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通俗小说女将形象研究论文

性格、特点： 1.大多独立自主，性格刚毅坚强。 2.武艺高强、擅长武艺谋略。 3.大部分出身较为传奇，或为王后、公主，或地位低贱若妓。PS：古代10大女将军： 1.妇好甲骨文记载，“妇好先共人于庞”。它的含义是，在战争前，妇好先在一个叫做庞的地方征兵。 “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这条卜辞中说，妇好领了3000兵马加入了国王万人的军队，一起去征伐远方的国家。这是甲骨文中的最大一次战争，战斗的一方商帝国动用了上万人的军队。这在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是一次了不起的壮举。有关妇好的卜辞发现得越多，人们对她越感到惊讶：她是国王麾下的一名女将，不仅能够统兵作战，而且还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妇女领兵打仗，并且能够成为一方诸侯，这在3000年内闻所未闻。 人们发现了妇好的另一个身份：她是国王武丁三位合法妻子之一，是一位尊贵的王后。 2.荀灌晋平南将军、襄阳太守，都督江北诸军事，曹操重要谋士荀彧之后荀崧女荀灌，她自幼好骑射，在宛城被数万胡骑围困时，以十三岁稚龄，率十余死士突破重围，请来援军，解宛城围。（见《晋书。列女传》）荀灌（303-？），西晋颍川临颍（今河南临颍县）人，是我国古代智勇双全的女英雄。 3.符登妻毛氏符登妻毛氏，符登系前秦主符坚族孙，符坚死后，率前秦残余军队与姚苌继续周旋，他的妻子毛氏美而壮勇善骑射，她率的军队被姚苌军包围，营垒陷，犹弯弓跨马，率壮士数百与姚苌军交战，杀贼七百，终因众寡不敌，为姚苌所俘，姚苌悦毛氏有姿**纳之，毛大骂姚苌，苌怒而杀之。《十六国春秋。前秦录十。符登》 4.花木兰花木兰，中国古代女英雄，以代父从军击败北方入侵民族闻名天下，唐代追封为“孝烈将军”，设祠纪念。在后世影响深远。其事迹被多种样式的文艺作品所表现，尤其是电影、电视剧多次重拍，甚至影响波及美国和全世界。花木兰其人其事仅限《木兰辞》中，纵观南北朝、隋唐诸史并无记载，所以其生卒年和故里有很大争议。花木兰是中国南北朝时期一个传说色彩极浓的巾帼英雄，她的故事也是一支悲壮的英雄史诗。 5.平阳公主平阳公主（？年——623？年）唐高祖李渊的第三个女儿，也是李渊嫡妻窦氏（窦皇后）的爱女。她是一个真正的巾帼英雄，才识胆略丝毫不逊色于她的兄弟们。 娘子关位于今山西省平定县东北的绵山上，为出入山西的咽喉，原名苇泽关，因平阳公主率数万“娘子军”驻守于此才更名娘子关。 她的葬礼与众不同，平阳公主是以军礼下葬的。谥曰昭。平阳公主，是中国封建史上，唯一一个由军队为她举殡的女子。 6.穆桂英临漳高夹河村迷魂阵的传说穆桂英，戏曲及小说《杨家将》中人物。明熊大木小说《北宋志传》和纪振伦小说《杨家将通俗演义》中人物。原为穆柯寨木羽之女，武艺超群、机智勇敢，传说有神女传授神箭飞刀之术。因阵前与杨宗保交战，生擒宗保并招之成亲，归于杨家将之列，为杨门女将中的杰出人物。与杨家将一起征战卫国，屡建战功。佘太君（佘赛花）百岁挂帅，率十二寡妇西征，她五十岁尤挂先锋印，深入险境，力战番将，大获全胜。是中国古典文学巾帼英雄的典型形象。穆桂英，戏曲及小说《杨家将》中人物。原为穆柯寨木羽之女，曾生擒杨宗保，并招之成亲，成为杨家将之一员。 7.唐赛儿唐赛儿（1399～？），女，卒年不详，明代农民起义首领，蒲台县西关（今滨州市蒲城乡）人。明初，成祖从南京迁都北京，大修宫殿，又组织人力，南粮北调，还开挖运河，先后在山东征调数十万民夫，农民徭役负担沉重。唐赛儿以白莲教为名义，自称“佛母”，秘密往来于益都、诸城、安丘、莒州、即墨、寿光等州县，借传白莲教发动群众，组织起义力量。 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组织农民军数千人，于青州卸石棚寨起义。今在她的故乡旧址蒲湖主岛上建有“唐赛儿纪念祠”，并在附近的滨州黄河大桥北端建有她的戎装塑像。 8.秦良玉“四川营”与秦良玉秦良玉是明末驰名巴蜀的巾帼英雄，执戈马上，纵横驰骋，一时声闻遐迩。《明史》将她入传，其述颇有传奇色彩：“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所部号‘白杆兵’，为远远所惮。” 秦良玉乃四川忠州人（忠州出过战国时巴国“断头将军”巴蔓子和三国时不肯投降的老将严颜，此地忠义衍成风气，故名“忠州”），自幼与兄弟比肩习武，兼读兵法。 9.梁红玉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妓女可以凭借自己“不让须眉”的才能，调动枪杆，应对刀兵。她就是妓女出身的爱国女将军——两宋之交的梁红玉。梁红玉的家世不详。她的事迹在正史上主要记录在她丈夫韩世忠的传记中。由于韩世忠在宋史中被称为南宋“武功第一”，所以在正史上为尊者讳，对梁红玉也只称其为“梁氏”而不提她的名字。梁红玉的出身众说纷纭，有些书上说她是安徽池州人，祖上做过大官。另一些书则说她是江苏淮安人，淮安现在还有纪念她的祠堂。南宋人罗大经所著《鹤林玉露》一书曾记载：“韩蕲王之夫人，京口娼也。”韩蕲王即韩世忠。后来元人脱脱等编修的《宋史》在记述梁红玉事迹的时候，对她的籍贯出身只字不提。 10.姽婳将军林四娘林四娘原本是秦淮歌妓，后又成了衡王朱常庶的宠妃，虽然平生只参加过一次战争，姽婳将军林四娘却因此而被人们称为“姽婳将军”。姽婳就是美丽的意思，这位年轻貌美的姽婳将军，在那次艰难的战争中香消玉殒，她出身于武官世家，父亲林枢本是江宁府的府官，继承家技，拳枪剑刀，样样精通。

在《水浒传》中，显而易见，作者所描写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很多。《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这个书名是《水浒传》在西方国家中的翻译。这部章回体小说可谓是“英雄传奇”，却几乎没有一位女性是当成主要人物来写的，或许就是因为梁山一百零八将中仅有的那么几位女将，才稍显得女人的特殊性。但即便如此，女人的性格特征在作者的笔下也是一位“梁山好汉”的形象。出生在扈家庄里的千金小姐——扈三娘，相对于卖人肉的孙二娘与性格暴躁的顾大嫂来说，她还是有那么一些许女性的形象。然而她却也是一位具有悲剧性色彩的人物。

一、扈三娘貌美漂亮

一丈青——扈三娘天生生得美丽漂亮。扈三娘首次登场的外貌描写，是在《水浒传》的第四十八回中，对于她的出场行头，作者施耐庵就描写得与其他人不同：雾鬓云鬟娇女将，凤头鞋宝镫斜踏。黄金坚甲衬红纱，狮蛮带柳腰端跨。霜刀把雄兵乱砍，玉纤将猛将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读到这里，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将就凸显在眼前，说她“天然美貌海棠花” 。“玉雪肌肤，芙蓉模样，眼溜秋波，万种妖娆堪摘”，此句描写是到了六十三回，扈三娘迎战北京大将李成时出现的。可以说，作者对扈三娘外貌的塑造是天生丽质的，这次第，怎一个“美人儿”了得，称得上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吧！

二、她英勇善战

以现代人的视角看来，美丽的姑娘大多都是空有其表的“花瓶”，没有什么内涵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但扈三娘并不是人们所谓的“花瓶”，他是一位英武善战的将才。在梁山英雄里边阵前的交战，扈三娘的功劳显著，当场活捉敌将的数量最大。

在第四十七回中，扈三娘还未出场，就有杜兴说的扈家庄“唯有一个女儿最英雄，名唤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马上如法了得。”接着又有石秀乔装打听祝家庄路，遇酒店一老人又提“西村唤扈太公庄，有个女儿，换做扈三娘，绰号一丈青，十分了得。”。杜兴在见了宋江后，再次说起扈家庄：“他庄上别的不打紧，只有一个女将，唤作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刀，好生了得。”侧面描写出她的名声之大，武艺之高，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多次的铺垫也证实了扈三娘和矮脚虎王英第一次见面，扈三娘“轻舒猿臂，将王矮虎提离雕鞍，活捉了去。”，接着连让宋江看了“暗暗的喝采”的欧鹏也是“斗一丈青不下”。第五十五回中，她与高太尉的战斗是其上梁山后的首战，结果当然是扈三娘活捉了大将彭玘。

三、她没有个性、无主见

其实，这样说来，它的毫无个性的确让人匪夷所思。李逵冲进扈家庄后，对其家“杀得性起”，把扈家庄的人满门杀害！当时的扈三娘正处在妙龄阶段，这对于她来说是怎样的一场悲痛的人生惨剧啊，但是我们读后可以知道，但她知道了自己的家人那样死了之后，却没有拼死为全家报仇，甚至没有看到任何的表态。这样一位在战场上威风凛凛的女将，就算是说悲痛至极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或者又说是她实力单薄无法报仇，但出现在所谓的庆功宴上也确确实实让人想不通。

在小说中，作者还这样写道。扈三娘认了宋江的父亲，于是宋江便以的身份地位让扈三娘与王英结婚。“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用“推却不得”，作者便将扈三娘就这样的配给了贪财又好色、无品德无外貌的王英，在我们看来，让人禁不住地问：“这样的一位女人还是那个在战场上那么英武的女将吗？”因此，照施耐庵这样写来，一丈青——扈三娘也太没有自己的主见个性了吧！

于是乎，最初让读者惊喜的扈三娘面目模糊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以替天行道的名义砍砍杀杀的机器

四、她具有悲剧性色彩

（一）从扈三娘的出身与结局来看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了，扈三娘的出身其实还不错，是扈家庄的千金小姐，也是后来祝家庄三公子祝彪的未婚妻。可以说是名门闺秀，又貌美再加上武艺高强，算得是集千宠于一身，但结局是死于非命的。屡立奇功的扈三娘是在王英死后落马而死，这样的结局也令人充满疑惑：她的死是不是结束地有点草率了呢？作者又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让曾经不惜笔墨单章描述的扈三娘就这样草草了结了？

（二）从扈三娘的地位看

它是一个很矛盾的角色，在作者笔下好像挺有地位实际上却很没地位。原是扈家庄千金的扈三娘嫁给了祝彪以后，又是祝家庄的少夫人了，地位应该是非常了得。实际上呢，祝家对扈家庄早已不以为然了，因为祝家庄财大业大，对漂亮的扈三娘也是不怎么热情，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她。

还有就是义兄宋江虽然认了扈三娘当义妹，看地位不低，实际上却是他的缓兵之计，后来还不是嫁于猥琐不堪的矮脚虎王英。

在战场上的扈三娘，战功显赫，英姿飒爽，她却仅居地煞第二十三位，整体排名才五十九位，被他活捉的彭玘也高她十四位，就连身为她手下败将的丈夫王英也排在她前面。

最矛盾的地方 就是体现在作者对他的描写。用单章写了扈三娘，都比其他几位女性写的多，但最后她的死就这样出乎意料，未免有点头重脚轻的样子。梁山一百零八个好汉中有的不是战死就是重伤而死，只有扈三娘的死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外。

从以上的种种迹象表明，扈三娘在梁山好汉中无疑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打酱油”，在整部小说里，她也只是展现了战场上的英武，而其他的形象完全没有。王英一死，扈三娘便马上也死了，难道扈三娘的出现只不过是为了衬托王英吗？ 那么扈三娘的悲剧性又是怎样造就的呢？

一、扈三娘自身的原因：满门被抄斩、未婚夫被杀、嫁给丑陋好色的手下败将、自身被俘等，种种都说明了她的不幸。然而，她真正的不幸并不在这些。

既然是李逵杀害了自家人，英武的女将本应该嫉恶如仇，替家人报仇雪恨，然而，面对这人生重大变迁她却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样子，被宋江指婚给王英也是木然地拜谢，不提其他。

自己的婚姻听从父亲的安排，认义父，还有成婚，听从宋江的安排。杀敌保卫梁山，也听从宋江的安排。由始至终，她都没有主见，任人摆布，这种逆来顺受的性格最后不成悲剧才叫不正常。

二、社会的根源：如果我们的思维融入到小说当时的社会背景，再看扈三娘这个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反而不难理出其人物自身性格发展的脉络，作者是“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

在封建社会里，女人的地位本来就很低下，皇权、神权、族权、夫权像四块大石重重地压在女性的身上。“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地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三千多年的憎恨，已经深入人心。“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总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经验充实，则要求广大的、有组织力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同集团和阶级底狭隘的目的对立的。”在《水浒传》里，为我们造就了女将扈三娘，但他的地位又“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排座次时，又列于矮脚虎之下；武艺高强， 每每出征又都随夫而行；王英一死，她马上“夫死妇随”。如此结局，与前面的描写相互脱节。作者似乎想要为女子“平反”，却也难逃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

《水浒传》中，作者开始就把扈三娘塑造为一位美貌与英勇的女将，但最后却把她变成了一个犹如木偶似的无思想无个性的封建女性。这也是人们所说“英雄人物缺乏血肉、形象苍白无力”的问题所在。

纵观《水浒传》中的女人物，无论是美丽的、贞节的，还是多情的、爱财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好的结局。难道真的是因为作者内心对女性的仇视？孰是孰非，还有待考证。

在《水浒传》中，女性形象所占比例不大。西方国家曾经将此书翻译成《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在这样一部“英侠传奇”之中，几乎没有一位女性是小说的“主流人物”。即便是作为“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有那么一点点“主流”的三个女人，也是“好汉”的形象。相对于孙二娘和性格暴躁的顾大嫂，身为扈家庄千金小姐的扈三娘算是还有那么一些女性的形象，然而却也是一位悲剧性极强的人物。

一、扈三娘漂亮、善战、毫无思想

（一）扈三娘漂亮

扈三娘相貌生得漂亮。在《水浒传》第四十八回中，扈三娘一出场，行头便于旁人不同——雾鬓云鬟娇女将，凤头鞋宝镫斜踏。黄金坚甲衬红纱，狮蛮带柳腰端跨。飒爽英姿凸现眼前，作者描述她“天然美貌海棠花”[i]。到了第六十三回，扈三娘迎战北京大将李成，一出场作者又这样描述：玉雪肌肤，芙蓉模样..眼溜秋波，万种妖娆堪摘[ii]。

（二）扈三娘善战

扈三娘不是空有美丽外表的“花瓶”，而是善战的将才。

扈三娘还未出场，便有人先为她做了铺垫——第四十七回中，先有杜兴说起扈家庄“唯有一个女儿最英雄，名唤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马上如法

了得。”再有石秀乔装打听祝家庄路径，遇酒店一老人又提“西村唤扈太公庄，有个女儿，换做扈三娘，绰号一丈青，十分了得。”。第四十八回，杜兴见了宋江，又再次说起扈家庄：“他庄上别的不打紧，只有一个女将，唤作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刀，好生了得。”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多次的铺垫介绍，印证在扈三娘与矮脚虎王英第一次见面，扈三娘“轻舒猿臂，将王矮虎提离雕鞍，活捉了去。”，接着连让宋江看了“暗暗的喝采”的欧鹏也是“斗一丈青不下”。

第五十五回中，与高太尉大战是扈三娘上梁山后的初战，结果大将彭玘一战便被扈三娘活捉。

（三）扈三娘毫无思想

扈三娘毫无个性令人匪夷所思。在攻下了祝家庄之后，李逵“杀得性起”，竟然冲进扈家庄，一顿板斧将扈家庄满门老幼杀个干净！这对正处妙龄的扈三娘来说该是怎样悲痛的人生惨剧啊，然而这个在战场上威风凛凛的女子知道自己一家被灭门后，非但没有拼死为全家报仇，甚至没作任何表态，就算说是悲痛之极无法表达，或者说是她一个人身单力薄无法报仇，但怎么也不是该出现在所谓庆功宴上痛饮庆功酒的情景吧？

更让人奇怪的是，宋江让父亲认了扈三娘做义女，接着便以义兄的身份让扈三娘和王英成婚。“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只一个“推却不得”，扈三娘便嫁给了贪财好色、无才无德、无品无貌的王英，这实在是让人禁不住想问：这个没心没肺的女人真的是那个英姿飒爽的扈三娘吗？

于是乎，最初让读者惊喜的扈三娘面目模糊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以替天行道的名义砍砍杀杀的机器[iii]。

二、扈三娘的悲剧性

（一）扈三娘的出身与结局

扈三娘出身不错，本是扈家庄的千金小姐，祝家庄三公子祝彪的未婚妻，可谓是大家闺秀，品貌端正又加上武艺高强，应该是集千宠于一身的角色，然而结局却是死于非命。在战场上数立奇功的扈三娘竟然在王英死后仅“略战一和”便面门中一铜砖，落马而死。这样的结局不得不让人疑惑：扈三娘的死会不会太草

率了？作者又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让曾经不惜笔墨单章描述的扈三娘就这样草草了结了？

（二）扈三娘的地位

扈三娘是个很矛盾的角色，她看起来好像挺有地位实际上却很没地位。 扈三娘原是扈家庄的千金小姐，许配给同属地方望族的祝家庄三公子祝彪。如此一来，扈三娘既是扈家庄的小姐又是祝家庄的少夫人，地位非常。然而实际上她的未婚夫祝彪依仗家大业大，对扈家早就颇有些不以为然，对漂亮的扈三娘也是不怎么热情，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扈三娘。

扈三娘被宋父认为义女，摇身成为宋江的妹妹，看似地位不低，实际上却是宋江的缓兵之计，随后便将她嫁于猥琐不堪的矮脚虎王英。

扈三娘战功显赫，飒爽英姿犹如花木兰，排座位的时候她却仅居地煞第二十三位，整体排名五十九位，而她阵前活捉的郝思文在她前面十六位，彭玘也高她十四位，就连身为她手下败将的丈夫王英也排在她前面。

扈三娘地位的矛盾性最明显的就体现在作者对她的描述，最开始用单章写扈三娘，梁山一百零八个好汉中的三个女人就数扈三娘的笔墨最多，然而到最后作者竟然三两句草草地结束了扈三娘这一人物。这一战梁山共折了五十九位，但别人都是正常交战，要么当场阵亡，要么重伤不治而死，又或是伏兵遇难、被俘而杀，只有扈三娘夫妻俩竟然是遇到一个用妖法的郑魔君，英勇善战的扈三娘莫名其妙的被其一块镀金铜砖打在面门上落马而死。

从种种迹象来看，作者压根儿就没把扈三娘放在作为梁山一百零八将其中一员应有的位置上。而且在整部小说中，扈三娘也仅仅是在战场上展现英姿，其他时候似乎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形象。王英一死，扈三娘便马上也死了，难道扈三娘的出现只不过是为了成全王英？

（三）扈三娘的坎坷人生及悲剧性

相对于整部小说来看，对扈三娘的描写并不多，但寥寥几笔却勾勒出一个跌宕起伏的人生：本是千金小姐，却被人灭门，一夜间家破人亡，还要和灭门仇人称兄道弟和睦相处；本该嫁于祝家三公子做少夫人，却无奈与德行品貌俱无的王英成为夫妻；本是英勇善战的女英雄，却莫名其妙死于非命。扈三娘的一生不得不用“坎坷”二字来形容。

卿本佳人，奈何从贼？[iv]上梁山的人中，有来避祸的罪犯，有被-逼无奈的体制内人，有被宋江设局诱来的官员，他们尽管对梁山的感情程度不一，但至少是最后自己做出了选择，而扈三娘是惟一被劫持和胁迫上山的。最后嫁给了矮脚虎王英这样好色、丑陋、品行不堪的人，原因就是宋江的乱点鸳鸯谱。扈三娘被宋江当作礼物一样许配给王矮虎，其二人的结合其实是政治手段的需要，是归属于组织的安排。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男子多提倡忠义两全、杀身成仁，但小说中的女子还是受着封建礼教的桎梏，夫为妻纲，一旦成了你的夫，哪怕是强行的，你就只有完全的服从，这是悲哀的。

三、造成扈三娘的悲剧的原因

（一）扈三娘自身原因

满门抄斩、未婚夫被杀、自身被俘、嫁给丑陋好色的手下败将、年纪轻轻死于非命，由此种种，扈三娘是不幸的。然而，她真正的不幸并不在这些。

家破人亡又自身被俘，英勇善战的她本该誓死为家人报仇，最起码也该与杀了她全家那么多条人命的梁山众人势不两立。然而，面对这人生重大变迁她却表现得无动于衷，被宋江指婚给龌龊的矮脚虎也只是木然地拜谢，不提其他。 帮未婚夫、护扈家庄，扈三娘听从父亲的安排；认义父、成婚，扈三娘听从宋江的安排；上阵杀敌保梁山，扈三娘听从梁山组织的安排。由头至尾，扈三娘从来没为自己做过主、听从自己的安排。她这种逆来顺受的性格最后不成悲剧才只能叫不正常。

（二）社会根源与作者的用意

如果我们的思维融入到小说当时的社会背景，再看扈三娘这个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反而不难理出其人物自身性格发展的脉络，作者是“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

[v]，赋予了扈三娘当时女性该有的性格。

封建社会，女性地位低下，皇权、神权、族权、夫权像四块大石重重地压在中国女性的身上。“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地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vi]三千多年的憎恨，早已深入人心、习以为常了。

“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总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经验充实，则要求广大的、有组织力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同集团和阶级底狭隘的目的对立的。”

[vii]在《水浒传》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扈三娘这一女英雄的形象，可是这位女英雄却始终“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

[viii]：武艺高强， 每每出征又都随夫而行；排座次时，又列于矮脚虎之下；王英一死，她马上“夫死妇随”。这样的结局，与以前屡建战功的表现显然相互脱节。作者似乎想要为女子“平反”，却最终未能挣脱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

近年来探讨《水浒传》中的女性问题的文章中，多数都强调了作者对女性的无视和仇视，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水浒传》中，作者一开始把一丈青扈三娘塑造成一个美丽骁勇的女英雄，最后却把她变成了一个犹如提线木偶般毫无思想、毫无情感的完全屈从于封建伦理的女性。这也是人们所说“英雄人物缺乏血肉、形象苍白无力”[ix]的症结所在。纵观《水浒传》中的女人们，无论是美丽的、贞节的，还是多情的、爱财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难道真的是因为作者内心对女性的仇视？孰是孰非，有待考证。

[i]《水浒传》施耐庵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6月印刷 第四十八回： “雾鬓云鬟娇女将，凤头鞋宝镫斜踏。黄金坚甲衬红纱，狮蛮带柳腰端跨。霜刀把雄兵乱砍，玉纤手将猛将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前出马。”

[ii]《水浒传》施耐庵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月印刷

第六十三回，词《念奴娇》：“玉雪肌肤，芙蓉模样，有天然标格。金铠辉煌鳞甲动，银渗红罗抹额。玉手纤纤，双持宝刀，恁英雄煊赫。眼溜秋波，万种妖娆堪摘”，

[iii]百家讲坛 品读《水浒传》 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 徐江 2004年4月10日

“一个英姿飒爽的女英雄就这样淹没在了一个曾造成她家破人亡的大集体之中，她的情感、心理、欲望都无关痛痒，爱与恨、情与义的纠葛也那么无足轻重，于是乎，最初让读者惊喜的扈三娘面目模糊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以替天行道的名义砍砍杀杀的机器。”

徐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文学博士，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对外汉语及中国文学研究，出版有学术专著，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iv] 《闲看水浒》第四编 情欲的罪与罚

十年砍柴著 同心出版社 2004-06-01第一次印刷

[v] 契科夫《写给玛·符·基塞列娃》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出版

[vi]《鲁迅全集》（我之节烈观） 鲁迅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7-9-1第一次印刷

[vii]《俄国文学史》（序言）高尔基著 新文艺出版社 1956年出版

“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总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经验充实，则要求广大的、有组织力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同集团和阶级底狭隘的目的对立的。所以，在每个俄国作家的作品里，你都可以发现那些超出他们倾向范围而且在本质上与之相矛盾的过剩题材和多余思想。”

[viii]《女子解放论》 李达著 《解放与改造》1卷3号 1919年10 月

“世界女子过去一大部分的历史，是被男子征服的历史。在这时期，道德上风俗上习惯上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一切种种，凡是女子所处的地位，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男子好像天神，是主人。

以古代文学女性形象对女性俗语的考证与置疑摘要：本文以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切入，进行了对关于女性的俗语的分析和论述，从而对一些俗语产生考证与反拨。目的是增加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俗文化的关注和认识，进而产生新的理解。关键词：女性形象 俗语 考证与置疑自古，关于女性的讨论就是众说纷纭的问题，外国有著名女性学者西蒙娜•伏波娃著有《第二性》，还有海蒂、福柯等哲学家；国内，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也涌现出很多女性问题研究者。那么，如此丰富的女性科学研究表现在文学中就是姿态各异的女性形象。其中又以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最为典型、有代表性，而表现在俗文化中就是社会上长期流行、甚至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一些俗语（在此为研究方便，姑且将其称之为俗语）。本文将把这两者结合并进行初步分析与探讨。让我们以自古写情的公认佳作开始：《西厢记》、《牡丹亭》与《娇红记》。《西厢记》中青春貌美的相国小姐莺莺“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出身高贵显赫，深受传统礼教文化熏陶，但当她在佛殿邂逅“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的张生时，便一见钟情，陷入相思。杜丽娘的故事更是一场压抑的春梦：游园时一见春色恼人莺燕成双，青春本性便迸发殆尽，随之梦中相会直至为情而亡。她自己都说：“吾今年区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还有一位女主角王娇娘却是比前两位成熟和理智得多，她与申纯的爱情是经反复试探和了解得以建立，共同的思想以及志趣是他们的爱情基点，类似宝黛之爱。至此，我们不难对所谓“一见钟情”之爱产生置疑：爱情的产生真的存在一见钟情这种可能吗？试想，纯真质朴的莺莺小姐在佛殿上见到的不是张生，而是另一个同样风流倜傥风度翩翩又满腹经纶的白面书生，她是否同样“一见钟情”？如果还不够说服力，那么杜丽娘梦中欢爱，梦醒后如果邂逅了另外一位柳梦梅，无疑仍会不顾礼法一晌贪欢。因为那个对象明显是春情萌发的产物，而非共同生活中产生的真挚的感情。包括冯梦龙《醒世恒言》中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范二朗与周胜仙同样在酒楼上一见倾心，巧妙把自己的基本情况传达给对方，从而促成一段姻缘。清人李渔《十二楼》之首《合影楼》，写屠珍生和管玉珍由于见了对方在水中的倒影而一见钟情。简直其情。这些无疑都有强烈的传说、演绎色彩。纵观“一见钟情”模式，基本上都循着一条潜规则：偶然邂逅——私定终身——终成眷属（或双双殉情）。充斥其中的才子暮色，佳人怀春的实质无外乎情欲和寂寞并生的产物，“以色为先导，以欲为核心”，存在恋爱双方的不确定性，从而产生多向选择的可能。这种“一见钟情”仅仅是在“正确的时间、地点，遇到正确的人”，“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所以，与这种一见钟情模式比起来，《娇红记》的爱情更为可信，更有亲切感。这也许与其产生时代较晚相关。结束对“一见钟情”式爱情的置疑，第二个俗语是“痴心女子负心汉”。这是个饱含悲情意味的题目，其中蕴涵着不少女性的血泪控诉。笔者分析了关于描写妓女、爱情的20篇古代短篇小说，粗略统计归纳出一个结论，即：团圆结局（包括历经劫难后的重生）有10篇，变鬼复仇类型的有2篇，悲剧结局有8篇，其中多为“负心汉模式”。这些故事都具有鲜明的道德教化色彩，有情礼合一的思想倾向，结果是负心汉受到各式各样的严惩，可以证明的很典型的例子是前文所提到的《西厢》的前身：《莺莺传》。张生移情别恋，始乱终弃，痛斥莺莺为“尤物”。这是作为维护封建道德的优秀文学作品，旨在“止淫奔”。还有唐人蒋防的《霍小玉传》：小玉从来未抱奢望和幻想，就算面对李益的海誓山盟，她也清醒地认识到李益“门族清华”，“自知非匹”，直至被丈夫以七出罪过休戚。她很清醒：“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更为震撼人心的是《王魁负心桂英死报》（宋《醉翁谈渌》）。出于门阀观念、父为子纲这些牢不可破、固若金汤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王魁辜负一心一意的桂英，枉她一片痴情。还有“秋扇见捐”的故事，汉乐府《怨歌行》：新裂齐纨素，鲜活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这也印证古代弃妇形象成为一种典型形象的直接动因。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负心汉故事不胜枚举，归纳出一般模式是：女方有恩于男方——男方落魄后飞黄腾达——另觅新欢。虽然痴情后生的存在量不在少数，但古代女性特殊低下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定位似乎使人更加愿意相信“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模式更具有真实性。第三句女性俗语中所包括的，有国破家亡、江山易主之痛，更有千金只为红颜之情，这就是“红颜祸水”。一方面羞羞答答承认“红颜”，另一方面更咬牙切齿痛斥“祸水”，这是奇特的矛盾统一。古今中外关于这句话的证明俯拾即是：“声色也，败德之具也。”，“由来倾国遗恨，在婵娟”……成为典故的就有商纣王为妲己建鹿台，周幽王为取悦褒姒而有骊山温泉华清池，更有千军只为红颜笑的烽火戏诸侯，美人艳笑和悠悠狼烟亡了商、周。还有“馆娃歌舞”：夫差迷恋西施，为之于灵岩上建馆娃宫，后被越所灭；“笑是金莲消国步”：六朝齐废帝东昏侯宠爱潘妃，为之造神仙、永寿二殿，凿为莲花以辅地，称潘妃行其上之态为“此步步生莲花也”；“玉树迷烟雾”：六朝陈后主沉溺声色，迷恋张丽华而作《玉树后庭花》……这些到底与真实历史有几分相同暂且不论，但文人对此的创作倾向都不约而同地遵循了一个主题：红颜祸水。难道酿成祸水的罪魁祸首都归于娇柔红颜吗？男性作为社会的主宰，为了社会的主宰，为了推卸本无法也不应推卸的责任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幸好有明人陆人龙在《型世言》中所作《胡总制巧用华棣卿 王翠翘死报徐明山》：翘儿为救家难，逼父母卖掉自己，落入娼家后又遇乱兵，在军中以美色（也算）运筹帷幄，救下当日的恩人华棣卿，又劝降徐海，使东南沿海一带免受倭寇之患，但最后也逃不过作为女人的注定悲惨结局：被逼沉江。作者也慨叹“红颜命薄如鹈翼一任东风上下飘。”像窦娥、赵五娘一样，忍辱负重，但又比她们高明地参与政事、救国于水火。名满天下的京城名妓李师师（《李师师外传》自宋《琳琅密室丛书》）不知是福还是祸地被宋徽宗发现并宠幸。金兵南侵，“河北告急”时，她积极资助抗金斗争，被汉奸张邦昌出卖后，愤然就义，以“色艺绝伦”的身体回报了故土，不知所谓“祸水”之“祸”从何来？清人陈树基有《苏小小慧眼识风流》：钱塘名妓苏小小，先委身于对她一往情深的阮郁，“有眼识人”，后又作出壮举，对落难的鲍仁慷慨解囊，助其成就功名大业，在世态炎凉中“颇识英雄”。虽终香消玉殒，但从衣锦还乡的鲍仁“人之相知，贵乎知心，他小小一女子在贫贱时能知我心，慨然相赠”的由衷赞美中，我们仍然清晰可见的，是小小的才识兼俱、侠肝义胆。这位“千秋义侠”之“祸”又从何谈起？娇俏红颜，或温存，或智慧，或贤良，或狭义，被强行扣上“祸水”之名，不得不说是社会和文化的悲哀。而让这些可人红颜去承担误国毁家的罪名未免有失公允，但历史从来为强权者所书，这便造就了她们永世的地域，翻身难矣！下一句是比较有现实意义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在父母劝儿女擦亮眼睛为择佳偶时成为许多家庭必引之语。看起来确有几分道理。唐传奇《李娃传》讲荥阳公子命运不济，沦为挽歌郎甚至乞丐。在妓女李娃的精心护理下，终应试得官，恢复旧有地位，李娃也被册封为妍国夫人，二人结成百年之好。同为情人败落，赵春儿的命运可没那么幸运。《警世通言》中《赵春儿重旺赵家庄》中的纨绔子弟曹可成，挥金如土坐吃山空，毁了父母之家和自己与春儿的夫妻之家，更可气的是连春儿为养家而防绩的伴儿都被他卖掉。赵春儿可真谓“嫁错郎”，幸亏她还有先见之明，埋了“黄白之物”在地下，待相公醒悟后以解家难，才“重旺”了赵家庄。春儿也因其为人之善、谋虑之深、目光之远、心智之聪、意志之坚、持事之恒被奉为“有志妇人”。而作者冯梦龙对此却有训诫：“破家只为貌如花，又仗红颜再起家，如此红颜千古少，劝君还是莫贪花。”岂不可笑！春儿以自己的坚韧和意志重新唤醒了丈夫，振兴了曹家庄，尽管“嫁错郎”，却仍矢志不渝，创造了一个较为美满的团圆结局。但作者用她来“劝君莫贪花”！……更为广泛传诵的是《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和焦仲卿再恩爱再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迫于焦母的巨大压力，“新妇”仍“被驱谴”，她洒扫女红无不精通，又光彩照人，本应拥有古代女子期待中的相夫教子的美好人生，但事以至此又何尝不是因她“嫁错郎”？但这种认错人，爱错人，又跟错人而酿成悲剧的最为震撼的典型是杜十娘。这位京都名妓色美艺高，“浑身雅艳，遍体娇香”，声音“每闻绝调，辄不禁神魂之飞动，使多少公子王孙，一个个情迷意荡”，且道德高尚，蔑视鸨儿“贪财无义”，又贤良多情，与李甲“真情相好”，但结局却是与承载了她对未来夫妻生活的所有向往的千金宝箱一起怒沉于滚滚江涛。“妾椟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啊！悲剧气氛催人泪下。诸例可见，在古代，女性的幸福仅是男性垂怜时的随手一抛，这时嫁人就显得异常重要，所以“女怕嫁错郎”盛行数年且长盛不衰。

呵呵，大家说的都是武侠小说啊……我说一个：十三妹，《侠女十三妹》，也就是《儿女英雄传》不过，我特讨厌这部小说……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