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ares米罗
一、我国资本外逃的现实考察1.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又称为资本逃避,资本非法转移等,是资金跨国界的一种异常流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有分析显示,我国曾经成为继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4大资本外逃国,资本外逃额占GDP的比重仅小于俄罗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我国已成为全球资本输出大国,在输出资本的结构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其余均属各种形式的资本外逃。由于资本外逃具有违规性与隐蔽性的特点,因此其规模很难被准确衡量。最近的 研究成果显示,我国资本外逃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着100亿美元总体呈上升趋势,分别在1992年、1994-1995年、1997-1998年形成三个峰顶,于1998年达到最大值,当年超过了400亿美元;15年间,我国资本外逃累计达到1531亿美元,年均102亿美元。(1)通过经常项目的资本外逃经常项目包括货物和服务、收益和经常性转移。货物项是资本外逃的重要渠道。当事人一方面低报贸易外汇收入,违反国家规定将外汇擅自自存境外,或者干脆隐瞒贸易活动中的外汇收入;另一方面,高报贸易外汇支出,向国家外汇指定银行购外汇汇往国外。类似子这样的“进出口谎报”(mis-invoicing)还有其它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进出口谎报”中的某些内容如伪造单据所造成的虚假进口货值会反映在“错误与遗漏”项目中,但假报货值包括进口高报、出口低报所导致的资本外逃并未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得到反映。服务类项目包括运输、旅游、通讯、建筑、保险、金融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各种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娱乐服务以及政府服务。单位和个人都可通过服务项目外逃资本,如单位以各种对外支付的名义向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账户中支出以实现资本外逃,个人也可因私出境购汇。对频繁出入境的人员来说,多次合法携带或违规超额携带现钞累计起来也是较大的数目。收益项目包括职工报酬和投资收益两部分,其中投资收益存在较大的资本外逃空间,当事人一般通过低报对外投资收益、高报对外商投资支付的投资收益实现外逃资金的目的。经常性转移也是个人外逃资金的通道。由于我国有关政策的松动,个人向国外汇款的限额已由2000美元扩大到20000美元,因此通过这一途径外逃的资本将会迅速增加。(2)通过资本与金融项目的资本外逃资本与金融项目包括资本项目和金融项目,其中金融项目是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金融项目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它投资。直接投资的两个小项目“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和“我国在外直接投资”经常被资本外逃操纵者利用。证券投资项目的资产类值得关注,资产类的借贷方分别反映我国持有的非居民证券资产的增加和减少。这一项目自1997年后迅速增加,逆差逐年扩大,表明国内资本通过证券投资流出迅速上升(见表2)。其它投资项目记录了除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以外的所有金融交易,是近期资本与金融账户变化最大的项目,已成为我国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之一。(3)通过地下银行系统的资本外逃地下银行作为一个转移资金的非正式途径,正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特别是被用于一些国际性的违法犯罪活动。我国江浙地区,有不少地下钱庄,它们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客户和稳定的资金来源,近年来,我国通过地下钱庄这一渠道流出的资金数目惊人。据报道,我国每年通过地下银行转移出去的资金高达2000亿人民币(约合244亿美元),是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相当于255亿美元的全年对外贸易顺差。地下银行由于其高保密、无记录及匿名性的特点,常被走私、腐败、毒品犯罪分子作为洗钱的最重要途径。2.我国资本外逃的特点(1)资本外逃具有“过渡性”资本外逃根据性质不同可分为真实性资本外逃与过渡性资本外逃。真实性资本外逃是因恐惧、怀疑或是为了逃避某国的异常风险或管制而导致资本从一国单向转移到另一国的资本外逃;过渡性资本外逃则是为了逃避各种管制,获取较高的相对收益所引起的资本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而后者再以投资身份返回资本流出国的资本外逃。王国林、杨海珍(2001)等人证实了我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我国的资本外逃主要是由于对内资和外资之间差别的政策待遇引起的,并非是由于投资环境恶化所致(注:王国林、杨海珍:《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1984~1997》,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李晓峰(2000)指出,“不对称风险”因素即国内外投资者所获得的信息不对称,或所面临的经济政治风险不对称,会导致大量的外资流入与不断增加的资本外逃并存(注:李晓峰:《中国资本外逃的理论与现实》,《管理世界》,.)。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外商投资的来源结构中得到证实。田晓霞(2000)认为,在刺激中国资本外逃发生的国内风险因素当中,我国政府对内外资实行的差别待遇政策所形成的“可套利空间”是重要因素之一。(2)跨国洗钱是资金外逃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贪污腐败分子及毒品犯罪、走私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使“黑钱”数目迅速上升。为逃避打击,近年来国内大量“黑钱”流出境外呈愈演愈烈之势。一批贪污腐败公职人员、走私犯罪人员通过各种途径给非法黑钱披上合法外衣后,不仅可以公开挥霍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我国的洗钱多通过地下钱庄跨国境进行。据估算,在我国内地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境的2000亿元黑钱中,走私收入洗钱约为700亿元人民币,官员腐败收入洗钱超过300亿元人民币。二、我国资本外逃的影响1.资本外逃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影响(1)影响资本形成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断言,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是净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递增到10%以上,而净投资的增长必须以社会资本的积累为条件。在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G=S/K的公式中,当产出率一定时,资本积累率S就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G的唯一因素。因此,资本外逃会削弱一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从总体上看尚处于投资推动阶段,大量资本外逃无疑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2)削弱政府税基规模较大的资本外逃必然侵蚀一国税收的基础。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巨额资金外逃,尤其是“过渡性”资本外逃,逃出去的资本以“外资”身份返回享受税收优惠,一方面使国家应征收的税收流失,减少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又制造了一批假外资企业,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3)导致财富流失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资本外逃有相当一部分是单向流向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2001年1月新华社的一则报道指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嫌疑人携公款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外逃的贪官大多将非法所得的巨款在境外大肆挥霍,造成国内财富的大量流失。2.资本外逃对我国开放经济的影响(1)影响国际信用等级资本外逃会加剧我国对外资的依赖,而外资、外债的大量增加无疑对我国的国际清偿力提出了挑战。尽管我国拥有较多的外汇储备,但资本外逃若持续地、大规模地发生,必然影响到债务清偿率,导致国际社会对我国信用评价降低。同时,资本外逃也从侧面反映了国内外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前景信心不足,阻碍了我国政府申请追加国外贷款,影响在国际上等资。在资本外逃严重的时期,两大国际风险评估机构穆迪投资人服务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对我国的信用评级分别是BBB[+]和BBB.因此,规模庞大的资本外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2)影响国际收支平衡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平衡来实现。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资本项目比重会不断上升,而经常项目比重会下降。从短期看,大规模的特别是突发性的资本外逃将使我国资本项目恶化,外汇储备下降,这将进一步加剧国际收支失衡并引发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资本外逃也将对我国的经常项目产生不利影响。从贸易收支看,资本外逃使本币汇率贬值,根据“J曲线”效应,我国贸易收支先有逆差,后有顺差;从非贸易收支来看,可能出现持续逆差。长期的持续大量的资金外逃最终将破坏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恶化我国的对外经济环境。(3)影响人民币汇率稳定就外汇市场而言,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汇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汇的需求。在浮动汇率制下,本币汇率会迅速下跌。而实行固定汇率或管理浮动汇率的国家,央行将动用外汇储备维持一定的汇率水平,故会迅速减少国家外汇储备。因此,资本外逃是冲击我国外汇市场、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的重要因素。[page_break]3.资本外逃对我国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影响(1)加剧国有资产流失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所有者缺位”现象,使国有企业经营者获得相当大的支配国有资产的权利。在缺少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行政权力经济化。国有企业的资本外逃,是国有资产在缺乏有效监管下不断流失的一种重要形式。(2)助长各类洗钱犯罪资本外逃特别是跨国洗钱如果能够得逞,各类违法犯罪分子的经济实力得以增加,其进一步犯罪的欲望将受到刺激,其进一步犯罪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这样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在此背景下,走私、毒品交易、黑社会等各类犯罪分子的气焰将更为嚣张,洗钱犯罪进一步扩大,这将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3)损害执政基础由于我国外逃的资金有不少是某些权力阶层及与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非法所得,而外逃正是为了逃避打击。因此,一旦资本外逃行为得逞,其腐败行为将难以查证,使之逃脱处罚,这将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使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长此下去必将从根本上损害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三、标本兼治,有效遏制我国的资本外逃1.从源头上遏制资本外逃(1)保持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以有利的投资环境留住国内外资本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既是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也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首要条件,同时还是我国从源头上防止资金外逃的第一要务。国家相关部门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流通与币值的稳定,要为国内外资本创造安全可靠的投资环境。国家既要加大对能源、交通、通讯、市政公用设施的投资力度,同时各级政府也要积极完善非物质形态领域的条件,如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健全法制,简化手段,减少干预等。(2)统一内外资的不同待遇,消除内外资之间的“级差地租”与“政策落差”我国外逃资本中有很大一部分属“过渡性”资本外逃,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资本外逃实现资本身份的转换,即由内资变成为外资,从而可以享受我国政府提供的税收等多方面的政策优势。这种“政策落差”及“级差地租”的存在,无疑助长了我国的资本外逃。国际经验表明,税收优惠对注重全球利益和执行长期投资战略的跨国公司来说并没有特殊的吸引力。如美国对外资并没有税收优惠等“超国民待遇”,但其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因此,我国应取消外资在企业所得税、关税、工商税、外汇管理、产业政策乃至市场准入方面享有的“超国民待遇”,代之以有吸引力的市场、高效健全的管理机制以及优越的投资环境,使内外资在平等的待遇下公平竞争。这样基本上可消除“迂回投资”现象。(3)保护私人产权,实现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之间的平等待遇首先,要大力宣传《宪法》对私人财产保护的有关规定,使私人合法财产与公有财产一样受到法律保护。其次,在实践中要提高对私人产权的保障力度,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连续性与一贯性,打消少数富人“怕露富”、到国外寻求“避风港”的疑虑心理。第三,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现平等待遇,保障私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竞争,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4)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从机制上解决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转移问题国资委的成立,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及国有资产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国资委应从以下方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消除国有企业的资本外逃。其一,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当好国有企业的“东家”,彻底消除“所有者缺位”现象;其二,设立独立董事,充实董事会,加强董事会对总经理的内部约束;其三,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公正的审计、会计等社会中介机构,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的合法性与透明度,加强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外部约束;其四,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实现产权形式多样化,引进社会个人股东,调动不同所有者对国有控股企业经营者监督的积极性;其五,培养国有企业经理市场,便于国有企业经理层的优胜劣汰。2.从路径上堵塞资本外逃(1)建立反洗钱联合金融监管网络,堵塞跨国洗钱通道反洗钱的监管组织网络,应涵盖金融、司法、海关等多个部门。在我国目前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下,为了提高反洗钱工作的效率,建议建立一个混业模式下的反洗钱金融监管机构,即由银监会、保监会和证券会共同组成“反洗钱金融监管小组”。同时,打击洗钱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协调与配合,因此,我国应该完善包括金融系统、司法机构、税务部门、海关、财政部在内的联合金融监管网。也就是说,在反洗钱金融监管小组的基础上,为了加强与国内相关机构的合作,建议在联席会议制下建立常设机构-联席会议小组;针对洗钱活动的国际化特点,建立“反洗钱外联组”,加强与国际反洗钱组织的合作。依据国际经验,我国还应建立反洗钱的金融情报小组,其触角应遍及我国商业银行等主要金融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搜集资料和信息,向反洗钱金融监管小组报告大额现金交易和可疑金融交易,对有犯罪嫌疑的,应及时向公检法等机关报告。(2)国家外汇管理部门肩负起治理资金外逃的重担当前,我国应尽快采取措施消除多头管理的现状,明确国家外汇管理局作为全国管理外汇资金的责任部门。作为一种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人民币在发生国际间交易行为,且必须是属于经常项目下真实的交易行为时,才能由当事人持真实的交易凭证购汇支付。大量的资金外逃,恰恰是利用假进口的形式进行的。外汇管理部门应对进口付汇的报关单位严格查验其真实性,对金额超过一定限额(如20万美元或10万美元)的报关单位作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核验,对弄虚作假的单位及通过单位外逃资金的腐败分子通知相关部门严肃查处。外汇管理部门对以个人名义对外支付教育费、差旅费等非贸易项目下的资金外逃,应通过严格控制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转移收支加以制止。特别要注意监管具有一定行政级别(如正处级)的领导干部以及大中型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对外支付行为,审查其转移收支的合法性、合理性,并建立完善的对外支付记录。如果当事人不能证明其资金来源正当、合法,则暂缓办理,从而为有关部门查清事实提供条件。要严格执行现行外汇管理规定,对境内居民从现钞账户中一次性提取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外币现钞,银行须审核其真实的身份证明,并按笔数和金额逐笔登记,定期向外汇局备案;从现汇账户中一次性提取等值1万美元以上、5万美元以下的外币现钞,银行必须审核有关证明材料,进行登记备案;一次性提取等值5万美元以上的外币现钞,要由外汇管理局审核其真实性。如果从境外汇入的外汇收入不进入个人账户而直接提取外币现钞,也要按照相应的外汇管理规定予以监督。商业银行发现居民个人提钞中的异常情况要及时向外汇局报告。相对来说,外汇管理部门对以外商投资的红利分配名义流出的资金,虽然难以有效控制,但进行动态的跟踪还是能够做到的。国家已经制定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如果该办法能够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得到贯彻实施,则相当一部分外逃资金将暴露于“阳光”之下,外逃的企图难以得逞。(3)公、检、法、海关等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堵塞漏洞作为执法部门,公、检、法应提高对资金外逃严重危害的认识以及敏锐度,提高反洗钱、反资金外逃能力和业务素质。应从频繁的国际资金流动中发现蛛丝马迹,特别要注重少数子女或其它直系亲属在境外就读、就业或办公司的领导干部,要严格审查其汇出境外的资金来源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打击非法资金外逃的力度,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坚持将非法资金堵在境内,将损失减到最低限度。同时,对我国东南沿海等地大量的地下钱庄,公、检、法部门要加大打击力度,对首要分子应从快从严惩处,从而切断我国资金外逃的黑色通道。海关应担负起制止少数腐败分子携带非法收入出境的重要职责。据了解,我国不少地方的海关对旅客携带资金出境的查验并不严格,少数腐败分子通过银行汇票带出巨额非法收入事件时有发生。为此,海关应将减少资金外逃列入其工作重点,要添置必要设备,调整人员配备,增强一线的查检力量,既抓好单据查验,又做好出境旅客行李检查;要严格执行现行规定,境内居民个人携带等值2000美元以上出境的,需要向银行申领外汇携带证,海关凭携带证查验放行;一般不允许携带10000美元以上的外币现钞出境,如确需,须经外汇局审核,海关凭携带证查验放行。(4)积极开展反跨国洗钱、反资金外逃的国际合作全球性的规模浩大且越来越深入的反“洗钱”行动,无疑为我国反跨国洗钱、反资金外逃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加强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其一是在政府层面,我国政府要拿出勇气与决心,制定相关政策,重拳出击;其二是在立法与司法层面,按国际公约修改国内有关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其三是在金融特别是在银行层面,由于犯罪分子与犯罪集团大多通过银行来洗钱及外逃资金,所以银行界的任务较为艰巨。2000年底,世界上11家知名的大银行,在瑞士苏黎世向世人宣布了酝酿已久的《沃尔斯堡准则》,以“建立对赃钱存入银行实行严打的一项全球标准”(注:蓝君:《洗钱毒瘤触目惊心》,《中国经营报》,.)。这是全球银行业反洗钱的第一个行业准则。我国银行业尚未加入这样的国际公约。至今。我国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已是“欧亚会议反洗钱项目指导小组”成员,但我国尚未加入全球性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鉴于反跨国洗钱、反资金外逃任务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早日参加国际协作,对我国银行业的声誉及长远利益是十分有利的。当然,光有约定还不够,关键是各家银行“管好自己的孩子(分支机构)”,不贪一时之利,主动抵抗暴利诱惑是最重要的。只有做到这一点,银行才不会成为助长跨国洗钱及资金外逃的“帮凶”,从而遏制资金外逃犯罪活动的升温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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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 [2009-03-28 06:03] 摘; 要:目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研究机构、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也纷纷对此发表看法。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那么,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是否适合当前的形势?如何从盯住汇率转向更为合适的汇率制度?怎样决定适合发展、体制改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从当前对汇率制度选择和世界汇率制度演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解决以上问题的途径。 本文首先对盯住汇率制度进行分析,介绍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影响因素,之后从总体上讨论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因素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最后提出当前汇率制度选择的BBC准则以及可供中国选择的几种汇率制度。一、脱离盯住汇率制度从盯住汇率制度的脱离,既可以转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也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进行调节,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外汇压力”而导致的正常脱离,另一种是由经济状况恶化而导致、经济危机,从而被迫脱离盯住汇率制度。具体而言,从盯住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五种:(1)从任何盯住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2)从硬汇率盯住(hard peg)转向软汇率盯住(soft peg);(3)从固定的盯住汇率转向水平盯住或爬行盯住;(4)从爬行盯住或水平盯住转向爬行带汇率制度;(5)在汇率带制度中扩大浮动带的范围。从盯住汇率制度向不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四种:(1)从软汇率盯住转向硬汇率盯住;(2)从任何汇率带制度转向固定的盯住汇率;(3)从爬行带转向爬行盯住或水平带汇率制度;(4)在汇率带制度中缩小浮动带的范围。对正常脱离而言,伴随着贸易开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易向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这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面临资本流动较大的波动性,因此日益增加的贸易开放程度也相应地增加了该国受到贸易条件(TOT)冲击的风险,而采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缓解或吸收这些冲击,抵御外来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一般是同体系的外汇系统开放和官方的外汇储备有关。银行系统的外债相对其外国资产比重的下降将促使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银行系统外债比例的下降预示着其所受到的汇率风险的减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通过汇率浮动的调节来控制汇率风险的依赖;同样,巨额的官方储备也形成了对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但是,这种正常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现象通常不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在那些长期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发生。对被迫脱离而言,在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前经常会出现如下经济迹象:真实汇率表现的货币升值、出口形势恶化、高通货膨胀率、资本流入逆转、国际储备减少、货币供给膨胀、财政巨额赤字、经常项目赤字、银行体系负债增加、利率迅速上升、TOT恶化等。由此将导致外汇市场形成贬值压力,使得一国被迫放弃盯住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亚国家就是这种被迫脱离的典型。而因升值压力所导致被迫脱离前的经济迹象正好相反:如出现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出口增长的强劲,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经常项目顺差等等。另外,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时间长短也是影响汇率制度转变的显著决定因素。时间越长,越会趋于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时间越长表明这种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对经济影响越有效,所以有继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趋向。但由于市场压力也会随时间增加而增加,将有可能导致危机而被迫脱离。二、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已经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有了广泛的分析与论述,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很难达到共识。当前现有的理论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分析上,讨论侧重在经济规模、开放程度等不易随时间变化的长期经济变量上。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理论有很多。上世纪6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经济规模巨大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从70年代开始,经济冲击的本质与影响力开始被认为是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潜在因素。有些学者认为,TOT剧烈的波动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因为这可以帮助缓解真实的外部冲击。到目前为止,对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有争论;今后,针对日益提高的国际资本流动性,有些学者提出要维持盯住汇率所需的政策要求更迫切、苛刻了。由此产生了“汇率体制中空”的假说(hollowingofthemiddlehypothesis),即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将促使一国的汇率制度向汇率体系的两极——硬汇率盯住(如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和完全自由浮动转变。对汇率制度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假说。汇率制度的选择同一国的经济体制和因素也有关。制度不规范、不稳定将更难维持盯住汇率,但适合采用货币局体制。一些转轨国家、后危机时代国家或历史上经历了高通货膨胀的国家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大多数相关研究所考虑的变量分为以下四类:最优货币区因素、资本开放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和历史与制度因素。介绍如下:最优货币区因素:贸易开放程度、对外贸易的分散化程度、经济规模、人均GNP,TOT波动率、石油出口等;资本开放因素:资本控制、实际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因素:通货膨胀和官方储备;历史与制度因素:1945年以后的独立性、政治局势和转轨经济国家。Juhn和Mauro(2003)利用1999年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大、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较低、高通货膨胀、政治稳定、转轨经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控制程度较低的国家更易采用硬汇率盯住的汇率制度;资本开放和资本控制都不是影响一个国家选择浮动或盯住汇率制度的强有利因素,反而决定了对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资本控制越强的国家更易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三、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间汇率制度”(intermediateregime)在大多数的货币危机中成为主要被鞭挞的目标,危机过后,世界各国的汇率体制出现了“两极化”(bipolarview)的趋势,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都在向更为灵活或更为固定的汇率制度转变,特别是那些同国际金融市场融合更为紧密的国家。但目前众多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是复杂的。所谓“两极化”趋势,即采用硬汇率盯住(包括同另一种货币结为货币联盟和货币局体制)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两种制度已经被广泛认为是唯一的两种适合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融合的汇率制度。具有高资本流动的国家正在或者将要摒弃中间汇率制度而选择其中之一。这种观点认为,盯住汇率制度在资本流动下是不可行的,除非一国采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措施来维持盯住汇率并绝对支持它,而唯一可行的替代政策就是将汇率浮动,促使经济处于连续的市场机制之下。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官方公布汇率制度的统计来看,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两极化趋势似乎得到了证实:IMF成员国中采取官方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已经减少了一半,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增加了一倍。而且,由于许多国家都开始采取货币局制度、加入货币联盟或美元化,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中实行硬汇率盯住的国家的比重在过去10年中也增加了。但是,一个国家实际所执行的汇率制度可能不同于其官方所公布的。在过去的10年中,一些宣称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际上意图通过政府干预以稳定汇率。 鉴于这种官方公布与实际不符合的情况,从1999年1月开始,IMF依据实际的汇率政策,开始执行一种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新的系统区分了各种盯住汇率制度以反映各国货币当局在汇率上的自主性和责任权限。主要包括以下八种:(1)美元化和货币联盟制度; (2)货币局制度;(3)传统的固定汇率制度(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4)水平盯住汇率带制度;(5)爬行盯住汇率制度;(6)爬行汇率带制度;(7)未事先安排的有的浮动汇率制度;(8)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在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下重新分析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到,“两极化”趋势并没有真正出现。各个国家实际上更趋向于选择更为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并由此新产生出一些更易被接受的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而中间汇率制度也重新成为学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对象。四、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某一种中间汇率制度,因为这种选择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通常情况下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但又保留了在极端情况下(出现基本失衡时)干预汇率的权利。有些学者为了弥补中间汇率制度在日益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下存在的本质缺陷(例如,WiUiamson,1965)就开始设计新的中间汇率体制,这样既能体现足够的汇率灵活性以避免产生经济失衡,又能保证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不为提供投机机会。以上种种考虑使得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爬行盯住和宽带浮动汇率制度,随后又出现了爬行带汇率制度,Dombusch和Park(1999)将其命名为“BBC”准则(basket,bandandcrawl)。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一般而言,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更愿意采用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由此可以稳定有效汇率而不是仅仅针对单一货币的汇率。这样可以使国家免受贸易竞争力、产出以及由于其它货币汇率反复无常的变动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偏差所造成的冲击。一般所选取的货币为美元、欧元和日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适合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在对智利、哥伦比亚和以色列的汇率制度研究中(Williamson, 1996),智利和以色列都选择了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而哥伦比亚选择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是由其贸易模式的不同所决定的。因为哥伦比亚的贸易是由美国和其它盯住美元的国家所主导,而智利和以色列是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宽带浮动汇率制度:设定汇率在中心平价上下10%甚至15%的带状范围内自由浮动。选择宽带浮动汇率制度可以实现以下四个目的:一是宽带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可以确保政府在无法精确估计均衡汇率时不至于陷入只能维持不均衡汇率的境地;二是允许中心平价可调节,使其可以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而不必采用不连续的人为汇率调节造成市场不稳定;三是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当一国面临同世界经济周期不协调时可以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四是帮助一国应对暂时突然出现的大量资本流入,只要设定的宽带具有可信性,即使是一定程度上的可信性,对汇率的预期也将发生逆转,投机者就会对本币资产和外币资产的收益进行调整。而且,对贸易品产业的者在进行时,一般趋向于看重汇率的平价而不是其市场水平,所以,所设定的对平价的浮动偏差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投资决策。爬行汇率制度:经常被用来调节通货膨胀的偏差,但如果应用太武断,将带来破坏对外竞争力的风险(如俄罗斯的教训)。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调节爬行汇率制度以反映出B—S(布拉萨、萨缪尔森)生产力偏差并顺利完成真实升值,由此可以维持经济均衡。最后,政府还可以在正常的平价上做微小变动以调节经济的真实偏差。相对完全固定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言,中间汇率制度可以控制经济失衡,这是两种极端的汇率体制所不能做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完全固定汇率制度在高通货膨胀时将导致本币高估,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货币汇率脱离了经济基本因素而通常会导致更明显的经济失衡,比如1981年的英国先令、1985年的美元、1995年的日元和现在的欧元。在经济失衡将导致严重后果的形势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均衡汇率平价维持在一个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的水平是汇率体制选择上的重要一环,而中间汇率制度正是可以实现该目标的最合理选择。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转变的经验和教训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提出了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任何新的汇率制度的实行必须事先实行有效的政策措施以避免为将来损害汇率制度可信度负责任;二是有必要在公开汇率制度的选择结果以充分获取中间汇率制度的好处之前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建立该汇率制度的可信度。究竟怎样的中间汇率制度能够提供一种机制最终将汇率预期稳定下来,同时又可以避免金融脆弱性可能导致的?在BBC准则所提到的三种汇率制度中,汇率带制度下的有效汇率可以使得经济免受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反复无常波动产生的影响,而盯住一篮子货币和爬行汇率制度却没有这种作用。所以,更为合适的中间汇率制度的调整是在汇率带制度中对汇率浮动带边缘的调整,有以下三种可行的方法:参考汇率、软汇率带和监测汇率带。参考汇率(referencerateproposal):Ethier和Bloomfield(1975)提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政府应当承诺不推动其汇率偏离一个协议的均衡汇率水平。该均衡汇率水平被称为参考汇率,同Williamson(1985)提出的“基础均衡汇率”很相似。在这种汇率制度下,政府没有义务维持参考汇率,只需要不进行干预或采取其它政策影响汇率。参考汇率使得政府不会为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而导致金融危机,它只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约束汇率干预的一种方法,同中间汇率制度并不相同,因为后者需要政府确定出均衡汇率水平并加以公布。软汇率带制度(softbandorsoftmargin):在此制度安排下,政府不承诺绝对维持汇率带的宽度。在强烈投资压力存在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利宣布汇率波动超出汇率带的规定,但同时也警告市场将在可能的情况下随时采取政策措施将汇率波动拉回到汇率带限制的范围内。 Bartolini和Prati(1997,1998)正式提出“软汇率目标区”(softtargetzone)的概念,是对软汇率带制度研究的理论贡献。他们提出,一国政府可以采用将过去和现在的汇率制度的移动平均值或者几何平均值维持在一个设定的波动范围内而不是仅仅维持当前的市场汇率水平。这样,汇率的波动可能在短期会脱离汇率波动带,但维持了在长期处于汇率波动带内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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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税收影响的各层面分析 人民币汇率改革给我国的税收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分析这种不确定性并进而得出应对方法是很复杂的过程,首先要基本了解影响的各个方面,通过分析各个层面的影响途径和后果,我们可以对症下药,维护我国的税收安全。 (一)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1.汇率风险与进出口贸易 进出口贸易受汇率变动影响很大。在我国实行盯住汇率体制下,以美圆结算的大部分进出口贸易基本不受影响,进出口企业对于汇率风险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国汇率基本实现市场化后,汇率更多的表现市场因素。 在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的一般分析中,意味着货币贬值将改善贸易收支,反之货币升值会使贸易陷入恶化的境地。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一些经济体在汇率波动过程中,当货币贬值时却没有达到改善贸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贸易收支转向了相反的预期。在追寻这种冲突原因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汇率传递理论(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对于汇率传递程度,许多经济学家对汇率传递系数进行了实证估计,发现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即汇率变动后进出口价格不同比例的发生变动,汇率传递系数不等于1.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具体在出口环节,我国出口产品主题还在于纺织品,初级加工品和部分电器设备,在大型机电项目,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标志性台阶。外国对于我国的产品需求弹性很小,在价格优势下,人民币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会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升值预期存在的情况下,更有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50年乐观的预测,这种升值力度会继续增加,幅度将会是缓慢的,在这种升值预期的长期存在下,出口环节资金周转会加快,企业会创造更多的利润。 另外在进口方面,我国长期表现为内需严重不足,利率变动对我国储蓄的影响不大,消费品市场长期处于轻度通货紧缩的态势,生产资料市场在未来10年内仍将是供应大于需求的态势,进口环节不会有很大的增长,外贸环节税收会随着进出口企业的贸易增长而增加。 汇率变动并不完全由于市场本身的变化,还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比如国际热钱和游资的干扰。我国目前处于金融改革的关键阶段,关系到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成败。由于我国金融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历史包袱,积聚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人民币市场化改革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这对我国的税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2.外汇汇兑损益风险对经济体的影响 外汇汇兑损益也是影响进出口企业和有外汇交易的企业的风险。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企业保有的自主性外汇很少,进出口企业要完成进出口交易,需要经过结汇和售汇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都存在着本币和外币的相互兑换,在汇率市场化变动的情况下,兑换中会发生汇兑损益,这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风险,同时对我国的税收造成风险。在我国近期推出远期交易后,企业可以通过掉期交易等远期交易规避这部分风险。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在资本项下逐步实现完全可兑换,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一国不可能同时达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的目标,只能同时达到其中的两个。在我国的未来的汇率制度选择中,偏向于弹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必然要求我国的资本项目下资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动的,而事实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国际资本的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资本自由流动与我国金融风险 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是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资本自由流动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比如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炒作和游资的蓄意冲击。 自改革开放以后,涌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一直呈现增长势头。“中国在利用国际资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结构和期限,资本流入绝大部分采用国外自接投资的形式,外债增长适度,而证券投资相对少。” 国外直接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投入我国房地产行业,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再加上我国长久以来积聚的金融风险,如果被蓄意利用,将危害到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和改革的成败,也将危害到我国税收的安全。 2.国际资本流动变化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资本自由流动将大大提高我国的金融效率,在我国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有限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的。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适合国际资本进入投资的环境将越来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投资价值在未来会好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增长形象将会吸引国际资本的进入,带动我国国内市场的繁荣,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我国税收的增长。 一般说来,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货币危机、泡沫经济和银行业危机等几个方面。但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不一定必然演变为货币危机或银行业危机,这主要取决于各国货币当局的政策以及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对于国际游资和热钱的进入,我们要加强监管,采取部分限制性措施,增强风险预警,维护我国经济的稳定和税收的安全。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金融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市场,通过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等影响我国的金融风险。 1.人民币汇率改革与我国金融市场风险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话在目前值得思考:弱的银行体系与开放的资本项目相结合是“等着发生事故”。可见人民币汇率改革后,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实行单一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金融市场基本处于封闭的状态,金融市场主要受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渠道不是特别通畅。这也是我国能够抵御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当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完全市场化后,资本市场放开后,我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将融为一体,我国金融市场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金融风险将会有更广泛的传播性与传染性,影响也会是更大的。 2.金融中介机构市场风险与我国税收安全 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主要以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正常经营管理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由于经营管理存在问题,再加上监管落后,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人民币汇率改革后,金融中介机构将会面临更多的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将会面对市场化的利率,汇率风险,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收益,另外随着金融机构逐渐趋向于混业经营,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多的投资风险与经营风险,这将势必影响到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四)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产品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汇率体现的是一国货币对外的价值,物价体现是一国货币对内的价值,因而对于一个开放度有限的国家来说,物价还是主要受国内供求和内部经济因素变化的影响,随着一国开放度的不断加深,外部因素,特别是汇率因素对物价的影响才会逐步加深。 具体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影响的研究, Lu. M and Z Zhang (2003)采用VARs(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了人民币汇率贬值将给国内物价带来通货膨胀效果的结论。另外J. Scheibe and D. Vines(2005)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以贸易额为权重的名义有效汇率变动是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名义有效汇率贬值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国内物价上升个百分点。“ 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国内物价变动将导致我国产品市场价格和企业格局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五)人民币汇率改革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宏观政策方面,我们所考虑的不仅是国内市场的均衡,更综合考虑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均衡政策选择考虑内外两个市场的相互协调。
中国汇率问题研究 摘要: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事关我国进出口形势、国内优势产业的生死存亡等,中国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国际法要求的范围内对待人民币升值问题。目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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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三个方面的主题,就是人民币在近年来发生了多少变化。二是中国国际收支平衡出现了哪些变化。三是关于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国际收支的关系。 最后是我的一点看法。用几张
摘 要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进行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次改革改变
2017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论文篇二 《浅谈国内外经济协调与企业决策》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转折时期。从时代背景看,处于“工业化和