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形势的宏观透视论文

战争与和平2011伊拉克——美撤军不等于和平2010年8月31日，美军作战部队撤出伊拉克。虽然伊拉克亲美政权的存在确保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但这场战争留给伊拉克的却是分裂与恐怖、暴力与流血。据统计，去年共有2828名伊拉克人死于各类暴力事件。伴随着美军作战部队的撤出，伊拉克各派政治力量正在展开争权夺利的斗争。在此情况下，“基地”组织和各派武装趁机不断制造恐怖暴力事件。另外，在美军作战部队撤出后，伊拉克安全部队和警察将担负起一线战斗与巡逻任务，而其素质与能力一直受到广泛质疑。实际上，去年9月以来的伊拉克安全形势并无实质性好转，已有661人死于各类暴力冲突，占去年死亡人数的近。在伊拉克国内政治斗争难以尘埃落定以及伊安全部队能力难以迅速提高的情况下，伊拉克人民仍将面对与忍受持续的暴力与死亡。阿富汗——美增兵不等于塔利班失败美国作战部队撤出伊拉克是将反恐精力和资源更集中于阿富汗战争。2009年底，奥巴马政府批准了打击塔利班的新战略计划，并为此增兵3万人。该计划的特点是不强调反恐，而是强调反叛乱，即减少追踪塔利班战斗人员的行动，更努力地向当地居民提供安全保障，以削弱塔利班的生存基础。一年来，驻阿联军展开多轮围剿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自身伤亡也急剧上升。去年驻阿联军共有711人阵亡，是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阵亡人数最多的一年。去年12月16日，美国有关阿富汗战争的进展报告认为，联军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战争仍旧“十分困难”。奥巴马政府继续坚持从今年7月开始部分撤出美军，并向阿富汗安全部队逐步移交安保责任，最终实现“阿人治阿”。虽然西方国家希望尽快扔掉阿富汗这块“烫手山芋”，但是阿富汗政府能否自挑重担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今年年中联军开始撤出，塔利班势力很可能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反恐任务依然艰巨巴基斯坦去年的安全形势有所好转。政府军全年击毙恐怖分子5170人，自己则有469人阵亡，平民死亡人数为1796人，这3项数字比2009年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巴基斯坦塔利班现在是巴政府的头号反恐目标，其实力近年来迅速上升，对巴国内安全局势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甚至连巴陆、海军总部、高级法院等要地都成为其袭击目标。去年7月，美国宣布向巴提供总值5亿美元的援助计划，旨在帮助巴基斯坦发展经济，缓和巴民间反美情绪。这使巴基斯坦政府处于两难选择之中：如果狠打塔利班，会激起国内一片反对之声。如果轻打塔利班，又会被美国指责为“拿钱不办事”。今年，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将会继续制造多起恐怖暴力活动，巴政府的反恐任务仍然艰巨。中东——巴以和谈难以走出怪圈在美国的压力和斡旋下，中断20个月的巴以和谈于去年9月再次艰难重启。虽然美方称本次会谈将在一年内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巴以双方对和谈并无太多信心，反而在会谈前就相互指责。历史经验表明，巴以和平进程十分脆弱，整个过程充斥太多不确定因素。任何一个消极因素都可能使和平进程走回原点。双方积怨太深，国内又各有强大的掣肘力量，所以双方很难走出“和谈—破裂—冲突—复谈”怪圈。今年双方爆发一定程度冲突的可能性极高。苏丹——进入一个关键历史时刻苏丹达尔富尔的和平进程取得了明显进展。去年2月23日，达尔富尔和平会谈特别会议在多哈举行，苏丹政府与反对派“正义与平等运动”签署了停火协议。7月10日，苏丹南北部主要政党领导人正式启动苏丹南部公投会谈。7月14日，苏丹前反政府组织、南部地区主要政党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表示，将全面参与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的调解工作。不过，达尔富尔地区仍有数支武装组织在互相斗争，实现持久和平还存在变数。今年1月9日，苏丹就南部是否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苏丹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不管公决结果如何，依然有可能爆发新的武装冲突。苏丹的安全形势不会因一次全民公决迅速而彻底地扭转过来。索马里——青年党比海盗更危险索马里是当今非洲最动荡的国家之一，很有可能成为未来非洲的恐怖之源。 索马里的危险其实并非来源于索马里海盗，而是来自于索马里青年党与“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反政府武装。该组织誓言效忠“基地”组织和本•拉登，并主张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法统治索马里。国际社会对索马里青年党动向的关注度在不断加深。 近年来，索马里青年党趁索内乱之机迅速扩张势力，2009年曾一度几乎攻占首都摩加迪沙，被击退后仍然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2010年以来，该组织除继续与索政府军作战外，还将恐怖触角延伸至邻国乌干达，并于7月11日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郊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为了应对索马里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威胁，非洲国家建立了一些不同层次的反恐机制，美国也在非洲实施了多项反恐地区安全计划，包括跨撒哈拉反恐计划和东非国家计划等，但这些机制目前尚无能力有效应对索马里危机。索马里青年党势力在今年可能进一步壮大，并与政府军展开更激烈争夺。朝鲜半岛——安全压力大，但爆发大规模冲突可能性小朝鲜半岛是当今世界武装对峙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但自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南北双方并未爆发武装冲突。2010年朝鲜半岛相继出现了“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使半岛爆发冲突乃至战争的风险急剧上升。但由于对峙双方缺乏重开战事的意愿，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大力斡旋，使事态逐渐平息下来。由于美韩日三方对重开朝韩直接会谈和六方会谈提出了先决条件，而且美国在美朝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不愿做出实质性努力，朝鲜在未来仍有可能做出一些举动。半岛的安全压力较大，但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较小。本版文章作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今年，全球重大武装冲突难以发生，总体形势将无显著变化，武装冲突的数量可能与上一年度基本持平，更有可能发生的是有多个国家参与的跨国武装冲突和国内武装冲突。前者包括巴以冲突和阿富汗战争，后者则主要集中在南亚、东南亚和非洲。冲突发生和持续的原因包括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宗教和民族矛盾等，非常复杂。大多数冲突已持续多年，短期内形势难以改观伊拉克——美撤军不等于和平2010年8月31日，美军作战部队撤出伊拉克。虽然伊拉克亲美政权的存在确保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但这场战争留给伊拉克的却是分裂与恐怖、暴力与流血。据统计，去年共有2828名伊拉克人死于各类暴力事件。伴随着美军作战部队的撤出，伊拉克各派政治力量正在展开争权夺利的斗争。在此情况下，“基地”组织和各派武装趁机不断制造恐怖暴力事件。另外，在美军作战部队撤出后，伊拉克安全部队和警察将担负起一线战斗与巡逻任务，而其素质与能力一直受到广泛质疑。实际上，去年9月以来的伊拉克安全形势并无实质性好转，已有661人死于各类暴力冲突，占去年死亡人数的近。在伊拉克国内政治斗争难以尘埃落定以及伊安全部队能力难以迅速提高的情况下，伊拉克人民仍将面对与忍受持续的暴力与死亡。阿富汗——美增兵不等于塔利班失败美国作战部队撤出伊拉克是将反恐精力和资源更集中于阿富汗战争。2009年底，奥巴马政府批准了打击塔利班的新战略计划，并为此增兵3万人。该计划的特点是不强调反恐，而是强调反叛乱，即减少追踪塔利班战斗人员的行动，更努力地向当地居民提供安全保障，以削弱塔利班的生存基础。一年来，驻阿联军展开多轮围剿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自身伤亡也急剧上升。去年驻阿联军共有711人阵亡，是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阵亡人数最多的一年。去年12月16日，美国有关阿富汗战争的进展报告认为，联军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战争仍旧“十分困难”。奥巴马政府继续坚持从今年7月开始部分撤出美军，并向阿富汗安全部队逐步移交安保责任，最终实现“阿人治阿”。虽然西方国家希望尽快扔掉阿富汗这块“烫手山芋”，但是阿富汗政府能否自挑重担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今年年中联军开始撤出，塔利班势力很可能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反恐任务依然艰巨巴基斯坦去年的安全形势有所好转。政府军全年击毙恐怖分子5170人，自己则有469人阵亡，平民死亡人数为1796人，这3项数字比2009年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巴基斯坦塔利班现在是巴政府的头号反恐目标，其实力近年来迅速上升，对巴国内安全局势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甚至连巴陆、海军总部、高级法院等要地都成为其袭击目标。去年7月，美国宣布向巴提供总值5亿美元的援助计划，旨在帮助巴基斯坦发展经济，缓和巴民间反美情绪。这使巴基斯坦政府处于两难选择之中：如果狠打塔利班，会激起国内一片反对之声。如果轻打塔利班，又会被美国指责为“拿钱不办事”。今年，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将会继续制造多起恐怖暴力活动，巴政府的反恐任务仍然艰巨。中东——巴以和谈难以走出怪圈在美国的压力和斡旋下，中断20个月的巴以和谈于去年9月再次艰难重启。虽然美方称本次会谈将在一年内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巴以双方对和谈并无太多信心，反而在会谈前就相互指责。历史经验表明，巴以和平进程十分脆弱，整个过程充斥太多不确定因素。任何一个消极因素都可能使和平进程走回原点。双方积怨太深，国内又各有强大的掣肘力量，所以双方很难走出“和谈—破裂—冲突—复谈”怪圈。今年双方爆发一定程度冲突的可能性极高。苏丹——进入一个关键历史时刻苏丹达尔富尔的和平进程取得了明显进展。去年2月23日，达尔富尔和平会谈特别会议在多哈举行，苏丹政府与反对派“正义与平等运动”签署了停火协议。7月10日，苏丹南北部主要政党领导人正式启动苏丹南部公投会谈。7月14日，苏丹前反政府组织、南部地区主要政党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表示，将全面参与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的调解工作。不过，达尔富尔地区仍有数支武装组织在互相斗争，实现持久和平还存在变数。今年1月9日，苏丹就南部是否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苏丹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不管公决结果如何，依然有可能爆发新的武装冲突。苏丹的安全形势不会因一次全民公决迅速而彻底地扭转过来。索马里——青年党比海盗更危险索马里是当今非洲最动荡的国家之一，很有可能成为未来非洲的恐怖之源。 索马里的危险其实并非来源于索马里海盗，而是来自于索马里青年党与“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反政府武装。该组织誓言效忠“基地”组织和本•拉登，并主张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法统治索马里。国际社会对索马里青年党动向的关注度在不断加深。 近年来，索马里青年党趁索内乱之机迅速扩张势力，2009年曾一度几乎攻占首都摩加迪沙，被击退后仍然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2010年以来，该组织除继续与索政府军作战外，还将恐怖触角延伸至邻国乌干达，并于7月11日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郊制造了两起爆炸事件。为了应对索马里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威胁，非洲国家建立了一些不同层次的反恐机制，美国也在非洲实施了多项反恐地区安全计划，包括跨撒哈拉反恐计划和东非国家计划等，但这些机制目前尚无能力有效应对索马里危机。索马里青年党势力在今年可能进一步壮大，并与政府军展开更激烈争夺。朝鲜半岛——安全压力大，但爆发大规模冲突可能性小朝鲜半岛是当今世界武装对峙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但自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南北双方并未爆发武装冲突。2010年朝鲜半岛相继出现了“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使半岛爆发冲突乃至战争的风险急剧上升。但由于对峙双方缺乏重开战事的意愿，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大力斡旋，使事态逐渐平息下来。由于美韩日三方对重开朝韩直接会谈和六方会谈提出了先决条件，而且美国在美朝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不愿做出实质性努力，朝鲜在未来仍有可能做出一些举动。半岛的安全压力较大，但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较小。本版文章作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7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论文篇二 《浅谈国内外经济协调与企业决策》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转折时期。从时代背景看，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从国际背景看，存在中国经济内外平衡问题，中国经济2006年增长，2007年增长可能达到左右。 关键词：经济协调 企业决策 工业化 城市化 外汇储备 汇率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转折时期，正处在与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时期，这就使得我国企业家在做重大决策时，不得不既考虑国内经济环境，也要考虑国际经济变化，还要观察国内外经济的相互影响。这里，本文就我国经济所处的大阶段、国内外经济的协调、我国经济增长近期预期及挑战等，做一简要的分析。 一、企业决策的时代背景：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 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科技及政治结构变化。我们根据国内外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和中国发展阶段的现实，选择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核心指标，同时对比美国经济发展历程，得出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双中期’区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特征，概括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性规律，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 1、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单纯用工业化阶段或城市化阶段都难以完整地概括，必须同时考虑工业化与城市化。 首先，我们根据对中美经济史的对比分析，得出中国接近于美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结论。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对应于美国1950-1960年的水平，即美国工业化后期阶段，就业比重对应于美国1900年的水平，即其工业化初期阶段;而我国第三产业就业相当于美国1900年，即工业化初期的水平，三产产值占GDP比重相当于美国1870年以前的水平，还达不到工业化初期水平。只能近似地说，中国现阶段经济处于“工业化中期区间”。 在现有的国内外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他分析比较了1950-1970年期间101个国家(地区)经济结构转变的全过程，勾画出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转变的“标准型式”，按他的分析 方法 ，我国2004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但我国2003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处在工业化前期。对比钱纳里多国模型的工业化阶段分期理论，我国经济处于“工业化中期区间”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其次，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在 总结 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经验 基础上提出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城市化率模型，我国2003年、2004年城镇化率分别为、，得出中国经济发展同时处于城市化中期的结论。 2、“‘双中期’区间”最新时点(2003)关键特征归纳及国际比较 国民收入水平、产业发展结构、城市化程度、消费水平以及科技实力是我们分析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的中国经济的五个关键特征，并相应得到收入指数、产业发展指数、城市化指数、消费指数和科研发展指数等五个特征指数。在进一步对“按汇率法折算的人均GDP”和“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GDP”、“农业占GDP比重”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二、三产业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重”、“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和“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和“每百万人中从事R&D研究和技术人员比例”等具体指标进行测算后，我们发现：中国的收入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2%，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等水平(指数为);中国产业发展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37%，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下等水平(指数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50%，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下等水平(指数为);中国消费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50%，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下等水平(指数为);中国科技投入和产出的综合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34%，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等水平(指数为)。 3、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双重性规律 在进行阶段划分和阶段特征的分析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有一种双重性现象在反复出现： 首先是收入增长的双重性。2003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5%，居第6名;而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占世界总量的14%，居第2名。从人均来看，中国按汇率法折算的人均GNI居世界第134名;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GNI居世界第119名。综合比较，中国收入现象呈现双重性：按总量收入居第4位，居世界前列;按人均收入居第126位，仍然落后。 其次是产业发展的双重性。2003年，中国商品和服务进口额、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均居世界第4位;非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的3%，居世界第7位。从比率来看，中国农业占GDP比重在《世界发展指标2005》统计的137个国家中居第75位;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在《世界发展指标2005》统计的137个国家中居第125位。综合比较，中国产业发展呈现双重性：中国产业总量水平居世界的第5位，名列前茅;但农业比重偏高与服务业比重偏低，因而，产业比率指标居第100位，还是很落后的。 再次是城市化水平的双重性。2003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为世界的17%，居世界第1位。从比率指标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世界发展指标2005》统计的151个国家中居第107位;中国第二、三产业就业量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32个国家中居最后一位。综合比较，中国城市人口呈现双重性：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居第1位，城市人口比率指标居第70位。 第四是消费水平的双重性。200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为世界的3%，居世界第7位。从比率指标来看，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37个国家中居倒数第2位;中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41个国家中居第36位。综合比较，中国消费水平呈现双重性：中国消费总量水平居第7位，人均消费支出比率在统计的37个国家中居第36位。 最后是科技实力的双重性。2002年，中国研发经费总量居世界第6位;2004年，R&D研究和技术人员总量居世界第2位。从比率指标来看，中国研发经费占GDP的比 例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36个国家中居第13位;中国每百万人中从事R&D研究人员比例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42个国家中居第26位。综合比较，中国科技实力呈现双重性：中国科技实力总量水平居第4位，比率指标在统计的42个国家中居20位，属中等水平。 综上，我们看到，2003年中国经济按国民收入、城市人口、产业发展、消费以及科技实力五个方面总量指标在世界上的排序分别为第4、第5、第1、第7和第4位，五个方面的综合排序达到新的高度，位居世界第4名，高于仅按GDP总量指标的排位，表明中国确实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大国。但若按人均量或相对量排序，这五大指标分别排在第20、第36、第70、第100、第126位，五个方面的综合排序为第70位，还是比较落后的。 二、企业决策的国际背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平衡问题 以下归纳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不平衡问题的表现，对实现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综合平衡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1、现实意义：三大背景新动向下求解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的现实背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大国化：2005年中国国际贸易总额达到14,221亿美元，保持了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的地位，中国已成为全球资源性产品价格和数量的最大影响国之一，中国的石油依赖度达到40%以上;中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已影响到世界，欧美亚对中国和平崛起议论纷纷。其次，世界经济全球化：技术革命快速化、各国经济紧密化、经济制度一体化、资本交易的循环化、跨国公司国际化，把全球的贸易、金融、投资等经济要素日益融合，全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最后，国际经济多极化：所谓多极化就是站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批新兴的国家的上台，一批老的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且国际间区域间合作也强化了，一方面是全球化，一方面是区域化;贸易摩擦与金融波动强化;战争、瘟疫等非经济矛盾增多。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上述三个大背景下，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平衡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求解内外平衡有助于协调中外经济，尤其是中美经济关系。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变动往往是通过经济参数或变量之间的传导作用而发生的，其中最主要的纽带当属汇率，以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为关键。中美经济关系是中国国内外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中国对美政府债券持有产生的影响非常大。2004年，向美国经常账户提供赤字融资的并不是美国央行，最高的31%这一部分源于中国，其次是日本，为24%。据统计，2004年有三千亿美元官方资本投资到美国，最大的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投资，因此，仅仅从贸易赤字看中美关系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看到我们对美国经常提供的资金。实际上，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美国投资的扩大。考虑资金的国与国联系，是判断贸易的国与国联系的重要方面。这意味着，美中贸易的不称。 2、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内外不平衡的表现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存在不平衡问题，其内外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一是从国际收支平衡角度看，我国国际收支不太平衡，表现为顺差年年继续增加，2006年更如此：2006年6月份实现了145亿贸易顺差，同比增长是49%，增长幅度相当大;上半年实际利用外资284亿美元。二是外汇储备快速增加，截至2006年7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9,545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三是资本流动性过剩，由于我们外汇外资的结售汇制度的收购特点，造成了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非常大，造成相当程度的流动性过剩。2005年末，我国银行体系存差资金已达万亿元，为2000年的倍。2000-2004年，金融机构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由4,050亿元增至12,650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四是由于银行的存差非常大，会促使银行放贷，刺激和支持投资快速增长。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从外部到内部，从外汇到基础货币，最后影响储蓄和投资关系，内外经济不平衡表现比较突出。 在国内，经济不太平衡的表现之一就是国内投资和消费的不太平衡。我国投资增长过快，上半年增长，同期加快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增长个百分点;全社会投资第一季度为，二季度为，上半年城镇投资，增长过快;14个省份投资增长超过35%，60多个行业中有30多个行业(制造业)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98,850个。相比之下，我国消费率比较低，消费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小。据统计，在6月末，我们城乡储蓄是万亿，比年初又多了1万多亿。高储蓄的一个原因就是预期不乐观，投资 渠道 不畅等，这也就导致消费增长不足。 3、实现国内外经济综合平衡的现实政策选择 实现国内外经济综合平衡的现实政策，有税率、汇率、利率、就业政策，以及行政性干预政策等，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外汇储备规模问题。现在内外协调政策选择中的关键有两个，一是如何看待外汇储备规模的问题，二是如何看待汇率水平问题。 1)外汇储备规模 从外汇储备规模变化上，可以部分反映出国内外经济之间的影响，反映出国内宏观经济变动的影响，反映出汇率政策变动的影响。外汇储备增加的渠道主要有：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顺差，企业多结汇、少购汇，外债的增加，个人转移和收益的增加，证券投资的收益，国内机构在海外的金融资产投资的收益，外汇变化形成的收益等。在外汇储备规模上，近几年有很热烈的争论。对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有多种意见，多数人认为主要考虑的因素是：①储备至少3个月进口的外汇所需，2001、2002、2003年，我国进口总额分别为2,436亿美元、2,592亿美元和4,128亿美元，最少需要年持有外汇储备美元600-1,000亿美元左右;②还外债每年在120-150亿美元之间;③海外投资用汇估计在100亿美元;④外商投资企业年汇出利润估计也在100亿美元左右。因此，年度1,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需要的。以上可以说是在正常条件下的外汇储备规模。但是，在非正常条件下，外汇储备规模就还要有新的因素考虑。比如，外汇储备在国际资本冲击下，在国际金融动荡中，似乎多一点更能抵御外部的金融冲击，更能增强国人的信心，更有能力干预和稳定外汇市场，更能帮助别国度过金融危机。此时，我国外汇储备成了手中一张王牌，成了支持香港对付国际金融炒家的一支利器，成了提高国际地位的重要砝 码。换言之，按常规经济理论讨论外汇储备规模已不很重要了。多一点外汇储备有什么不好呢?多花一点经济代价，带来一种事关全局经济利益和安全的保证，似乎是更重要的，更有价值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1994年我国外汇储备上了500亿美元后，有人认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过大，1996年过了1,000亿美元，这种意见就更多了。但是，到了1997年8月泰国金融危机后，这种意见似乎越来越少，尽管这时我国外汇储备已接近1,400亿美元。2005年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7,000亿，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压力也越来越大。 而当前，我国对外汇储备规模是不是偏大了呢?下面从三个方面做出判断。首先，比较外汇储备与GDP占比：我国外汇储备占全世界外汇储备的25%，我国GDP占世界的5%，我国的外汇储备占比和我们GDP的占比相比较是偏大的。其次，我国持有外汇储备各种机会成本之和高于国内投资收益率，外汇储备特别高会抑制对外汇政策尤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最后，我们外汇储备已大大高于外债规模，通常要求这一比例为40%.50%，而现在我们外债规模大概有2,800亿。总之，“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要不要继续当，对我们内外平衡是好处还是坏处，这个是很值得研究的。之所以把外汇储备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是因为它毕竟反映了综合的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储备上，当然最后体现在国际收支上。 2)人民币汇率制度 现有人民币汇率制度已形成的基本框架包括：(1)银行结售汇制度;(2)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3)央行外汇公开市场操作，如人民币做市商制度、外汇一级交易商等;(4)银行间市场汇率浮动区间管理，如银行间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等。 有三种方法计算汇率水平，并对汇率水平的合理性做个初步判断。第一种方法是购买力平价。所谓购买力平价，即以工业化国家产出的相对价格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产出。用这种方法无疑会推出发展中国家货币的现有汇率基本上都是低估的结论，它相当于只是简单地确定，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若干年后货币会趋于升值。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采用大汉堡包指数进行测算，根据这种方法测算，人民币对美元约被低估了56%。 第二种方法是基本的国际收支余额。基本的国际收支余额是衡量发展中国家汇率水平的最普遍方法。第一步：根据现有的汇率水平并调整周期性因素以后，估计经常项目的今后走向;第二步：估计“基本的”资本流动，基本的资本项目余额主要指FDI和其他中长期的净资本流动，剔除短期借贷、证券组合投资、直接的资本外逃以及官方储备变化。高盛公司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认为，中国的基本国际收支余额无疑是顺差，意味着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但是，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程度并不严重，大约是目前汇率的10%-15%，不足以对中国的贸易伙伴国造成太大的冲击。第三种方法是实际有效汇率和均衡汇率的估算。这种方法要求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决定的理论模型，确定变量和选取数据。均衡汇率的实际决定因素可以分为供给、需求、外部环境和商业政策四类。主要有实际有效汇率、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国内投资比率、国外直接投资、国际需求水平、贸易条件、开放程度等变量。实际有效汇率指标是衡量一段时期内货币汇率水平的基本工具。实际有效汇率揭示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趋势。人民币均衡汇率在中长期内面临升值趋势。从1994年到2001年，人民币均衡汇率累计升值，平均每年升值。目前实际有效汇率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如果以内外部均衡较为理想的2001年下半年为基础，2002年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这个道理对现在仍然是适用的。总之，从以上三种测算，可以看出人民币低估是肯定的。 在转轨期间，由于经济体制中市场机制基础差，宏观间接调控手段难以真正奏效。只有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汇率机制才能越来越发挥作用。因此，汇率形成机制要市场化，而且其重要性高于汇率水平。汇率形成机制运行得好，汇率水平才有它的合理性。台大的(孙震)校长在2006年国共论坛上发表讲演时，专门谈到台湾经济自由化有一个经验，就是它的外汇完全自由化太慢了，使得90年代台湾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实践反复证明：汇率形成机制是第一位的，汇率水平高低是第二位的。因此，我们要在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方面继续前进，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企业决策的近期背景：经济增长趋势的近期预测 我院2006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预测结果基于以下两种季度计量模型，一种是完全基于时间序列的ARIMA模型法(自回归移动协整模型);另一种是基于GDP与宏观经济政策变量相关分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预测结果如下： 1、ARIMA模型预测2006年经济增长趋势 根据模型预测的要求，选取1998年第一季度至2006年第三季度数据，依据数据特性，使用ARIMA(3,1,1)(1,1,1)模型。 预测结果表明，今年我国第四季度预计经济增长率为，和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持平;全年GDP增长将达，比2005年的水平高出个百分点。 运用ARIMA模型(样本数据为1998年第1季度-2006年第3季度)对2006年第四季度和全年其他各主要指标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请见下表： 同时，我们运用VAR模型预测的结果是，2006年四季度比前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有较大的回落，回落达个百分点;比2006年三季度有小幅回落，达个百分点;全年经济增长率预计达到，高出2005年个百分点。 2、2007年国民经济增长呈现高位向下微调特征 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仍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但增长速度会有所下调，我们预测2007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左右。上述预期与相关机构的预期也存在一致性。以下是8个权威机构最近对2007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从上表可以了解到，2007年各机构对我国经济增长仍保持较高的预期上，各机构平均预期值为，低于2007年1个百分点左右，中国经济在市场和政府的调节下继续放 缓，但仍然是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将进入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这一结论，与中国企业调查系统今年调查结果相同，即大多数企业经营者认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良好，但也认为，未来经济增长可能趋缓。 四、企业决策的新机遇分析：关于我国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 中国连续15年成为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球500强中已有480多家来华投资，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全球投资战略的重要区域。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快速发展，根据中华全国工商联不久前发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 报告 (2005-2006)》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50%，而在2000年仅为，加上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十五”期末两者相加的比重已经占到了65%;内资民营投资总量5年问增长了近三成，2005年达到了亿元了。 本文将跨国公司与民营企业合作暂归纳了8种模式： 1、通过跨国公司并购民营企业而形成的完全一体化合作。如西子集团公司先是通过与大型跨国公司的购销合作进一步发展为一体化合作。要说明的是，如果一体化后，民营企业仍然拥有独立性和产权，这种合作也即为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作的公司。前者以股论权，后者以契约分利。 2、中外双方合作形成跨国公司或多国公司。如2003年3月，中国・夏梦服饰有限公司与享誉全球的世界精品男装著名领袖企业意大利杰尼亚集团(ErmenegildoZegna)合资成 立夏 梦・意杰服饰有限公司，各占50%股份，夏梦将全部资产准入合资企业，迄今，该公司生产的“夏梦”服饰，被誉为中国十大男装著名品牌之一。如1999年4月，华立集团与以色列尼斯科工业电表公司合作经营浙江华立尼斯科电器有限公司签约;如温州柳成集团和世界化工龙头瑞士汽巴精化有限公司日前签订合资协议，投资1,300多万美元，双方各持50%股份，成立浙江瑞成珠光颜料有限公司。 3、通过跨国公司下属公司与中方民营企业母公司出资而形成的在垂直分工下的兄弟式平等合作。如2001年1月，浙江阳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荷兰飞利浦公司(全世界最大的节能灯具生产商和光源制造商)签订合资协议，合办“浙江阳光照明有限公司”，进行强强合作，共同致力于节能照明产品的开发与生产。 4、通过跨国公司资金支持而改制成其子公司而形成的母子型有隶属关系的合作。2006年8月，国内炊具行业占据龙头地位的民营企业――苏泊尔集团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的高票通过了《关于苏泊尔与法国SEB进行战略合作》的议案，这意味着法国SEB收购苏泊尔，通过资金支持而控股苏泊尔集团将很快进入实施阶段。 5、跨国公司与中国民营企业通过贴牌生产甚至技术入股(如专利、商标、专有技术等无形财产入股)等方式形成的知识产权合作。类似事例有很多，中国的出口贸易很大程度上是加工贸易，其中绝大部分是我国内资民营企业为跨功公司贴牌生产，然后再内销或出口，这种现象在苏南、浙江和广东三省尤为普遍。 6、中方或是做跨国公司的原材料供应商，或是接受跨国公司订单进行生产，或是做跨国公司的客户的购销合作。如1997年8月，浙江万向集团正式获得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订单，成为第一家进入美国一流主机配套市场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可口可乐公司98%以上的原料在中国采购，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可口可乐公司产品的包装物料就是由我国国内的民营企业供应，经过其对国内供应商的长期培植和考察，迄今，可口可乐公司从生产线、原材料到包装物料、运输工具和销售设备都能从国内供应而且质量也能达到国际水平。 7、承接跨国公司代理业务甚至作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商的委托式合作等。美国的必能信和德国的STAPLA，是全世界最大的两家超声波焊接设备生产商，它们在中国都选择民营企业作为其代理商，向国内甚至亚洲区的其他客户销售其产品。 8、中外双方在某一项目上进行的短期合作。如2000年，温州庄吉集团聘请国际著名设计大师、正装休闲化的缔造者、意大利纺织服装工业委员会委员毛里齐奥・巴达萨里先生担任“JUDGER庄吉”首席设计师;同时聘请意大利著名工艺师尼克罗・伯格拉里先生为技术顾问，并率先在意大利米兰设立了“庄吉服装设计工作室”，他们每年为庄吉集团提供400多个服装设计款式。又比如2003年8月，西子集团与德国相关方面签订了合作开发太阳能项目 协议书 。

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其实很明确，国力越来越强人权却越来越弱，人民越来越富人心却越来越狭迩军事越来越强，高层却越来越懦弱，咱别的不说就冲钓鱼岛这方面来看做为中国人我都感觉丢人如果中国政府有俄罗斯一半的魄力钓鱼岛早就已经插上中国的国旗了那至于现在这么窝囊最近有报道称日本在钓鱼岛附近又抓了我们中国14名渔民，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啊中国人在自己国家的海域里竟然背日本人抓去。我到想问问中国的这些海军都是干嘛吃的保卫不了我们中国的领土也就算了竟连国人也不能保护。我们在谴责小日本的同时是不是也该反省一下我国对待日本的这种一让在让政策到底还要让多久难道非要等到日本把国旗插在钓鱼岛上对世界宣布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时候才能醒悟吗，我现在真的很怀疑中国现在难道还想在一次被日本人说成是''东亚病夫'吗。

国际地位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该国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力量对比结构中的状态。衡量和评估一国国际地位主要看两方面因素：一是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评价一国国际地位的根本依据。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和潜力，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高低和作用强弱的主要标志，反映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能力与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影响的外在能力的能力总和。二是外部世界。一国所面临的外部世界是影响该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外部因素，包括国际环境和外部联系。国际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外部世界的结构和状况。在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不变的情况下，国际环境的变化可以影响其国际地位的高低。两极格局或多极格局、战争或和平等不同的国际环境，都可以使国家的国际地位发生变化。外部联系即一国与国际体系联系的性质和程度。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客观地讲，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从纵向看，中国正处在过去几个世纪发展最快的时期；从横向看，中国的发展变化正对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联、深入互动的关系表现得更加明显。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是综合国力增强。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现代化规律和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空前增强。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近22%。中国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为应对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这些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国民经济企稳回升。 “中国模式”等软力量大幅提升，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此次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是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相结合。在强有力的国有经济支持下，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使得中国具有较强的规避危机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总的看，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世界的目光逐渐聚焦中国，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无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是企业高管、商界领袖，人们在感叹中国奇迹的同时，都在关注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发展走向。美国：中国崛起是大势所趋，更重要的是，当前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重构的过程中，不仅离不开中国，更需要中国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2009年1月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等政府高官高度重视中美关系。2月13日，希拉里出访东亚4国之前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称，美国将继续与中国发展积极的关系，这对美国未来的和平、进步和繁荣不可或缺。4月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奥巴马在伦敦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金融峰会期间成功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奥巴马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令人瞩目地向前发展，美国希望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国内日益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美国人认为，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不是一般的大国，而是世界大国。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重构的过程中，几乎都需要中国发挥作用，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在朝核、伊朗核等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都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可以说，解决当今世界的国际问题都需要中国的参与。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形势仍然严峻，不容轻心。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空前严峻。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迅速恶化蔓延成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成为“9•11”事件后对美国乃至全球产生深刻影响的重大历史性事件。目前，美欧日经济同步滑向衰退边缘，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金融危机正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由经济金融领域向政治社会领域加速扩散，其严重后果还将进一步显现。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周边乱象从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风险和隐患增多。朝核、伊朗核等国际热点问题有升温趋势，局部冲突和战争频发，中东、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动荡加剧，海盗、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国际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一些大国调整军事、安全战略，国际军事竞争更加激烈，世界军事变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传统地缘政治因素和军事安全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再度突出。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加剧，政局持续动荡。南亚反恐和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在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上升的同时，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等因素，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消极态度仍然没有改变。中国总体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在西方主流舆论中没有根本改善，其基本面仍然是负面的，这在奥运会境外火炬传递、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毒牛奶”和“毒饺子”等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我们在世界的形象有两个：一个是强国，越来越强；另一个是“坏国”，批评我们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是世界的主流，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没有自由、没有法制、没有信用，这是西方世界比较普遍的看法。如何消除外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让更多的人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一个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将是中国长期面临的复杂挑战。所以说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当今的形势，找好自己的定位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在世界上最基本的身份属性，是由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具备大国的基本禀赋和要素，任何时候都是世界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中国也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当然，中国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不是为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利益服务的。中国是否承担了国际责任，也不能以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来衡量。 总的看，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是单一的、静态的，而是复合的、动态的。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地位内在蕴含着大和小、强和弱的对立统一，具有明显的矛盾、复杂性。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地位还具有快速多变的特性，正处在从大而弱的国家走向大而强、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