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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素材之文人掌故篇 文人掌故篇中国现当代部分抗战时期，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任教授，生活非常困难。象他这样的名教授，生活要好一点很容易，可以用他的专业知识发点国难财，但闻一多对此不屑一顾。他家7口人住在城郊的简陋的农舍里，朋友们看了心中难受，但闻一多不以为然，高吟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并说：“教了好多年杜甫的诗，只有亲身体现了之后，才更能领会到杜甫的心情的胸怀。”中国的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最可尊敬的人。他们安贫乐道，以天下为己任，看看闻一多，身住茅屋，并不感到悲哀，而是以杜甫为榜样，实在可敬。中国的知识分子，你只要看得起他，尊重他，信任他，让他有施展才华的环境，他就会努力工作而不大地计较报酬。但是，有时候我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把他们称为“臭老九”，以整他们为乐事，这实在是民族的悲剧。1948年夏，朱自清贫病交加。某天，吴晗拿着一张纸来到朱自清的家，叫他签名，那张纸是写着“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美援面粉”。吴晗看到他的情况，便凑过来说：“这次你……”但朱自清只看了一眼，即那起笔，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领取这种侮辱性的施舍。”他当即签了名。就在这一年，朱自清贫病而死。说到有骨气的文人，当数朱自清。毛泽东有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选入高中语文教材，所以连高中生也知道朱自清宁死不领美国的救济面粉的事。在晚清，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都可以找到不少显示出民族骨气和清高气节的文人，然而，奇怪的是，到了后来，就很少听闻这样的事了。最能体现“士可杀不可辱”的，就是老舍、傅雷、李广田、翦伯赞、周瘦鹃等人的无言的抗争。现在的不少地方的中小学教师，还要靠“父母官”发工资，按时发的就谢天谢地，经常听闻有拖欠几个月，但那些教师仍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是否也是“骨气”的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的最高学历是北京大学预科毕业，他主要靠自学成才。他20岁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他制定了详细的自学计划，用了10年时间，系统地阅读了先秦诸子和历代名家的著作，以及世界名著，自学的范围，还遍及政治、历史、地理和外语等。他读名著，一般要读三遍，第一遍叫“鸟瞰”，第二遍叫“精读”，第三遍叫“消化”。他主张学习任何著作，一定要用心提取其精华，化为自己的血肉。一般人只知道，茅盾是我国的文学巨匠，他的《子夜》、《林家铺子》、《蚀》等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理。但是，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茅盾其实也是个自学成才的人。北京大学预科，充其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高三年级吧，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巨匠，和他那10年的自学之路是分不开的。我们现在也不乏自学的人，但象茅盾那样，有明确的目标，有详细的计划，有科学的方法的，恐怕不多吧。我自己也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自学打算，但终因无决心，更无恒心，结果一事无成，想想茅公，看看自己，悲从中来，如今垂垂老矣，尚能学否?作家艾芜青年时代十分困苦，1925年，他离家飘泊，给人做杂役，艰难谋生。他由四川到云南，由云南到缅甸，一路上都带着书、纸笔和一只用细麻绳系着瓶颈的墨水瓶，从不离身。他每到一处，便抒写见闻和断想。1927年冬，他终于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总结这段文学生涯，他说：“那是‘墨水瓶挂在颈子上’的写作”。人们也会说“苦难出作家”“愤怒出诗人”之类的话。这样的话，不无道理。一个养尊处忧的人，肯定伴随着慵懒，很难从事艰苦的写作生涯;另外，生活悠闲者，他的生活圈子也相对狭窄，也不容易写得出有深刻体会内容的，接近人民大众的力作。艾芜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南行记》等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位。而他的《南行记》，就是在如此艰苦的历程中，靠着“挂在颈子上的墨水瓶”写出来的。我常常想，为什么上世纪上半叶的战乱事期，我们产生了那么多的著名的作家和作品，到了和平时代，他们怎么都变得平庸无奇，光芒尽失?难道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上世纪20年代，语言学家王力在法国留学。他穷得交不起学费，有时连饭钱也没有。一位在巴黎的中国教授见他法语学得很好，就建议他翻译一些不国文学作品寄回国内，换点稿酬。王力后来把稿子寄到商务印书馆，被采用了，并一发不可收。是谁垂青王力?是编辑叶圣陶。由于他的扶持，王力在异国度过不少难关。1932年，王力获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清华大学执教。他经常对人说：“我在巴黎上大学的学费，都是叶老给的。”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王力与叶圣陶第一次见上面。王力晚年，在他的《音韵学初探》的扉页上，写着这样的一行字：“献给叶圣陶先生。”这个故事发人思考的是：王力为什么在1932年回国，直到1950年才有想到去亲自感谢恩师?这18年中，叶圣陶怎么没有因王力不亲自来感谢而谴责他忘恩负义?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而他们也安之若素，这就很值得探讨了。我们今天，也不时可以从报上看到一些“师”与“生”骂战甚至打官司的新闻，与叶王二人相比，不是应该感到惭愧吗?古语有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叶老认为，扶持后辈，是应尽的义务，并不需要感恩;王力认为，对恩师最好的感激，就是干出成绩，为国家为民族争光。于是，就有了这个我们不大理解的两人神交二三十年的故事。1930年，20岁的臧克家报考青岛大学，数学0分，作文只写了三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无底的苦海。”按说，肯定无法考取。但主考者闻一多，却从这三句杂感中看出臧克家的才气，破格录取。三年后，臧克家的诗集《烙印》出版，轰动一时，臧克家也成了誉满中华的诗人。故事感想：一是，如果臧克家今天参加高考，肯定落榜无疑。现在的高考讲究的是五科综合或六科综合。数学考了个0分，总分如何上得去?二是，再说那作文，现在的作文都有字数的要求，800字以上;也有内容的要求，如什么“材料”，什么“话题”，臧克家那三句杂感，连同标点，只有30个字，内容也有点费解，这是任何改卷老师都会打0分的。两科0分，还考什么?三是，在三十年代，高考的形式很随意，或者说很灵活，只要主考者认为可以，就能录取，不是吗，闻一多一句话，臧克家就成了青岛大学的大学生了。四是，如何看待臧克家这样的学生。我们现在不是也有韩寒那样的例子吗?韩寒还写出了一、两部长篇，大学尚且拒之门外，就凭臧克家那三句杂感即录取他，确实要很具慧眼，同时也要有如此的录取新生的自主权。现在我们的体制，又如何能做到?五是，有人可能会说，臧克家和文革时期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不是一样吗?我说，那区别就大了。张铁生是白卷一张，再胡诌几句;而威克家是三句被朱自清慧眼看出才气的“杂感”。三年之后，一位新星就在中国诗坛升起，事实证明了，闻一多做得很对。六是，我们今天的高考制度，是否也可以作某些大胆的改革，让众多类似臧克家、吴晗、钱钟书的偏才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沈尹默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书法家。从8岁起，他就在父亲的教导下，苦练书法，到二十多岁时，已自认为功力深厚，不时为朋友题字。1909年的一天，他听到时约30多岁、任小学教员的陈独秀评他的字“其俗在骨”，沈尹默虽然气愤难堪，但他认真反思，觉得自己写的字确有格调不高的俗气。于是，他决心再苦练，每天用大狼毫临写汉碑。为了练腕力，他把一面小镜子放在腕背上。就这样，一练3年，到他29岁时，终于克服了“其俗在骨”的毛病。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这是许多人都知道，他同样是一位文人学者，书法大概也差不到哪儿去，但是似乎未闻他也算一位书法家。既然他不是书法家，那么他说了一句“其俗在骨”的话，其实是不必在意的。但是沈尹默并不是这样，他认真检讨自己的字，发现的确并不高雅，还有改进的地方。于是，他又苦练了3年，终于克服了“其俗在骨”的毛病。这个故事当然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对别人的批评，要认真反思，找出毛病，努力克服，这样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可惜，如今，虚怀若谷的人并不太多，相反，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随处可见。文人之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做法也日渐稀少，反而一言不合或一文引发即会闹上公堂，这样的风气，对文艺的发展肯定是没有好处的。在中国，巴金是唯一的一位自解放以来，没领过一分钱工资的作家。巴金虽然德望重，但他从来不做生日，谢绝别人为自己祝寿。巴金从来没有想过把钱财留给子女，几年前，他把稿费中的大部分15万元捐给了国家，作为筹建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之用。巴金在文学上的成就，早已镌刻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史册上。他除了文字好，还有品格好，上面的事迹虽短小，内容却很丰富。一是，他自建国以来，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工资，这在中国的作家之中是唯一的一位。没有工资，就必须“卖文为生”，促使自己笔耕不辍。二是，他淡薄功名，不喜欢别人对自己歌功颂德，表现在他每年的生日，他都不事庆贺，这就难怪他在暮年之际仍能争取到时间和精力，写出多卷的非常有价值的《随想录》。三是，他知道怎样对待儿孙才是真正的爱护。不少人在自己有权有势时，除了为自己建造安乐窝，还为儿女，为儿女的儿女也预先建好一处处的安乐窝，而巴金老，却将稿费的大部分共15万元的钱捐献给国家，他虽然已是个百岁老人，但他比许多年轻得多的人都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