《汉语学习》1998年第3期。30．南宋孙奕俗读“入注阴平”性质。《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31．《九经直音》“明本”两种例说。《语苑撷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32．南宋孙奕俗读“清入作去”考。中国社科院《中国语文》1998年第4期，商务印书馆。获吉林省政府第四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1）。获第五次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中国古文献学”博士生二等奖（1999，一等空缺）。33．《九经直音》北图藏本三种叙说。《语言研究》1998年6月刊，第五届汉语音韵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34．南宋已“平分阴阳”证。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21辑，商务印书馆1998年10月。在中国语言学会第八次会议上宣读。《中国语文》1995年5期《会议纪要》。35．南宋孙奕音注“浊上归去”问题。《庆祝金景芳95寿辰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36．南宋《示儿编》的俗读音。《延边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37．南宋《示儿编》音注“俗读”的“入注三声”性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3期。38.南宋《示儿编》“声讹”的正音性质。《语言研究》1996年6月刊，中国音韵学会第9次学术年会论文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39．南宋《示儿编》音注“浊音清化”问题。《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1期。40．《九经直音》反切的来源及其相关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1期41．韦应物诗韵系。《延边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42．《山海经校注》“珂案”音释献疑。（合作）《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2期。43．《九经直音》反切与《经典释文》正读考异。《语言研究》1994年6月。中国音韵学会第8次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44．“图们”的口语读音及其来源。《东疆学刊》1993年第3期。45．《汉字古音手册》订误举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年第1期。46．《晋书音义》的“协韵音”。《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1期。获吉林大学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47．王昌龄诗用韵。《延边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48．岑参高适诗韵系异同比较。《延边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在中国音韵学会第六次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上宣读。49．岑参诗韵谱。《语言文学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0年12月。50．《醒世姻缘传》诗词用韵考。《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51．《<韵镜>校笺》跋。杨军《<韵镜>校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52. 清末中日学者北京官话“变调”意识。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语学研究》（开篇）第26辑，2007年5月。53. 十九世纪末叶北京官话声调初探——以日本人编《官话指南》为依据。（合作）《近代官话语音研究》，语文出版社，2007年2月。54．日本传统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6期。55. 高本汉用“二手资料”构拟《广韵》检讨. （合作）《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1期。56.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和工具书。《汉语学习》2007年第6期。57．日本汉语音义书语音研究。《杨耐思先生80寿辰庆祝文集》,2011年1月,中华书局。58．南宋《九经直音》“萧豪韵”的构成。（合作）《继往开来的语言发展之路》论文集，语文出版社，2008年2月。59．《正音捃言》音系声母的特点。（合作）《语苑撷英——唐作藩教授八十寿辰祝贺论文集》，2008年2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60．高畑彦次郎对高本汉《切韵》研究的修订与补充。（合作）《当代语言学》2010年4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11年2期全文摘编。61．南宋《九经直音》“支思韵”问题。（合作）《中国语言学报》第14期，2010年10月。商务印书馆。62.清初韵书《五音通韵》构拟问题。（合作）《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3期。63．当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10年2期。64．日本汉语上古音研究。《古汉语研究》2010年第2期。65.现代日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2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10年2期。66.日本汉藏对音译音研究.《民族语文》，2010年第6期。67.满田新造对高本汉《切韵》研究的批评意识。《中国音韵学》第16次会议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68.《<韵镜考>:日本江户后期韵镜学的构建》,《古汉语研究》2012年第2期。69.《日本<东音谱>（1719）所记汉语方音问题》，韩国《中国东南方言与中韩文化》（6），韩国文化社，2013年2月。70.《韵镜》与日本明治人名命运预测。《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71．贺知章《回乡偶书》诗“衰”字音。《延边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1-2期。72．唐代古体诗的“叶韵”问题。《延边大学函授教育》1992年第1期。73.从用韵看《药性赋》产生的时代。《延边医学院学报》（社科）1992年第1期。74．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学点音韵知识。《吉林教育》1989年2-3辑。75．重建清代东北方音史：向混沌求新知——评邹德文教授《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76．《韵镜》研究史上的四条“主线”。《中国音韵学》（厦门大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77．清末民初东北官话语音系统——以新发现日本明治汉语课本为依据。中国社科院《方言》2013年第4期。（二）对外汉语教科书、汉语史、东北方言、古书校勘1．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会话”课本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6年第4期。2．汉语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3．从中国语教科书“序”“跋”看朝鲜时期的语言教学意识（韩文）。韩国《韩华学报》总46期，2006年2月。4．《醒世姻缘传》与吉林方言词语探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期。5．校点严可均《全晋文》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4期。6．《周礼》“诸侯之邦交”断句正误。国家图书馆《文献》1998年第4期。7．《庄子》“.以.o”句及其变式。《东疆学刊》1990年第1期。8．走向系统研究东北方言的第一步。（合作）《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9．谈唐诗中的“何事”。《东疆学刊》1988年3期。10．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研究的基本问题。《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1期。11.中国学者与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的刊行。（合作）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7年第3期。世纪朝鲜汉语教科书语言的干扰。（合作）中国社科院《民族语文》2007年5期。13. 日本汉语口语语法研究的先声——读1877年刊行的《支那文典》。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第37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6月。14.《满洲土语研究》与20年世纪30年代东北方言。《东疆学刊》2010年第2期。15．日本明治后期北京官话语法理论——《清语文典》。厦门大学国学院《国学集刊》第三辑,2011年3月。16．仓石五四郎对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翻译的意义。刁宴斌主编《黎锦熙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0年5月。17.《日本“军用”东北方言教学意识——读1933年(增订版)<日满会话>》。韩国汉阳大学《汉语方言研究论文集》，2010年4月。18.清末民初北京官话语气词例释（合作），《汉语学习》2011年第1期.19.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古今考，《中华读者报》2008年6月27日。20.《马氏文通》与广池《中国文法》——清末中日汉语文言语法理论体系的建立。《厦门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21.《晚清东北方言词语考订》（合作），《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3期。22.《清末民初北京口语词汇及其汉语史价值》（合作），《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2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12年第7期。23.《试论汉语史研究史评理论范畴》，《东疆学刊》2012年第1期。24.《日本明治后期<支那语学>月刊传播北京官话的历史意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3期。25.《汉语史研究系统要素视角理论范畴》，韩国中国言语文化学会《中国言语文化》创刊号，2012年2月。26《日据初期台湾闽南话会话课本教学和汉语史价值》（合作），《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4期。27..《日本明治后期北京官话语法教学理论---读1905年版<清语文典>》,《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集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12年7月。28.《东亚语言学视阈的汉语史研究》，《东疆学刊》2013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14年第1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3年第6期）29.《冈氏之中国文典》（1887）：日本汉语文言语法体系初次构建，《复旦学报》2014年。30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的最初构建——日本《现代中国语学》(1908)的意义（同李逊合作）。《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1期 。31朝鲜朝汉语官话质正制度考论（同张辉合作）， 《古汉语研究》2014年第1期 。32. 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东亚国际通语——汉语之应用（第二作者，同张辉合作），《延边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三）古代礼仪制度及其它1．退溪不讳言“诗以随俗”解。东方诗话学会编《诗话学》第5、6辑合刊。韩国梨花社2004年10月。第三次东方诗话学国际学术会议（上海大学）。大会报告。2．西周觐礼初探。《遯亨集——吕绍刚教授古稀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3．春秋聘问的衰变。《金景芳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4．春秋朝觐的衰变。《东疆学刊》2002年第3期。5．周代朝聘制度简论。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儒学年鉴》，2001年创刊号，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6．战国时期朝聘制度的破坏。《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7．退溪家礼“循俗”问题（韩文）。韩国《退溪学报》第107期，2000年12月。又收入（韩国）柳宁夏编选《退溪先生礼学论文集》（仅6篇），《退溪学报》别刷本。陶云会社2001年7月发行。8．略谈西周会盟制度。《延边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9．商代朝聘及其相关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1期。10.晚清文人对朝鲜使臣“中华意识”的感知。日本创价大学《创大中国论集》第14辑，2011年3月。11.《清客新话》：日本对马藩尉探问清初“新知”——福建“漂海唐船”日记的意义。《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1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明清史》2013年第5期。这其中包括少部分与他人合写论文。还有其它已发表论文近20篇。论文发表后，或被转载、论点摘编、引用、评述多次。 （一） 专著1.《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专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6月。被列为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史教科书，授课教授狩野充徳。2.《周代朝聘制度研究》，专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书评《揭示周代朝聘制度》，见《光明日报》2006-07-04 。2006年9月获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太原）。2007年11月获福建省政府第7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历史学3等奖. 2007年11月厦门市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台湾《经学论丛》专门介绍。《清代朝觐制度研究》等几十种著作引述.3.《宋元吉安方音研究》，专著（与李红合作），2008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5年1月完成，2005年2月通过专家鉴定。日本《日本中国学会报》2009年介绍。2009年11月获福建省政府第7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历史学3等奖。刘晓南《宋代四川语音研究》等论著引述。4.《中国历代宾礼》，专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9月。几十种著作引述。5.《日本汉语音韵学史》，专著，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日本语学会《日本语研究》、《古汉语研究》、《中华读者报》、《中国社会科学报》、《辞书研究》、日本中国学研究会《日本中国学会报》（2012）等报刊均有述评。2013年10月12日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2等，中国语言学最高奖项，又获福建省第10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等奖。2013年12月。同时，获厦门市第9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等奖。张玉来、潘钧、陈东辉、陈宁、耿军等引用。6.《汉语史研究理论范畴纲要》，专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列为博士生教科书。7．《东亚视阈汉语史论》，专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8．《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语音研究》，专著，合作,商务印书馆，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2年完成。鉴定等级为优秀.9．《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纲》，专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二）编著1.《汉语音韵学通论》，教材，编著，主编，列入国家级“十五”教材出版规划（2002年6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被国内外多所大学列为研究生教科书或参考书。2.《古代神童考录》，编著（与陈家祯合作），延边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三）编\校1. 《音韵学论著指要与总目》（上、下，140万字），主编，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日本权威的《日本中国学会报》2009年介绍，是国内外汉语音韵学论著目录收罗最为全面的工具书。冯蒸列为学习汉语音韵学必读书。2. 《语言文字学论坛》（第一辑），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3.《古代汉语》，教材。合作编写，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曾被吉林省八所大学中文系采用。4．《对外汉语教学论著总目》（80万字），主编（合作），作家出版社，2008年5月。《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华读者报》等均有书评。5. 《对外汉语教学论著指要》（70万字），主编（合作），作家出版社，2008年5月。。《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华读者报》等均有书评。6.《黉门钟吕》，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7．《韩非子》（译注、校勘，3人合作），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3。8．《后汉书》（译注、校勘，3人合作），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6。9．《全晋文》（点校，2人合作，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10.《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1912年前）》，主编，四十册，中华书局，2013年。11.朱熹口语文献语言通考(四种,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合作),合作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12.《中国历代礼仪制度文化丛书》（五种，《中国历代婚礼》、《中国历代葬礼》、《中国历代家礼》、《中国历代宾礼》、《中国历代祭礼》），第一主编（与张黎明合作），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9月。台湾义守大学列为通识课程教科书。几十种著述引用。13.《新编古代汉语》，国家级教材。合作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14.《大一中文课堂》，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15.《海洋文明与汉语语言文字书写》，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16.《东亚汉语史书系》，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17．《黄典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主编（与叶宝奎教授合作），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18．《中国音韵学》（厦门大学与中国音韵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另有其它4种编著。这其中包括少部分与他人合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