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毕业论文

再论法人财产权本质 ——从物权法第六十八条看我国法人法律制度的缺陷 作者： 毛建国 发布时间： 2007-07-13 16:50:49 --------------------------------------------------------------------------------摘 要：我国目前法人法律制度中没有对法人财产权、股权的性质做出准确的规范和界定。没有阐明法人财产权、股权和投资财产所有权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法人法律制度还存在缺陷，说明我国法人法律制度还亟待完善。 关健词：法人财产权、股权、本质、法人制度、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许多人据此认为法人财产权为所有权性质的权利。笔者对此却不敢苟同，因为我们不仅要看到上述法律规定，而且还注意到一些社会现实。毕竟法律来自于社会实践，法律不仅需由立法机关来制定，法律更需要揭示社会生活中的内在规律和联系。为便于探讨，我们不妨将一些特殊的事例作为研究问题的切入点。 母公司投资组建子公司，所投资财产的归属是否发生转移？该财产到底归子还是归母公司？如归母公司，则子公司没有独立的财产，子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如归子公司则法律就应当禁止为偿还母公司的债务，而到子公司冻结股权，进行财产保全的做法。因为两个公司都具备法人资格。它们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法人。事实是法律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明文肯定了以母公司在子公司的股权，偿还母公司债务的做法（见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而且这种做法也是历来被社会各界所认可所接受的，所以法人财产权不可能是所有权性质的权利。 关于上述问题不知我们是否仔细考虑过，我们到子公司进行财产保全就意味着子公司中有母公司的财产。因为股权是财产权，股权所包含的财产是母公司的公司财产。如果子公司中没有母公司的财产，那么我们凭什么到子公司中去进行财产保全呢？由于子公司是由母公司投资兴建，所以母公司享有子公司全部的股权。全部股权所对应的财产，应当是子公司的全部财产。这岂不是说子公司的全部财产都是母公司的股权对应的财产？都是母公司的公司财产？如果说子公司中有母公司的财产，或母公司投资财产既属于母公司又属于子公司，那它们又全都具备法人资格又如何解释？法人财产权系所有权性质的权利的观点再一次把我们带入死胡同。 关于上述问题，我们的教科书上，以及法学界主流学派的解释是：投资人投资后就失去了投资财产的所有权而得到股权。这一说法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但它却是非常荒谬的。很显然上述说法套用了买卖导致失去所有权得到债权的逻辑。但我们想说的是投资不同于买卖，股权也不同于债权。按照投资后投资人失去所有权得到股权的逻辑，子公司享有投资财产全部的所有权，而母公司享有子公司全部的股权。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也非常滑稽。投资人在投资前，拥有投资财产的所有权。投资后，所有权给了被投资人，自己手中却还握有股权。投资人手中的所有权和被投资人手中的所有权是完全相同的。你把自己手中的权利全部给了他人，你的手中还能保留什么权利？如果在投资之前投资人手中拥有所有权和股权，投资后，投资人把所有权给了被投资人，投资人手中还剩下股权，这样说还说的过去。事实是投资人投资前手中只有所有权，投资人投资后，将所有权全部交给了被投资人，投资人手中还能有什么权利？ 除非是你手中握有全部权利，你将其中一部分给予他人，你的手中才可能保留一部分权利。不仅如此，法人财产权系所有权性质权利的观点，与我们生活中的习惯做法也格格不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三个投资人投资设立了一个公司。公司经营也相当不错，没有债务。三个投资人由于热衷于公益事业，打算将该公司捐献或低价卖给老区人民，这时公司经理以法人财产权系所有权性质的权利，公司不同意捐献和低价出卖为由进行阻拦。难道我们能以法人财产权系所有权性质的权利为依据，支持公司经理的请求吗？难道我们能以企业对其动产，不动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为由对三投资人的善举横加阻拦吗？显然不能。以上事实和理由充分说明法人财产权不是所有权性质的权利。 不仅如此，即使我们姑且认可法人财产权是所有权性质的权利，在实践中也无法操作。如果法人财产权是所有权性质的权利，那么法人就可以对企业财产行使处分权，就可以将企业财产全部卖掉。如果法人决定将其财产全部卖掉，那么所得的价款归谁，难道还能归属法人吗？显然不能。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法人财产权不是所有权性质的权利。 还有如果坚持法人财产权是所有权性质的权利。那么世界上也就没有什么公有制和私有制之分了，那不全都是公司法人所有了吗？ 那么法人财产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权利呢？我们不妨从一些最基础的概念来说起。 我们知道，法人财产权是由于投资人投资而产生的。那么什么是投资呢？我们认为，投资是指：投资人自愿将其财产按照法人设立章程，和相关法律规定，自愿与其他投资人的财产聚积在一起，共同经营，或委托他人经营，并对经营结果承担共负盈亏责任的行为。 而法人财产权则是指：法人有接受投资进行经营、经营的结果由投资人承受的权利。 与之相关的股权的概念应当是：投资人由于投资而享有的权利，它主要表现在参与法人重大决策和享受分红等权利。 从这些基本概念出发，我们不难分析出法人财产权的本质，笔者以为：法人财产权是一种授权，进一步说是一种法定授权，是一种定向授权，是一种有限授权。授权的内容就是投资人要将投资财产的占有权交付被投资人，接受投资的法人有权将其有条件用于经营，无条件承担民事责任。 说法人财产权是一种授权，是因为法人的财产来自于投资人，没有投资人的财产权，哪来法人财产权？投资人投资后，并不是把财产所有权捐献给了被投资人。捐献的财产才失去所有权。如果是捐献，那也就不叫投资人了，而应叫捐资人了。投资人投资后，还可以对法人的重大事宜决定决策。法人行使财产权要尊重全体投资人的意志。所以说法人财产是一种授权。 说法人财产权是一种法定授权更好理解，凡是投资组建法人的投资人，都要按法律规定向被投资的法人投资，并以其最初的投资和法人壮大后的公司财产无条件的承担该法人的民事责任。由于法律是公开的，所以也可以说法人财产权是一种公示性授权、约定俗成的授权或人所共知的授权。 说法人财产权是一种定向授权是因为法律虽然对投资人的投资财产做出一些硬性规定，法人可使用投资进行经营和承担民事责任。但法律并不限制投资人在其他方面的权利。如投资人有收益分红的权利，全体投资人可以决定法人的重大经营决策，以及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决定法人的生死或关停并转的权利。像我们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三人将投资企业无偿或低价出售的案例就是如此。法律并不限制投资人的这些权利。而法律对投资人所做出的硬性规定就是，投资人投资后，以至经营中，法人必须以其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在这方面，投资人一旦投资，投资人就必须遵守承诺，被投资的法人在承担民事责任方面，亦无需再经过投资人的批准认可。 说其是一种有限授权是因为，前面说的法定授权，定向授权，都是有限的。如果是无限授权，那也就不叫投资了，而应叫做捐赠了，捐赠出的财产失去所有权，所以说投资后投资人失去所有权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也正是投资与赠予的区别。 关于法人财产权、股权，这些权利的性质，以及这两种权利与财产所有权的关系，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没有定论。但我们如果研究方向正确，或许就能看到端倪。 法人财产权和股权都是由于投资人投资而产生的，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有法人财产权，必然就有投资人的股权。而这些权利都离不开投资人最初投资的财产所有权。我们知道所有权的权能分为四个方面。我们不妨从每个方面考查一下，投资人投资后这四个方面是否会发生变化或发生什么变化。 首先投资人投资后，投资财产的占有肯定要发生变化。投资人肯定要将财产交付被投资的法人。这是法定义务。 再看使用，投资人投资后，被投资法人当然可以使用投资财产进行经营，但似乎又不能随意使用，每当法人遇有重大择决的事宜，法人都要召开股东大会，重要的事宜，由股东大会决策，由法人执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人投资后，投资人和法人都享有使用权。又都不完全享有使用权。也可以说投资人和法人都享有部分使用权。 再说收益，投资人投资后，主要的收益权恐怕由投资人享有。被投资法人虽然也可以用其中一部分收益扩大生产规模，但基本上可以认为投资人主要享有收益权。 再说处分，由于有法定授权，法人可以用接受的投资以及以后的积累即法人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享有某方面的处分权。但投资人手中仍握有其它方面的处分权。比如说将整个公司捐赠出去，或低价出卖，或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关停并转等等，所以投资人投资后并不能说投资人失去对投资财产的处分权。处分权也是由投资人和被投资法人共同享有着，当然这种共同享有并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在某些方面是相互决定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法人财产权和股权，最初都是从投资财产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它们都是不完整的所有权，而是某个方面的所有权。法人对接受的投资财产享有的不完整的所有权，我们称之为法人财产权；而投资人手中掌握的那部分不完整的所有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股权。有效的能够实际实施的法人财产权加有效的能够实际实施的股权才表现为完整的投资财产所有权。我们认为这样表述，才真正触及法人财产权、股权以及财产所有权之间的内在关系。 有了上面的分析认识，回答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便不再困难。法人财产权概念提出后，人们往往对国有企业的财产到底是归国家所有还是归企业有所发生困惑，有了新的思路，回答这些问题便不再困难。国有企业，法人对接受国家的投资享有法人财产权，可以用于生产经营，如果国家有明确授权，亦可自主经营，并可以用国家的投资以及以日后积累，即全部法人财产承担其民事责任。但国家是法人的股东。在国家向其授权以外的权利仍归国家，企业不能随意行使使用权、处分权。国家投资的企业法人的财产绝对不能属于法人的总经理等法人的管理者。承认这一点丝毫不会损害法人财产权的权利，丝毫不会影响法人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的市场活力，社会主义国家的法人财产权与投资人的关系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法人财产权与投资人股权之内的关系亦是如此。如果认为法人财产权是所有权性质的权利，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行不通，即使在法人制度最早产生或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否认投资人权利的理论照样也行不通。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还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从总体上说，法人财产权来源于全体出资人的授权，也可说法律要求投资人必须向被投资人进行法定授权。没有出资人的财产权，哪来法人的财产权。从某种义意上说，股东权决定法人财产权，相对于全体投资人和股东来说，法人的财产权仅仅是接受的授权、执行权，全体股东、全体投资人对财产的权力才是起决定作用的权利。应当说明的是说股权决定法人财产权是从广义上说的，不是狭义的。法人财产权可以对抗个别投资人的股权、不能也不可能对抗全体投资人的股东权。 说股权决定法人财产权许多人接受不了，但要说股东大会是法人的最高权力机构恐怕怀疑的人不多。而股东大会所产生的决定决议正是股权的集中体现。所以说股权决定法人财产权。法人财产权的行使要体现全体股东的意志，要尊重全体股东的权力。 关于物权法第六十八条，笔者的看法是如果立法本意是说企业法人财产权就是所有权性质的权利。那么这种规定偏离了事物本来面目，不符合社会现实，不符合实际。如果立法本意是说法人财产权不等于所有权,那么第六十八条的表述就容易引起误解。同时,作为同是与所有权密切相关的权利,物权法对法人财产权和投资人的财产权(股权)的表述就有厚此薄彼之嫌。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还联想到，既然物权法应当对投资人股权的性质、作用等问题做出更加详细的规定，我国公司法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应当规定，没有规定就会导致权责不清，影响社会的和谐、安定。 说到底，我国目前的法人法律制度中没有对法人财产权性质、股权的概念及性质、股权与法人财产权以及投资财产所有权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准确的规范和界定，这不能说是我国法人法律制度目前存在的缺陷，说明我国目前的法人法律制度还亟待完善。（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服务行政——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方向选择 【内容提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关 键 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1.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1〕。 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3.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3〕，所以， 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三、21世纪中国政府：掌舵而非划桨 “今天我们政府失败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4〕。 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1.掌舵与划桨 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2.掌舵而非划桨 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这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4〕（P25）。当代管理者也认为：“任何想要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亲自去‘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4〕（P64）政府不是“实干”的机构，而是“决策机构”。因为“政府并不善于划桨”〔4〕（P32），政府的职责只能是“掌舵（决策）”而非“划桨（实干）”。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 3.满足公众的需要 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 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理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 4.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工作中去 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到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 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讯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给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撤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 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四、效率与效益：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 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核心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 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所谓狭义“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 “效率”（狭义）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 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 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作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所以，对效率和效益的考察，既要看到眼前，又要防止急功近利。在相当多的行政服务领域，例如环境保护等，更应把眼光放长远些，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实现行政服务的短期与长期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3.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人民满意”为尺度 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语）。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都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都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参考文献】 〔1〕何小随． 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处理的基本关系〔J〕．地方政府管理，1998（10）． 〔2〕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王振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J〕．新华文摘，1998． 〔4〕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12回答者： sx75445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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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会计研究 ,写这个，网上的素材多了去了。自己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