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叙事艺术研究论文

《到灯塔去》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继《雅各的房间》和《达洛卫夫人》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意识流小说。在此部小说中,伍尔夫基本摒弃了传统小说中常使用的全知全能型叙述者,改用间接内心独白,采用第三人称作为叙述人称的主线,从人物主观角度进行叙述,并不断变换视角,使得叙述呈多元化展开。 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到灯塔去》的叙事艺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到灯塔去》的叙事艺术全文如下：

摘要： 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英国著名小说家，对现代主义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到灯塔去》是继伍尔夫的《雅阁的房间》与《达洛维夫人》巨作之后的又一部典型意识流作品。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摒弃传统小说中原有的全能型全知型叙述模式，采用自己独特的思维模式，通过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聚焦转换等多种叙事艺术手法，将叙述者的主线用第三人称进行描述以揭示人物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并不断转换叙事视角，从而见证这部作品别具一格的叙事艺术。

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伦敦，是意识流文学的杰出作家，她被世人赞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先锋人物。伍尔夫在文学创作方面更加注重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她认为作家的主要任务便是记录下奇异的、琐屑的、稍纵即逝的等各种刻在心头的印象，描述人物变化多端的、难以解说、不可名状的内在精神，从而揭示出人物内心活动的本质特征。她的这种文学创作理念由此便决定了海洋这一意象，其经典之作《到灯塔去》正是小说人物在人生各个阶段对生存的现实世界的内心反映和情感感受。

《到灯塔去》的故事情节极其简单，将到灯塔去这一行为作为贯穿整篇小说的中心线索，描述了拉姆塞一家与几位客人于一战前后的一段度假生活经历。拉姆塞夫人的儿子詹姆斯想到灯塔去，然而由于天气作祟，这段计划中的平凡旅游并未能顺利如愿。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拉姆塞一家人饱经沧桑。拉姆塞夫人去世，而拉姆塞先生也终于携带自己的子女及友人乘舟出海，到达灯塔。整篇小说并无华丽的故事情节，简单来看是由一系列印象、回忆、感觉等内心活动组成，情节一再被淡化。在这片小说中，伍尔夫大胆地摒弃了传统小说中的全能型全知型的叙述模式，借助大量限知视角，以人物的主观视角加以叙述，给读者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视野，使得读者进行阅览小说的过程中能够随着人物的意识变动，清晰地感受到人物的内心感受和情感变化。除此之外，伍尔夫还一再地转换叙述视角，从各个角度出发重新整个人物的种种意识，从而呈现出全新的艺术效果。

一 内心独白

内心独白是指小说中的角色假设在没有任何听众的环境下所直接表现出来的意识活动与心理状态，主要是用文字加以表述的一种毫无声息的意识流。可以说，内心独白是创作意识流作品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方法。它主要折射人物内心的活动与思考，其中，包括对以往的回忆，对当前的思考、分析与探究，以及对将来的猜想与预测。既能够反映故事角色浅层的、清晰的、明确的意识流活动，同时也能够反映故事角色深层的、模糊的、朦胧的意识流活动。通常作者会将人物的意识进行加工或解释，而使之更具逻辑性与连贯性，以便于读者更好的去理解。同时，内心独白还可以理解为“进入意识”，既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者身份看进人物的内心，或者通过叙述者的内心来看。假如叙述者是观看者，那么人物的内心便被观看着;假如人物是观看者，那么世界则被观看着。

伍尔夫在描述《到灯塔去》的灯塔时，叙述者将其思想融入人物莉莉的思想中，二者合二为一，对莉莉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变化过程展开了叙述性的深层次描写，这便是“内心独白”的真实体现。小说中莉莉的内心独白在书中占据了较大篇幅，其中蕴含了回忆、思绪、幻想等诸多情感，而小说的情节发展便是根据其思想的变化不断变化着，层层递进。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窗”章节中，伍尔夫以第三人称的叙事手法讲述了拉姆塞夫妇邀请友人在海边度假的情景，读者从这部分描写中很容易地便能知道拉姆塞夫人的和蔼可亲、心思缜密、热情好客等人物特征，也能感受到她对友人、对穷人、对家人的关心与爱护，似乎她就是圣母的化身。此外，拉姆塞夫人也具有控制、感染他人的能力。

比如，一群性格迥异的客人都参加了这次海边别墅宴会。而在小说的“灯塔”这一部分中，伍尔夫侧重叙述了多年后海边别墅的再次相聚，然而此时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拉姆塞夫人已然辞世，再次回到海边别墅相聚使得众人纷纷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就在此刻，叙述者依旧驻在美术家莉莉的内心深处，跟随着莉莉的内心思想变化不断回忆着、想象着，从而揭示出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事实上这种叙事手段也被人们称为意识流。比如，莉莉在作画的同时打开了头脑中的灵感阀门。四十岁的她依然孤僻、冷漠。拉姆塞先生在失去妻子时渴望能够得到一丝安慰与同情，她选择拒绝给予;当拉姆塞先生携带子女启程到灯塔去时，她很快将注意力转换到眼前的画板上，又回忆到拉姆塞夫人能够将复杂化简单的独特能力;在作画进行细节描绘时，她又回忆到保罗与敏泰的婚姻生活，而这并非拉姆塞夫人曾真心期盼的甜蜜生活。纵观莉莉的内心独白，读者可以了解到很多细节，比如拉姆塞夫人一心撮合莉莉与班克斯终究并未如愿以偿。这些思想情绪始终与拉姆塞夫人息息相关，而画家莉莉在此能够完成多年后未完之画，也许是潜意识对拉姆塞夫人的悼念吧。

二 自由联想

纵观意识流小说，我们可以发现自由联想也是呈现人物内心世界变化的重要手法，与此同时它也给读者在理解作品时带来了诸多不解与困惑。由于人们的意识活动会随着时间、地点、内容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这必然要求自由联想做出改变，必须打破原有的传统叙事模式，冲破时间与空间等各种限制性条件。自由联想并没有统一或者固定的形式，通常表现为故事角色在处理某件事情的过程中，突然由此联想到了其他事情或人物等，不受空间、时间的局限，所以，这也成为了广大读者在阅读文本过程中最容易产生困惑之处。

罗伯特?汉弗莱认为影响人们自由联想的三个原因是回忆、感觉和想象。小说《到灯塔去》中的自由联想也离不开这三大因素。伍尔夫运用了大量意识流的创作方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所谓的“自由联想”。伍尔夫在进行作品创作时常常以一些似乎简单亦或者琐碎的小事为转折点，与人物的内心世界相联系，给予人物无限的自由联想。这一叙事艺术在拉姆塞夫人身上有着明显的表现。

《到灯塔去》中的拉姆塞夫人为儿子量袜子这一章节中，本是几分钟即可完成的事情作者伍尔夫却足足用了四页半纸的笔墨。拉姆塞夫人在给詹姆斯量袜子时，莉莉和班克斯途经窗前，看见眼前的椅子和房间，再是对詹姆斯进行警告。这一系列貌似毫无规章的自由联想实则都有其发生的现实诱因。比如，拉姆塞夫人看到莉莉和班克斯从窗前走过，继而引发了其对二者结婚的联想;看到房间引发其对房间的状况、书籍的联想;由袜子太短的伤心继而联想到班克斯对自己容貌的夸赞。所有这些联想都真实贴切、水到渠成。

此外，我们能够发现，伍尔夫的这些自由联想从表面去看，好像是毫无章法可循的，但如果通读整部作品之后，就会经验的发现其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性，从一定角度去看，每次联想几乎都为之后的故事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章节中既有拉姆塞夫人本人的联想，也有班克斯等他人的联想，为读者从多角度了解拉姆塞夫人提供了可能。

三 聚焦转换

当读者刚开始翻阅伍尔夫的《到灯塔去》时，文章开篇部分很容易给人一种沉闷与枯燥的感觉，但是，如果读者能够耐心的阅读下去，并真正的深入到各个人物的角色之中，就会瞬间被无而非小说中海市蜃楼般的美景与疑惑所深深吸引。因为，《到灯塔去》被称之为经典的重要叙事艺术手法就是对聚焦转换的熟练运用。伍尔夫借助聚焦转换的艺术手法来描述人物和叙述者、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了多重视角的叙述方式。

小说作品的传统写作手段是运用全知聚焦视角，也就是叙述者充当着了解故事所有事情的“万能者”。但伍尔夫在《到灯塔去》这部作品中完全摒弃了以往的传统叙事视角，而是采用角色的有限聚焦视角将角色的思想感情等展示给读者。小说现实出了伍尔夫在聚焦转换方面的非凡想象力、创造力以及驾驭力。各个人物间的思想意识的随意切换，将人物瞬间的意识与心理活动真实而自然地成仙了出来，并取得了极好的成效。聚焦视角的相互切换，不但促使各个视角能够相互递进、相互补充，而且能够强化读者的感知性与目睹性，同时还可以拓展叙述的范围，推动整部创作的叙事特征更加流畅与自由，有利于读者从多层面感知人物角色的内心活动。这在故事人物拉姆齐夫人的形象塑造方面表现的十分突出，拉姆齐夫人的个性与形象主要是由不同角色的聚焦视角来体现的。

在第一部分“窗”中，班克斯对拉姆塞夫人烹饪技术的称赞，认为拉姆塞夫人是位了不起、让人敬佩的女人。这一章节的视角转换极其生动形象，首先是叙述者能够全面了解餐厅的状况，也可以听到班克斯对拉姆塞夫人的赞美之词;再是拉姆塞夫人细细的视觉感受，她渴望得到认可的心情;最后是班克斯对美食的感受。这些视角最终聚焦于拉姆塞夫人身上，她深切地感受到了班克斯的敬仰爱慕。

在《到灯塔去》这部小说中，像这样的叙事艺术还很多，伍尔夫通过聚焦视角的相互转换，将故事角色的复杂情感、心理状态、感情波动等阐述的淋漓尽致。著名的德国学者奥尔巴赫就曾说过，伍尔夫的创作技巧其基本特征就是能够让读者感受到多个任务角色的意识流表现，而非单纯的一个人的思想意识表现，而且这些人物的意识是在不断的相互切换着。当然，聚焦转换的太过频繁，会给读者带来诸多误解。但是仔细品味作品，读者便很容易发现，伍尔夫在转换视角时，对人物的人称与日常习惯用于都会发生改变，同时也会伴随着对插入语的熟练应用，比如“她想”，“她渴望”等词汇，使得语言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也增添了诸多色彩。

什么是叙事研究 一、什么是叙事研究? 所谓叙事研究,也就是由研究者本人（“我”）“叙述”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包括所研究的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提出来后“我”是如何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的；设计好解决问题的方案后“我”在具体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又遇到了什么障碍,问题真的被解决了吗?如果问题没有被解决或没有很好地被解决,“我”后来又采取了什么新的策略,或者“我”又遭遇了什么新的问题? 当“我”这样叙述“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时,“我”在叙述的过程中已经在“思考”或“反思”,这也就使“我”的“经验性教学”转化为某种“反思性教学”. 更重要的是,当“我”这样叙述“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时,“我”已经是在收集研究资料和解释研究资料.叙述的内容也就构成了“我”的可供“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这种研究报告使以往的“议论文”式的、“说明文”式的研究报告转换为某种记叙文式的、“散文式”的、“手记式”的、口语化的心得体会.它显得更亲近读者或听众,如陈向明博士所言：容易“使有类似经历的人通过认同而达到推广”. 总体上看,这种“叙事的行动研究”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是“我”讲自己的故事,而不是他人的故事.如怀特海所设计的那样,明确采用“我”第一人称的写作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叙事研究的报告都可以视为一种教师的“自传”.也正因为如此,叙事研究特别看重“自传研究”. 第二,教育叙事研究讲述的是一个“过去”的、已经完成的教育事件,而不是对未来的展望或发出的某种指令.它所报告的内容是“实然”的教育实践,而不是“应该”的教育规则或“或然”的教育想象.这也使叙事研究的标题表达落实为某种“过去时态”而不是“将来时态”,它朴实、诚恳第向读者叙述“我”已经做了什么,而不是指手划脚第命令读者“应该”做什么. 第三,教育叙事研究所报告的内容往往是“我”参与其中的研究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真实的教育事件. 第四,所叙述的“教育事件”具有某种“情节性”.其“情节性”相当于麦克尼芙提出来的“分枝问题”.“分枝问题”显示为某种偶然性节外生枝,使人感觉既突然波折,又真实可靠. 第五,教育叙事研究采用归纳的研究方式而不是演绎的研究方式获得某种教育知识或教育信念.这种归纳的研究方式使叙事研究在提升相关的教育理论时显示出某种“扎根理论”的道路. 二、我们的做法 受英国行动研究专家怀特海和麦克尼芙等人的启示,我们在校本教学研究中鼓励教师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怎样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是否涌现出“分枝问题”或具体的“教育事件”?“我”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兴奋或辛酸的感受?“我”是否做得顺利或遇到了阻力? 1、讲述教师自己的教育故事 当教师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教育经历或教育事件或教育故事时,我们发现教师们提交的“研究报告”几乎是教师们的“教育自传”.与一般“自传”不同之处只在于：一般“自传”关注的是家庭背景、成长经历；而作为行动研究报告的“教育自传”尽可能叙述自己的成长经历,但主要是讲述行动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事件.这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我们以前还只是认为社会学研究中有“传记法”（包括“自传法”）,以前还只是认为这种“传记法“是收集个人生活史、理解当事人的心理状态的难得资料.现在老师们的“研究报告”提醒我们“传记法”的作用还不止于这些.尤其从行动研究的道路上开发出来的“教育传记”,已经内在地蕴涵了行动研究的精神. 教师在叙述自己的个人教育生活史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经历,反思自己的教学中到底发生了哪些教育事件.这种叙述使教师开始进入“反思性教学”的境界.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建议教师要由日常的“经验性教学”转向“反思性教学”,但究竟如何转向“反思性教学”,我们似乎没有找到能够让教师“反思”的策略.教师们的“教育自传”式研究报告倒提醒了我们,这种叙述教育事件的过程本身已经是一种真实的“反思性教学”.显然,当教师成为一个“反思性教学者”时,教师不仅亲自“参与”了研究,而且由反思而获得对自己教育行为和教育观念的“理解”和“改进”.读者和听者在阅读这种关于“人”的生活故事时,也容易引起“共鸣”,并由“共鸣”而获得相关的“理解”.如此,行动研究所强调的“参与”、“改进”精神在这里获得某种照应. 教师在叙述自己的“教育传记”式的报告时,由于教师叙述的是教师个人的教育生活史,它是从生活史的视角来审视某个特定的教育事件,它把特定的教育事件重新还原为真实的教育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以往的教育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现象的一种修改和调整.它将“教育事件”重新恢复为“人的问题”,把“教育事件”重新安放到人的“生活世界”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行动研究的“系统”精神. 而且,这种“教育自传式”研究报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人日记.对于不便公开讨论的教育事件或教育经历,教师不记录在报告中.教师在行动研究中讲述自己的教育事件或教育经历,是为了在合作小组内部或更大范围内得到“公开”讨论,接受合作小组的评价和建议.其实,“教育自传”既然作为“研究报告”,已经假定了这种“教育自传”可以“公开”讨论,这使“教育自传”内涵了行动研究的“公开”精神. 于是,我们开始建议教师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教师自己的教育故事”.我们的基本假设是：教师做研究就是“讲教育故事”.当我们建议教师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时,我们发现教师可以不必盲目依赖于传统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技术.我们发现教师讲述的教育事件和教师写的“教育论文”相比有了变化.变得有“情趣”、“活泼”、“生机盎然”；变得“日常”、“亲切”、“生活化”；变得更“动听”、“可读”、“可爱”、“令人感动”、“使人受启发”、“俏皮”、“欢快”、“美妙”、“音乐性的”、“有韵味的”、“有灵性的”、“让人心领神会的”、“引起共鸣的”. 卢梭似乎早得此风气,他的《爱弥尔》才导致康德因阅读而忘记了散步的时间.尼采将这风气发扬光大,他以散文、小说、诗歌、日记等方式迷倒后来的海德格尔、福科一系列“大学生”（取其“名学者”的含义）. 教师行动研究是否可以在教育领域得此风气之先呢?这是我们一直在琢磨的问题.也许,风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师在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的过程中已经使自己由原来的“经验性教学”转为“反思性教学”,已经使自己的日常教学中发生的问题转换为“问题课题化”. 2、问题课题化 教师什么时候有可能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呢?教师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的时机取决于教师的行动.当教师以研究者的眼光打量自己的教育实践和教育观念而发生“教育问题”时,就意味着教师已经开始为自己积累“教育故事”.教师的“教育故事”始于教师教师发现“教育问题”.教师持续地关注、追踪某个教育问题的过程,就是教师使“问题课题化”的过程,也就是教师开始展开自己的“教育故事”的过程. 行动研究强调解决教师自己的问题、真实的问题、实际的问题.不过,并非任何教学“问题”都构成研究“课题”,只有当教师持续地关注某个有意义的教学问题（即“追踪”问题）,只有当教师比较细心地“设计”解决问题的思路之后,日常的教学“问题”才可能转化为研究“课题”.教师的“问题意识”才上升为“课题意识”.问题一旦被追踪和设计,问题就转化为课题. 强调对“问题”是追踪和设计意味着所研究的“课题”来自教师自己的教学实践,“课题”产生的途径往往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它是教师“自己的问题”而非“他人的问题”；它是教室里发生的“真实的问题”而非“假想的问题”. 强调对“问题”的追踪与设计也暗示了行动研究不是“随意性问题解决”.教师虽然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从来就没有远离过“解决问题”,但如果教师只是以日常经验和惯用策略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想方设法（“设计“）之后采取“行动”并持续地“反思”其效果,那么,这种问题解决就算不上研究. 强调对“问题”的追踪与设计使日常教学中的“问题意识”与行动研究中的“课题意识”区分开来.不过,这也不是说“问题意识”就不重要.在教学研究中,常见的障碍既可能是“课题意识太弱”,也可能是“课题意识太强”.“课题意识太弱”的教师容易满足以日常经验解决那些琐碎的日常问题,“自下而不上”,不善于在解决日常的教学问题的过程中捕捉一些关键的、值得设计、追究的“研究课题”.由于缺乏必要的追究和设计,那些日常的教学问题虽然不断地被解决,教师却很难从整体上转换自己的教学观念、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与此相反“课题意识太强”的教师容易只热衷于“热点问题”、“宏大问题”,“自上而不下”,对自己的日常教学生活的实际问题视而不见或“以善小而不为”.满足于“大问题”、“大课题”的后果是忽视、轻视了教室里每天都在发生的真问题、真困惑. 有效的行动研究所研究的“课题”产生过程是：教师在大量地、随意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了某个值得“追究”和“设计”的“关键的问题”.教师一旦打算在后续的教学中进一步想方设法（“设计”）去解决这个“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可能转化为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